文学“小庙”中的人性为什么是“希腊”的？——沈从文“灵肉谐调”的人性观试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谐调论文,希腊论文,人性论文,性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从文曾强调其创作思想尽在四篇题记①，1936年1月1日刊登在《国闻周报》上的《习作选集代序》即其中之一，文中有一段话，不仅为大家熟知，更在关于沈从文的各种研究论著中被频繁引述，成为沈从文名片式的语段——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② 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尚鲜有人追根溯源探求这段话的奥妙与深意，而对沈从文所谓“人性”的解读也较多倾向于文本分析，并未揭示其背景和来源。笔者如今做一尝试，依据沈从文相关文论和文学作品，并关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氛围，来详加辨析沈从文供奉于其所筑“希腊小庙”中的“人性”——倘若他所供奉的“人性”当真是“希腊”的，则其来源途径便不能不是“五四”新思潮，因而当代论者所谓沈从文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其文化思想与“五四”启蒙主义相悖反等等判断，恐怕就值得怀疑了。 沈从文其实是在“五四”运动余波的推动下到的北京，然后开始了“从文”的人生，但他似乎有着比许多同时代人还要深重的“五四”情结，直到1948年他还数次肯定“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和社会推动力，且认为“时代如尚有五四文运理想，可从一个较广泛原则上为‘民主’与‘自由’而工作”③。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批判，关于“人生观重造”、“民族重造”的启蒙主义理想，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思路也都是一致的。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其批判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尖锐、老辣，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实际上，沈从文的激烈尖刻态度与下笔的老辣并不逊于鲁迅—— 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攒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④(1932年) 一个民族已经那么敞旧了，按照过去的历史而言，则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两件事莫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号称黄帝冢嗣的我们，承受的既是个懒惰文化，加上三千年作臣仆的世故，思想皆浮在小小人事表面上爬行，生活皆无热无光，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⑤(1934年) 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种种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⑥(1934年) 中国是个三千年来的帝国，历来是一人在上，万民匍匐。历史负荷太久，每个国民血液中自然都潜伏一种奴隶因子。沿例照样成为国民共通的德性，因为禀赋这种德性方能生存。老子向吾人讴歌这种德性，孔子为帝王训练这种德性……一篇历史陈账，革来革去，死的烂了，活的变了，一切似乎都不同了。可是潜伏到这个老大民族血里的余毒，却实在无法去尽。⑦(1936年) 佛释逃避，老庄否定，儒者戆愚而自信，独想承之以肩，引为己任，虽若勇气十足，而对人生，惟繁文缛礼，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组织上……毛病无不出在被三个老老所安排愚弄，终于统治解体。⑧(1945年) 沈从文不仅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奴隶性和惰性，还批判了其中否定现世和逃避现实的成分。他认为积弊太多的中国文化造成了世故、懒惰的民族性格，导致了国人生命力的衰弱，并断定中国帝王统治的结束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化弊病。这些批判与论断具有明显的“五四”特征，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思路也十分吻合。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沈从文似乎比许多现代作家都要彻底，他不主张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向中国传统文学学习，反对去学习两千多年“从史传以来，涉及人事人性的叙述”传统，认为“那么承受传统毫无意义可言”，转而主张从中国一般艺术品的传统中学习处理材料和人性的方法⑨(1942年)。沈从文的主张一方面固然是基于艺术上出新的考虑，而且沈从文的确蹊径另辟；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选择背后所联系的基本上还是批判所谓“旧文化、旧道德”的“五四”整体思路。这种表述虽然不及鲁迅翻开旧书满眼都是“吃人”的说法来得刺激、深刻，但是二者一脉相承，立场一致。 沈从文对中国民族性格和人生观的大火力批判，主要集中在懦弱、虚伪、做作、淡漠、世故、懒惰、“阉寺性”等方面，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勇敢、强悍、诚实、自然、热情、健康的性格与人生观，其中虽然也包含着对都市文明和社会现实的思考，但更多的还是基于对国民性格与人生观的深度失望。关于中国人，沈从文《元旦日致〈文艺〉读者》(1934年)一文，与周作人的《新希腊与中国》(1921年)意见非常相像。二人皆说到中国人的萎靡无力，这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由所谓腐朽沉重的“旧文化”造就的国人性格与灵魂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引来作为相反例证的是“希腊人”，认为他们具有“热烈的求生的欲望”，“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虽然沈从文在文中没有明确说出自己对“希腊人”的看法，但对周作人之“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应该是认可的，因为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批判着眼点就是否定现世和逃避现实，而他要表现的也正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⑩。至于“求生的意志”，可以说是周作人理解希腊人的关键词，而这种自然人性论与沈从文的生命主义(“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11))、“人生观重造”的期望正相契合。而且，沈从文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1940年)一文中，论说周作人的文章虽然平淡朴素但“思想并不萎靡”时，举例用的就是这篇《新希腊与中国》，引的长段文字也正是周作人论说希腊人具有“热烈的求生欲望”而中国人“实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的部分。这样看来，沈从文对中国民族性格的不满与批评，对热烈追求美和现世健全生活的希腊民族性格的认同，与周作人都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比较集中，仅《荷马史诗》就有傅东华、高歌、谢六逸、徐迟等人的多个译本，而希腊戏剧的翻译者也有罗念生、叶君健、陈国桦等几人。据黄见德所著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三十年代我国对希腊哲学的研究被作为对现代思想的探源而提出，至四十年代热度不减，这与二十年代在文化界就开始盛行的“二希”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又正好构成一种互动。此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受西方神话学影响而兴起的中国神话学研究，二十世纪初开始，二三十年代得到扎实发展，其中就伴随着对希腊神话的大量译介与研究，且希腊神话常常被拿来作为中国神话的比照对象。沈从文的创作鼎盛期在三十年代，这种整体的时代文化氛围应该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并且，三十年代前后沈从文身边有一些熟人或朋友正在从事具体的希腊文学研究或译介工作，不免对沈从文形成近身的希腊知识场域。其中，罗念生，沈从文的好友，乃希腊戏剧的重要译者；袁昌英，沈从文武汉大学时期的同事，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讲授希腊悲剧和神话(1930年沈从文曾在武汉大学任教过一个学期，与袁昌英、杨端六夫妇相熟，他在1946年发表的《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一文中专门称颂袁是当时治希腊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周作人，沈从文尤为倾服之人，推崇希腊精神，译介古希腊文学也较多，影响沈从文可谓大矣。此外，“五四”期间尼采在知识分子中备受推崇，沈从文对这位哲学家不仅熟稔，情感上也较亲近。(12)而尼采，众所周知，乃“希腊思想”宣传家和膜拜者，他认为希腊文化是最高类型的文化，希腊人是迄今为止发展得最为完善的人的类型。如此一来，“希腊”自然就成为正处于文学创作盛期的沈从文浸润其中的文化氛围。 至于沈从文本人的希腊知识，事实上，在阅读《沈从文全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对古希腊的熟稔与热衷到了使人吃惊的地步，甚至可以用“希腊情结”来说明，或者用周作人所谓“爱希腊者(Philellēnes)”，其原话为“……我们不想说什么人心不古的话，但总之民族能力之不齐是的确的，这大约未必单是爱希腊者(Philellēnes)的私言吧”(13)。但是，这些知识的运用却常常是潜伏和分散的，除了《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有明显的希腊元素之外，沈从文并没有集中或强烈地表达过自己对古希腊的认同与膜拜，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对其“人性观”的文化指向有所忽略和误解的原因。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雪林对沈从文有“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坡罗倭娜斯一样”(14)的印象评价，却只说这是对西洋文化的崇拜，并没有具体指出其更深层的希腊精神崇拜，原因概亦如是。 笔者发现，沈从文对《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十分熟悉，以至于他经常在作品中不经意地提到。这种好似不自觉的意识流露，反映出沈从文内心深处的希腊情愫，以及他对古希腊文明很高的肯认度。《龙朱》(1929年)，一篇看上去专门颂歌边地少数民族人性的小说，开头却是这样，“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15)说及完美男子龙朱到了正当年龄却没有恋人，也是无人敢恋时，作者又有这样的“怨语”，“妇女们，在爱情选择中遗弃了这样完全人物，是委娜丝神不许可的一件事，是爱的耻辱，是民族灭亡的先兆。……总之这民族无用，近于中国汉人，也很明显了。”(16)希腊罗马神话中显赫的日神阿波罗和著名的爱神“委娜丝”(鉴于希腊罗马神话之间的亲缘关系，这里暂不作更细的文化区分)的陡然出现，多少令人有点意外。而一句“这民族无用，近于中国汉人”，则透露了沈从文隐伏的心理，即对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虚伪庸懦”的汉民族取一种否弃态度，转而选择边地少数民族作为国人“人性”之希望。我们且不管沈从文的人物塑造有多少理想化的成分，比较显然的一点是，在他看来，边地少数民族健康、优美、“热情、勇敢、诚实”的特点与古希腊民族颇为相似，所以他才会如此熟络地将希腊神话的元素纳入自己纯中国地面的小说。《传奇不奇》(1947年)，也是一篇叙述纯中国乡村地面乡民故事的小说，作品中却突然冒出这样的话，“好些情形都和荷马史诗上所叙战事方法相差不多，今古不同处即在这种情形下，纵再有个聪明人想得出用大木马装载武士，也无法接近洞口，趁隙入洞”(17)，令人颇感突兀。而且，作者对于充满蛮性和残酷杀戮的故事却带着一种饱满的叙述热情，原因大概就像小说结尾所言，“我还不曾看过什么‘传奇’比我这一阵子亲身参加的更荒谬更离奇。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18)“本性”，凡是本能所推动的事情都会因其中生命力的洋溢而为沈从文赞叹，而这恐怕也是他高度认同希腊神话的一种表现。沈从文在其《从文自传》(1934年)中叙述过“一个大王”，口气充满景仰，“这是一个土匪，一个大王，一个真真实实的男子。这人自己用两只手毙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却曾经有过十七位压寨夫人”(19)，“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20)。这样崇尚本能的人性观与一般现代人性观颇多歧异，而剥去沈从文不那么待见的“罪恶”字眼，这位“大王”与《荷马史诗》中那些为荣誉和财富而烧杀抢掠的战争英雄何其相像，且沈从文关注和激赏的也正是所谓“行为背后隐伏的生命意识”、“坚实强悍的灵魂”。《〈群鸦集〉附记》(1931)中，沈从文在评说诗人同平常人“或不会悬隔多少”，应该“平淡朴素”时，用来比拟的就是——“古希腊对神的爱憎，解释与人还没有什么不同”(21)，可见他对“神性不过是人性”的希腊神话和希腊民族精神的理解与认同。 沈从文对希腊哲学也较为熟悉。1935年，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罗伯斯比尔若学得苏格拉底一分透澈，很显然的，法国史就得另外重写了。”(22)可见，相比激烈的社会革命，他更推重理性和智慧的希腊哲学精神。小说《自杀》(1935年)中他则问道，“然而童养媳偷偷的在土炕边吞烟，与苏格拉底人在狱中喝那一杯毒药，前者的死与后者的死，真正有什么不同处？”(23)这一对比更加透露出沈从文对苏格拉底以及对希腊文明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1948年)，文章谈到理想的北平保护与治理方式，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谈城邦治理有几分相似，其中，对音乐、美术、哲学等对人之化育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一再申倡，正与极为“重美”的希腊精神相通。小说《凤子》(第1—9章，1932年)借镇筸地方一个古堡“总爷”的口议论到诗人，“我不大明白诗也不大尊敬诗人……一个好诗人像一个神的舌人，他能用贫乏的文字，翻出宇宙一角一点的光辉。但他工作常常遭遇失败，甚至于常常玷污到他所尊敬的不能稍稍凝固的生命……”(24)“神的舌人”一说，乃典型的柏拉图诗歌观，柏拉图即认为诗人并非凭借技艺而是依靠灵感创作，认为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虽然这样的议论放在镇筸古堡“总爷”的口里实在出离乡土气氛，却再次证明了融于沈从文意识中的希腊印迹。再有，沈从文曾用晚期希腊哲学中斯多噶派的思想来比照国人人生观，“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25)(1938年) 对希腊历史和政治，沈从文在其作品中也零星显示了他的关注。小说《若墨医生》(1932年)写道，“古希腊人的大战，纪元前中国的兵车战，为耸动观听起见，历史上载了许多侥幸成功的记录。”(26)小说《扇陀》(1933年)则有这样的情节，“就按照国法，召集全国公民代表会议，聚集全国公民代表，讨论波罗蒂长一国，应付这次空前天灾种种方策。”(27)颇有希腊公民大会的意思，虽然典型的希腊公民大会，其民主在于有公民权的全体公民对城邦事务的参与，但所述情形还是有几分相似，至少与《荷马史诗》中由国王或者权力较大之人召开的民众大会相似，而这种民众大会可谓后来之希腊公民大会的雏形。 周作人曾先后译介过多篇希腊拟曲，即“摹拟剧”，沈从文则在系列散文《湘西》之《泸溪·浦市·箱子岩》(1941年)中，评论当地的酬神戏，“戏多就本地风光取材，诙谐与讽刺，多健康而快乐，有希腊《拟曲》趣味。”(28)见出沈从文对这一希腊文学体裁的熟悉与喜爱。而沈从文早期的剧作，如《赌徒》(1925年)、《卖糖复卖蔗》(1925年)等，也带有这种诙谐、健康而快乐的“拟曲趣味”，他自己的命名即是“拟曲之二”、“拟曲之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接受金介甫的访谈，回答有没有受翻译且爱好希腊文学的周作人的影响时，曾说过自己对“希腊戏剧”的喜欢(29)。 对于最能彰显希腊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希腊雕刻，沈从文则表现出高度的热衷。小说《八骏图》(1935年)中，“达士先生房中墙壁上挂了个希腊爱神照像片”(30)，且说到是希腊雕刻的照片。散文《看虹录》(1941年)中，描写女人身体如珍贵华丽的雕刻，“式样完整处，如一古代希腊精美艺术的仿制品。”(31)散文《友情》记述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去世时的情形，“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32) 沈从文著作中的“希腊印迹”，大致能够见出他对于古希腊戏剧、神话、雕刻、哲学、政治、历史等程度不一的熟知和喜爱，以及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等对他或显或隐的影响，而他也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希腊者(Philellēnes)”。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二希”观念，即希腊主义(Hellenism)和希伯来主义(Hebraism)，在中国文化界盛行，周作人、田汉、沈雁冰等人对之皆有相关译介与分析。而随着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及其“灵肉合一”的人性观译介到中国，亦给新文学界带来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外国作家的译介活动中，亦多有与“希腊精神”大有关联的作家，如沈泽民介绍王尔德(《王尔德评传》)，徐志摩介绍丹农雪乌(即邓南遮，G.D' Annunio，《丹农雪乌的小说》《丹农雪乌的戏剧》等)，都将这些唯美——颓废主义作家的思想追溯到对古希腊精神的景仰，而经由周作人介绍对中国新文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对古希腊精神亦是推崇有加。 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1918年)一书中，除了说明“希腊思想”最核心的两点是“美之宗教”和“现世思想”以外，还认为“希腊思想”之所以能够发达兴盛，在于希腊民族“具中和之性(Sophrosyne)，以放逸(Hybris)为大戒”，“诚为世界最有节制之民族也”(33)，解释了虽然“以体为重”却又能达至灵肉和谐的希腊人生形式其原因之所在。在《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年)中，周作人说“二希思想”是一物的两面，区别只是“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34)厨川白村和他的《文艺思潮论》(1924年)在二三十年代影响显著，他在书中提出，“希腊思潮多肉欲的分子，基督思潮则贵禁欲生活之美”(35)，但“希腊所抱的物质论的思想……就是灵肉合一观”(36)，“希腊人的感情虽无论怎样热烈，但是总不失其冷静的理智。他们是在情热的奔放中而不忘抑制理智的冷静的民族”(37)，且在书末断言二十世纪是希腊思潮日渐兴盛的世纪。二人关于“希腊主义(思想)”的观点大体一致，即古希腊人爱美，重现世，重肉欲，但因为民族性中有“冷静”与“节制”的成分，所以才得以形成人类发展史上足可称颂的“灵肉谐调”的理想人生形式。 在《人的文学》(1918年)中，周作人即提出人性由“兽性与神性”组成，“灵肉一致”的生活才是人类正当的生活(38)。而沈从文对“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灵肉一致”的人生观是十分认可的。 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字德性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39)(1935年) 一个伟大的人，必须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40)(1935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1)(1936年) 如果说这几处表达还只是对人性“谐调”状态的强调，那么接下来的几处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关于人性内涵的理解。并且，其“生物原则”和“抽象原则(观念)”的说法，与周作人之“兽性与神性”如出一辙。 人要抽象观念稳定生命，恐得在三十岁以后，已由人事方面证实一部分生命意义后。……自然先要每一个人如一般生物，尽种族义务，尽过这种义务后，若照一般生物原则，即将死去。……人似乎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生物，因此活到某一时，即不免感觉生存的空虚和厌倦。(42)(1940年) 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来说，不过是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脱不了受自然限制。……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兽性与神性的两方面……(43)(1940年) 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44)(1940年) 这些人既少对国家明日的幻想，又少爱重真理的勇气，更少对崇高优美的抽象原则认识追究的兴趣。(45)(1942年) 以上引述足可见出沈从文对“灵肉合一”的希腊人性观的认同，但似乎也显示出其转变的趋向，即从三十年代后期对“灵肉一致”人生观的强调到四十年代对“神性”/“灵”的重视。不过，他在《学习写作》(1942年)中的表述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更定这一印象。沈从文提出创作新的经典，“能使他人生命‘深’一点，也可能使他人生存‘强’一点，引起他的烦乱，不安于‘当前’，对‘未来’有所倾心，引带此一时或彼一时读者体会到生命更庄严的意义，即‘神在生命本体中’。两千年来经典的形式，多用格言来表现抽象原则。这些经典或已失去了意义，或已不合运用。明日的新的经典，既为人而预备，很可能是用‘人事’来作说明的。……一切奇迹都出于神，这由于我们过去的无知，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人的意志。”(46)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因过于注重“抽象原则”已变得无意义或不合时宜，这也正是他批判旧文化的一贯思路，他且随后提出“神在生命本体中”、“新的奇迹出于人”这样具有希腊主义色彩的说法，为的是矫正中国传统文化过度重视“抽象原则”所带给人的压抑。沈从文在这里标榜对“人事”的认识和书写，而这一时期沈从文使用的“人事”一词较多指的是男女爱欲，如他答复一个青年的苦闷时说到性压抑问题，以为“恋爱”才是青年所迫切需要的具体“真理”，并推荐相关心理书籍给对方，“因为这些书讨论到的是‘人’，是为你年龄生活所不明白却亟于想要明白的种种人事问题”(47)，所以，所谓“神在生命本体中”，虽有泛神论意味，但更强调了爱欲作为一种生命本能的自然释放。《水云》(1943年)中，沈从文谈及一位美丽女性时说，“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48)，可谓前之“神在生命本体中”更加具体化的表述，和柏拉图的观点有些相似——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即“以体美为精神美之发现”(49)，但是，就沈从文的前后文表达来看，所谓“肉体上认识神”更具有“肉即是灵”的意思。所以，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其实并未趋向严格的“神性”/“灵”的追求，而是更加强调从“肉”来理解和追求“灵”，甚至以“肉即是灵”来代替对“灵”的追求。 沈从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都过于压抑人性，遏制人的生命力，前面关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已有较多说明，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也有涉及，这里再举两处沈从文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现代的制度是单在把人类头脑挤瘪，那里还有放荡机会，许多人是已把头脑挤瘪，作起事来反而有条有理的。这结果是天真不得，伟大不得，独异不得。(50)(1929年) 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51)(1939年-1940年) 看沈从文对“放荡”、“天真”、“人性”、“自然”等字眼的强调即可明白，他对现代社会、都市文明进行激烈的批判，落脚点却仍是推重自然本能、主张爱欲解放的生命主义思想。也因此，虽然沈从文一直喜欢和称赞《圣经》，在作品中不乏提及，但他始终没有趋向严格的道德内涵为主的希伯来精神，他所喜欢的只是《圣经》的文学性，以及讲男女爱恋的“雅歌”部分。而他更青睐的则是希腊精神，一种偏于“肉”的、“现世”的，而又能达至“灵肉谐调”境界的希腊人生形式，并把这种人生形式视为文学经典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和自己的写作宗旨。 回顾本文伊始所引沈从文关于“希腊小庙”的名段，则“希腊小庙”中所供奉“人性”的内涵和文化指向也就比较鲜明了。而沈从文对虽缺乏智识但生命力雄强、蓬勃、无拘束的边地乡民所进行的歌赞，也就合乎其情其理了。正如1934年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中所言，他的理想“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2)。这正是作为“人性的治疗者”(53)(1935年)的沈从文给当时国人所开出的疗治方案，但其“野蛮人”却是有着“希腊精神”内涵的“野蛮人”。实际上，沈从文的希腊式人性观还有着丰富的心理学背景，关于他受到弗洛伊德、厨川白村、蔼里斯等人的影响，已为大家公认，吴立昌、金介甫、解志熙等学者都有相关考释，王亚蓉编辑的《沈从文晚年口述》一书中亦有涉及。所以，像蔼里斯“生活的艺术”、“禁欲和纵欲的调和”，像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本能学说等对沈从文都不免会产生影响，从而构成了其人性观的心理学支撑。 颇有意味的是，沈从文在其参与编写的《中国小说史》(1930年)中，独独推举猪八戒作为最具“人性”的代表人物，认为“全书脚色之一猪八戒，是已被作者把最人性的一点写着，给了他一个完全的人格”(54)。猪八戒作为中国人十分熟悉和喜爱的艺术形象，其传世原因和其不加掩饰的“食色”本性有很大关系，这种本性的自然流露使他在漫长的小说史中也显得特别生动和近人情。但是，若把这样的人物作为中国小说史中最具“人性”和拥有“完全人格”的一个，则所用判断标准就不免粗陋了。 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55)曾从反面立论，批评了沈从文的人性观，可以作为反思的参考，只是未免走向了另一极端，抹杀了沈从文“人性的治疗者”、“人的重造”的初衷，和对传统文化、都市文明弊病的思考。沈从文的人性书写作为正本是有问题的，但是作为对现代人性的一种补救，在当时未尝不是一种探索。柏拉图之外，许多希腊哲学家倾向于将灵魂作为肉体的一部分，作为主体的希腊艺术和希腊生活，也表现出“灵肉谐调”的人性内涵，但古希腊人在本能得以自然抒发的同时，普遍注重“智性”和“德性”的发展。就希腊人四种传统的主德来看，智慧、正义、勇敢、节制，智慧(包括实践智慧)往往是被放在首位的。沈从文笔下的许多人物虽然不缺乏聪明和机敏，但与古希腊人的“智性”追求却相差很远。就像沈从文也针对社会普遍的伪诈而提倡传统诚实、纯朴的农民性格，但如此“德性”未免简单，与希腊人丰富而严格的作为灵魂内容的德性追求并非同一回事(古希腊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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