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道教的优良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良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教及优良传统形成的“历史”
道教思想来源杂而多端，渊源流长。主要有中国古代的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谶纬之学和黄老思想。它的产生正值东汉顺帝和灵帝时期（125—189年）。早期道教有两支， 一支是在东汉顺帝（125—144年）时，张陵在今四川鹤鸣山创立的五斗米道，亦称鬼道。 五斗米道曾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达三十年，建安二十年（215） 张鲁降于曹操，遂使五斗米道分散流布于全国各地。因张鲁称其祖父张陵为天师，其父张衡为嗣师，自己为系师，故有人把五斗米道，亦称之为“三张之法”或“天师道”。
五斗米道奉老子（俗姓李，名耳，亦称老聃）为教主，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以《老子五千文》亦称《道德经》为经典。另一支是在汉灵帝（167—189年）时，奉事黄老道的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亦称“黄老道”。太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经典。曾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 发动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
可见，道教自东汉中叶产生发展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道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儒学以及“进口”的外来宗教，尤其是佛教既相互排斥、纷争、渗透，又相互融合。致使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干，以佛道教为其两个分支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科学地把道教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加以总结，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道教的优良传统的形成，走过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经历了复杂而又痛苦的事变。即由自发宗教演变为人为宗教。早期道教因发动并领导了黄巾大起义，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情的镇压。此后，经过东晋道士葛洪，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南朝刘宋庐山道义陆修静，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等人的改造，遂使道教正式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如唐朝皇帝，因其出自陇西李氏，便自认为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道教美化皇权，支持政权，受到唐朝皇帝李渊、李世民的扶植。 唐武德八年（625）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崇道教。宋朝时，宋真宗，仁宗， 徽宗皆崇奉道教。尤其是徽宗，他自诩是“昊天上帝元子，为神霄帝君”。恭受道士以上帝的名义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注：范桥主编：《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第174页。）宋徽宗成了天神、人君、 教主的三合一皇帝。对道教、教士优宠有加。自唐宋以降，道教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了衰落。
西方列强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实质也是道教冷静思考爱教与爱国之间的关系，逐渐萌发爱国意识的过程。这一时期，阻碍道教优良传统的形成，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从主观上看，道教过于依附于封建政权使之成为政权扶植下的官方宗教。它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加深脱离民众的过程。它把狭隘的忠君，视为爱国的全部内容的同时，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教置于了危险的境地。从客观上看，剥削阶级利用道教，使其成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剥削阶级只允许道教为其服务的一面得以存在和发展，对其不利的一面予以限制，打击和制裁。致使道教客观存在的优良传统，只能在无声中悄然存在，在沉默中得以在民间自发流传。
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为道教优良传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机遇。
其主要标志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包括道教信徒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苦难历史，从此站起来了，做了国家的主人。道教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教内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废除了不合时俗的陈规陋习，已由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宗教，变为全体信教群众所从事的宗教事业。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广大教徒由衷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自觉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关心时事政治，其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爱教与爱国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他们越发感到自己应尽的双重义务都是很光荣的。即作为公民，应对国家尽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教徒，对道教尽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对个人来说，只有国家兴旺发达，才有个人的光明前途，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安定美好。如其不然，国家衰弱残败，别说个人不会有什么发展和作为，就连自身的生活也很难得到保障。对一种宗教来说，只有国家强盛兴旺，才有宗教事业的稳步发展。否则，国家动荡衰败，宗教事业也难以为继。所以，国家的命运与宗教事业，教徒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尽管思想没有国界，但作为教徒必须有其自己的祖国。爱教必须爱国，这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爱国爱教相统一，与“国”与“教”两利。爱国与爱教并不矛盾。世界上既没有脱离时空而存在的信仰，也没有不含一定思想倾向的宗教。每一位宗教信徒，不论他信奉哪一种宗教或教派，他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所属国家和地域。无论他如何声称超然世外，他都无法失去与现实社会的有机联系和影响。
第二，道教本身能够主动与社会主义相协调。中共中央19号文件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道教也是如此。在消除了“因为宗教信任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注：《宗教》1994年第2期，第19页。）的今天，道教在“改造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注：《宗教》1994年第2期，第45页。 ）方面，认识明确，行动积极。道教界知名人士积极参加国家民主管理，有许多人成为全国或省市地方人大、政协代表。在他们的领导、带动影响下，广大道教信徒心情舒畅地走上了爱国爱教的正确道路。
中国道教的优良传统
中国道教优良传统，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即爱国爱教、自食其力、惠施人群、重视科学、强身健体。而这五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均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1.爱国爱教
道教的爱国传统，在近现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军事侵华，便煞费苦心地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胡说什么“亲邦日本，为扬东方道义，不惜挥戈流血，而老庄之书，为东方道义圣典”。借口“使老庄真义发扬光大，普遍东西”。（注：《宗教》1995年3—4期第16页。）企图通过控制中国道教领导权，来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41年在沦陷区成立了“华北道教总会”，由东京道教“大学院”指导，在天津等地设立分会。在它的授意怂恿下，上海等地一些道教徒举行了“追悼中日阵亡将士”，“追悼汪精卫”等反动活动。1944年沈阳太清宫还举行了以“圣战必胜祈愿”为内容的道场。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道教信徒，实行灭绝人性的打击。从而，激起包括道教在内的各宗教，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些道教徒面临日本侵略者妄图灭教，进而灭国的狂妄野心和野蛮兽行，自然而然地把爱教与爱国统一起来。他们抱着“出家不出国”（注：《宗教》1995年3—4期，第18页。）的精神奋起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行列之中，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份子。他们有的人亲自为新四军带路，刺探情报，传递消息；有的从事看护伤员；有的教徒直接参加了抗日武装，血洒疆场。社会主义时期，道教走上爱国爱教相统一的道路，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
2.自食其力
我国宗教本来就有自力更生方面的教义和传统。尤其是道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而产生的。最初信教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们最清楚摆脱剥削和自食其力的重大意义。道教主张“人人应劳作，自食其筋”，（注：《宗教》1994年第2期， 第18页。）反对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道教形成之后，出家道士就一直坚持了生产劳动和修持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自身的劳动来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所需。他们善于开动脑筋，谋求生财之道；借助自然优势，开辟生活资料之源。如开垦荒田，植树造林，开办旅游，收取门票，接受施舍，出售宗教工艺品等。社会主义时期，广大道教信徒遵从教义，投身经济活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惠施人群
道教在吸收儒学和佛教影响下，尤重视伦理道德。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忠、孝、善、恶。全真道讲“孝谨存一”，大道教讲“苦行危节”，净明教讲“忠于君”，“孝于亲”，“正心诚意”，“扶持纲常”。萨真君西河派讲“遏恶扬善”。（注：范桥主编：《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第189页。）道教伦理道德的一大突出特点， 就是用鬼神执掌功过，实行鬼神惩戒。如道教把三国时期刘备手下的猛将关羽拉进神鬼系统，把关羽作为神灵来对世人进行伦理告诫。如《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主张，“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再如，《十戒功过格》规定：学弹唱二十过，看一次传奇五过，藏春宫册子一页十过，赞叹才子佳人与邪盗奸淫之事以炫人心志者二十过。反之不看淫戏一次为一功，在尊长面前忍辱挨骂一次为一功，婚嫁择德而不择貌一次为二十功等等。《太微仙君纯阳吕祖师功过格》规定，为父母扬名五十功。宣扬父母缺点五十过，纵妻不孝父母百过，尊敬年长之亲戚一日一功，恶语对师长尊亲十过等等。根据功过多少来增减或剥夺人的寿命。
此外，《文昌帝君蕉窗十则》还规定了十条规矩：“戒淫行”、“戒恶意”、“戒口过”、“戒旷功”、“戒废学”、“教人伦”、“净心地”、“立人品”、“慎交游”、“广教化”。最终集于一点，那便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注：范桥主编：《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第190页。）实行鬼神惩戒，可谓祸福明白，夭寿清楚，既给人希望，又使人慑服。这是佛教、儒家所无法比拟的。道教徒本着这种精神，做了大量的有益人群利益的好事、受到世人的好评。
4.重视科学
如果说孔子重伦理而兴“仁”学，着眼点是“人”，那么，老子重自然而言“道”，则着眼点是“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讲的就是天人相互适应，人要顺乎自然的道理。道教对自然科学的偏爱，出于两种思想考虑，一是研究自然之“道”，从自然界里争得自由，或许可以找到仙境，仙地，福地；二是取法自然，获得灵丹妙药以延年益寿，羽化登仙。道教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在中国古代医学、化学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就。
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吸收前人已取得的医学成果基础上，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书。其在《仙药》篇中记载了许多矿物药方与动植物药名。他还最早发现了“尸瘵”（即肺结核）有病变36至99种，认为患此种病人死后又传染别人，以至全家灭门。因受“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这种外丹“丹药观”的束缚，误认为“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鋉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注：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齐梁间道士陶弘景精通医药学、炼丹术在药理学方面，论及了许多种外科疾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在药物学上，首创按药物性质分类的方法。陶弘景经过20年的炼丹活动，写成《合丹药诸法式节度》等书，认识到水银的性能“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也”。（注：陶弘景：《本草集注》。）有“药王”之称的唐代道教医药学家孙思邈著医书30余种。在药理、病理等许多医学问题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括饮食疗法“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注：刘国梁著：《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38页。）在内的许多疗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验之谈，对后人影响很大。
以孤刚子、张道陵、葛洪、陶弘景、苏元朗等一大批炼丹家为代表的炼丹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古代化学的发展和进步。
5.强身健体
道教以追求现世成仙为最高理想目标，故注重强身健体。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陶弘景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度”，“多则切伤，少则增益”。“去肥浓，节咸酸”，主张多食用素食和淡食。“饮食即卧，生百病”，“人食毕，当行步踌躇”。反对食后即便坐卧，主张饭后散步。贪食贪色等“体不劳苦”（注：刘国梁著：《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37-38页。 ）均有害身体。孙思邈提出的延年益寿措施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注：《黄帝内经·素问》卷一。）反对“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注：《黄帝内经·素问》卷一。）要求“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久听”；“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悉，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注：《千金药方》卷二十节。）提倡“少思，少念，少争，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注：《摄养枕中方》。）道教还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前的传统气功，用以锻炼身体。大体有呼吸修炼法，静功锻炼呼吸法，导引法（即气功中的动功），五禽戏操作法，四段锦锻炼法，行气布气法等。就道教注意强身健体，注意运动、气功锻炼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今天人们的保健锻炼仍有一定的借鉴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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