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条件下粮食政策实施中的福利经济分析_价格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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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4)-0001-06

一、引言

市场准入、境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是WTO农业谈判的三大核心内容。面对WTO对市场开放的要求,我国粮食产业受到市场准入实行关税化管理,境内支持面临绿色化调整和出口补贴完全取消的国际规则约束[1]。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前提下,如何进行粮食政策战略调整,增强粮食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稳定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成为关系我国农村稳定乃至全国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现阶段涉及粮食产业的主要农业政策包括关税配额制度、粮食补贴政策和生态退耕制度等。这些粮食政策目标不一,各有侧重,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矛盾[2]。比如:在境内支持方面,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粮食直接补贴均来自粮食风险基金,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两者资金投入数量存在潜在竞争性;在进口管制方面,进口粮食一般施行关税配额措施,未来必须逐步降低配额外高关税以及增加配额量,这必将导致国外大量优质低价进口品冲击国内市场,市场开放与保护国内粮食产业存在一定矛盾;此外,农业多功能特性与粮食安全目标也存在一定冲突,如追求粮食安全的粮食补贴政策与生态退耕政策在短期内存在较大矛盾,同时同地实施,会相互抵消政策绩效,浪费财政投入[3]。基于上述问题的提出,目前的粮食政策组应该进行调整优化。国内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单一农业政策的实施绩效或单一政策调整对农产品市场经济影响[4-6],但在实践中常常为多种政策并行,任一政策调整均可能影响其他政策的实施效果。根据以上这些主要粮食政策实施情况,本文拟建立我国粮食部门均衡模型(Grain Sector Equilibium Model,GSEM),并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实证分析,以考量不同粮食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福利经济影响,从而为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粮食政策改革提供理论和实施依据。

二、粮食部门均衡模型的理论架构

(一)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以局部均衡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粮食部门均衡模型GSEM,它是由传统农业部门模型扩展而来的[7-9]。该模型特色为,一是在量化农业政策基础上,估计政策调整对粮食生产、消费、要素投入及社会福利各方面变动影响。二是将关税配额制度引进GSEM模型中,考虑市场开放对粮食部门福利影响。该模型结构为,目标函数为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追求粮食部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社会福利要受到产品市场供需平衡限制,土地资源禀赋刚性约束以及农业补贴总量的AMS限制,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和国际规则的影响。

考虑到关税配额制度对模型结构的影响,假定该国为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对进口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出口没有补贴。在此假定下,国内粮食市场面对三种市场均衡情形[10]:情形一为进口量小于配额量,进口品只征收配额内低关税,国内均衡价格等于国际价格加上配额内低关税率;情形二为进口量等于配额量,进口品只征收配额内低关税,配额外关税太高,致使没有配额外产品进口;情形三为进口量大于配额量,此时国内超额需求增加到愿意负担配额外高关税的程度,国内均衡价格等于国际价格加上配额外高关税率。根据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的进口情况,2002-2006年小麦、玉米和大米进口量总体上处于配额量以内,大豆制品完全放开市场,粮食进口贸易符合情形一,由此可构建下列粮食部门均衡模型GSEM。

(二)构建需求方程和供给方程

1.需求方程估计

食品主要划分为粮食、蔬菜、肉类、水果和油脂类食物等,根据我国居民饮食习惯,其它食品无法替代粮食主食,因此这里合理假定其他食品价格不会影响粮食消费。根据Huang(1996)建立的完整食品需求体系[11],对其进行变形,推导出粮食需求方程[12]:

2.供给方程估计

(1)基本假设。第一,粮食市场是个信息透明的统一流通市场,农户可以依据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来安排最佳生产决策,市场进入或退出是自由的。第二,假定农户生产两类作物——粮食和经济作物,这两类作物在土地分配上具有替代性;为简化模型,农作物生产的物质投入要素仅限于化肥。第三,假定一个短期的农户行为,其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具有可分性,农户生产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利润来自于政府收购或市场销售,以及政府补贴,并且在这个时期内农户在退耕土地上无法获得任何其他生产利润。第四,同一区域粮食交易没有交易成本,区域间交易成本远高于区域间市场价格差异。这意味着在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区域,农户在面对高于市场价格的收购价时,会将粮食卖给国有收购企业,而由于区域间较高的交易成本,如运输费,其它区域农户不会到此区域来卖粮。

(2)政策组量化。属于WTO“黄箱”政策的价格支持政策和收入支持政策对农户行为影响最为直接。此外生态退耕制度对农户影响也非常大。本文主要分析最低收购价制度、直接收入补贴制度、生态退耕制度①对农户行为影响,对这三种粮食政策的量化过程为:①对于最低收购价制度,代表最低收购价制度下每个农民所得到的政府补贴款,即收购价高于市场价的部分乘以农民粮食交售量,考虑粮食自食的机会成本,粮食交售量即为粮食产量。②对于直接收入补贴制度,代表面积补贴制度下每个农民所得到的补贴款,即粮食每亩补贴金额乘以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数量L[,f];代表产量补贴制度下每个农民所得到的补贴款,即粮食每千克补贴金额乘以粮食交售量,考虑粮食自食的机会成本,交售量即为粮食产量代表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补贴制度下每个农民所得到的补贴款,对某个农民而言,它是常数。③对于生态退耕制度,代表退耕政策下每个农民所得到的补贴款,即每亩退耕补贴金额乘以退耕面积。2007年以前的退耕补贴分为粮食实物补贴和现金补贴,按照每千克粮食1.4元的价格,可将实物补贴转化为现金补贴。

(3)构建农户生产行为模型。基于此,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可以由如下最优模型决定:

为按卖给国有收购企业粮食单位数量给付的补贴款;为按农户以往登记的应缴税面积或粮食产量给付的补贴款;为按每一退耕土地面积给付的补贴款。为求解上述利润最大化问题,求上述规划模型一阶导条件(FOC),由此可得如下粮食供给方程:

(三)资料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粮食品种分为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种。根据GSEM模型结构,本文所需资料包括:消费面、生产面、贸易面以及粮食政策实施情况等相关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FAO数据库、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报刊等处。此外,文中对弹性系数的推估也是来源于上述文献数据。

三、政策实施对粮食部门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估计弹性系数

采用FAO数据库1990-2004年四种粮食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可得到我国每人每年粮食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量,根据粮食需求方程来估计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②,其结果见表1。分析表1中回归系数符号,可以发现除大豆外,其他三种作物的需求方程均符合需求法则,即价格与消费量呈反比,且粮食消费量与收入呈“U”型,反映粮食消费量对收入的不敏感性,这符合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13,14]。由此说明本文估计的粮食需求方程是适用的,可作为后文分析。

另一方面,需估计各品种粮食生产弹性。采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粮食生产成本和收益统计数据,以2000-2004年为分析时段,根据生产函数估计弹性系数,结果见表2。分析表2中回归系数符号,可以发现各粮食作物的生产弹性均为小于1的正数,且播种面积和化肥投入量的弹性系数之和接近1,说明本模型选择的这两个投入要素几乎能够解释我国粮食生产情况。本文估计的生产弹性系数是适用的,由此可对粮食供给方程进行估计。

(二)模型检验:以2004年为基期

本文以2004年为基期,分析粮食政策变动对粮食产业影响和冲击,其中粮食政策包括最低收购价政策、直接收入补贴、生态退耕政策以及关税配额制度。选取2004年作为政策分析的基础年份,主要是2004年是我国直接收入补贴全面展开的第一年,粮食补贴方式各省不一,政策实施具有试验性和差异性,因此选取这一年能够较好地检验政策变动对社会福利影响,且能够进一步评判哪一种直接补贴方式更符合经济效益且更有效率。本文利用粮食部门均衡模型GSEM和2004年基础数据,运行GAMS软件,可得到该年度粮食部门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估计数据,见表3。

根据表3,将估计数据与实际相比较,发现进出口数据估计偏差较大,反映该模型无法解释粮食产业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共存的情况。这是因为本文假定粮食产品仅分为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类,且每个品种是均质的,因此同类品种在比较优势原则下只有进口或出口一种情形。事实上,现实对每个品种都有更细的分类。此外,即使产品是均质的,国家出于保护国内产业和开拓国际市场目的,也会进行产业内贸易,这是一种新的贸易战略方式,在模型中无法反映。考虑到我国粮食自给率极高,贸易规模相对国内供给量较小,根据本文研究重点,进出口数据估计偏差可以不予考虑。由于各品种粮食产出和消费变量的估计误差百分比在20%以内,误差范围不大,该模型能够用来解释实际经济现象。

(三)敏感性分析

由于2002年以来粮食政策变化较大,同一政策实施存在省际差异,且政策调整大多仍属于WTO黄箱工具范围,因此现阶段粮食政策的绩效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重点[15-17]。本文以2004年为基期,模拟7种情景,进行敏感性分析,从而得到政策调整对粮食产业各相关主体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由此判断最优的政策调整方式。结果见表4。

根据表4,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现有粮食政策组的确提高了粮食部门社会福利。将情景一与情景四、情景五比较,发现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直接收入补贴制度均减少了生产者变动成本,增加了粮食产出,提高了消费者支付意愿,从而增加粮食部门社会福利。

第二,取消关税配额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能够提高粮食部门社会福利。将情景二与情景一比较,发现农产品自由贸易能够提高消费者支付意愿,增加粮食国内供给量,尤其是玉米等饲料粮消费量。但自由贸易也增加了生产者变动成本,说明市场开放会对本国产业造成一定冲击,生产者福利会减少,其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进口可能造成国内市场供给过剩,粮价下跌;二是大量进口可能增加种粮成本,受优势产品进口冲击,本土生产者必须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更优质的种子、高效且低残留的化肥农药来提高粮食品质,这会导致种粮成本激增。

第三,生态退耕政策减少了粮食部门社会福利。将情景一与情景三比较,发现生态退耕政策由于提高了种粮机会成本,导致一部分土地退出生产领域,粮食产量减少,消费者支付意愿下降,粮食部门社会福利降低。

第四,最低收购价政策比直接收入补贴更能增加粮食部门社会福利。将情景四与情景五比较,发现取消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粮食部门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大于直接收入补贴,说明价格支持政策比收入支持政策对生产者激励更大。

第五,直接收入补贴政策中的面积补贴方式优于产量补贴方式。比较情景六和情景七,在等量财政支出条件下,每亩补贴20元较每千克补贴0.065元,对社会福利增加更为有益,说明面积补贴对增加生产者福利效果更为明显,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更为有效。

四、政策启示

现阶段我国粮食政策组面临的问题是传统价格支持政策效率低下,收入支持政策尚未建设完善,对当前政策应该进行科学论证和调整。本文在建立粮食部门均衡模型GSEM基础上,实证分析表明关税配额制度和生态退耕政策会减少粮食部门社会福利,粮食补贴政策可以提高粮食部门福利,能够弥补市场开放对生产者福利损失,其中直接补贴政策中的面积补贴方式最有效率。不同农业政策对粮食部门福利的影响差异,显示当前农业政策组急需调整和整合。考虑到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生态维护等粮食政策目标的多重性,我国无法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统一方式的粮食政策体系,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

第一,对于生态脆弱区,应重点实行生态退耕工程和固定直接补贴,其中生态退耕工程具有强制性,补贴标准要使农户能够获得邻近区域农户的平均利润,由此协调生态维护和农民增收目标,优化粮食部门福利。

第二,对于粮食主产区,不应实行生态退耕工程,而应以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制度并行发展,从而协调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目标。其中直接补贴要与农户当期生产行为挂钩,尤以按实际种植面积补贴为佳,以此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也能提高补贴效率。此外,还应建立最低收购价政策与直接收入补贴的联动机制,即实行最低收购价的限量补贴,尽量加大直接补贴力度。实行联动机制的作用,一是削减黄箱工具补贴力度,改善和避免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市场粮价的扭曲,形成真实价格信号;二是使粮食补贴政策具有弹性,在粮价下跌时,加大收购补贴力度,在粮价上涨时,加大直补力度,由此提高粮食风险基金使用效率。

第三,对于粮食主销区,应实行休耕转作制度和直接补贴政策,政策推行应符合市场机制,让农民自主决定是否种粮。其中前一种制度实施应着重休耕与转作相结合,一方面减少农业补贴种类,另一方面加强休耕土地后续管理。而直接补贴政策应采用固定直接补贴,以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维护目标,协调具有目标冲突的农业政策组,实现粮食部门福利最优化。

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感谢北京大学CCER卢锋教授的点评和指正。作者文责自负。

注释:

①良种补贴和农资增支综合直补均采用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方式,操作过程与直接收入补贴相同,为避免这两种要素补贴方式与直接收入补贴的混淆,这里不考虑生产要素补贴对农户行为影响。

②粮食需求的实证方程较理论方程,多引进一个时间趋势变量,是为减轻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③生产函数的截距项反映技术进步,由于样本数据为近五年的数据,因此可合理假定此五年粮食生产无明显的技术进步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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