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范式的“硬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缘起：“范式之争”
国际政治理论界似乎对于“科学哲学”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也许这是因为“国际政治”是否已经列入“科学”范式之一种，关系到大家的研究算不算在搞科学的荣誉大事。这一癖好，在近几年莱格罗（Jeffrey W.Legro）和摩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挑起的“现实主义”范式之争中得到了一个新的印证。
1999年，莱格罗和摩拉维斯克在《国际安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今日还有谁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宏文。此文的内容并不像它的标题看上去的那样是说现实主义落伍衰败，无人问津；而是说今日的“现实主义者”太多——但是他们又多在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同时，使用了其他“主义”如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认知主义等等理论的预设，古典的现实主义大家们卡尔、摩根索和华尔兹一贯强调的是权力的操纵、聚集和平衡，关注直接的与间接的物质力量的国际分配对于国家施加的限制，把抵制非物质因素对国际政治的自主影响视为现实主义必须承担的使命。但是许多当代的现实主义者却相反，企图通过包容所有这些传统上是自己对立面的观点来处理经验中的反常现象，接受了民主、意识形态、信念、经济整合、法律、机制、国家偏好等等的重要性，结果几乎是无所不包，以至于已经失去了一个范式的特征，什么都是，则什么也不是了。（注：参看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International Security，Fall 1999，pp.12—18.）
此文一出，反响很大。被批评为“不纯洁”的现实主义者纷纷写文章回应，反驳嘲讽，为自己申辩。但是，批评者们也大多看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说它一定会从此在各大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必读书目中占据一席之地云云。不过，我们认为，莱格罗和摩拉维斯克的基本思想应当说是有启发意义的。虽然一个好的国际政治理论最终应当是综合的，而不是片面的。但是如果人们还认为“流派”有一定道理（比如“片面但是深刻”），还以某一个学派的名称命名自己的独特思路，那么就应当首先澄清这一思路的特点，划出清晰的边界，不要走入别的流派的领地。就现实主义而言，应该弄清楚“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流派范式，在对国际政治的事实描述、原因解释和未来预测上有什么自己的特点。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有哪几个主要方面，是否还依然有生命力。如果它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它错在哪里，知道从什么地方出发可以回避它的失误。这乃是坚持“范式”思维的一个重要目的。
事实上，“国际政治理论”是诞生很迟的学科，而且四面是各种早已存在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国际法学等等；这些老大哥对它虎视眈眈。它必须首先赢得自己的学科独立地位，必须成为“科学”而非一些零散的感想，从而不至于一不留神被别的学科吃掉。可以看到，这是许多国际政治理论家心头的一个沉重负担。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流派更是觉得本“学派”（现实主义）是否能够成立同时也就是本“学科”（国际政治）是否成立的基础，所以感到有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掌门职责的使命感，对于找到和坚守自己的独特“范式”尤为关切。（注：不过，也有人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的分离是必然能够成功的，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完成了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分离，或者说，市场成功地从国家中脱离。政治不必从事过去所承担的经济类的工作，可以专心纯粹政治的事情了。参看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4页。）
国际政治学科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创者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提出了著名的国际政治“六点论”，被公认对学术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第一，实事求是。政治现实主义必须研究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第二，权力核心。政治家的“思想和行为均应当以由权力来界定的利益为出发点”。第三，“权力利益”尽管具体表现因时因地而异，但是这一关键概念本身是普遍适用的。第四，政治家不能道德化行事，必须考虑政策的政治后果。第五，国家不得偶像化自己。拒绝用全世界的道义目标来掩饰本国的特殊愿望和行动。第六，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政治行动必须由政治标准来判断。（注：以上六点参看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显然，这六点中的1、2、3点是在正面讲国际政治必须成为“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的、“自然的”规律。而4、5点是从反面讲，指出科学最反对“不客观的”、道德化的倾向。最后归结为国际政治的学科独立性。
摩根索的概括没有提到“范式”，因为库恩的范式理论当时还没有诞生。但是在摩根索的思想中，“学派”和“学科”意识十分明显，而且这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其他现实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对现实主义的最新概括是莱格罗和摩拉维斯克这篇文章，他们公开用范式的术语，宣称“范式”意味着区别，而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范式的独特贡献、识见和持久性力量就在于对冲突和物质力量的特别注意。所以他们把现实主义范式重新建构为三个假设：第一，国际政治的行动者的性质是无政府状态中理性的、自成一体的政治单位；第二，国家偏好是确定的而且互相冲突的。国家之间的政治是对于稀缺资源的永远争夺的博弈。第三，国际互动中决定结果的力量是各国的十分“现实”的物质力量。（注：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18.）
二、本文对现实主义的范式硬核的概括
我认为，从摩根索的“六点论”到最新的莱格罗等人的“现实主义”范式概括各自都有一定道理和特色，其中摩根索的“学科意识”更浓厚，莱格罗等人的“学派自觉”更清楚。但是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把握仍然令人感到不够系统和具有逻辑性，因为他们所列出的各个要点一般来说是并列的，各点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够醒豁。一个理论应当由独特的描述（或现象捕捉）、因果规律（现象间规律性或重复性关系）以及根本原因的识别等几个方面组成。作为社会科学，它往往还应当包括实践建议。从这样几个角度出发，我在本文中将尝试总结不同学者对于现实主义的不同阐述，兼顾日常语言的“现实”含义和理论上的“现实”概念，提出一个比较有逻辑关联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它由以下四点组成：
1.现象——国际政治是一个冲突的领域。内政也有冲突，但是国际政治的特点是冲突异常激烈，手段异常残酷：战争是常态，不管这是热战还是冷战；国家总是在打仗或准备动武。因为即使是在没有实际爆发战争的时代，看看各个国家拥有的庞大的常备军和毁灭性武库，人们对国际政治意味着什么，就应该“现实”一点了。
2.现象中的规律——国际政治特有的“现象间函数关系”、“变量及其规律性因果关系”就是争夺权力的互动，而这又取决于十分现实的物质的、军事的实力。互动的重复出现的模式是实力强的国家取胜，以及国家在别国实力增长面前的自动的、现实的反应——增强本国实力以争夺优势或起码保持“实力均衡”。
3.根本原因——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焦虑，根源在于特别的人性：人是一种对权力十分贪婪的动物；或者在于特别的国际结构：国际关系必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
4.政策建议——现实或“务实”：国家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通过现实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基本国家利益即安全，不要被对非“国家利益”的目标追求弄昏了头脑。
这四点的逻辑关系是从经验到理论，从现象到现象间互动，再到本质原因，最后到对策。每个层面都可以称为“现实的”。所以这个框架也可以反过来，从根本原因即第3条讲起：第一，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性恶， 国家的首要偏好是无限制地追求无法双赢的利益——权力；国际无政府结构，世界由众多“私主体”——国家——组成，没有公认的、有效的冲突仲裁者。这两者是不可更改的“人的状况”。第二，由此必然推出：冲突与战争永远无法避免；或者，当冲突出现时，没有公认的而且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法。第三，各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都在尽力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尤其是物质的、军事的力量。结果一般会出现力量的均衡——当然也可能出现均衡的打破或战争。第四，各国政府在外交中应当务实。应当追求有限目标而反对理想主义，应当扩充军备或追求力量的均衡。
之所以说这4点是现实主义的范式的基本要点， 就是因为这个范式是否能够给研究者对国际政治的总体景观、原因解释和将来预测提供一些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丰富的、深刻的启发与指导，都取决于这几点。现实主义与其他范式不同之处或分水岭，也都在此。
比如“现象”一环。这是各种现实主义理论的总基调。现实主义者坚信国际政治的常态是冲突，是惨烈，是人类处于典型的霍布士式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中。这一信念体现出现实主义的一个特有精神，就是十分悲观，或对人类的深刻失望。这尤其体现在以史学为主要学术背景的现实主义学者如修昔底德、摩根索、米尔斯海默等人的思想中：人性不会变，无政府结构不会变，历史不会变，人与人像丑陋的野兽一般撕咬的国际政治不会变，赤裸裸的大国强权政治不会变。实际上，国际政治是一个亚于人性的领域。除了那些天生没有什么是非感的个人和文化，正常的人和学者都应该本能对此感到厌恶。现实主义思想家不是喜欢如此“现实”的人类情景，而是科学地、现实地承认它的事实性。
再比如，就第2点“互动关系”而言，它体现出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把国家关系看成“客观的”、力学性的、规律性的。所谓“客观规律”，就是强制性的机制，是谁也无法摆脱的一个铁笼，它决定了每个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的行为模式。罗森伯格曾经把现代国际关系与现代市场加以比拟：“大量缺乏上位指导的主权国家，但是有非人格化的社会组织机制（权力均衡与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它给予所有一切、即一切基于由物为中介的依附个体独立性打上了同样的烙印。”（注：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第209～211页。）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国内情况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是一模一样的，是只有型号大小（实力大小）不同的同样的台球。
当然，现实主义最为核心的要素是第3 点：为什么国际政治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和规律？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体系本来是多层次的，为什么国家异乎寻常地只盯着“权力最大化”？为什么在权力追求上不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曲线规律，似乎是永无止境？或者即使不追求无限多，也充满焦虑和不安全感？现实主义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独特的人性和结构。人类社会生活的维度可以简单地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A————B————C
个人
国家
国际
其中，B（国家）的“奇怪现象”（极力追求权力， 不惜经常进入战争）是有待解释的。解释可以从A（个人）或C（国际）这两个方向进行。早期的现实主义选择的是A，即从人性论出发；新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多从C入手，即“结构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向因此标志着20世纪现实主义流派发展的基本趋势。
比较老的现实主义是所谓“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称作“经典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说：“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摩根索的著作吸引大量读者开始到70年代早期为止，这种现实主义一直主宰着国际关系的研究。它的基本命题是，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具有‘权力欲望’。亦即国家对权力拥有无法填补的胃口，用摩根索的话说就是‘对权力贪得无厌’，意思是它们不断寻找机会采取进攻姿态，企图控制其他国家”。（注：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然而，这里的思路导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在内政当中，人性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也应当存在，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为什么在国际上，“人”还是这些“人”，人性却大变，权力欲望的存在却明明白白、触目惊心、不可否认？我们以为，简单的“人性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复杂的人性论。我们不妨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性论称为“情状论”。这可以说是一般人性恶论的深化。卢梭早就指出，“自然状态”中的人并不恶；实际上作为孤立、分离的个人，他们不会滋生什么“权力”或“优越”之类的意识。但是进入“社会状态后，就被腐蚀、变坏、争夺。（注：卢梭：《论不平等的起源》，参看华尔兹对此的讨论：《人、国家与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
此外，最近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强化人的权力意识的情状：文明的冲突。人们必须认同于某种文明，而文明之间又是难以沟通的。冲突当涉及到文明之间时，就容易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无法用贸易、市场等和平手段解决。（注：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
在人性论现实主义之后，是在20世纪后半叶兴盛起来的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它的特点是认为，造成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性中的权力贪求，而是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带来的人们对安全感的没有把握，从而攫取权力以“自助”。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被公认为是其典型代表。
让我们把上面的关于人类生活的A——B——C模式再一次展开：
A……………B1……………B2……………C
个人 国家（对内） 国家（对外） 国际
结构现实主义者从方法论上指出，从人性（A）和国家的内部特征（B1）中寻找B2行为（国家的好战性即现实性）的方法论是“还原论”的，因为它仅仅看到“单位”层面，找不到真正具有决定力量的原因。因为人性有好有恶；而且，在人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战争却时有时无，所以不能靠“不变的人性”来解释战争是否会爆发。真正有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系统”层面上。也就是说，应当换一个方向，到国际的、结构的（C）的层次上去找原因：
A……………B1……………B2←————C
个人 国家（对内） 国家（对外） 国际
华尔兹是比较认真地坚持“结构”层次的。早在他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就按照“三个意象”——个人、国家、国际——来分类对国际政治原因的各种探讨。他的结论是，唯有从“第三意象”即国际系统的维度来探讨，才是最富有成效的。（注：参看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第6章。）
米尔斯海默说：“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并未假定大国因为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具有内在的侵略性，相反，他假定国家的目标只是为了生存，追求安全是其最优先的考虑。不过，他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大国极为关注均势，特别是无政府状态使得追求安全的国家彼此争权夺利，因为权力是生存的最佳手段。可见，在摩根索的理论中，人性是安全竞争的深层原因，而在华尔兹的理论中，是无政府状态在扮演那一角色”。（注：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最后，现实主义意味着务实外交。这又可以从几个方面看：所谓“务实”，就是反对理想主义。一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要真切地认清“国家利益”实实在在是什么，不要追求虚妄的东西；而且国家在制定出了目标后，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不要采取虚空无力的“理想主义”的方式，要考虑事情发展的各种复杂可能，尽量运用外交（而非军事）的复杂、艰难、需要智慧和耐性的办法。一般人认为“现实主义”在政策建议上或者就是主张备战和打仗：这是“自然状态”或“自助状态”中唯一能做的事情。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建议更多的是建议当一个聪明的博弈者，尽量利用实力均衡和外交等等和平手段达到目的。
三、反面检查：硬核与保护带
以上我们阐述了现实主义范式的4项基本内核。这四点如果不成立， 则现实主义的范式就蜕变为其他的范式。下面我们可以从反面来检查一下，看看这些内核能不能更动，或者说更动之后是否会“退化”、堕落、变质。这不仅是一个纯粹思想实验的问题，也是实际当中许多研究者必然常常遇到的现实问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发展到后来，走向了拉卡托思的“研究纲领”思想。“研究纲领”对“范式”的严格证伪性有一定的松动：如果范式受到攻击，可以多少改动不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保护带），以保护关键部分（硬核）不动。那么，哪些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硬核，哪些是多少可以更动的保护带？学者并没有截然清楚的一致回答。不过这样的争议很有意思，因为这使问题更为深入了。
第一，在“现象”层面，如果和平成了常态，那么现实主义的“硬核”就受到伤害和动摇，就可能走向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所以现实主义可以承认“暂时的和平”，但是不会承认这会很久。实际上，冷战的结束和人们乐观情绪的流行几乎冲击了一直雄踞宝座的现实主义的地位。以至于米尔斯海默等人怀念冷战。但是，暂时出现“和平”，这可能不会危及现实主义的硬核。只要战争终究会回来，潜在的战争危险一直存在就行。
第二，在“要素互动”层面，如果其他变量如国际法有力地发挥作用，国际政治则变成伦理学或国际法学；如果财富的贸易往来占据主流，“双赢”式和平交易成为国与国之间分配利益的主要模式，那国际政治就变成国际经贸学。但是，“既然国家争夺的是零和博弈中不可双赢的东西，那么国家就不能通过妥协和互利交往，只能通过威胁使用惩罚或承诺支付副产品来重新分配资源。效率与总的物质能力相称，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遭罪”（注：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18.）。物质的力量是十分“现实”的力量。这是不可动摇的“硬核”。约瑟夫·奈的认为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具有重大力量的“软实力”理论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一硬核。（注：参看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但是，如果依然承认权力的竞争和实力之间的互动，只是不同意竞争的趋势走向实力均衡（比如可能走向“独霸”），这会不会影响到现实主义的硬核？对此尚有争论。
第三，在根本原因的层面，如果人性可以改变，对非权力的、非安全感的东西的追求占据上风，那就成了建构主义和民主和平论。（注：参看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9页。）这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根本硬核被更动了。但是，意识形态或理想的东西确实会成为国家的偏好。对此，现实主义可以有两种办法在“保护带”上就给它解决了。一个就是把它归为“暂时的发疯”（非理性，愚蠢），长期地看国家总会回归到现实的目的上来的。
再比如，如果“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如果无政府状态可以改变——出现了世界政府，那就成了内政政治学。这属于硬核的变化。但是，在此也有些可能属于保护带的东西。比如现实主义一直强调的民族国家作为单位。民族国家消解了大一统后，“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才得以在近代第一次出现，才有了争霸、称霸和力量均衡之类的理念。所以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行为体。这是硬核还是保护带？有人如华尔兹似乎认为这是保护带。即使有人认为民族国家只不过是近代的产物，即使在冷战后出现了比国家更重要的单位如超国家单位（亨廷顿的“文明体”）或亚国家单位（今日之分裂主义，小“民族主义”），它们也是无政府结构中的单位，所以，硬核并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如果“全球化”或“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真的发展到了政治全球化，那就威胁到现实主义的硬核了。所以不少现实主义者大力论证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第四，在政策建议层面上，也许只要务实，不一定非要咄咄逼人的“进攻型现实主义”的建议才是“现实主义”的。实际上，摩根索虽然在国际政治中要以“权力”为中心，但是摩根索同时又很重视外交手段，他真心相信只要外交用的好，可以极大地减轻实际开战的几率；只要冲突的利益能够通过外交行动而不断得到调整，冲突和战争威胁就能被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小结
总结起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确实有一个明确的范式，它构成了一个从关注的现象，到现象的规律，再到规律的总根源，最后到政策建议的完整理论，与其他的范式可以清楚区分开来。我们可以把这种范式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主动从自由王国下降到必然王国，警告人们在国际政治中，人类还处于低于社会状态的自然状态。我们不妨把现实主义者喜欢使用的“台球比喻”加以扩展，来描述这一视角。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是“政治”的权力说的最佳表现。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力学的场景，类似于台球与台球的力量互动。这样使得现实主义有“简约性”之科学特点：把人化为自然现象，把任何主观的、内政的复杂因素都排除出去，在“纯粹的”抽象状态下建构模型，从而可以把自然决定论用到人的现象上。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关系中的驱动力是国家这一“台球”的内驱力和外部结构的压力，而这完全是物质性的。当某个国家台球（实力）增大时，其他“台球”就会自动按照因果规律反应：增加实力、进行博弈等等。各个台球—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取决于台球的大小即军事实力的大小：大的球会击远、击碎、压垮小的球；各个国家总是在争夺更多的权力（相对收益），争当压倒其他台球的更大台球。当一个“台球”看来要压倒其他台球时，其他台球会自动合成为一个“准大台球”，希望合力可以等于大球，从而抵消其压力——实力均衡。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的任务只是在确定现实主义这种范式的内容，并不是在肯定这种范式。这是两个问题。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对于历史的发展变化、对于经济力量和全球化在当代的崛起，对于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对于理性的进化，对于意识形态的正面作用等等，都下意识地闭起眼睛拒绝反思。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展开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最后只是想说：澄清了现实主义范式的要点和逻辑体系之后，也将真正有助于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缺陷的批评以及它的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