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与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教育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此，认真的、科学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始终的重要任务。思想教育工作是作为弄清思想问题，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过程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及一些思维方法的科学，是论证思想，揭露诡辩的有力工具。显然，以思维活动为其桥梁，思想教育工作与逻辑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自觉地应用逻辑知识，将使思想教育工作更有成效，更为严谨和更为科学。反过来，思想教育工作也是进行逻辑实践的广阔天地。以下主要从形式逻辑着眼，就思想教育中的逻辑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思维是受逻辑规律制约的。逻辑基本规律有四条，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逻辑基本规律概括了思维的特征。逻辑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的确定性，它具体表现为思想的同一性，无矛盾性和互相否定的思想的排中性及论证性。思维只有具有这些特征，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否则，思想就会出现游移不定，自相矛盾、含糊不清和无论证性。由于逻辑规律表现了上述特征，因此，它在思维中起着普通作用，成为人们思维中必须遵守的起码准则，是正确思维的必要前提。逻辑规律具有客观性质，对人的思维活动具有强制性的约束。思想教育工作既然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因此，它就必须遵循逻辑基本规律。
首先，思想教育工作要遵循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是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被断定，总是有充足理由的。它要求，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每一论断都必须有真实的根据和理由，并且，这些根据和理由与论断间须有必然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事物之所以有某种性质，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现实根据，一定为先行于它的各种条件所决定；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必然有引起它存在的现实原因。没有造成它存在的条件的，没有引起它出现的原因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而这反映在正确的思维过程中就是充足理由律。遵循充足理由律，我们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就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重科学，以理服人的方针，不但要讲清楚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而且要讲清楚为什么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让人们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显然那种以人为据，主观武断，信口开河，以及玩弄事例而无视或歪曲事物之间联系的做法，是不符合充足理由律的，因此，也不能是有说服力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地，为了弄清楚常常被人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正是十分重要的。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而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根本性质，指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性，我进步性，敌寡助，我多助等四方面的特点，从而充分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这在当时对澄清思想，教育党内外人民群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次，思想教育工作要遵循同一律。同一律是说，在同一思想过程中，每一思想的自身都具同一性。它要求我们在思维过程中，思想必须保持同一性，不能随便转移。同一律是客观事物质的规定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按照同一律的要求，我们在进步思想教育工作的时候，首先必须把握住思想教育的对象和内容，即确定和把握对“谁”进行思想教育和进行“什么”思想教育，而勿使思想教育的对象和内容游移不定或随意变换。斯大林说的好；“为了避免发生混乱，我们必须预先确定我们所使用的概念。”[②]没有这一点，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就不能在实质上确立，思想教育过程就有名无实。其次从其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进行思想教育，重要的是充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弄清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说服、开导、教育或其它工作。因为，按照同一律的要求，人们就交流思想，讨论问题、辩别是非，都应当围绕确定的中心（或议题），而“症结”正是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样看来，思想问题的“症结”反例是思想教育中主客体相通的桥梁。如果人们思想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而实际开展的却是另外的思想教育工作，工作脱离实际，回避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或用现成语句闪烁其辞，或顾左右而言它，文不对题，答非所问，这在逻辑上叫“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这样的思想教育工作必然要走向脱离群众，脱离思想实际，难有成效，毫无质量的境地；在驳斥别人的错误言论时，也一定要针对人家的原意，不能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
再次，思想教育工作要遵循矛盾律。矛盾律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矛盾律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对互相否定的两个思想不能同时加一肯定，必须否定其中之一。矛盾律归根到底也是客观事物的规定性的反映。既然任何事物都有质的规定性，因此，一个事物是什么，就不能同时是与之对立、排斥的别的什么。这样，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当然不能同时都是真的。违反矛盾律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通常叫作“自相矛盾”。一种议论，一篇文章，一次谈话，包含了逻辑矛盾，那就失去了逻辑性，科学性和说服力。按照矛盾律的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中，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敢于开展批评，不迁就错误的东西。思想教育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教育者用正确的思想观点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对象，如果这时候对出现的错误思想不进行批评，甚至点头认可，则教育者自己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这就等于对自己头脑中的正确东西和眼前的错误东西同时加以肯定。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列宁曾经指出，逻辑矛盾，在正确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或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该有的。显然，开展批评是坚持真理的需要，不开展批评，在思想教育工作中，无视或容忍错误的东西存在和发展，则正确的东西就不能生长发扬。这样，就当然达不到思想教育工作的预期目的了。实际上，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是我党思想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方法，今天，我们更应使其发扬光大。另外，矛盾律也确立了一个思想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正人先正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别人做到的，自己也要做到，让别人不做的，自己也不能做。若果采取双重标准，对别人的要求和对自己的要求相互矛盾，则所谓的思想教育工作只能像楚人卖矛盾那样，不能自圆其说而偷偷溜走了事。
复次，思想教育工作要遵循排中律。排中律是说，在同一思想过程中，互相否定的两个思想不能同时为假，必有一真。它要求人们在互相否定的思想间，必须做出鲜明的决择，不允许含糊其辞。排中律的客观基础，归根到底也是事物质的规定性。一切事物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都具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因此，一事物如果不是A，就一定是非A；如果不是非A，就一定是A。这就决定了人们对互相否定的两个思想必须承认其中有一个是真的。按照排中律的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思想和原则。坚持正确的思想和原则不能软弱无力，更不能退却放弃。根据排中律，不很好地坚持正确的东西，就等于承认和许可了错误的东西。在民主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发展道路只有两条，没有第三条道路。可是有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提出“既反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反对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对这种错误的想法，明确表明我党立场，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当然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但就逻辑方面而言，却是运用排中律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
如果在思想教育中，对互相矛盾而尖锐对立的思想交锋，在应明确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玩弄含混不清的字眼，采取骑墙居中的态度，则貌似公正而实使正确的东西难以确立，错误的东西则借机生长。这样的做法，在主观上往往表现为机会主义。列宁在谈到机会主义的特征时指出：“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④]
综其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要求，理直气壮地坚持真理，批判错误，应当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这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党性立场，是我们要始终遵守的。而现在思想教育中的问题正是坚持真理的力度不够，批判错误的底气不足，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教育软弱无力的重要原因。
二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和形式。思维也是这样，有内容，也有形式。在实际思维中，内容和形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思维的具体内容，就无所谓思维的逻辑形式；没有思维的逻辑形式，思维的内容也就无法存在和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在科学研究中暂时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只研究思维形式。普通逻辑就是从逻辑形式方面研究思维的。普通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它们是客观事物最普通、最常见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亿万次的重复才固定下来的。思维形式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在同思维内容的结合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要给整个思维施加重大影响的。正确的思维内容要靠正确的思维形式来表现，不正确地使用思维形式会使思想内容似是而非，是非不明。
由于实际的思维总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因此，任何思想的获得过程，必然伴随着一定逻辑思维形式的运用，正确思想的获得是如此，错误思想的获得也是如此。这一事实的了解，对于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在很多情况下，不正确思想的形成，往往是在一定的情绪、环境或利害关系的左右下，采用了不正确的思维形式或方法。比如，由部分党员、部分干部的腐化，就认为整个党和政府都腐败了；由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失误或暂时困难，就认为社会主义一无是处，社会主义失败了等，这正是错误地使用了归纳推理的形式，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由在经济上、科技上和管理上，中国暂时不如美国，中国内地不如港台，就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是错误地使用了混合关系三段论推理形式，犯有“中项不周延”的错误；有人说，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我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我不用为人民服务，这里就犯了三段论“大项不当周延”的错误。而那些居心叵测搞诡辩的人，更是故意地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把真理弄得不那么肯定，把谬误弄得好像真的一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里批评某些日本人随意下结论，轻率概括的坏习气，他举例说：“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到很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参观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⑤]这两个日本人的结论很不相同，根据的事例也很不一样，但犯的错误却是相同的，在逻辑上就叫作轻率概括的错误。凡以上种种，不一而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出其不合逻辑的地方，揭露其错误或诡辩手法，帮助持不正确观点的人能从理性上进行反思，重新研究和考虑问题，直至丢弃错误，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对诡辩者也能切中要害，给予回击。
（二）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总要通过说话，写文章等互相交流思想。在说话和写文章时，如何准确地表述和论证自己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思想交流。我们在宣传正确思想的时候，应用正确而恰当的思维形式，则能使正确的思想更为明了和不可辩驳。这无疑会增强宣传教育的力量和效果。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在这方面堪称典范。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力量。列宁在论述两段《资本论》的引文时说：“只要我们把从序言里引来的这两段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而这个思想，就象我们所听见的那样，是以稀有的逻辑力量严格进行了的。”[⑥]斯大林在回忆列宁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两篇精彩演讲时说：“当时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点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群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地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很多代表说，列宁的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⑦]这里，逻辑在宣传教育中的力量可见一斑。其理性的东西总是正确的内容和完美的表达形式的统一。而逻辑形式则是表达真理之形式的基础和依据，由此，除了在思想教育中要正确使用逻辑形式外，还有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如果在宣传正确思想的时候，用了不正确的思维形式，就会削弱思想教育工作的力量，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会适得其反损害正确思想观点的真理性，使正确的思想观点变得令人怀疑，发生动摇。现在的一些思想教育工作，或谈话，或演讲，或著文，使对象不得要领；一些本来不错的思想内容，但让人听起来，看起来感到牵强附会，不那么肯定。这固然有多方面的问题，但表达上的逻辑错误是一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反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其理由是：资本主义道德观念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因此，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不能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这里，想要说明的思想观点是很正确的，但使用的逻辑形式是错误的，用逻辑的语言讲，这里犯了三段论“大项不当周延”的错误。由于逻辑形式的错误，正确的思想观念变得不确定了。再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此，调查研究了，就有发言权。这又是错误地运用逻辑形式，将不正确的东西弄得象正确的一样，似是而非。可见，逻辑上的昏昏，就不能使思想内容昭昭，又怎么能讲清道理，让人明辩是非呢？
思维形式主要有概念、判断、推理等，它们是思维中思想内容的承担者。这些思维形式的运用有着一系列规则和要求，遵守其规则和满足其要求，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
三
思想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说明事理的工作，而说明事理除需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外，还需要一定的方法。普通逻辑所研究的思维方法，诸如定义、划分、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等，是人们在思维和认识过程中经常用到的方法。这些逻辑方法对于说明事理的思想教育工作，有的可以起到优化的作用，有的则是必须的。比如，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恩格斯说：“对日常的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缺少的。”[⑧]在思想教育中，为顺利地进行交流，教育者必须明确自己使用的概念，也要帮助受教育者正确使用自己的概念，这就必须用到定义。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当中，对于“人民”这一概念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⑨]通过这样的精辟分析，所论问题就清晰确定地摆在人们面前，一下子就进入了展示主题的状态。用定义确定概念的内涵，还可以起到巩固、总结思想教育成果的作用。再如，综合是在思想中把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把不同方面的认识有机地联系起来，明确地指出整体在各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在本质上认识事物。以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例。毛泽东同志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个作了分析之后，又把分析的结果综合成一个整体来加一考察，他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运用综合这一方法，使人们从整体上、全貌上把握了中国各个阶级于革命的敌友关系。
其它许多逻辑方法在思想教育中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要民主”的口号有时以偏激、极端的形式出现，但也不应全盘否定，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如果应用逻辑上限制的方法，纠正为“要社会主义民主”，就对原口号做了“扬弃”，使之合理正确。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对象思想认识转变提高的过程；由中国革命史中，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革命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削弱或背离了党的领导，革命就受挫折，受损失的事实，应用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就能得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才能成功的结论，从而有说服力地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教育。
从前面的论述和列举可以看出，逻辑虽然不能解决思想教育工作的全部问题，比如它不能解决思想教育的内容、对象等问题，也不能决定思想教育工作必定成功。但从思维的角度讲，它的确是思想教育工作的有力工具。它决定了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些原则，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要求，有质量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这些要求和原则。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应当得到提高，他们应当掌握和运用逻辑这个有力工具。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27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第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362页
[④] 《列宁选集》第七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399页
[⑤] 《鲁迅全集》第六卷 第266页
[⑥] 《列宁选集》第一卷 第4页
[⑦]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第5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12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3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