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教学应以学生形成“历史线索”为基础_元曲论文

古诗文教学应以学生形成“历史线索”为基础_元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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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曲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1]元曲虽与唐诗宋词并称,可它们的地位却相去甚远。明清以来,正统的读书人往往受传统思想影响,比较看重诗而轻视词曲,尤其是曲,《四库全书·集部》将元曲排除在外就是最好的证明。词曲地位的提高是民国以来的事,王国维、吴梅、卢前等人功不可没。

      而当下高中语文教学领域对待唐诗、宋词、元曲的态度——无论是教材中相关篇目收入的数量,还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课文的处理,都承袭了前世“儒硕”的传统。或许是高考从来不考或者极少考元曲的缘故,我们有意无意忽略了元曲。以上海二期课改教材为例,整个高中阶段六册课本仅收录了两部元杂剧(选段)和两首元散曲,而这几篇作品尤其是两首散曲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处理得比较草率。不少教师认为这两首散曲过于浅白,缺乏咀嚼的深度,因而大多选择蜻蜓点水的方式串讲,还有不少教师甚至连串讲的环节都略去了,只要求学生自行背诵。

      为何会出现师生不太重视元曲教学的现象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原因外,笔者认为,还与教材编写的形式以及学生知识积累的方式有关。现行教材大多是以单元为中心的“文选型”,虽具有知识的逻辑体系,也较符合中学生的情感与心理发展,但从阅读与积累的角度看,教材编选尚缺乏一条清晰的线索。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桑切克指出,如今很多课程在设计时经常使学生难以将知识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2]时下中学生的语文学习、阅读积累最缺乏的恰恰是“史”的概念。读一篇文言文或一首古诗,他们往往只注意字词或语法现象,有时连作者是唐人还是宋人也弄不清楚,又怎么要求他们体会不同时代文学样式的异同,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脱离了“文学史”的概念,我们所教授的古诗词、文言文就只是一堆无序的语言材料而已。所以,在确定古诗词教学内容时,教师应该灵活地运用教材中的相关篇目,为学生梳理一条“文史知识”的脉络,使学生初步树立“史”的概念,将所学的文学知识和所读的文学作品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样可以为他们的古诗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让他们将后来学到的古诗词曲,往这条“主线”上挂靠。

      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借钱穆先生的话说,“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中国的政治社会,随着有一个激剧的大变动。蒙古入主,对中国正如暴风雨之来临”[3]。人们往往认为,元杂剧犹如一面面镜子,折射出这个充斥着激剧变动的时代,揭示出当时昏暗的吏治和百姓的苦难,却常常忽视散曲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事实上,散曲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勾勒这个时代的具体风貌,更深刻地反映文人的生存状态。此外,作为词的变体,它与古诗词有着怎样的承袭,又有哪些不同,考量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初步梳理出一条诗词曲发展的线索,将所学的诗词曲作品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

      笔者曾尝试借助元散曲的教学来实践上述教学理念,以马致远的《寿阳曲·远浦帆归》切入,引领学生走近元代社会,理解元代文人的心态及其成因,启发学生思考散曲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特质,帮助他们梳理一条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史知识线索。

      有了一条整体思路后,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笔者以为,文学作品的学业习首先要从感性出发,让学生对所读作品产生一定的兴趣,然后才能给予他们理性的分析与指导,因此,笔者将这首散曲的教学设计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感知作品画面,体会作品意境

      在元曲的发展史上,马致远有着奠基之功,他是现存散曲数量最多的散曲家之一,完善了散曲的艺术手法,开拓了散曲的题材,享有“散曲之祖”的美誉。而在他现存的散曲作品中,描写风景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他创作的一组与宋人宋迪《潇湘八景图》同名的小令就是纯粹描摹山水田园的作品,《寿阳曲·远浦帆归》是其中的一首:

      夕阳下,酒旆闲,两三航未曾着岸。落花水香茅舍晚,断桥头卖鱼人散。

      这首小令仅27字,用夕阳、酒旗、渔船、落花、流水、茅舍、断桥、卖鱼人等最寻常的景物勾勒出一幅渔人晚归图,营造出一种宁静、闲远、散淡的意境。乍一看,明白如话,甚至让人感觉太过简单,可细细读来,仍然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闲”字乃作品之核心,“酒旆闲”,实际上是酒肆闲,酒肆闲则意味着客人少,与第一句“夕阳下”相照映,黄昏是人们归家的时候,酒馆中的客人已陆陆续续回家,酒肆又怎能不闲呢?“两三航未曾着岸”中的“未曾”两字,透露出作者捕捉到的是船即将着岸的时刻,渔船正缓缓地、悠闲地驶向岸边。至于那“茅舍”,可能就是渔人的家,流水潺潺伴着落花的清香,飘入两岸的茅舍,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我们可以想象,从“夕阳下”到“茅舍晚”,有一个时间推移的过程,而这幅“远浦帆归图”就如同一幅蕴含着时空推移的流动的画卷,换言之,就像连续播放的一组电影镜头。细细体味文本,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组镜头实际上由几个特写构成,一开始是夕阳西下,酒肆清闲,随后镜头转移到江面,捕捉到“两三航未曾着岸”的时刻,最后聚焦到“卖鱼人散”的瞬间,而酒肆中繁忙热闹的时刻呢?着岸时和着岸后,渔人系缆绳、卸货的景象呢?卖鱼人散去之前,人群聚在一起争相买鱼讲价钱的场景呢?作者描绘渔人晚归时,对场景的选择与取舍有何标准?黄昏是人们归家的时候,意味着繁忙的一天即将归于平寂,作者有意忽略了帆归过程中繁忙、喧闹、聚集的时刻,选取了最安静、最闲散的瞬间,并且用白描的语言呈现出来,使整首曲子读来淡而有味,呈现一种“散淡”之美,这无疑是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

      (二)探求意境成因,了解元代文人的生存境遇

      除《远浦帆归》以外,马致远《潇湘八景》中的另一首作品《渔村夕照》同样描绘了“渔人晚归”的情景,同样呈现出闲适散淡的意境。那么,马致远笔下的“渔人晚归”为何有如此意境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得“知人”,并借助作者的其他作品来印证。马致远的行迹正史中没有记载,直接记录他生平的资料仅见于钟嗣成的《录鬼簿》,就十几个字:“大都人,号东篱,任江浙行省务官。”[4]据考证,这一官职是当时贸易税收机关里的小吏,这是马致远游宦漂泊二十载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可以想见,他的仕途是很不得志的,这可以和学生初中学过的《天净沙·秋思》中“断肠人在天涯”相互印证。此外,作者的另一首曲子《四块玉·叹世》更直接地表达了他官场失意的心境:

      两鬓皤,中年过,困甚区区苦张罗?人间宠辱都参破。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

      步入生命暮年之际,作者顿悟到,多年仕宦的苦心经营只是一种虚妄,不如告别“红尘”,回到田园中去过“快活”日子。有意思的是,“渔”的意象往往和“隐”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源头是“隐于钓鱼”的姜太公以及《楚辞》中的隐者渔父。《寿阳曲·远浦帆归》中的渔舟、渔人隐含着作者的归隐之志,源于其“人间宠辱都参破”的顿悟,是对前代“渔隐”文化符号的传承。在马致远以后,元散曲中描写渔舟唱晚的作品大都呈现出与其极为相似的散淡意境。如张养浩的《朝天曲》、乔吉的《满庭芳·渔父词》等。

      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元代社会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变革,元人散曲中有大量抒发愤懑之情的“叹世”作品,可为何散曲中的风景会如此散淡?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在“知人”的基础上“论世”,了解元代的社会特点以及文人的境遇,我们仍然可以从马致远的作品入手,《金字经》曰:

      夜来西风里,九天鹏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

      “鹏鹗”并称泛指那些能够高飞九天的鸟,可能是一种自比,与作者有着鹏鹗之才、兼济天下的凌云之志,却苦于“无上天梯”的困顿作对比。“上天梯”则形象地借登天庭之梯喻入朝廷的晋升之阶。马致远的困顿并非他个人的困境,而是这个时代文人普遍的困境。蒙古人统治后,对汉人严酷打压,对文化肆意践踏。据载,当时“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通文墨者”[5]。更严重的是,整个元代共举行了16次科举,考中进士的共1139人,大体相当于宋代一次科举中进士的人数。而在此之前,从元太宗九年(1237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科举制度还经历了整整78年的空白。[6]自古以来,中国儒士就有着极强的担当精神,而科举的空白意味着几百年来汉族儒士人仕途、济天下的“上天梯”这一通道被无情地斩断了。同其他朝代更替不一样的是,元灭宋、清灭明对中国士大夫打击要严重得多,民族歧视感受也要深刻得多。

      元人许衡的两句诗“寻思此世人心别,又爱功名又爱山”(《学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二首》)可以说高度总结了元代文人的心态。元代儒士有着强烈的用世意志,却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他们甚至连像以往朝代文人那样被贬谪、被流放的机会也没有,他们求功名而不得,多数人只能到自然中安放自己落寞的灵魂,因此元人散淡的风景背后其实蕴含着无比沉重的悲凉。如此看来,散曲中散淡的风景与强烈的“叹世”是元代文人境遇的一体两面,可互为印证。

      (三)比较唐诗、宋词相关文本,思考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特征

      有了前两个层次作铺垫,笔者可进一步引导学生体会元散曲浅白的语言风格,总结元代散曲中反映的历史背景以及文人的生存境遇与心态,学会以“史”的眼光,以小见大地解读作品。自然地引入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概念,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的内容、形式以及特定时代背景高度融合所形成的风格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帮助学生以古诗词学习经验为基础,进一步建构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发展框架。

      基于此,笔者布置课外拓展作业,要求学生将王维的《山居秋暝》、柳永的《满江红》(暮雨初收)与《寿阳曲·远浦帆归》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尝试思考、总结唐诗、宋词、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特征,查阅资料写一篇小论文。学生们在初中阶段已学过王维的《山居秋瞑》、在高中阶段学过柳永的《八声甘州》《雨霖铃》,虽未读过《满江红》,但对作者及其创作风格已有大致了解,应该说,这一作业的设计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古诗词阅读经验之上的。

      不少学生在作业中对三首作品所描写的场景作了细致的对比,有位学生这样写道:

      同样写“渔人晚归”,王维《山居秋暝》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描写了渔人归家时欢乐喧闹的景象,以此衬托出山中的静谧;柳永《满江红》上阕中“几许渔人飞短艇”的景象,“飞”字生动地刻画了渔人的归心似箭、急切之外,可能还有忙碌了一天满载而归的欢快,从而反衬出作者“漂泊”的孤寂和悲伤。如果说《山居秋暝》是“以喧衬静”,《满江红》是“以欢衬悲”的话,《寿阳曲·远浦帆归》可称得上是“去忙取闲”“去闹取静”了。

      还有位学生从唐宋元三代文人的境遇分析三首作品意境的差别:

      意境的区别背后反映的是唐宋元三代文人境遇的不同。尽管唐、宋两代不乏在官场上失意潦倒的文人,但他们至少还有借以入仕的“上天梯”。盛唐山水诗人大多可以自由于出入之间,比如王维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宋代文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有识之士大多能通过科举入仕,柳永的归隐词是他作为个体遭遇政治挫折时用文字为自己寻求的一种慰藉。唐宋人书写归隐之志的风景背后或多或少激荡着几许不平以及对功名的诉求,因此,很难呈现出像元人那样“参破人间宠辱”的散淡。

      还有学生借助这三首作品,试着总结唐诗、宋词、元曲的语言风格:

      “诗言志”,故而其语言风格趋于庄重典雅;“词言情”,虽由胡夷里巷之曲发展起来,但文人填词还是相当注重遣词造句之精工的;元曲从庙堂、从文人雅集走向“街市”、走向民间,故而更直白浅俗。

      尽管三首作品无法涵盖唐诗、宋词、元曲的全部特征,但学生们在完成这一作业的过程中,大都能结合过去所学的古诗词相关理论对三首作品进行思考,更具体直观地感受唐诗、宋词、元曲语言风格、意境营造的差异,而且不少学生在文本对比过程中,初步具备了将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及时代背景综合起来考量的意识。古人所谓“尝鼎一脔”,可知其余,这样做比仅仅局限于教材本身更能开拓学生的视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加涅总结出语言学习的规律:“以事实或较大单元的形式出现的言语信息,是通过结合到一个较大的命题网状结构中去才被学会的”,“提出一个开阔的富有意义的前后关系,能够极大地增强大多数的新标记的学习”[7]。词汇必须在一定的语境(较大命题网状结构)中,在与其他词语的关联中生成并使用,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语言学习,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积累。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知识能够被顺利地记忆和提取,不但需要使之对个人有意义,而且要作系统化的梳理,需要一根线索将知识串起来,孤立的知识点不但不容易被储存,也不容易被提取。无论是学习古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如果我们熟悉了某一段文学史,就容易对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因为知识系统化了。所以,我认为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形成“史”的概念。

      更进一步说,知识的系统化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学习内容,而且还能够使他们更加得心应手地提取和运用所学知识。现在我们的学生为什么难以将平时所学化为己用,难以将阅读与写作有机结合起来?就是由于缺乏将知识纳入“网状结构”使之系统化的梳理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对知识的习得与积累过分依赖记忆,却忽视了学习材料本身的“潜在意义”,忽视了在知识点之间建立“富于意义的前后关系”,这使我们的文学阅读和积累沦为机械的学习过程。针对这一现象,高中语文新课标明确指出,教学当“围绕所选择的目标加强语文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注重梳理”。进入高中阶段,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知识积累的梳理和整合能力,这有利于培养他们储存与提取知识的能力。

      笔者如此讲授《寿阳曲·远浦帆归》,不仅仅是为了填补学生元曲的知识空白,使学生透过作品以小见大地了解元代散曲及元代文人心态,对元代之文学有初步的体认,更是为了帮助学生梳理出一条简单、清晰的“文史知识”线索,引导他们发掘学习材料的潜在意义,培养他们将所学知识“有意义地组织”起来的能力,打通阅读和写作之间的界限,变机械学习为“意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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