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如何成为可能：从胡适和亚东图书馆的关系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亚东论文,思潮论文,图书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若要给知识人代士而起的下限的断代寻找一个更精确的日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年份。科举制是‘士’直接进入权力世界的制度性保障，这是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人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1]失去制度庇护的知识人处于自由漂浮的状态，对置身于“转型时代”[2]的他们而言，一方面进入仕途之路的最终幻灭，以及清末的社会转变为知识人提供了选择他种职业的“有限”自由；另一方面传统“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在知识人那里得到延续，但是如何影响社会，成为有力的话语掌控者，知识人显然面对的是同“士”截然不同的处境。和权力的游离为他们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又是他们边缘化的开始。所以，知识人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他人，何种途径取代科举作为“成功的阶梯”，其所秉持的观念如何获得一定范围的传播，转型时期给他们提供了哪些可以依附的实体，就成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知识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何以立身？“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虽有“润笔”、“润格”之说，但不入主流，为正统伦理所排斥。[3]对利的追求，由隐到显，由不成文到成文，也是贯穿在从士到知识人的转型过程中，比如近代意义上版权制度的确立。这些无法在“台面”上“计较”的事情也入了胡适为后人“观瞻”的日记中，如其在1928年12月15日就详细记载了亚东图书馆送来的账单。[4] 有了立身之处，知识人需要考虑以何种方式影响他人，“立言”既承袭了士阶层的传统，又有其在转型时期的新特点。知识人的“独立”身份也使得他们只能以话语的方式确立和行使其文化权力。梁启超提到报馆之天职时，曾言“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5]。知识人失去科举的通途，其自身边缘化的地位只能通过言论施以补救。既然存有“向导者”之志向，其文字必然要在民众之间流传开来，才谈影响和效果。所以，出版业的利益驱动与知识人观念传布的意愿二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出版界集合了立身和立言，对于知识人而言，和出版社建立良好关系，无疑为生计、言论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持。胡适就深谙其中道理：在上海求学时加入《竞业旬报》，在美留学期间和国内杂志《甲寅》、《新青年》及出版商汪孟邹等人保持联系。在新文化运动时，又和商务印书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诸人有良好的私交，更不用说他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汪原放、章希吕诸人的同乡情谊。本文选取胡适和亚东图书馆，主要是为了探讨知识人如何借助出版机构实现观念的传播，处于变动中的社会环境下亚东图书馆从创办、发展、鼎盛再到衰败的履迹，从中对何种观念的流传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一、胡适和亚东人的往来 亚东图书馆1913年创立，主人汪孟邹和陈独秀关系颇好，亚东的建立实也是由陈独秀促成的。“辛亥革命后，柏文蔚（烈武）为安徽都督，陈独秀是秘书长，后汪孟邹去安庆找他们以谋取职务，被陈独秀说了回去：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6]但亚东图书馆“从1913到1918年生意很不好”，陈独秀当时想创办杂志，亚东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由将陈独秀推给了群益书社，后陈在群益出版发行了名噪一时的《新青年》。亚东图书馆从“缩在弄堂”到“上马路”，也是因为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推荐亚东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比如《新潮》杂志等。此外朱执信找到亚东印行《建设》杂志，就因为无处找书店印行，后决定由卖新杂志的亚东来发行，《少年中国》也来找亚东。亚东在出版界算是较为“激进”的了。 亚东从创办到发展的过程，难以脱离陈独秀等徽籍人士的帮助和影响，故亚东是一个地缘色彩甚为浓厚的出版社。胡适和汪孟邹同为绩溪人，且两人早在胡适留学美国前早已认识。胡适在191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载：今日以事上午未上课。作书致橘丈。前此橘丈得汪孟邹翁函，言吾邑教育会将举余为东山堂长，以资整顿。[7]到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两人还有书信往来。[8]若要比较陈独秀、胡适两人同亚东关系的深浅，自然陈独秀更胜一筹，至少汪孟邹、汪原放在立场上与陈更为相似。汪原放曾记载一事，1925年11月间，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又有一次争论，当时汪原放也在场。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第二天，汪孟邹知道了，对着胡适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9]另一件事，汪原放由陈独秀之子陈乔年介绍入党，1927年时得到叔叔汪孟邹、章希吕诸人的同意，接受了《汉口民国日报》的国际编辑一职。有关于汪原放离开上海一事并未多和胡适诉说，“我们见面，我不提到过哪里，适之兄也不曾问过我是从哪里回来的”[10]。亚东和陈独秀立场的接近性[11]，以及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关系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胡和亚东的联系。 即便如此，胡适和亚东图书馆的关系还是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作者和书商的分野。胡适在1921年5月21日的日记还专门记了一条：“汪原放自上海来，寓吾家。”根据汪原放的回忆，是要到北京去和胡适接头，“决把他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部文集”，这部文集即是1921年12月15日由亚东出版的《胡适文存》初集。当时，除了汪原放之外、还有章希吕、余昌之负责排校，排校过程甚为认真，“我们校书时，往往在初校时就提出的问题，到二校还不能解决，一直要到三校，甚至末校，才能改定。总要查考下来，肯定是错了的，才改定；同时立刻发快信到北京和适之兄商定妥当与否。这些信现在也无从去找了，是很可惜的。”[12]亚东校稿的用心程度，胡适到了晚年还回忆：我现在在台湾出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过去在亚东图书馆出了许多书，都是靠原放、希吕、洛声等一班朋友，随意及时把我的文章收集起来，进行分类编目，我自己非常省事，只需稍加校对，增删或少作修改，就可成书。[13]胡适对亚东的信任程度可见一斑，而这种信任一方面是建立在亚东人对作者文稿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则还是因为胡适和章希吕诸人可追溯至少年时代的友谊。 说起章希吕，胡适在日记中就记载了留美之前与他的交往，1910年6月份的日记中记有“为希吕书一扇”，“希吕来”，“下午，访石堂翁于上海旅馆，慕侨，乐亭，希吕皆已先在，小间，孟翁亦来，坐甚久”。[14]这一段时间正值胡适要赴京参加庚子留美考试前夕。在这之前，胡适有过一次“夜宿巡捕房”而后病卧数日的经历，后恢复记日记的习惯，在1910年6月7日——27日日记开首曾言“今余从万念都灰之中，忽作万一之希冀，则此转绿黄之天中节，不可谓非吾生昨非今是之新纪元也”。在胡适《四十自述》对此段荒唐经历表示“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15]。此后，胡适“闭户读书两月”，同乡许怡荪对之多加督促，和绩溪同乡往来较频繁，逐渐脱离了此前那一帮玩乐朋友。胡适赴京考试的费用由许怡荪、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族叔祖节甫先生设法筹措。其友程乐亭死后，胡适作书于希吕、怡荪表达内心之悲怆。临赴京之前，和老友相聚，记道：乐亭，慕侨，绍庭自复旦来，橘丈，印翁，孟翁皆来会，饭于予所。是日吾邑得八人，盛会难再，自此以后，将不可复见此种胜事矣。[16]若没有这群老乡故知，胡适北上考试都成问题，更何谈出国留学，故这份恩情胡适也常挂念在心，并对朋友相交常做提携之事，就尽显自然了。 章希吕三十年代寄寓在胡适家中，受汪原放所托“催他做书”，这期间胡适对他甚为照顾，连章所谓“精明恐不在汪孟邹之下”的江冬秀待他也甚是关照。亚东在1934年的危机，胡适也和章商讨过，但胡更为关心章今后的境况，“末后，他劝我不必着急，我的生活，他可为我想法，其意可感”[17]。后章又在日记中记载：至于吾的事，如亚东是不可居，叫我回家后耽搁些时就到他家里帮他做事，每月送我酬劳八十元。[18]章在胡家的角色扮演有时俨然超出了编辑的职能，他曾记载：午后志新以黄叔鸾致适兄荐事书来转交适兄。我劝他不见，因适兄平时最怕的是托他荐事，黄君书由我为他转。[19]在1935年的日记中曾记“适兄送钱来，我因在此帮他做的事不多，适兄又不是个有钱的人，现还负债，故只每月收他四十元”，“适兄待人太厚，但我总心里不安”，胡适和江冬秀因亚东版税及借款一事吵架，章感叹“适兄脾气真好”[20]，对胡夹在亚东和妻子之间的为难尽显同情。 在胡适1923年的《南行日记》里，记载了和亚东社诸人的来往。汪原放在回忆中提了一句：这几年里，亚东与仲翁、适之兄的交往，一直是很频繁的。单是汪孟邹在1923年11月份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和陈、胡的往来，只言片语，甚为可惜。[21]就治病一事，胡适在1923年5月25日记：我想服冬秀寄来之中药方，孟邹们不许我服，把方也抢去了。5月30日记“希吕送药来”。闲时，胡适还到亚东栈房写扇子。[22]同年胡适去杭州烟霞洞，还给汪孟邹去信，“在此拟多住几天；如有我的信，请汇寄西湖葛岭新新旅馆胡适之收。承许汇款，请早日筹寄去，十分感谢”，“我此次久居旅馆，用钱颇多，请你设法给思聪带一点钱来。有百元最好”。[23]此时胡适和商务印书馆也颇有往来，和高梦旦私交甚好，然其治病（包括侄子思聪的病）、游玩之费用仍归亚东操心，信件、刊物也由亚东代为转寄。1925年胡适南下，受了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讲演五次[24]。据汪原放回忆，胡痔疮又发，由汪孟邹和黄钟[25]商议，介绍一位好中医治病。汪原放还把房间布置了一番，“母亲、大哥和我同秋霞住115号（枯岭路）楼面。114号楼面完全让适之兄用。我们替他安了一张床，在床前，安了办事桌、椅。……适之兄来时，看看，觉得很好。[26]可见亚东除了为胡适整理、出版书稿之外，还是胡适栖息上海的“驿站”。 同汪孟邹、章希吕等人早年结下的友谊无疑是胡适对亚东倾注用心的一个重要条件。1923年胡适欲将《努力》改为月刊，亚东和商务竞相争夺出版权，令胡甚感为难。胡适在日记中说：“两方都是极好朋友，而孟邹们情愿借债来办此事，情尤不可却”，后孟邹受陈独秀所劝，提出几点条件，和胡适所设想的结果较为一致。“认亚东为发行所，得代定《努力》”，“我的文章可保留版权，不受稿费，以后可自由在别处汇出单本集子”，对此双方都很满意。[27]1934年亚东面临经济危机，胡适曾两次去信给徐新六，使得快到期的借款得以转期。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刚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运动而在学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归国途中录了一段“柳亚子寄杏佛书”，中有“胡适自命新人，……又彼创文学革命”等语，在罗志田看来，“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28]。即便胡适个人“声名远播”，但白话文也并未深入人心，《新青年》依然寂寂无名。周作人就曾言：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做《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后来有胡适之自美国寄稿，说到改革文体，美其名曰“文学革命”，可是说也可笑，自己所写的文章都还没有用白话文。[29]如果没有陈独秀这样的“老革命党”的应和，以及《新青年》的发表平台，胡适在美国的“偶然的火花”估计不久也会被掐灭。按照沈寂的研究，汪孟邹先是把胡适介绍给《甲寅》的章士钊，后又将胡适介绍给陈独秀，而陈独秀把胡适引进北大，也是由胡适通过汪孟邹转托陈代谋的。[30]当然这里并未否定胡适个人的能力，而是说当时思想界还相对趋于保守、正在试探某种转向之时，能否提供给胡适相应的发展空间，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一果断的盟友，没有北京大学这一强大的后盾，胡适很难成为“国人之导师”，填补民国思想界之空白。 就当时出版界而言，胡适在《归国杂感》中提到：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31]这样沉寂的出版界对于胡适来说，它所提供的不只是机遇，还有被暗夜吞没的风险。如同他要找到一处可以栖身的地方，解决生计、职业发展的问题，胡适还需要寻到一个出版社以扩大其言论影响、实现其规划。无疑，亚东在当时可以算是唯一的选择。虽然在1918年初胡适应张元济之约为《东方杂志》撰写了《惠施公孙龙的哲学》，这是青年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发表的第一篇文稿，在张元济主张下得到与老资格的林纾相同的稿酬待遇。[32]虽然张元济在1919年4月8日的“用人”栏有记“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三百元”[33]，但这也是在胡适回国一年多以后的事了。亚东虽小，却如汪孟邹所说：一般营业当然是资本愈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可是像亚东图书馆这样小规模也有好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34]故归国后的胡适选择亚东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在新思潮中成长 周策纵总结1917年以前的出版界状况：西方知识的传入和介绍的确非常有限，中国出版业停滞不前。[35]从亚东在1913-1918年出版的书籍来看，这期间亚东仍然为生存而劳碌。从《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到《英文教科书》，再到章秋桐的《名家小说》，亚东出版的书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套路和定位，生意也并不好。1919年之前，无论是中国思想界，还是出版界，正如居于上海一隅的小小亚东那样正处在不知哪里是出路的迷茫状态。经历了洪宪帝制这出闹剧之后，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皆把目光从政治移向了社会，不约而同选择了创办刊物，以言论指导“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但梁启超在民国年间的言论效应已无法跟他在清末时相比[36]，按照余英时的看法，梁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最早是沿袭《甲寅》的办刊形式[37]。在王奇生看来，“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38]。主位之暂时空出，意味着尚无一种观念能够统领全局。 余英时认为：在胡适回国前后，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空白的成因在于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体虽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实质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见混乱。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问题，但“中体西用”的旧格局难以突破，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所谓的“西学”转手于日本，中国知识人对之并未有直接的认识。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39]胡适最初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很多同学怀疑其留学生身份能否胜任这一课程，傅斯年还专门跑去听胡的课，得出结论说：“这个人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顾颉刚坦言：“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顾、傅二人的古文底子不在胡适之下，“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胡适树立了“截断众流”的新典范。[40]孙伏庐也认为：“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41] 胡适对顾、傅二人的启发，倒也适用于亚东。从1919年开始，亚东渐渐走上了正轨。这一年，亚东出版了胡适的译作《短篇小说》（第一集），1920年出版《尝试集》，后来又有了汪原放标点本的《水浒》、《儒林外史》等。亚东的经营也有所改善，汪孟邹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就说：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帐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42]从亚东的收支情况来看，1919-1928年是稳步上升阶段，虽然1924、1925两年又稍有回落[43]，但总体而言20年代的亚东如胡适所言可列商务中华之后，排第三。亚东在1919年之后的繁荣，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它以“新”自居，其背后有胡适、陈独秀这批正欲占据主位之新知识人的支持和指引。亚东在这一过程中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 周宁认为胡适是亚东“不挂名的主编”，有一定道理。有关亚东和作家的关系，汪孟邹将之分成七系，陈独秀和胡适系的最为庞大，胡适系的有陆志韦、朱自清、陶孟和、孟寿椿、刘半农、钱玄同、赵诚之、张慰慈、刘文典、李秉之、吴虞、陆侃如、俞平伯、康白情、徐志摩、孙楷第、顾颉刚。[44]像1921年出版的《吴虞文录》，1922年出版的康白情的新诗集《草儿在前集》、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1923年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陆侃如编的《屈原》、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陆志韦的新诗集《渡河》，1924年赵诚之译的《普希金小说集》、朱自清的《踪迹》，1925年陶孟和的《孟和文存》、李秉之译的《俄罗斯名著（短篇选集）》、张慰慈的《市政制度》，1926年陶孟和的《国文故事选读》，1928年孟寿椿编述的《世界科学新谭》，1934年李秉之译的《俄罗斯名著二种》，1936年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1938年顾颉刚的《顾颉刚通俗论著集》等等。[45]从胡适介绍来的这些作者和文稿来看，大多有关于新诗、外国小说、史学、政治、思想争辩等议题，这些书籍和白话文、思想界的转向、输入学理皆有关系。 给亚东带来另外一部分声誉和经济效益的则是汪原放的标点本古典小说。对于标点符号，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就做了诸多思考。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多篇有关于文字符号、句读的思考文章，他在1915年八月二日的日记中就曾坦言，“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在他看来，文字符号在文言中的“缺失”，是造成文法长期被忽略的原因之一，也使得文言不易于教授。为《科学》作一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中，就述及了“无文字符号之害”：一为意旨不能必达，多误会之虞；二为教育不能普及；三为无以表示文法上之关系。[46]所以在陈独秀向胡适建议为汪原放的标点本《水浒传》作序时，胡适回复说“我一定送原放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胡适到南京高等师范办的暑期学校教书，在课上讲白话文学，提到了《水浒》，间接为亚东做了广告，原放等人带去学校的“四包书”不大一会工夫都卖完了。[47]后续出版的标点版《儒林外史》，胡适为其写了“吴敬梓传”；《红楼梦》亦载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后记”，顾颉刚的“答胡适书”和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在出版预告中声称：“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48]胡适对亚东标点本也甚为关心，“《西游记》亦须早日访求好木板本。最好是无有‘悟一子’批注的。切勿匆匆动手！我若早知道你们动手点读《红楼梦》，我早把我的乾隆无批本借给你了”[49]。汪原放对于胡适的建议大体上也是欣然接受的。 1919年11月29日胡适联名马裕藻、钱玄同、朱希祖、周作人、刘复诸人向教育部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这一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公布。[50]1922年预科国文题有两道，其中一道即为标点古文，选的是一段《水经注》。试毕，各位国文教员会商一个标准的标点格式，玄同、张凤举、单不广、士远，都拟有格式，我也拟一个。不料个人的标点法竟很有几处异同。令胡适诸人觉悟中国古文的不精密，和古书的不易读。[51]到1934年时，胡适还在天津《大公报》上登载了《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中提到点句和白话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52]可见胡适对句读符号的关注历时甚久，句读的使用和文法、意义的明确有很大的联系，句读自然也是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张静庐曾提到：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年）间，新书的销行，才渐渐抬起头来了。……谨慎独步的亚东图书馆，仍在胡适之先生协助之下，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造成铅粒的“亚东版”。对这“亚东版”的谨勤工作，我们不能抹杀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53] 1925年12月1日胡适和汪原放谈到翻印古书的事，他主张出一部“中国哲学丛书”，把一切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重要著作一概整理出来，并列了一些书名：《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费氏遗书》、《李直讲集》、《明夷待访录》（黄梨洲）、《伯牙琴》（邓牧）、《明儒学案》、《近思录集注》（江永）。1926年时，胡适又建议亚东出版“古短篇小说丛书”，包括《京本通俗小说》、《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后在4月间又补充一本李笠翁的《觉世十二楼》。到1931年时，汪原放赴京检查身体，胡适又向他谈出书的事，汪记下了20多种书名。[54]胡适为亚东厘定的选题，亚东没有全部出版，但亚东整理出版的古代作品，均没有超出胡适选定的范围。[55] 由上可知，亚东实际上都在践履胡适的文化理想，从1919年底胡适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就可看出一二。在此文中，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在于“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56]胡适回忆道：“从1920到1936的十六年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我也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的‘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57]从最初的《水浒》初版印了五千部，卖了一年才再版，到《儒林外史》初版印了四千部，才卖了三个月便再版了，到《红楼梦》平装六册，共印四千部，计二万四千册，再版周期缩短，印数增加，可见亚东版古典小说的受欢迎程度。 至于胡适本人在亚东的出版物，按时间顺序排列有：译作《短篇小说（第一集）》（1919）、新诗集《尝试集》（1920）、《胡适文存初集》（1921）、英文本《先秦名学史》（1922）、《胡适文存二集》（1924）、《神会和尚遗集》（1930）、《胡适文存三集》（1930）、《胡适文选》（1930）、译作《短篇小说（第二集）》（1933）、《四十自述》（1933）、《藏晖室札记》（1939）。余英时先生指出：从《日记》观察，1917-1926年自成一个清楚的段落。这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文学革命、新思潮、小说研究、整理国故（包括顾颉刚《古史辨》）、科玄论战等等文化运动都和他的精神领导有直接的关系。他最重要而又流传得最广的论著也大都成于这一阶段，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胡适文存》一集（1921）和二集（1924）等。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恰好是所谓五四时代。[58]余先生提到的这五本书中有三本是由亚东所出，亚东出版胡适推荐的作者和文稿也大多在1922-1926年间。换而言之，这一时期胡适对亚东的影响最大。按照沈寂的说法：胡适早年的著作，多半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的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和胡适的学术成就亦几乎是同步的，彼此相辅相成。[59] 三、关系的日趋淡漠 在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逐渐转向了政治运动。胡适于1960年5月4日接受电台采访时仍然认为：五四运动也可以说害了我们的文艺复兴。到了五四之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做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所以现在那些小的政党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60]从文化走向政治，胡适“再造文明”的尝试半路夭折，自然对之愤慨难平。胡适个人的影响力也在这种转向当中遭遇弱化，主位变得岌岌可危。 1920年代以后，胡适和陈独秀在观念上渐行渐远，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胡适和亚东的关系。虽然在1926年之后，胡适在亚东出版了六部书，亚东也延续了此前的标点本，但陈独秀的影响力却日渐盖过了胡适。这点可以从1926年之后，陈独秀一系介绍的作者和文稿在出版数量上远远高于胡适一系的作者。[61]193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亚东被禁的书有九种，著作者多为蒋光慈、钱杏邨、高语罕、洪灵菲等人，这几人皆是陈独秀一系的作者。到了解放后，亚东因为三四十年代出版了托派人士林超真、郑超麟的书籍，被军管会命令歇业。在军阀、国民党时期尚能在风雨中飘摇的亚东，到了1953年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实际上王凡西和郑超麟也是陈独秀一系的作者，故亚东成也独秀，败也独秀。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章士钊、陈独秀、胡适三人的观念不相吻合，然三人之情谊还在，汪孟邹为陈独秀被捕一事奔波，最先想到的就是章和胡。 三十年代，胡适和亚东的关系转淡，亚东也日渐衰弱，用汪原放的话说“江河日下”。在章希吕日记中，就记载胡适和江冬秀两人为了亚东版税及借款事而争执，胡氏夫妻的争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和汪孟邹的关系。从亚东40年代的出版情况来看，1940年到1948年中间是一段空白，胡适曾在1947年6月写信，问亚东近年何以不印卖我的书，并问纸版现存否，如亚东不能印卖，可否将纸版借或卖与别家（如商务）印行？[62]就此事，汪孟邹在1947年7月5日的信中说道：因书价太高，购买力太弱，外埠同业均以学生买不起，不能多办为言，实在无办法。……《文存》等大的书，则甚少销路，因定价三万七千五百之故，其实照目前纸张印订各费，又已不够本也。汪于同年11月28日再次写信给胡适，信中就胡适所提意见作了回复：而亚东印行二十余年之《文存》，一旦改归商务出版并发行，面子实在有点过不去，于亚东候时势稍转，或有改组中兴之希望，不无损伤……如该局有意印行，我可将纸版改售为租，名义上仍归亚东出版，实际归大中国发行，并另订契约，可以收回。[63]从1921年的《胡适文存初集》开始，亚东印行的《胡适文存》使得亚东在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且出版这么多年，汪孟邹自然对它抱有感情，将之视为亚东的“招牌”。可此时亚东根本无力出书，只能以保存面子为由与胡适商议。 此间汪孟邹和胡适的微妙关系，亦可从两人相互称谓的变化上来看。沈寂注意到：胡适当初在日记中称汪为“汪孟邹翁”，继则称“先生”，后又称“兄”，当面直呼“孟邹”。而汪原放小胡适七岁，则始终称胡适为“兄”，称陈独秀为“仲翁”，称章行严为“行翁”。汪孟邹则称胡适为“兄”或“适之哥”。[64]在1941年的2月25日汪孟邹致胡适信中称胡为“洪骍兄”。在这一信件中，汪讲述了陈独秀贫病交加，亚东境况的艰难，及“摇摇欲坠”之生活，并委托胡适一事。[65]“洪骍”是胡适的原名[66]，汪此时向胡适诉苦，又有求于胡适，难免让人以为借“洪骍”以唤起胡适对少年时代的追忆。 亚东图书馆因为与陈独秀、胡适诸人的地缘关系、“小”和“趋新”意识而在五四时期逐渐崭露头角。也正是过于依赖和陈独秀、胡适诸人及一系的作者关系，亚东无法突破传统的地缘人际网络，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胡适、陈独秀在思想界和政治上的沉浮也连带了亚东的兴衰。 胡适作为五四知识人的代表，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前辈知识人存在差异，主要反映在对政治的态度上。在胡适看来，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67]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开口谈政治，其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被“推翻”，这并不意味着胡适“变节”，从文化转到了政治，而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治和文化难以分开。“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至于“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胡适则认为“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方面的”，现今的思想文艺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68] 罗志田就指出，在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胡适选择了议政的知识分子这个认同。[69]无论在二十年代还是其后，胡适都不愿卷入任何政治集团，和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是胡适一辈知识人区别于前辈们的特点，但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卷入其中，也是常常背离意愿行事。以学校、出版、报刊为据点，用言论产生影响，是新知识人试图改变现实的路径。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为新知识人立身、立言提供了保障，独善其身成为了可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汇合又使得观念凭借物质化实践的渠道得到了拓展。所以，新知识人和出版界的关系问题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传播到底有多远的其中一个议题。标签：胡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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