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口怎样跨世纪：兼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云南论文,方略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据省统计局测算，云南人口总数已在1996年三月下旬达到四千万，这无疑是云南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的确，“四千万人口日”的到来，一方面标示出云南人口增长的迅猛态势，并再次向全省人民敲响了人口警钟；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深思：在历经二十余年旷日持久且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面前，人口规模一再膨胀的势头为何如此难以遏制？四千万人口对云南这块红土高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今中国城乡巨变的新格局和大趋势下，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云南人口又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跨越新世纪？
长期以来，出于对人口总量持续、高速膨胀的切肤感受，我们把视野聚焦在“生多生少”的问题上已经有二十余年了，据此而制定和开展的计划生育项目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人口问题归结为生多生少的数量增减问题，并针对“控制人口数量”来做工作，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首先是数量问题。就我们云南来看，尽管通过计划生育的艰辛和不懈努力，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极大地遏制了人口增长的迅猛势头。但是现今的云南人口还在以每年1.6%的速率持续增长着，年均净增约60万人。这势必给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压力。何志强省长在近期所作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指出：“我省人多地少，粮食长期不能自给，且消费缺口还在不断增大，即便经过九五期间的努力，到2000年在全省人口总数控制在4300万以内的前提下，全省人均有粮仍只有310公斤，只能说是实现了低水平的自给”[①]。由此看来，控制人口数量仍将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必须坚持的一项重任，对此判断，我们无需争议。但在方略上值得辩明的是：仅以数量控制为目的的人口政策和以数量控制为基础，同时兼顾人口质量及结构的人口政策在操作规程和实施效果上有何不同？如何取舍？
客观地讲，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利弊互鉴的，有正效应，也存有负疚。而且事物本身都包含有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只有这三方面的和谐统一才有助于减少负效应，增加正效应。人口问题亦同此理。我们以往的人口政策在很长时期里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纯的数量控制政策，而且愈是深入基层，这种政策愈是通过生育指标的落实而变得愈加具体而强硬。但是面对当今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和改革大潮荡及城乡且不可逆转这样一种新势态，姑且不论人口控制效果是否有其自身的界度，就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也已经不难断言：人口问题已不再是孤立的数量问题，人口压力也非仅出自总量膨胀方面。大量低素质人口群的滞存问题，人口性别比偏高趋向，以及人口老龄化征兆的急骤而现，所有这些都表明人口问题正在“泛化”。因此，以往那种单打一的数量控制方略恐怕难以适应跨世纪的需要。
其一是人口质量问题：诚然“提高人口质量”的口号是继“控制人口数量”之后于八十年代提出来的，并早已为世人所关注，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时至今日，国民素质的低下状况和人力资源的廉价开发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促成人口高增长的大问题。在这方面，云南作为一个集“边（边疆）山（山区）穷（贫困）少（少数民族聚居区）”于一体的落后省份，情况更令人堪忧。尽管为此也做了许多努力，且人口素质也在不断提高着。但云南人口素质在全国30个省区中依然位居后列，以普查资料为证，1990年云南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4.0岁，比全国平均值（69.2岁）低足足5岁，仅高于青海（61.8岁）和西藏（59.1岁）两省区列居全国倒数第三位；同期云南人口文盲率为25.44%，比全国平均指标（15.88%）高出近十个百分点，在全国30个省区中列居倒数第四位。
其二是人口结构问题：众所周知，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导向的计划生育工作已历经二十多年的实践，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然而，随之而来的人口老化趋向；局部地区性别比失衡问题；城乡人口再分布问题；以及人口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显现，并开始困扰着我们，致使人口问题面临诸多两难选择。而这些现实问题已经超出了仅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即可奏效的范围。从而迫使我们寻求新的人口方略。从云南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在九十年代初期已由年轻型向成年型的急剧转变。据预测[②]，随着人口出生率的继续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在未来十年间，云南人口将处在由成年型初期向成年型后期的过渡之中，如若此，到2010年前后，云南势必将面临老年型人口结构的挑战。再就是出生婴儿性别比逐年上升的迹象也不可小视，1982年为106.2，1990年进一步上升为108.0，这一指标已经突破正常出生婴儿性别比（104—107）的上限值。此外，诸如人口的城乡分布；地区分布，文化技能素质结构，以及行职业结构的不均衡性等一系列问题也将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近年来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的新发展观，它作为当代人类面向未来所应持有的一种负责态度和明智选择正日渐深入人心，并开始落实在各国政府的治国方略中。其要意可解释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可持续发展所要揭示的就是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资源诸系统、各要素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它既表明社会要持续发展；又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亦深化了人们对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的认识。它召示人们在谋取自身福利，解决包括人口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应拓宽眼界、从长计议，尽量避免短期行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更是将“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Population,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列为大会的主题，直接探讨“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据此形成了“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的共识。尤其是该大会在面向未来二十年所制定的《行动纲领》（Programme of Action）中这样提到：“不能孤立地看待人口问题，而应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把人口问题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之一，人口是发展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③]。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地讲社会怎样高速的发展，而是讲社会怎样更好地发展。那么，这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解决跨世纪的人口问题理当遵循的一条准则。
我们知道，人口运动有自身的规律，因此，在对待人口问题上也需要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譬如，尽管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生育率已经压得很低了，1989年云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60，进入九十年代，这一指标还在继续降低，据省统计局人口处提供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在1993年10月—1994年9月间，云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已经逼近2.10的“更替水平”，但由于我省人口年龄结构较轻，存在“人口惯性”的巨大作用和生育率反弹的潜在威胁，人口总量还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里保持高速增长，形成所谓“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的特殊局面。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规律。它同时暗示着：人口控制是有其界度的，那种所谓“加大（生育）控制力度”的提法和做法，到头来难免欲速不达。当然，毫不松懈地抓紧计划生育工作对于缓解云南人口长时期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勋。如果没有多年来计划生育部门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那么，云南四千万人口日就不会迟至今日才到来。本文欲予强调的是，在新时期条件下，我们是否应该以新战略眼光和科学态度来审视跨世纪的人口问题？简单讲，就是“人口不控制不行，但仅控制人口（数量）也不行”，此其一。
其二，四千万人口，对云南这样一个落后省份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它意味着云南人口总量在现有资源和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中，其“人均”份额又下跌了一个台阶。何况人口总量膨胀的趋势还在继续。由此更加剧了我们对“人满为患”所产生的惊诧感和危机感。但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纯粹把人口当作消费者来看的结果。其实，马克思的人口理论早就阐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且在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作为生产者的人则应处于主导地位。那种只见“人口”（消费者）而不见“人手”（生产者）的观念显然有失偏颇。否则，伴随难以遏制的人口惯性增长，我们的未来岂不是一片黯淡[④]？鉴于此论，我们理应对云南四千万人口日的到来有一个冷静而全面的看法。在此是否可以这样讲：四千万人口，这对云南来说，既是历史的遣存，我们不能不接受；又是发展基点。我们只能而且必须在此基础上来谋求发展。
其三，应该看到，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非出自人口过程本身，而是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换言之：如果不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那就很难说清四千万人口对于今天的云南来讲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诚然，“人满为患”的感受显而易见，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是有目共睹。但这些都只是问题的表层焦点。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庞大的人口资源难以转化为社会财富，适度的人口增长难以转化成文明演进的推动力，而人力资本的低度积累和人力资源的低度开发才是我国人口问题的结症所在。所以说：“人口问题说到底就是发展问题”，我们控制人口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或人口环境，我们也只有在持续发展的框架中才能逐步走出人口困境[④]。
其四，人口发展不能只是单方面地适应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人口发展，进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空洞的或不可持续的[⑤]。这种认识的获得，有助于我们校正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学者李涌平在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提出了“两种发展”（即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人口学观点[⑥]。这些都在启示我们：一方面，社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人口持续发展（请注意！发展不等于增长），因为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持续发展都应遵从“以人为中心”这一原则，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进步与繁荣而设立的。为此，我们在做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应只是单纯的抓生育控制，同时还应提供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而且要大力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少生优生的社会大环境。
（三）
云南人口怎样跨世纪，这实在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课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本文旨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着眼，做一些粗线条的探讨。亦算是抛砖引玉吧。显然，解答“云南人口怎样跨世纪”这样的大课题，至少会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云南人口应以怎样的面貌进入新世纪？二是云南人口怎样才能跨世纪？
首先，就第一个层面而论，且不妨概括为三句话，亦即“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质量；注意优化人口结构”。具体来讲，就是要在“计划生育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指导思想下，既不放松数量控制，同时又不忽视人口质量和结构方面所显现的或隐现的问题。在一种关照全局，突出重点的新思维下，展现所谓“三位一体”的人口发展面貌。使云南人口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生育率稳中有降，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以此同时，又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至，保持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此外，人口的城乡分布、地区分布、行职业分布以及人口生存环境等诸方面得到改善。所有这些就是云南人口跨世纪所应展现的。江泽民同志在近期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言及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时也这样讲过：“要为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所谓良好的人口环境，就是要保持适度的人口总量、优良的人口质量、合理的人口结构”[⑦]。我们以为，这正是本文所力图阐述和构建的“三位一体”的人口发展面貌及其治理方略。
其次，就第二个层面而论，实际上是要回答云南人口跨世纪应该注意些什么。在此，我们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方略应把握的两条基本原则：
1.以适度观取代速度观：即努力保持人口的平稳发展，避免大起大落的波动式发展。目前，我们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三个生育高峰。这种因生育高峰造成的对人口规模波动发展的影响，要经历几代人才会消退。给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人口波浪式发展对人口过程本身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可谓不胜枚举。这里的“适度”，不仅是指“数量控制”的适度，即“人口不控制不行，但人口也未必控制得愈紧愈好”，所谓“矫顽莫过正”就是这样一种适度原则；而且也包括“质量提高”的适度。因为正如“人口并非控制得愈紧愈好”一样，我们认为，对人口质量也应有一个全面而恰当的评估。譬如，人口的文化素质也不是愈高愈好。那种不顾现实需要一味追求高（文化）素质的举措，一是没必要，二是不划算，当然，这涉及到我国的人才结构和教育体制等问题，恕不赘述。
2.以整体发展观取代局部发展观：此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待人口问题上，应把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三者联系起来统筹考虑，权衡发展；二是在解决人口问题时，切不可就人口论人口，而应把人口置于既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来做综合治理。以免顾此失彼。对此，北京学者顾宝昌和穆光宗在就如何解决我国过剩人口问题上所提出的“节流”（控制生育）与“开渠”（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合理劳动力流迁与再分布，实现人力资源和其它生产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并重的见解的确是别有深义[⑧]。另外，目前正在全国推行的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方式。由于它把生育、生产和生活连在一起，把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可说是开创了新时期条件下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一个优良范例。
最后需要强调，云南的人口形势与全国相比，在有些方面（如人口老化）暂时还不是严峻，还有一定的可回旋余地。我们当然不必盲目照搬或生硬套用全国的人口对策。但我们决不可因此而掉以轻心，今天的全国人口形势必然影响并预示着明天的云南人口形势。而且，人口问题的显现和缓解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既不可能突如其来，也不可能消纵即逝，这就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以发展眼光和超前意识来防患于未然。据此，理论先行，为实践早做准备，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总之，解决人口问题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条件、人口状态和人口环境。因此，在跨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的人口方略。亦即，在我们实施生育率下降工程的同时，也必须相应考虑人口不致于过渡老化，出生婴儿性别比不致于过分偏高，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致于受到严重威胁[⑧]。基上所论，新世纪的人口方略理应构筑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这样一种三者兼顾的战略方针之上。如若这样，在下个世纪的某个时日，当云南5000万人口日到来时，我们就会理智得多，不会再象今天这样，过分在人口数量增减问题上患得患失，为不可避免的人口总量的再度膨胀而惶惑不安。
注释：
①载《云南日报》1996年1月2日。
②参见丁玉琨《未来云南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一文，载《迎接挑战—来自云南人口的报告》文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③Nafis Sadik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5》.UNFPA。
④参阅穆光宗《世纪之交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一文，载《人口学刊》，1995年第4期。
⑤参阅乔晓春《1995年中国人口研究热点问题回顾》一文，载《中国人口报》，1996年1月1日。
⑥参见李涌平《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新人口理论》，载《人口研究》，1995年第4期第55—56页。
⑦摘自《光明日报》，1996年3月11日版。
⑧参阅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载《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