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阶段的政治社会学———个学科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学科论文,古典论文,阶段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4)04－0098－06 正如威尔逊所言，在整个19世纪，社会科学像新生的暴发户和新封的爵士一样涌现出来。[1]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快速发展于“二战”以后的政治社会学，着重研究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政治行为的社会依据，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社会环境，它“特别强调：对于政治现象的分析要建立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要将政治现象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2]政治社会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在每一阶段都关注相对集中的特定问题。[3]但政治社会学从来不是封闭的知识领域，不能将政治社会学同它所成长于其中的持续过程分割开来。[4]可以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社会学，虽然它的学科历史并不久远，但作为知识传统的政治社会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那时直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属于政治社会学的古典阶段，本文即是对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史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的考察虽说是以社会学思想史的视野来进行的，但这也很难排除其他学科(诸如政治哲学或政治学等)视角的渗入，因为正如法国思想家图海纳所说，考虑到“主体”这个概念是由政治哲学创造并由政治哲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就决定了政治哲学也就成为社会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5] 在罗素看来，希腊文明的兴起是全部人类历史中最使人感到惊异和难于解说的，[6]以至于至今人们还满足于这种惊叹并饶有兴致地谈论希腊文明的天才，这当中最为著名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正义的基础上统一了政治和社会，认为政治就是要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7]他把政治和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一个功能互补的体系，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这好比一个人的手指坏了，整个身心都能感觉到，[8]这是一种真正的政治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作为放大了的个人，社会有着固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他从人的三种灵魂(理性、意志和情欲)出发，相应地推衍出三类人：哲学家、武士、农人和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三个阶级。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需要。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有许多需要，这些需要不能靠自己来满足，所以，人类必须结群而居，互相帮助，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好途径，实现社会分工就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可以认为，从人的需要的满足出发，发现社会分工这个社会事实并指出它的社会意义，以及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平等而造成某种类型的阶级斗争，这是柏拉图在社会思想史上的贡献。 对于政治社会学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成为人类思想史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根源”[9]。以下几个方面是他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学传统知识：一是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基本的政治社会学命题；二是论述了城邦社会的产生过程；三是提出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最理想的政体；四是探讨了平等和不平等的政治后果；五是开创性地使用了比较和归纳法，在比较了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后，指出政治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政体。可以认为，这样一种将政治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学科态度上的重要基础，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属性。西方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赛特非常看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将这部著作作为他的《政治人》分析框架的核心。[10]可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探究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是政治社会学的学科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创并得到运用的。 以上的分析是在哲学意义的伦理范畴上来分析和探讨社会政治现象的，这虽然和作为政治社会学的母体学科——社会学的客观性要求不相吻合，再加上从古希腊的语源而言，但凡人类共同应对某些事务的活动本身即为“政治”，这导致政治的社会属性或社会的政治属性混淆不清。[11]总的说来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的观点构成了政治社会学的早期知识传统，这些知识传统为该学科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路径和方向。 “中世纪”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时期，在许多后人眼里，它象征着黑暗、专制和落后，但如果说在中世纪里的确存有这样一段黑暗的话，那么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 美国学者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指出：“与过去的看法恰恰相反，中世纪不仅是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苗圃，而且在技术上也是颇有成就的。另外，中世纪在其他方面看起来也似乎具有惊人的现代性，让我们想到西方思想在本质上具有连续性。”[12]到13世纪为止，大学已经成型，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当时大型知识活动场所。在中世纪，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得到挖掘和保存，文艺复兴的曙光不久便重新照亮了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明在对古典哲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想渐次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思想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基督教神学政治观。[13]必须承认，它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宝贵的文明成果。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人类一个由他精心设计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定能按“自然的理性法则”进行解释，于是，人类就获得了一种自信的信仰——让人类的知识回到自然一致性的信仰，这成了现代世界思想方式的前奏和背景。[14]以此来看，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继承、过渡和创新的年代，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从政治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其学科发展重要的一个阶段。和基督教神学相适应，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学学说集中表现为神学政治观，这是因为中世纪神学的既定框架部分地继承了古代政治学说的结果。正如斯特隆伯格所指出，在13世纪，更多的知识流入欧洲，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在1世纪，生活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对罗马帝国的强权统治和现实生活失去了信心，这时，基督教作为一种消极的救(遁)世之说开始广为传播，人们不再像城邦时代那样，相信追求城邦生活才是至高无上的善，在“原罪”和“神恩”思想的引导下，人们将祈求的目光转向了天国，等待上帝的宽恕和灵魂的救赎，教徒们以教会组织吸引教外人士皈依基督。由于教会保留和占有大量的古代书籍，这也使得读书识字几乎成了教士们独有的生活和标志。随着教会的壮大和世人情绪的逐渐稳定，教会最终从虚无缥缈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慢慢地成为管理人类宗教事务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一种独特体制。 在中世纪，最能够体现基督教发展历程并对政治社会学学科发展作出贡献的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思想。在当时，基督教并不绝对排斥对哲学的吸收，但前提是通过吸收和改造使之能够为基督教所用，奥古斯丁的学说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看作是最伟大的世俗哲学家和思想最接近于基督教的哲学家，他读了许多关于柏拉图学派的著作，并从中吸取思想精华。可以认为，奥古斯丁的许多思想都取自柏拉图。 奥古斯了指出，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手，信仰高于理性，这是他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受柏拉图的灵魂学的启发，他认为上帝“把人造就成由灵魂与肉体构成的理性动物”，[15]灵魂对肉体具有主导地位，但他并不否认肉体的作用。一个人既是用肉体来生活的世界里的公民，又是以灵魂来生活的世界里的公民。由此，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世俗之城”里的人们相当自爱，只关心世俗利益，而“上帝之城”是由所有热爱上帝的人们组成的，他们对精神的爱超过自爱的程度，过着顺从于上帝的生活。 他对“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区分，并不是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这样彼此隔离和独立的两个社会。正如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所说：“宗教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生活之中，以至于世俗和精神之间的距离随时有被抹杀的危险。一方面，平常的生活上升到神圣的领域；另一方面，宗教情怀和世俗平庸在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16]奥古斯丁认为，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整体，只是到上帝进行最后审判时才会把两者分开。因而，他的区分并不涉及人们的实际生活，而是关系到他们的最终命运。一部分人命中注定将与上帝同享幸福，而另一部分人将与魔鬼同遭磨难。只有在平时坚守着“信仰、希望、关爱”的生活态度的人，才能在审判后与上帝同在。 可见，他非常强调“上帝之城”的优越性，但对“上帝之城”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世俗之城”就不需要。“世俗之城”的象征性意味也非常重要，只有借助于它，对真正社会现实的关注才有了知识上的铺垫，因为“它其实是对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的嘲弄”[17]。在“世俗之城”里，人们可以获取财物，这些东西既是在尘世中生活不可缺少的，而且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人的灵魂向善。“世俗之城”需要“上帝之城”的补充和完善，而这一精神生活部分的管理权，从原来的世俗权威转给比它更高的权威——教会权威来管理。 在奥古斯丁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中，“城”即是现在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有序的人的群体。在他看来，这样的群体是就群体所爱的事物达成一致而联合起来的，“爱”就成为这个社会赖以形成的纽带，而所“爱”的不同体现出社会不同的性格。他所区分的两座城就是以不同的爱为基础的。建立在“爱”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是“和平”，由此出发，奥古斯丁将“天上和平”与“地上和平”也作了区分。在“天上和平”中，人们能以完善与和谐的方式与上帝共享欢悦，这是人类在精神上所能达到的最高享受，但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地上和平”就不需要也不重要。在“地上和平”中，人们通过有序的社会交往，最终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而且通过“地上和平”有助于人们去享受“天上和平”。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并没有否认世俗政权的存在，他认为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是共存的。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试图说明，“罗马的衰落非基督教之过”，[18]而基督教有助于道德的提升。这样的认识就为对上帝的信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而决定了他的“上帝之城”对于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贡献。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早期的基督徒总是非常急切地盼望能够得到救赎，而“双城之说”借靠“世俗之城”反映出当时的教徒已经能够借助于教会组织摆脱急获救赎的心理，转而能理性正视并积极投入到“世俗之城”的活动中去。特别要指出的是，奥古斯丁对国家的看法，反映了帝国末期的人们对以往的国家观念的一种转变：人们不再像古代城邦社会的公民那样视国家为追求最高的善的社会组织，并把全部的忠诚献给国家，国家“只有在一切宗教事务方面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19]换言之，人们要“对于国家和教会应尽双重的忠诚”，[20]而这，始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对国家的疏远。 奥古斯丁的思想被确定为基督教的主流学说，在中世纪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3世纪，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想是阿奎那的政治理论。阿奎那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十分浓厚。在他看来，人生下来一无所有，但自然赋予人以理性、语言，使人能够自给自足。“尘世生活虽然不是最高级的善，但也是一种积极的善”，[21]个人只有依靠他人，互相分工合作，才能够取得其生存所需的一切，因而人的本性使人倾向于在城邦中过集体生活。为了使城邦统一和有序起来，就需要国家来维护城邦的秩序而促进公民过有德性的生活。同时，为能稳定和有效地进行统治，还需要法治的存在。法律是政治的特殊工具，它能够通过规定来保证统治者去完成正义和道德的实现。所以，国家应该是一个有政府和法律的社会。国家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自然制度，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的目的在于促进公民的幸福、维持社会的和谐，以达到对最高的善的追求。 由此可见，阿奎那的国家观显然派生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的自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一种自然之都，因为人类必须在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就必须有政府。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也是中世纪知识的集大成者，他极力振兴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其理论至今还是一些重要的政治学者的思想来源。[22]在关于国家的自然起源说中，阿奎那加入了作为立法者的“上帝”的概念。他的理论逻辑在于，城邦固然起源于人的本性，但是上帝赋予人以其自然本性，所以归根结底，城邦(国家)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公民按照神意指引获得道德和正义远远优越于从任何其他制度中所得。这样一来，如果说城邦生活原先是全体公民道德和正义追求的唯一承载者的话，那么现在，在作为立法者的上帝面前，它(城邦生活)不但失去了这一特殊的地位，反而连它自身也要由这个人类行为中最高的道德标准——上帝去加以判断。所以，阿奎那在阐发国家的自然起源的同时，又突出了上帝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利用亚氏学说的同时又将其置于神学框架中，认为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其政治社会学意义在于变相地提出：政治的产生并不在于政治本身当中，而在于政治本身之外。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他的国家理论其实就是国家起源问题上的社会起源说。以此来看，中世纪时期的神学世界观从本质上而言是反科学的，而且也不注重社会事实，从某种信仰出发演绎现象，极大地窒息了政治社会学的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但它又通过另一种方式为政治社会学奠基了可能的思维路径。 中世纪的政教结合，其实际上是“以教领政”。神学发展的结果是从传统的社会哲学领域引出了极端的道德学与宗教学。在对新教的抨击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世俗生活具有实在性，人们接受古人明朗美丽的作品，而且也有了和自然界的直接接触，加之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气质特殊并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开始了对中世纪信仰生活的全面反叛，这实质上“是对一个枯燥乏味的‘理性时代’的反叛”。[23]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实际上是人的批判精神的复兴，是知识界的解放，是人与上帝的分野。文艺复兴运动“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和陶冶人们的心灵”，[24]使思想家重新肯定了人的尊严，重新审视现世的价值，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人类事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关注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到中世纪末期，人文科学研究方法陷入两大矛盾中，一是“客观的事实分析与主观的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即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矛盾)；二是在理性主义的极端支配下，过分注重逻辑推理而忽视了经验的重要性。为此，如何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首先打破这一难题，为近代政治学(包括政治社会学)奠定了现实主义基础的当推意大利思想家、军事家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学上的精彩创新，成为后来政治思想的滥觞。他非常注重实际，他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学问，拿他对事务的亲身经验作基础，力求说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而不讲那目的该看成是善是恶这个问题”，[25]他正式把政治学带出了传统政治哲学的领域，指出“如果有人放弃了他的实际上应当追求的生活，那就等于放弃对自己的生存而谋求自己的灭亡”。 “他最先坚定明确地并且不容置疑地排除了整个经院传统”，“断然抛弃了中世纪政治体制的全部基础”。[26]他先把政治学从神学范畴中拉出来，再与形而上学相抗衡。对他而言，政治生活的事实是唯一有效的论证，指出最好应该论述“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27]他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着重于对事物的应然判断，而是以观察家的身份来为时代作见证。因此，他描述的人物并不是理想中的典型，而是现实中的典型，不带有任何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有逻辑有限主义的色彩。 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思想在于：一是人性是恶的，他对丑恶人性的刻画细致入微、淋漓尽致。马基雅维利正是从性恶说出发，构筑他的政治理论大厦的。二是强权就是真理，“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28]三是政治具有超越伦理和道德的属性。将君王的政治行为与伦理行为截然分开，赤裸裸地强调君主的狡猾和威猛。四是国家至上主义。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军事，因此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比任何豪言壮都有威力，指出“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靠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29]认为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君主的对外扩张的野心，只有不断开拓，国家才能永葆强盛。 前文已述，强调对于事实的直接观察、归纳和比较是亚里士多德的创建，他的国家观总是以社会观的面貌出现并得到述论的，这种观点为后世的思想家所继承和接受，但亚里士多德没有将政治学拉出哲学意义的伦理范畴。与之完全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学从哲学的范畴中剥离了出来，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30]，政治从此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否定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命题，认为统治权问题是国家的根本问题，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国家，政治学就是研究权力的科学。所以，现在一般认为，直至16世纪，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在政治学术史上将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和以道德为主体的社会区分了开来，他反对古代思想家把道德的良善作为政治追求的目标，其反传统的形象在《君主论》的后半部分展露峥嵘，他与西方世界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伟大传统实行了决裂，并开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31]由此可见，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问题才真正回落到社会现实的坚实基础之上，[32]这为政治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也使得从学科意义上研究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具有了可能性。从此，政治学思想开始按照权力发展的主线延续下去，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政治社会学也以一种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立思想开始了自己特定的发展历程，这为政治社会学走向科学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前提。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人基本切断了与上帝的联系之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孤立的个体之间的联系问题，也就是个体该如何在没有上帝的指引下连接成社会的问题。”[33]这就决定了在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启蒙运动阶段是最为丰富的时期之一。[34]时至17、18世纪，由于革命的需要，中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了同盟，动员整个社会力量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和这场斗争相适应，在“启蒙运动期间，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对人的研究”，[35]中产阶级的思想家为革命摇旗呐喊，提供理论依据。 霍布斯从他的人性理论出发，认为在内心无止境的欲望的驱使下，人们彼此之间成为仇敌，因为他们之间不能避免基于经济的利润追求、基于政治的安全需要和基于社会的名誉所向而产生的冲突。这样的社会必然是战争的状态，从而产生了人们对于和平的呼唤，这样“公共权力”的出现就成了呼之欲出的结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霍布斯毫不留情地批评宗教，并建立了完全世俗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基础，但毕竟，基督教已融入西方的主流文化之中，一些本原性的问题已内化为西方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如契约理念等，霍布斯也不例外。世俗社会在与宗教最初也是最激烈的全面对抗之中，彼此的相融也很好地说明了宗教存续的合理性。而此时只是以激烈的方式把宗教从世俗事务中清理出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精神上的障碍。 霍布斯虽然认为理智会使人发现“自然法”，但这只是导向和平的信约，信约如果没有权力为后盾，就是一纸空文，推演到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解决人类和平的需求，那就是彼此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放弃的行为本身是相互平等和毫无保留的，放弃的权利被授予一人或由一个集体来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国家。这样的分析趋向应验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即“传统权威方式的中断引起了人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注，而且引导观察家去关注冲突与共识问题”[36]。而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就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学科视角。 生活于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两个朝代的孟德斯鸠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开创性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了比较法，[37]不仅在政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最早把“非政治”的社会因素纳入到政治分析领域当中，认为法律制度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该制度也受制于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环境。这是典型的历史主义的政治社会学观点。他也特别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关联的结构，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着的，他甚至认为心理因素的改变，也能引起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38]这不仅是一种导向实证的研究方法，而且是具有整体视野的研究思路。在涂尔干看来，虽然孟德斯鸠并没有指出他所研究的问题可以构成一门拥有自己方法和名称的确定的学科，但他“却为后来人铺平了道路，后继者们确立的社会学，不过是为孟德斯鸠所开创的这一领域赋予的名称而已”[39]。 收稿日期：2014－04－13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社会学论文; 政治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中世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