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论创构与当代文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当代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6)02—0052—07
随着20世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整体性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作为中国近代文论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文论的重要奠基之一，梁启超文论的学理意义亦日渐凸显。
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变革与文化演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面对文化会通与理论流变的现实语境，总结梁氏文论的内涵与特点，追寻梁氏文论的精神与方法，不仅是还梁氏文论以客观原貌，我以为，这也将是对以梁氏文论等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文论传统的总结与发掘。这种总结与发掘，对于当前民族文论话语的重构与民族文化建设，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约三十余年间，梁启超写作或发表了一批与文艺有关的文字与言论。首先，较为大家熟悉的有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十来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这批文字是我们过去研究最多并据以给梁氏文论定性的主要材料。其次，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集中发表了一批关于艺术与文学的专论，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屈原研究》（1922年）等。这批文字最具理论内涵与价值，体现了梁氏对文艺问题的深入认识与文艺现象的独到感悟。特别重要的是这批文字具体集中体现了梁氏力求融会中西，以解决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诸问题的实践与探索。这批文字是梁氏留给我们的关于文艺与审美问题的最宝贵的财富。此外，梁启超与文艺联系密切的文字还有零散的《书籍跋》（1893—1928年）、《画跋》（1924—1928年）等以及绝稿《辛稼轩先生年谱》（1928年），这些文字不仅见出梁氏广泛的艺术兴味与良好的艺术修养，也常可领略他的洒脱性情与独到见地。
总的来看，梁氏文论主要涉及了以下重要命题。
首先就是对于文学观念更新与文体审美理想变革的呼唤。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把主要精力由政治改革转向思想启蒙，从而启动了以文学改革为载体的近代文学革命。具体来看，文学革命主要体现为诗界、小说界、文界这“三界革命”。“三界革命”在配合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上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就文学自身发展来看，“三界革命”在文学观念更新与文体审美理想变革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过去发掘得还是有限的。梁启超是“三界革命”的领军人物，他对于诗、文、小说等三大文体，均提出了新的美学构想。关于新诗，他提出：诗歌改革的根本在于精神的变革；精神变革在作品中的体现主要是“新意境”的创造；新意境在形式风格上应符合国人的审美传统，在语言上应倡导以俗语为标志的“新语句”。关于新体散文，梁启超提出：散文创作的目的不为传世，而为觉世；散文变革要从内容到形式实行全面的变革；散文语言应力求通俗化，可兼容中西。关于新小说，梁启超则提出：小说可借“写实”与“理想”两种基本手法构造“现境界”与“他境界”两类艺术境界；可借“熏”、“浸”、“刺”、“提”四大艺术感染力，达成强大的“移人”之功；悲剧与崇高应成为新小说的重要美学取向。可以说，在“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推出了新的文体审美观：即弘扬觉世之文，欣赏悲剧与崇高的美感；主张形式与语言的革命，提倡自由多样的表现方式与艺术风格；颠覆传统文坛的文体价值定位，将小说推上文坛正殿，使诗、文、小说并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基本文体。“三界革命”虽不是一次完全彻底的文学革命运动，但它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文学观念的变革置身于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以异域文学为参照系，自觉追寻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新生的思想运动。梁启超关于“三界革命”的思想倡导与理论实绩，在客观上破开了钳制中国文坛千年之久的传统观念与价值体系，推进了以西方哲学、文化、美学、文学思想为重要质素的新的文学观念的破土与文体理想的萌辟，从而在客观上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审美理念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必要阶梯。[1]
其次就是关于文艺实践中情感与个性的问题。梁启超强调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明确提出了“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重要命题。[2]37 他认为情感之真是艺术之美的基础，而想象力的活跃又是艺术情感的基质。同时，他指出情感需借精到的技巧才能表现到位。他对中国韵文及其表情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归纳出中国韵文“奔迸的”、“回荡的”、“含蓄蕴藉的”、“写实派的”、“浪漫派的”等五种表情方法，还就杜甫等重要古典作家的表情方法作了具体的研讨。此外，梁启超不将情感神秘化、抽象化，而是坚持艺术情感与生活的现实联系，他辩证地指出，情感与生活既互相联系，又有各自运行的规律。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不与生活本身的客观价值成正比。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作者个性”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指出光有体现共性的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不能构成文学的特质。有个性的文学家，其作品必须具备内质之“真”与表现之“不共”的完美统一。同时，梁启超还把艺术的情感表述为“个性的情感”，强调艺术实践中情感体验与生命的“迸合”，要求在艺术审美中陶养情感，从而达成人生的真趣味。从这个标准出发，梁启超对屈原、陶渊明等古典作家作出了深入的解读。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与个性的弘扬实质上也是对以善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理念的冲击，呼应了近现代世界文学发展中关于“人的解放”的呼唤。[3]
其三是关于艺术崇高精神与风格的弘扬。从第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梁启超就把艺术精神与风格的变革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弊病多有抨击，其最厌恶的就是游戏恣肆、赏心乐事、厌世萎靡之态。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学“缺少高尚的情感与理想”。[4]71 如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乃以恹弱病态为美，充斥的是猥亵绮靡之情。梁启超谈到，奔迸的表情法“西洋文学里头恐怕很多，我们中国却太少了。我希望今后的文学家，努力从这方面开拓境界。”[5]72 正是在中西比较和古今变革的宏阔文化视野下，梁启超提出了艺术精神与风格变革的重要问题。在多篇论文与演讲中，梁启超均提出了对“可惊可愕可悲可感之作”的弘扬，对“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的激赏，对艺术中的“痛”与“泪”的肯定。他甚至把黄公度创作的军歌誉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在艺术精神与风格审美中，梁启超所提倡与弘扬的是与传统的和谐型审美理想相对举的崇高型美学理想。梁启超虽然并未直接以“崇高”来命名他所标举的艺术精神与艺术风格，但他却以所评析的多种艺术境界和概括的审美意象，弘扬了艺术的崇高新境。
四是艺术中的真善美关系及艺术教育的问题。梁启超强调，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真的要点就在于细致的观察和客观的态度。同时他又指出，艺术之真不仅是把握自然之真，更是表现心灵之真。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真文艺不一定就是美的艺术。他说：自然派文学“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6]14 这段话不仅触及了生活之真与艺术之美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亦引入了艺术中美与善的关系问题。融真善美为一体，是梁启超对艺术的一种根本性追求。真在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中主要表现为对情感与个性的呼唤，善在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中则主要体现为对人生责任的呼唤。梁启超非常重视与强调情感的意义和价值，但他又提倡情感教育；他高度肯定人生的趣味，但又倡导有责任的趣味；并且认为情感与趣味的陶养是艺术家的基本职责。艺术家应该以美的艺术去陶养受众，达成艺术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的真谛。
五是艺术审美品格与主体趣味生命建构的问题。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这是伴随梁启超艺术思想发展演化的一个根本性命题。早年的梁启超把艺术视为启蒙的工具，体现出艺术观上的他律论倾向。晚年，梁启超对艺术则逐渐转向本体性思考，提出了趣味与情感这两大本体性范畴。总的来看，情感是梁启超艺术美论的中心范畴。由情感的实践功能，梁启超把“力”、“移人”等范畴统一到具体的艺术活动中，不仅研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考察了由情感到移人的具体路径，从而也贯通了艺术与人生同一的重要命题，把艺术审美实践提升到陶养主体趣味生命、培养人生趣味姿态的重要价值定位上。艺术、人生、审美的有机融合，不仅提升了人生实践的美学意蕴，也提升了艺术实践的哲学意蕴。梁启超关于艺术审美品格和主体趣味生命建构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文艺与美学思想中“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一个重要渊源。这个命题最为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梁氏文论的人生论特色。
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开新之人，梁启超所论问题较为驳杂，理论建树与缺欠也相互交杂。但综观梁氏文论的主要命题及观点，我认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对艺术情感问题作出了富有现代意义的较为系统的论释。涉及了情感的本质、特征，艺术情感的表现类型、作用特征、价值功能等重要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具有理论的深度与创新意义。(2)明确肯定了作家个性在艺术中的意义与价值，并将其作为艺术美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此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古典代表性作家作出了新解读，使这些耳熟能详的传统作家凸现了全新的价值意义。(3)弘扬艺术精神新变的意义，尤其是对崇高型艺术精神风格的发掘与肯定，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和谐美理念，推动了艺术美意识的丰富与变革。(4)提倡文学文体的探索与变革，高度肯定了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长期没有地位的叙事型文学体裁——小说的价值，第一个较为深入且颇具系统地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特征与艺术感染力。(5)强调了艺术实践与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将其视为趣味主体建构的重要实践途径，突出了文学不仅是一种鉴赏性实践，也是主体心灵与人格建设的本体性活动。
二
梁氏文论是上一百年之交的历史产物。反思梁氏文论，也是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次理论寻根。梁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为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梯，而不是过程的完成。我们无须讳言它的某些不足与局限。扬弃是为了新生。这正是梁氏文论研究的当代意义，也是梁氏文论研究的基本立场。
在中国现代文论初创期，梁启超自觉地以现代西方学术范型为参照，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模态、概念范畴、理论范式、研究视阈及研究方法等予以了拓展。同时，梁启超并非一味崇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力图融会古今而创成新格。尽管作为先驱者，其理论建设在诸多方面有所不足，但在客观上对于中华民族文论的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探索与示范的作用。具体而言，我以为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梁氏文论拓展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思维模态。中国古典学术思维是一种重整体把握、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较少逻辑分析与理性推理。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是凸现了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但却带有模糊性、朦胧性与随意性。清代重要的思想家叶燮在《原诗》中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类，他将客体对象分为理事情三类，将主体能力分为才胆识力四种，不再把对象作为混沌的整体来把握。但《原诗》式的理论思维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实为异类。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病症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思维的笼统，它表现为“标题笼统”、“用语笼统”和“思想笼统”。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传入中国，尤其是西籍的翻译，与西方科学相联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才真正传入中国。在此，梁启超、王国维等现代文论先驱都对文学研究思维模态的变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美术与生活》等文是梁启超借鉴西方思维模态的重要文本，他在论文中主要运用了逻辑思辨的方法，分类剖析，条理清楚。梁启超的文章流播甚广，他对文学研究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不能忽视。思维方式的转换是深刻的观念转换。章亚昕先生在《近代文学观念流变》一书中指出：“梁启超以新思维见长”，是“近代文坛上承前启后的人物。”[7]112
其次，梁氏文论融会吸纳了中西文论中的概念范畴，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对其内涵作出了富有特色的新的界定与阐释。如趣味、力、熏、浸、刺、提、移人等范畴。这些范畴从文字术语来说，不是梁启超的首创，但梁启超却很好地抓住了这些字词的固有特质，又从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与感悟出发，作出了独到的阐释。同时，在梁的文论体系中，这些范畴互为贯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关注艺术审美心理，重视艺术审美实践，强调艺术审美功能，体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文倾向与科学精神，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文论范畴的开拓与创新。譬如，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第一次涉及了“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划分。1919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文学的反射》中，以“浪漫忒派（即感想派）”和“自然派（即写实派）”来概括19世纪欧洲文学思潮。192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再次提出了“浪漫派”与“写实派”的概念，并就其创作方法与表情特点作了进一步研究。“浪漫派”与“写实派”的区分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论的核心范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鼻祖。虽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1908）中也涉及了“理想与写实”的划分，并有巨大的实际影响，但这组概念在中国的理论滥觞当在梁启超。从现有资料来看，首先是梁启超从日文翻译的西文术语中借用演化过来。这组概念虽非梁启超原创，但对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与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再次，梁氏文论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思维相联系的是理论的形态。思维特征决定了理论表述的形态特征。与整体把握、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就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代表形态——诗话、词话与小说评点。它们注重对作品的具体赏鉴，零星而不系统，很少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总结、研究。梁氏文论则主要采用了专题论文的形式，对一个问题进行相对集中的研究，既有概括论证又有条分缕析，体现出与传统文论不同的范式特征。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文，中心论点明确，思路清晰，有分析有论证，理论色彩较为鲜明，与中国古典文论的鉴赏式批评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对中国文论理论形态的丰富与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当然，梁氏文论中也有少部分《诗话》与《小说丛话》等非现代理论文本形态。还有相当一部分专题论文在论证上有粗疏之弊，或在多篇论文中谈及同一个理论问题，他的论文还饱含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其文论的理论色彩。但是，梁氏的大多数专题论文每篇均有自己的中心论题，有自己的明确观点，有自己的论证层次。应该承认，梁启超实际完成的大量文论文本明显地体现出自觉向西方现代学术范式靠拢的努力。梁启超文论对于中国古典文论理论范式的突破，对中国现代文论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转型意义。
此外，梁氏文论积极拓展了艺术研究的视阈与方法。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对思维方式的冲击，西方艺术研究的视阈与方法有了极大的变化。心理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发生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都在艺术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传统艺术研究的一统模态逐渐被打破。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视阈与方法也有了突破。作为一位善于吸收与化合的思想家，梁启超是较早吸纳运用现代西方心理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艺术研究与批评实践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之一。如他在《屈原研究》中运用了心理研究的方法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阐释评价。他对屈原作品本身内涵的分析所花笔墨不多，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作家个性的解读及作品与作家个性的关系上，为我们描画了一个内心充满矛盾、个性鲜明强烈、具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与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多情多血多才的性情中人的形象，从而提纲挈领，将屈原的人品与作品贯通起来，精辟通透地把握了屈原及其作品的特质。这样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局部感悟与评点，确实为中国文学艺术审美与批评带来了新的视阈。因此，梁启超的《屈原研究》被某些学者视为“最早全面评价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突破前人传统格局”的新范本[8]，是“楚辞研究史上方法论的一大飞跃”[9]。
关于梁氏文论在中国文论发展和现代性转型中的重要意义正日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学者从中西文化交汇、引进西方文论入手，也有学者从古今文化传承、革新中国文论入手，还有学者从梁氏自身的理论个性与理论创构入手，对其进行了分析与评判。实际上，作为一个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先驱人物，其不足与局限几乎是必然的存在。梁氏文论中思维的偏激、分析的粗疏、认识的局限都屡有所现。但我以为，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其文论的发展演化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先导，成为20世纪中国文论模态孕生的重要渊源。
三
自鸦片战争始，救亡图存的严峻社会主题，中西撞击的复杂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日趋泥滞缺失生气的现实，使得中国思想界的一批时俊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民族命运之复兴和民族文化之新变相统一的历史性课题中。执著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新文化而论争、探索、开拓，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的主要价值走向。在这个呼唤激情与责任、呼唤热血与睿智的民族性思想文化旅程中，梁启超正是其中的一个承前启后、开创风气之人。他积极吸纳呼应“西学”又不轻易盲从时流，他具有坚实的民族立场又始终对民族文化的新生保持了热切的诉求。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家型而非书斋式的学者，梁启超总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来思考与提问，具有自觉而强烈的问题意识。综观梁启超的文论建设，其贯穿始终的两大问题，一是新的民族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建设问题，一是中西交融与民族性的关系、古今交替（转换）与当代性的关系问题。
梁氏文论的精神内核是什么？那就是艺术、人生、美之同一的诉求。艺术是生命情感与趣味之美的重要实践途径。通过艺术实践与审美鉴赏来追寻、品味、创造生活之美，培养高尚的人格精神，是梁氏文论的核心追求。梁启超强调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他认为“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因为“‘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紧者”。[4]70 梁启超接受了康德美学对人的心理要素的智情意三分法，认为美感与美感的“业果”——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的表现形态之一，主要联系于情，是人类精神获得“解放”与完善的必要途径。特别是后期，梁启超突出了文艺实践中的情感范畴与趣味范畴，从而使得艺术实践与人生的同一不仅在感性具体的层面上来践履，也使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人生境界的终极性理想。梁启超提出人生的艺术化就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这样的生活才是“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才是“有味的生活”。[5]66 情感与趣味的思想提升了梁启超文艺思想的哲理意蕴与美学意蕴，也使其艺术与人生同一的思想体现出自身的特色。梁启超的人生论艺术精神不是一般地强调人生与艺术的同一，而是强调艺术直接面向最广大的低层民众、强调艺术关注人的个体生命的完善、强调艺术关注个体生命与众生宇宙运化的联系，同时他又敏锐而牢牢地抓住了艺术本身的情感特质，强调艺术自身的美学规律。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人生艺术化的。梁启超对儒、道、释三家文化传统都有涉猎。他的人生艺术化直面个体生命活动和社会人生实践的同一，期冀以高洁的艺术精神来改造重建个性化与社会化相统一的理想人生。这种极富启蒙意向的人生论艺术精神在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和美学精神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梁氏文论的这一精神资源的价值在当代文论建设中远未获得充分的发掘。
梁氏文论的方法特色是什么？强调开放与新变，重视化合与新构，力求融时代、民族、主体需求为一，是梁氏文论创构的基本方法立场。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强势冲击，中西撞击催生的也是古今的交替。流亡日本尤其是欧游后，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本人国学根底非常深厚，又兼收并蓄自信独立，且敢“与古今中外贤哲挑战决斗”。他指出：“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宗派接触，恒能吸收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征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输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10]79 对于文学艺术，梁启超也是既讲化合，又尤重创新，希望融会中西文化与自身体验，创构适合民族现实的新的文论体系。中国传统文论主要运用赏鉴的方法，采用即兴式的点评，表达对于作品形象、情境、语言、技巧等的感悟。西方文论则以逻辑思辨为基础，注重理论分析与论证，强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严密性和结论的明确性。梁启超的文艺研究也试图把中西文论的基本方法特征融会贯通。他的大量文艺论文都注重逻辑框架的搭建，并运用逻辑思辨的方式，分类剖析，概括总结，有清晰的层次条理和明确的观点结论。同时，梁启超的艺术感觉非常敏锐，艺术感受力极强，他也运用诗话、词话等传统文论模式点评作家作品。总的来看，前期文论两种形态都有运用，后期文论在基本框架上大都采用西方逻辑模式，对一个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理论色彩较为鲜明，但同时文中又屡有精彩的赏析与点评。再如在屈原研究中，梁启超独辟蹊径，从屈原的自杀入手，研究屈原的个性及创作特色，并引入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全新的概念范畴，指出：“屈原是情感的化身”；“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2]7 “楚辞的特色，在替我们文学界开创浪漫境界”。[5]81 这种研究角度与结论，既吸纳了西方的艺术观念与理论术语来阐释屈原的创作与作品，强调个性、情感与创作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文论的体用理念与人生倾向，融入了发自内心的感悟与体会。再比如，梁启超在文论概念的创构上也注重化合创新，富有自己的特色。他将趣味、力、熏、浸、刺、提、移人等中西文化中的名词术语吸纳过来，重新进行艺术上审美上的阐释与界定，从而使得这些概念术语成为中国文论中的新范畴，也成为其论析文学审美价值与情感功能的重要范畴。
四
20多年来，文学理论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纷至沓来的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也常常令人有目眩五色之感。其实，开放、创新、发展都是必然的。但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们也始终要追问。我们创新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创新的目的是什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以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简单划分来臧否各种文艺思想，判定其价值意义。问题如此简单吗？我以为，不管研究哪种思想与理论，首先必须确立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必须还原到其萌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认识，其二是必须还原到其特定的学科特质上去认识。不必讳言，梁氏文论的一个突出品格就是追求思想与实践、学术与人生的统一，也就是强调学术的求是与致用的统一。求是与致用的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学科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尤其在20世纪前半叶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背景下，这个问题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学术应该回归自身，这是学术的本义与使命。然而，不论在那一个时代，脱离人生的学术实际上都是无法想象的。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结晶，学术不能脱离人所生存的现实历史环境。而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所呈现的必然是人的价值向度，是与人的生存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意义视阈。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应该弘扬的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纯学术，而应是以人生为终极关怀的人文学术。这种学术旨向决不能与学术自身的使命相背离，不能与学术的本性与规律相背离。它应该在坚持学术规律的基础上体现人文关怀与人生旨向。这种学术旨向与将学术作为政治手段、无视学术自身特点的工具主义倾向具有本质的不同。应该承认，在梁启超的早期文学论文中，致用性非常突出。他又喜作惊人之语，把文学的社会功用几乎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偏激的言辞予人印象深刻。尽管在早期的论文中，梁启超也注意到了求是与致用统一的问题，并且在观点的论证上力图以学术话语作为背景。他注意到并重视学术的内在逻辑问题，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艺术规律有非常精到透辟的见地，体现了很高的美学修养。但是这种努力及其成果由于其前期突出的社会政治目的和极力强调这种目的的话语方式，而多为人所忽视。同时，梁启超与一般的政治实用主义不同。梁启超的政治功利取向又始终与人文启蒙理想相统一，使其文论走向带有一种内在的人文意蕴。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梁启超虽仍坚持学术的致用性，但已从直接的政治目的中剥离出来，以人文建设为底蕴，将学术思考与文化思考相统一，在文艺思想建设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突出的贡献。梁启超从审美的角度研究、阐释、批评文学，系统地建构了艺术趣味与情感的理论，并将审美鉴赏与人格建设相统一，为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和启蒙功能的统一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主要是创作论与鉴赏论，很少从本体论、价值论乃至存在论的角度，将艺术、美、人相关联；传统批评主要是对艺术技法、艺术形象的品鉴，很少对作家个性与精神特质予以解读；传统批评主要是对作品的具体品评，很少从整体上观照作家与作品的精神关联。梁启超则以趣味原则为核心，冲破了传统文学考据与品评的基本方法，以宏观的视阈与气度着重对作家的精神个性作出解读。梁启超的文艺思想重视审美实践与美育实践的内在统一，建立了美—人—人生之间的逻辑链条，既强调美对于人的本质意义，也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与价值。我以为，对于当下生存的关怀、对于理想人格的憧憬至今仍是艺术学科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新的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已经以自己崭新的形象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梁启超的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梁启超文艺思想所关注的国民性即现代人格建设的问题，审美、艺术、生活的关系问题，在当前仍然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人文学术的人生走向和文化走向在当前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实问题来取代学术问题。对于文艺学科来说，一方面是如何坚持其艺术与审美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弘扬其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指向与实践导向。不管建设的具体道路如何，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应该真正融入现实的生命历程与人生实践中。艺术和美不仅是一种风雅，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本身的姿态。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文艺思想的具体发展演化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有益启思。
在梁启超的时代，面对西方文化，全盘西化者有之，盲目排外者有之，而与这两种倾向比之，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一种更为清醒而辩证的姿态。他的文化建设“三论”和“四步走”策略，具体体现了其对民族新文化创构中中西交融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古今交替（转换）与当代性的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远见卓识。第一是文化“结婚论”。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应迎娶西方优秀文化（即“西方美人”）为自己的文化育出“宁馨儿”。第二是文化“化（冶）合论”。梁启超认为要将不同文化的特质化（冶）合，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第三是文化“系统论”。梁启超指出中华文明的责任不仅仅是建设自我，还要对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的大系统中去。而从世界文明的视阈来看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梁启超认为要坚持“四步走”策略：即第一步要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第二步要用西方方法去研究西方文化以求得其真相；第三步要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用其他文化来补充，最终化合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要把这个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使全人类获益。梁启超还指出这样的一个新文化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建设与实现。他以饮茶为例，对民族文化的承续关系作了生动的比喻，指出茶精之不灭，颇似一国文化之特质，是历史的沉淀，欲避不能。因此，梁启超认为要光大民族文化，最佳的方法是在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淬历之而增长之”。应该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一大批有识之士都将民族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投向了西方文化。引入异质文化作为参照系，确实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新变产生了极为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曾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急先锋，主张要“无制限”地吸入。然而，正是在对西方文化大量吸纳的现实过程中，梁启超又发出了“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的独到警示。这一警示，不仅在梁启超的时代，在“五四”以后的文化环境中，在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就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演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而言，我们无须讳言“五四”以后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种断裂。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模式与话语难道不是逐渐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日渐置换了我们自身的话语意识？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是否需要思考如何开放？在什么立场上开放？开放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代宗师率先以宏阔的胸襟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开放视阈，并实践着化合与新构的探索。当然，开放的具体形态与新构的实践模式在不同思想家那里，有着各自的具体特点与各不相同的实际面貌。若就学术创构中的民族性、民族立场与民族意识而言，梁启超在那一代文论开拓者中无疑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与自觉性；而就学术创构中的世界视阈而言，梁启超也毫不逊色。民族性不是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理由。民族文化的世界视阈也必然是民族文化新生的重要内质与指向。在现当代文论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梁启超等所代表的具有世界性视阈的自觉的民族性立场未能获得很好的传承与弘扬。我们常常顾此失彼。以致在上个世纪末，许多学者纷纷惊呼中国文论的“失语”。当然，梁启超的文论创构并非完善完美。作为先驱者，他有时代的局限；作为理论家，他有个体的局限。但是，他以富有生气与特色的理论成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思想家的真实探索步履，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话题。
收稿日期：200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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