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正统观念的发展变化（专题讨论）——两宋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正统论文,观念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正统观念发展的鼎盛时期和转折时期。说它是鼎盛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更热烈，理论色彩更浓重。梁启超曾认为正统之辨“盛于宋”[1]，盖指此也。说它是转折时期，是因为宋代学者不仅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而且“由最初的政治神话逐渐演变到史学的讨论”[2]，从历史学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元、明、清三朝讨论正统问题，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时期正统思想的影响。
正统之论，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考其理论之主要根据，饶宗颐认为约有两端，一为战国时期“邹衍之五德运转说”，二为《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论[3]74-75。这两种理论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学者的不断丰富和调整，到两宋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表现至少有四：一是人们高举《春秋》尊王大一统的旗帜，严厉批判了以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学政治色彩和天命观的正统论，扬弃了五德承运说；二是提出了“居天下之正”与“合天下于一”的正统标准，为解释历代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三是北宋和南宋在正统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北宋学者多重视“一统功业”，南宋学者多重视“王道仁德”；四是宋代正统论受理学思潮中天理、人心的影响，在王道和霸道之间、道德和功业之间纠缠，反映了历史发展内在法则的深刻矛盾。可以说，宋代社会中所存在的社会秩序与人心安置之间、政治伦理与道德约束之间、历史进步与文化价值之间、得失成败与善恶是非之间的矛盾都在正统之辨中彰显了出来。
宋初，天命正闰之说仍很流行，以五德承运解释王朝正闰者不乏其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太宗、真宗年间，不断有人以五德终始为根据，上言大宋继统，或以火德，或以金德，或以土德。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正统思想便是以五运之说立论，所谓“五精之运，以相生为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乘时迭王，以昭统绪。故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总序》)。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德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率先进行了无情批判，指出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均“溺于非圣之学”，“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正统论上》)。他认为，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论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九《原正统论》)，是无法说清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以五德终始为理论依据的神学迷信的历史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其史学思想中正统理论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深入研究了历代王朝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居正”和“一统”的正统理论。他认为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指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正统论上》)。在此，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判断正统与否的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纲常名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很显然，欧阳修深受宋代“《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既重王道之仁德，又重功业之实绩，而所谓三统五运，则为欧阳氏所不齿。基于这样的认识，欧阳修把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判断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有两个，即“较其德与迹”，道德、功业俱佳者自不待言，二者能居其一，也大可步入正统行列。欧阳修已经不囿于纯粹用道德因素看待历史，而把现实功业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试图将道德判断和事实判断结合起来，这是传统史学思想中正统理论的巨大进步。
以欧阳修的正统论为核心，北宋时期的章望之、苏轼、司马光等人均提出了自己的正统观，相互辩难，对“大一统”及“正闰”说进行了一次推陈出新的思想重构，为宋代史学正统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对于欧阳修正统论中偏重“一统”功业的情况，章望之作《明统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的正统标准解释王朝地位，不能自圆其说，故而他提出“正统”和“霸统”的概念，“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显然，在道德与功业二元论的正统标准之下，更倾向于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历史。不讲王道，不施仁德，一味以“力”取胜，只能是“霸统”而不可能是“正统”。
章望之的说法遭到苏轼的驳斥。苏轼作《正统论》三篇，与章望之辩论，支持欧阳修的看法。苏轼从传统哲学中“名实”的角度来论述正统论的哲学内涵，认为正统不过是有天下之谓，名之所在而已，“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苏东坡集》卷五《正统总论》)，因此在正统问题上不可过分求名伤实。有时名与实符，天下有君，取之者正，建立了既符合纲常名分又天下一统的王朝；有时名实不符，纲常名分与天下一统未能合于一，这就需要在功业与道德之间划出一个基本分界，重视其功业，不以道德取代功业，而按历史贡献给以正统的名分。苏轼的正统观显然是对欧阳修正统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就在人们对正统问题争论不休时，司马光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司马光一向被认为是最反对以正闰论史的，因为他曾经说过，正统问题涉及王朝授受源流、占有区域和纲常道德，极为复杂。正统之论无法在政治、道德、文化等复杂的纠葛中肩负起评判历史的重任，所谓“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并申明著《资治通鉴》于“正闰之际，非敢所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资治通鉴》卷六九)。但实际上司马光并不是不重视正统。他在《答郭纯长官书》中评论章望之与欧阳修关于正统的辩论，指出二人的正统学说都有值得重视的方面，也都有难以弥合的缺陷。而他本人则坚持功业论的正统观，重视大一统，“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司马文正公文集》卷六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光更重视国之兴亡，民之休戚，尊重历史事实，用“功业之实”来评价王朝历史地位。
围绕正统问题，北宋史学家、思想家们以“居正”、“一统”标正统之义，在衡评历代王朝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时已经抛弃了虚幻的“天命”，既注重“得天下之正”的纲常名分，更注重“治乱之迹”和“功业之实”。南宋时期，随着宋王朝的偏安一隅及社会形势的变化，正统之辨较之北宋也有所变化。张栻、朱熹、周密等人均在正统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和北宋相比，南宋正统史观中的“道德”色彩浓厚，在以“道德”与“功业”为衡评王朝合法性和历史正当性的问题上，南宋学者一转北宋讲正统偏重“功业”的观念，更重视“道德”的阐发，且在正统之辨中渗入了“华夷之辨”的新内容，有了明显的“攘夷”的成分。最明显体现这一点的是张栻，在他的正统观中，只有“居正”亦即“道德”的位置，几乎没有“一统”亦即“功业”的地位。他在《经世纪年·自序》中以“尊王攘夷”为指归，指出“合天下于一”只是霸道之私，“居天下之正”才是王道之公。他把正统论当做是扶持万世纲常的支点，赞扬以仁义得天下、以王道治天下的历史观。在三国孰为正统的问题上，他坚持蜀汉为正，魏、吴为闰，原因就是蜀汉以正义立国，得天下之大纲，这与北宋多数学者以曹魏为正统的观点截然不同。南北对峙，张栻持夷夏之防以辨正闰，以正统归南。可见，在张栻这里，“居正”和“攘夷”是其史学正统论的核心。
和张栻同时代的朱熹对正统问题备加关注，他著《资治通鉴纲目》，以道德性命之“天理”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贯穿起来。虽然把是否“天下为一”作为衡量封建政权是否取得正统的标准，“强调大一统和尊王攘夷是其正统之辨的主旨之一”[4]。但更重要的是，朱熹在以事功论正统的同时，更强调明顺逆、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以张正统。他不像张栻那样不顾“事功”，而依然重视王朝的“功业之实”，提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五)。但他明显意识到只重功业必然无法伸张天理和王道，为了弥缝其说，又提出了“正统之余”的说法，“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即为“正统之余”。以之衡量历代王朝，东晋、蜀汉便是正统之余，故而三国鼎立，以蜀汉为正统。在《通鉴纲目》中，他发挥《春秋》笔法，从“天理”的角度纠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不合理的正统安置。在以正统论历史的过程中，朱熹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一个王朝显见的历史功业不能抹杀；另一方面，张扬王道、贬斥霸道、疾斥夷狄的天理纲常不能放弃，这是历史研究中道德评判试图超越历史评判必然造成的结果。
南宋史家论正统，多数都是承袭张栻和朱熹的看法，按照朱熹等人的观点修史，在道德评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周密曾批评朱熹“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的观点，指出“今而曰‘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却使不得正统，如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晋与隋者，其必以正统归之矣。庄周有言：‘窃钩者诛，窃国者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盖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窃钩者也；秦、晋及隋，窃国者也。”(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论正闰》)在周密看来，在正统问题上，“正”之义尤重于“统”，“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起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答案自然是“不可”。以之衡量历代王朝，“三代而下，独汉、唐、本朝可当正统，秦、晋与隋有统无正者，可分注”(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论正闰》)。这说明，北宋欧阳修提出以“居正”和“一统”标举正统之义的二元论的正统观，在南宋时逐渐偏向“正”之一端，朱熹讨论历史上的正统，还不能完全放弃功业标准，周密等人却已经明确只坚持“仁德”等道德标准了。
考察两宋正统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不考察宋代社会与思想的变迁。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繁盛的时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经世情怀，他们重新探讨“天理”、“王道”等重大理论问题，思想领域不断积聚变革的因素。北宋时期，在思想家们的努力下，为历史发展指明方向、重新树立时代政治和文化风尚的“理学”渐成其势，“《春秋》学”尊王大一统理论日渐成熟，王道、霸道之论迅速蔓延，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呈现复杂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北宋的史学正统论基本上是“王道”与“霸道”并重，且“霸道”略重于“王道”。换言之，北宋的正统之辨是在“功业”与“道德”之间寻找平衡，当“居正”与“一统”二者之间不能全据时，便以史家的眼光看问题，侧重“功业之实”，张大“大一统”之说，强调“合天下于一”的“一统”。从政权稳固来看，北宋尚能保持强大，故而人们在论述历史上的王朝正统时，尚能有相对博大的胸怀，对于像秦朝这样的“虎狼之国”，也能看其功业而列入正统。
这样的情况到南宋发生了变化。“理学”的最高境界是“天理”，天理不仅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天然的合理性，而且内具于人的内心世界，融会于人的道德修养。人们只要返身求诸己，自我完善道德本性，天理就会出现，社会秩序就会循理而正。这种崇尚内在道德修养的理论到南宋达于极致，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由重“一统大业”向重“王道伦理”的思想转化。南宋的山河破碎，偏安一隅，使人们更强调人心世风、道德修养，认为这是文化命脉所系。由此，正统论中的“居正”的王道观渐占上风，“天理”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历史发展大势总是以“天理”为指归，而这又自然而然合乎“王道”。
饶宗颐认为，“宋代《春秋》之学，北宋重尊王，南宋重攘夷”[3]75。北宋“尊王”，强调“大一统”，南宋“攘夷”，严别“夷夏之防”。这些都是史学发展中至为重要的观念。宋代复杂的史学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恰恰说明正统论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其主旨会在现实社会复杂的政治斗争、民族矛盾、思想变革和学术变迁中发生相应变化。反过来，它又试图肩负起解决政治权力、文化价值、王朝更替、世道运转等诸多问题的重任，“影响着各色人等的政治行为乃至重大决策”[3]2。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没有哪一个范畴能像正统论一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其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值得不断深入发掘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