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的发生、转向与重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重启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生：“国民性”的提出与启蒙者的批判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一样，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表面上看，生活于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体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但是，在个人不同的个性风貌和生活表象背后，人们还是会发现一些共同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正是由这些相似和共同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国民性显示着一个民族在道德、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在所有影响国民性形成的因素里，文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而在整个文化体系里，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力又是最大的，正像殷海光所说的那样：“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的价值是其他文化价值的总裁官，也是文化价值的中心堡垒。如果一个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解体了，那么这个文化便有解体之虞。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开始。”①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是一种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文化，而其中最严重的缺陷，不在别处，恰在某些“国粹主义者”引以为傲的“伦理道德”上。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礼智信，提倡温良恭俭让，显得文质彬彬、温情脉脉，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宽容和民主精神的文化，是一种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缺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缺乏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结果，总是把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义务，转化为奴役和束缚；它以“三纲五常”为骨干，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建构了“差序格局”②性质的压抑型的伦理规范。
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少受到彻底的质疑和批判。进入20世纪，以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新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认真研究，通过与世界别国文明的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文化性，发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不道德性，发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其中，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最为深刻。他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世纪三问”：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正像许寿裳所说的那样，成了鲁迅“毕生孜孜不懈”的事业，他“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③。在鲁迅看来，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落后，其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伦理道德文化和国民性出了问题：“国民性的缺点，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问题。他的这种看法意味着，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才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④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也强调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⑤只有把沉默、驯服的“奴隶”改造成有尊严、有个性、有独立意志的“人”，中国才有出路。按照鲁迅的经典表述，就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⑥。如果没有这种能够“发挥自性”的精神自由、个性鲜明的人，那就什么都谈不到，所以，凡事之立，“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⑧。
事实上，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与缺陷，肯定个人和个性的价值，乃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和共同立场。在胡适看来，“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⑨。在尊重个人自由上，胡适与鲁迅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⑩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批判旧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文化，通过批判缺乏尊严的“奴隶”人格，来弘扬新的启蒙文化，来确立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至最终养成具有成熟的自我意识的“主人”人格。对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总之，“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要的是‘人’”(11)。
然而，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在于，中国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已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中国传统文化陶塑出来的人格，多是一种被动服从、唯唯诺诺、缺乏个性的畸形的人格，就连最有活力的青年人，也在身心两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和荼毒：“我们的圣贤，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12)。一方面是特权阶层的恣睢，一方面是无权者的卑微——那些无权无势的中国人活得战战兢兢，很少享受到做人的自由感和尊严感，以至于鲁迅如此激愤地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13)孩子没有快乐的童年——很小时候就一脸“拘谨”、“驯良”的老相(14)；妇女则受着“无主名的虐待”，没有拒绝“不利自他”的“节烈”的自由(15)。在中国，人的生存权也常常得不到保障，有时甚至会发生“吃人”的事情——鲁迅石破天惊地说出了自己的发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而知者尚寥寥也”(16)。胡适也在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看法：“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不值钱。因为不值钱，故人命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同儿戏。……嗜杀性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步之国乃有不忍杀一无辜人之说，更进步则并罪人亦不忍杀了。……总之，人命太贱，可作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可以屠杀为乐。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废话。”(17)总之，在鲁迅看来，“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18)。中国社会的确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和裹挟力，一旦进入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它的规则和逻辑生活，就必须将“个人”融入“众数”之中，否则，就四处碰壁，寸步难行。“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所以是“整体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持久性和整体性的。
那么，怎么办？怎样实现最终“立人”的目的？鲁迅的回答是：深刻反省和批判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努力改造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
在鲁迅看来，为了完成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任务，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改造：“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19)然而，光有知识分子的自觉和牺牲，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完成对全体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改造，只有把他们从麻木、愚弱的状态里解救出来，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知识分子必须像医生治病救人一样，来诊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病苦。《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的一段话，最能概括鲁迅的文学思想和启蒙理想：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0)
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病态社会”，将关注的焦点指向人生“病苦”，这既是鲁迅写作的基本精神姿态，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特点。“五四”文学通过揭露中国人的病态的国民性，来否定旧的“吃人”的伦理道德，来说明传统文化的失败和无能。不仅如此，在对国民性展开批判的时候，他们甚至超越了中国人最难摆脱的一种局限，那就是与“家族主义”同构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是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以狗为喻对中国人的“缺乏责任心”的毫不留情的批判：
有一天我们问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他只训练外国的狗？他回答说：“中国的狗也很聪明；他们的嗅觉竟比外国的狗还灵，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何以中国狗这样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21)
傅斯年甚至完全不顾及中国人最大的忌讳，那就是，千万不要把人比做“狗”——对中国人来讲，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了。然而，为了刺痛中国人的神经，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事实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这种无所畏惧的“以一人之力而与一国人战”的批判姿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也许再也不会发生这样一场充满青春激情的文化运动了，也许再也不会产生这样一群将勇气与热情、感性与理性、责任与信心、力量与教养完美地集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
二、转向：“批判”与“救亡”和社会动员的冲突
然而，历史留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它从发生到终结，前后不过十年多一点。“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因为全国性的民族战争动员和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改造”而发生转向。
1931年的“9·18”事件，开始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启蒙”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到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改造的探索”与“政治生存的外部挑战”，发生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造成了“国民性改造”的转向。研究中国“救亡”和“启蒙”问题的美国学者舒衡哲也许是最早发现并指出“启蒙”与“救亡”冲突的人：“由于1937年7月战争的爆发，内部的反封建解放斗争和外部的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由于在1937年的紧要关头，中国连遭败绩，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衰退了。在保卫民族生存的斗争异常危机之时，他们不能够用批判民族传统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向同胞交待了。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的是，大多数人成为民族救亡的宣传者。他们对‘五四’遗产的依恋，反映在他们不时地而且常常是笨拙地把‘启蒙’和‘救亡’统一起来的努力上。”(22)“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取代了“启蒙”，而且改变了“五四”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方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国民性批判”的正当感与合法性。战争动员是一个点燃信心、集聚力量、鼓励斗志的过程，它不允许充满分离倾向和对抗姿态的“批判精神”自由生长，更不允许对民族精神和国民性进行尖锐的质疑和无情的批判。于是，“当启蒙运动被视作培养爱国主义的工具时，它就丧失了探究民族特性基础的能力，丧失了重新确定它和反封建精神相一致的能力。战争期间，‘五四’所关注的个人及民族自觉问题退居幕后，全部重点都集中于民族‘自信’问题之上。这样不顾一切代价以维护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需要，遮蔽了早先所提倡的个人自主性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五四’的另外一些信条也被改造了。‘五四’期间通过个人良知的培养而树立起来的怀疑集体信仰的权力，也因无用武之地而衰退了。就连曾经用来探究传统价值观的理性，现在也被认作是腐蚀民族自信的工具”(23)。
如果说，就全国范围来看，抗战对“国民性批判”的影响还是外在的、非组织化的，那么，在解放区，社会动员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内在的、高度组织化的。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主导性的社会阶层，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面对所有的社会问题，自由地批评国民性中的缺点。但是，到了40年代的解放区，“国民伦理”则被置换为“人民伦理”，“国民”这个中性的社会学概念，也被置换为“人民”这样一个包含着“倾向”和“立场”的政治概念。用“人民伦理”做尺度来衡量，“国民性批判”的文学是令人不满的。例如，直到1949年，左翼理论家冯乃超仍然这样谴责“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五四’知识分子缺乏‘中国性’和‘人民性’，这导致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坏事。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中国性’和‘人民性’，他就会成为外国人及其买办的奴隶。”(24)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人化的观点，而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里，“人民”因为具有几乎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所以，不仅属于绝对的主导阶级，而且不允许以“批判”的方式来描写。而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必须放弃自己曾经享有的优越感，放弃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立场。为了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文艺工作者”首先需要接受“改造”，需要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生活方式，要实现“大众化”，甚至要转换自己的“阶级”身份：“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5)在“农工神圣”的观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并不比“工农分子”的知识多，他们认知生活的能力也并不比“工农分子”强，所以，不要“自以为很有知识”，更不要“大摆其知识架子”：“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26)
如果说，“五四”的“国民性批判”指涉的是所有中国人，那么，新的文学规约则要求将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少数反动的“剥削阶级”；如果说，“五四”的批判国民性的新文学主要是一种在“旧文化”和“旧人”身上探查病因和发掘缺陷的文学，那么，更新的文学则要求作家发现“新人”、赞美“先进阶级”的美好品质和斗争精神，从而对现实的斗争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是把这些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27)显然，彻底摆脱“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气质，努力改变热衷于对国民性的“黑暗面”进行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的倾向，努力克服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强烈的感伤性和脆弱的绝望情绪，凡此种种，已经成为迫切而普遍的现实需要。
新的文艺政策和文学动员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不仅开启了20世纪文学以反映阶级斗争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而且彻底地改变了作家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在此后的漫长的时间里，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对国民性进行整体性批判的写作，基本上消歇了，尖锐而充满个性色彩的反讽，也很少看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新式作家的诞生，是一大批具有崭新风格作品的产生——这些新的作品包含着“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文学所没有的明朗、乐观、自信的色彩，但是，它们似乎也缺乏“五四”启蒙文学的沉郁、厚重和力量感，缺乏它所包含的个性色彩和文化意蕴，尤其缺乏对于中国人国民性问题的深刻思考。
按照新的文学理念，作家塑造人物必须具有阶级分析的意识，而不能用超阶级的态度和方法来写作，不能过多地渲染无产阶级的“盲目性”和“精神创伤”，不能表现剥削阶级身上的人性内容和道德优点——这甚至已经成为新的文学叙事的铁律。柳青谈自己在《创业史》里塑造人物的原则时说：“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识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到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他(梁生宝)的行动第一要受客观历史具体条件的限制；第二要合乎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时代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性格特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28)在这里，真实性服从于倾向性，“启蒙性”让位给“歌颂性”，“肯定性”取代了“否定性”。用全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观察和表现生活，已经成为现实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个作家必须服从的基本规约。
那么，在这种新的以人民伦理为基础的文学理念下，该如何评价鲁迅的以“国民性批判”为主题的启蒙性写作呢？鲁迅的道路和经验，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这确实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难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鲁迅的文学道路一分为二地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式的写作，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式的写作。冯雪峰写于1951年的《论阿Q正传》就是这样评价鲁迅的：在前期，“从改造‘国民性’着手，是他的启蒙主义的道路。这个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如果当作整个革命的道路，那是枝节的、无济于事的，而且是一个倒置的思想”(29)。根据新的价值尺度，冯雪峰批评了甚至几乎否定了鲁迅的这部经典作品：“自然，鲁迅对于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和革命力量，在前期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并且有过某种程度的悲观和怀疑；这是他前期思想的一个缺点，这缺点也反映在《阿Q正传》中。”(30)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冯雪峰非常矛盾地总结道：“现在，阿Q和阿Q主义是因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而真正过去了，完全过去了，永远过去了。不过鲁迅的战绩和他的艺术杰作，因此就要在人民历史上和人民文学历史上长久地发光。”(31)
事实上，冯雪峰根本就无法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一部表现“倒置的思想”的作品，怎么会“在人民历史上和人民文学历史上长久地发光”？一个内心充满思想“缺点”的作家，怎么会创作出“艺术杰作”？他又怎么会获得不朽的“战绩”？
其实，真正构成一种矛盾关系的，与其说是“前期”的鲁迅和“后期”的鲁迅，毋宁说是“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与“人民性歌颂”的文学。这种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说明了这样一个彰彰明甚的结论，那就是，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为特征的启蒙性写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转向并长久地沉入一个消歇期。
三、重启：“寻根派”的偏向与“新世纪”的方向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这一事件标志着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和损失的“十年动乱”的结束。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对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这些灾难本来应该引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文革”所释放出来的人性之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疯狂的破坏冲动和野蛮的斗争激情与国民性是否有关系？以“民主”和“科学”为基础的“国民性批判”的转向和消歇，与这些悲剧的发生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关联？然而，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后登场的“寻根文学”，不仅没有顺着“五四”的“国民性批判”寻绎“文革”悲剧发生的根源，反而将“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反文化混为一谈，将“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当作导致文化断裂和文化混乱的根源。
“寻根派”的代表人物阿城在他的引起热烈回应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比较全面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32)郑义则不仅将当代文化落后和文学创作水平低下归咎于“五四”，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态度：“近来，每与友人深谈起来，竟不约而同地，总要以不恭之辞谈及‘五四’。……‘打倒孔家店’，做为民族文化最丰厚积淀之一的孔孟之道被踏翻在地，不是批判，是摧毁；不是扬弃，是抛弃。痛快自是痛快，文化却从此切断。……近几十年间，就社会生活而言，我们实在可以产生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作品。但一代作家民族文化修养的欠缺，致使我们难以征服世界。卖风俗、卖生活、卖小聪明，跟在西人屁股后面爬行(我绝不反对引进)，大约是征服不了世界的。”(33)韩少功也表达了大体相同的认知和情绪：“‘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34)对于这三位“寻根派”作家的观点，汪晖、王友琴和刘火等学者，都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35)。李书磊更是坦率而尖锐地反对“寻根派”作家的观点，态度鲜明地为“五四”一代的“反传统”进行辩护：“我对文学上认同传统文化的寻根思潮非常反感，尤其是在我们民族正艰难而痛苦地进行自我改造的时候。从道德意义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非人文化(儒家否定人，道家否定人生)，鲁迅对其所进行的‘吃人’概括无疑是准确的；仅仅从功利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曾经使我们民族与国家濒临衰灭的失败的文化(这在近代史上已有证明)，而且还将继续危害我们这个民族。”(36)
面对“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可怕的混乱，这些“寻根派”作家显然无力进行深刻的合乎事实的阐释。他们没有看到“五四”的启蒙主义与“文革”的蒙昧主义，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没有看到“文革”的“三忠于”和“四无限”，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也与“五四”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猛烈批判的“奴隶人格”有着血脉上的关联；没有看到当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断裂，才是当代“文学”不景气的重要原因；没有看到“文革”中恶性发作的种种“病症”，恰恰就是鲁迅、陈独秀和胡适们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
由于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由于对“五四”一代“国民性批判”的误解，“寻根文学”的作家们，虽然也描写人物的愚昧、呆滞、麻木、昏愚，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不仅没有鲁迅对国民性的自觉的批判意识，而且还多少表现出对这些负极的国民性(即鲁迅所说的“坏根性”)的欣赏的态度。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作品，不仅缺乏“五四”一代的自觉的启蒙意识和成熟的批判精神，而且还多多少少存在着将“国民劣根性”当作“根”来“寻”的倾向，正像一位批评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指出的那样：“……将偷鸡摸狗、扒灰乱伦的卑劣行径统统贴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事实表明，就在文艺界门槛中的一些人借着‘写文化’和‘寻根’等等的话题而竞相抖露低级庸俗东西的时候，不仅文学的社会功能日益萎缩，而且文学的审美魅力也大幅度褪色。”(37)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百年未有的“变局”，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交换价值”在很多方面取代了“真理价值”，市场伦理严重地消解了个人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私人生活的空间极大地挤占了公共生活的空间。作家的否定精神和文学的独立性，都受到了市场的压抑。马尔库塞说：“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38)然而，我们时代的作家，却成了丧失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当代作家放弃了“启蒙”的立场，也放弃了“国民性批判”的使命。人们从当代作家的作品里，已经很少读到充满文化理想和批判激情的文字。不仅如此，鲁迅们的“国民性批判”，还受到了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当代作家的严重的误解和彻底的否定，例如，王蒙、王朔和冯骥才等作家，都曾写过专门的文章来批评鲁迅：有的批评鲁迅缺乏“费厄泼赖”精神，建议“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有的贬低鲁迅的文学成就，认为鲁迅仅凭少量的短篇小说和一些杂文不能成为大师。冯骥才则将矛头直接对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由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并抛之以优等人种自居的歧视性的目光，故而他们只能看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症结。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义的或非难的”。但是，鲁迅就是以这种“贬义的或非难的”偏见为基础进行写作的，所以，“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便“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边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39)。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毫无事实根据，因为鲁迅的确高度评价过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但是，冯骥才显然严重地误解了鲁迅，严重地低估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和重要意义，因为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不仅有着自己独到、深刻的思考和严密系统的论述，而且内中充满了对中国命运深切的关怀和对中国人民博大的爱意。
事实上，经过“文革”的破坏和市场化的影响，“国民性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重性。表征着道德混乱和伦理危机的事件层出不穷。“周老虎”、“范跑跑”、“躲猫猫”、“杨佳袭警”、“瓮安事件”、“马加爵事件”、“邓玉娇事件”、学者和作家的抄袭，从这些频繁发生的一般的社会问题，就足以看出当下国民性的现状。撒谎、怯懦、懒散、马虎、虚荣、自大、盲从、“拉帮派”、“窝里斗”、缺乏公德、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心、缺乏正义感、缺乏公民意识、缺乏对真理的热爱、缺乏说真话的勇气，这些国民性里的痼疾，现在仍然存在。与“五四”时代相比，我们国民性状况即使不能说更为严重，至少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正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国民性’就这样在几年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变化显然与鲁迅那一代人理想主义的设计很不一样……今天，在理想主义已经遭遇了重大挫折，务实的人生态度已经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作家看世事的眼光已多是‘理解’与‘同情’了。……虽然‘五四’先驱们痛加针砭的‘国民劣根性’问题(诸如‘瞒’和‘骗’、‘精神胜利法’、马马虎虎、缺乏韧劲……)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毕竟，时代变了。在这个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多元的时代，‘个性解放’常常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40)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读解出论者对问题的清醒认识：我们的国民性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也并不比鲁迅的时代好多少，甚至更令人担忧了；从这些话语里，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奈：“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已经多元”、“务实的人生态度已经成为时代主流”，面对这样的现实还能怎样？只能抱着“理解”的态度，只能放弃已经过时的“理想主义”。由于无奈，所以，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贴近“民间世俗情怀”的写作，批评家也给以“理解”和“同情”的评价：“作家们对这些底层百姓生活的重新发现和理解，也显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不再奢求‘改造国民性’，而是以通达的情怀去理解百姓的不易、底层的艰难。今天的作家的平民立场正是当代人对于历次政治运动‘改造思想’(不妨将这一口号也看作‘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延伸)恐怖记忆的远离。”(41)“同情”和“理解”都是可以的，但是，将“改造国民性”与“改造思想”混为一谈却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指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尽管外在地看它们的确显得有几分相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不妨将这一口号也看作‘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延伸”。
是的，当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界限被弄得模糊不清的时候，当个人主义被降低为犬儒主义的时候，当复古主义者大煲“心灵鸡汤”的时候，当孔子又成为“万世师表”的时候，当形形色色的帝王将相在小说文本和影视作品中卷土重来的时候，当“留头不留发”的奴才们“嗻”声四起的时候，当颓废和堕落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启蒙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批判就显得很不合时宜，就变得异常艰难。从电影、电视剧到文学写作，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人性内部的邪恶和黑暗的表现，都可以看到对生活、对他人甚至对自我的厌恶，正像有人在《亚洲周刊》撰文指出的那样，“自我厌恶，甚至自我憎恨，在当代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集体想象中，的确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42)，但是，这样的“厌恶”和“仇恨”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一个消极的水平，缺乏对人性成熟而完整的理解，缺乏有深度的思想，缺乏充满勇气的批判精神，所以，“这类作品不但无助于中国人认识自己，更会加深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解”(43)。与这种渲染“厌恶”和“憎恨”情感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的，是对中国民族精神和国民性的“生物逻辑”的阐释。影响甚大的《狼图腾》就把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生物主义命题。在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看来，“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44)。他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衰落、中国人的国民性之所以变得软弱，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狼性”丧失了。他把“狼性”当作影响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根本要素：“汉唐元清这四个朝代之所以有如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得比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45)在一个把外在意义上的“成功”当作最大目标的时代，《狼图腾》所宣扬的这种“以力服人”的理念，很容易赢得普遍的欢迎和共鸣，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些事实：“从伦理境界看，它崇尚凶暴无情的生存意志，缺乏温柔的人道情怀和诗意的伦理态度；从主题上讲，这部小说作品的思想是简单的、混乱的，甚至是荒谬的、有害的；从艺术上看，它虽有蔑视小说规范的勇气，但缺乏最基本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技巧：它的勇气更多的是蛮勇和鲁莽，是草率和任性。”(46)是的，《狼图腾》一类作品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缺乏启蒙性，所得出的结论则是简单的、似是而非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充满现实感、问题意识的作家，仍然可以看到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思考和批判的作品。王小波的杂文随笔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就充满了探讨国民性的热情和批判国民性的勇气，显示出了21世纪文学应该选择的写作路向。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看，王小波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者是“一头儿的”。他在《我看国学》中说：“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的那么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人研究了两千多年，实在太过分。”(47)他的忧愤固然没有鲁迅那么深广，但是，他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时代的问题，有勇气对当下的“中国问题”和“国民性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自由、尊严、知识和理性是王小波全部写作的价值支点。这可以被看作是对“五四”的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拓展。他的作品里充满优雅而轻松的自由感，充满知性的深刻和幽默的风度，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讽和调侃，表现出一种大度而宽容、有趣而自信的精神姿态。像“五四”一代一样，王小波的批判也是从“伦理问题”入手的。他反对“愚蠢”，反对不负责任的“装傻”，反对一切“站在人性的反面”的姿态，反对“话语的捐税”，尤其反对一切形式的“无趣”：“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查，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刻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48)为此，他提倡“思维的乐趣”：“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恶。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49)他把“求真”置于“行善”之上，或者说，压根就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以算作是善良吧。”(50)王小波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包含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批判之中的——他将锋芒指向导致国民性变异的巨大而幽暗的部分，从这一点来看，他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那些缺乏现实感和思想能力的“寻根派”作家以及在市场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著名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则是近年“国民性批判”叙事最重要的收获。从它所塑造的郭存先身上，我们看见了农民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也看见了当今时代令人担忧的国民性：这里有“一阔脸就变”的庸俗，有杂自卑与自大于一体的狂妄，有滔滔不绝“话痨”式的浅薄，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有对他人尊严的傲慢的蔑视，有缺乏文化理想的自满和得意。郭存先能言善辩，舌灿莲花：“我喜欢经济学家，经济学就是赚钱学。钱这玩意儿总是能让人多交朋友，净碰上喜事，每天都能欢欣鼓舞地过日子。……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资格谈论钱，钱是全部现代生活的灵魂，它既可以将一切都归结为钱，又可以将钱归结为一切。钱象征着人的能量，有钱就有力量。现在的人只有通过拥有金钱，才能拥有生产力和生命力。我们与金钱的关系，代表了我们与别人、与社会联系的本质，说白了就是拿钱说话。就像这个大厅，这是我设计的，基本就是两种颜色，黄和白。黄的是金，代表钱，象征太阳，阳刚，有强烈的辐射，无敌的能量。白的是银，也代表钱，象征阴柔……”(51)虽然典型化理论现在似乎已经失效了，但是，蒋子龙笔下的郭存先还是让人想起了“典型”这个词——蒋子龙给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国民性，提供了一个饱满的宝贵的“典型形象”。
舒衡哲在她那部经典之作的最后一段文字中说：“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奴化观念是否已经灭亡，现在尚大有疑问。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观念，将长久存留在像鲁迅这样的英才心中，他们将持续批判那如长城般久远的旧传统观念。”(52)其实未曾“灭亡”的“国民劣根性”，仍然很多，所以，对21世纪的文学来讲，冷静而警惕地面对一切复古主义的现象，继续完成“五四”一代未竟的“国民性批判”的事业，就是一件光荣而持久的工作。一切关心中国前途和中国人命运的作家，都应该把批判残缺的国民性和培养健全的国民性，当作文学写作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们无法放弃的方向和使命。
注释：
①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
③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④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强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⑤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⑥⑦⑧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第57页，第46页。
⑨胡适：《信心与反省》，《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7页。
⑩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选集》，第277页。
(11)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第322页。
(12)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37页。
(13)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2页。
(14)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5)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24页。
(16)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里的这些话语，其实不过是从史书里发现的事实，绝非危言耸听的空论。在《狂人日记》里，鲁迅也有相同的议论。吴虞则从《左传》、《汉书》、《后汉书》和《唐书》中，找出了大量事实，来“证明”鲁迅之言绝非虚妄之论(《吃人与礼教》，载《新青年》1919年11月第6卷第6号)。
(17)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58页。
(18)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
(19)鲁迅：《热风·随感录六二·恨恨而死》，《鲁迅全集》第1卷，第360页。
(20)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1)傅斯年：《中国人和中国狗》，载《新青年》1919年11月第6卷第6号。
(22)(23)(52)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第274页，第360页。
(24)冯乃超：《知识分子的道路》，转引自舒哲衡《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345页。
(25)(26)(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852页，第815页，第861页。
(28)蒙万夫等编《作家生活与创作自述：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6页。
(29)(31)《冯雪峰选集》(论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第318页。
(30)《冯雪峰选集》(论文编)，第317页。事实上，这已经成了当时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问题上流行的观点。就连茅盾也无力摆脱这种观点的影响：“《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品性上的优点。”(《茅盾评论文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4—95页。)
(32)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载《文艺报》1985年7月9日。
(33)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载《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34)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35)参见汪晖《要作具体分析》，载《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王友琴《我只赞成阿城的半个观点》，载《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刘火《我不敢苟同》，载《文艺报》1985年8月10日。
(36)李书磊：《从“寻梦”到“寻根”》，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
(37)徐岱：《也谈文学与文化——寻根小说得失谈》，载《当代文坛》1987年第5期。
(3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39)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载《收获》2000年第2期。
(40)(41)樊星：《新时期文学与“新民族精神”的建构》，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42)(43)林沛理：《自我扭曲的镜子》，载《参考消息》2005年5月3日。
(44)(45)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第395页。
(46)李建军：《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47)(48)(49)(50)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第3页，第24—25页，第42页。
(51)蒋子龙：《农民帝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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