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经济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党极为重视农业这个社会效益高的基础产业。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著作、谈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农业经济思想，邓小平同志依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而又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农业经济问题在这个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重要论述，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更加牢固地确立农业是基础的指导思想。”
一、关于农业的战略地位问题
新中国经济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一根主线。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多次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以奠定工业化基础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这个计划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
然而，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和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农业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的自然基础的前提。经过几千年历史演进的中国农业还十分落后，从农村提取城市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潜力极其有限。当城市工业化发展之时，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一五”规定的农业发展计划没有实现。因此。农业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别国的经验，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方针，“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
在我国解决农业大国和农民问题，是探索中国工业化和现代道路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必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通过发展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进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毛泽东还从工农联盟的角度和国防建设上论证了没有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就没有国家政治上的健康稳定发展的观点。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伟大创造。
然而在50年代后期，党内出现了“左”的错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犯了“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的毛病（毛泽东1959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讲话）， 经济上出现了大滑坡。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并进一步提出，“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但由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判断上的失误，急于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农业的基础作用客观上没有得到巩固，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被彻底打断了。
作为我党的第一代领导成员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所经历的坎坷有着更深刻的了解。“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37—138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总是首先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把农业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同上P17），并告诫，“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同上，P23）可以说，这个思想已成为他思考和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农业基础薄弱，只有农业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谈中国的工业化。因此，率先从农村改革，与其说是由于安徽十八户农民悄悄兴起的一次自发行动引起的，倒不如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说：“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同上P117）“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同上P237）
因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是个战略性选择。在如何发展上，邓小平提出，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首先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总题”，“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8—29 ）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在于改变。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客观上受挤压受剥夺的地位，通过政府的行为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其次，中国的实际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农业发展的三部曲，即农业由受剥夺向与工业平等发展最后完全进入反哺农业的阶段。邓小平在1975年就提出这个观点，如参照国际经验，“工业支援农业”的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判断似乎超前。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是既从经济规律，又从政治高度考虑问题。稳定农业，保护农业，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服务工作，引导二、三产业对农业支持，是从我国具体国情，从保持社会安定的政治高度以及从一、二、三产业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来的，意义十分深刻。再次，一个占世界耕地7%，要养活占世界总人口的22%的发展中国家， 粮食生产关系到全局性问题。邓小平作为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在指导整个农业生产上，更加重视粮食发展问题，他说：“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同上P406）。最后，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告诫全党，要坚持不懈地抓农业，九十年代如果出了问题，就是农业，“农业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59）“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同上P192）在发展粮食上，他特别强调全面规划问题，并多次指出到2000年粮食要“基本过关”，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我国粮食应达到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十七年来，在邓小平农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和有利的发展条件。
二、关于农村经济体制问题
五十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的方法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创举。合作化运动“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717）
然而，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左”的情绪也不断滋长。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同上，P705）显然，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使劳动生产组织越大越好，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在毛泽东思想深处有两个原则在经济体制构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95年7月31日），将农村中出现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看得过于严重。 因而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二是对农民的自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乐观估计。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一开始便宣告：“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到来的结果便是他当时极为推崇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人民公社，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认为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公社”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权力组织形式中受到启发，而为中国农村所展示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偏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16）
60年代初，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期，邓小平就不固守具体形式的思维特点，表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他说：“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323）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对农村自发的组织形式，即包产到户给予了一定肯定，是难能可贵的。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中，调整了农业政策。而毛泽东对50年代后期几次兴起的农民自发要求——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予以压制，把刘少奇、邓小平调整后的农业政策视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加以批判。表面上反映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两种不同的态度，根本上说明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的差异。在事隔近20年后，邓小平把农村推行包产到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对包产到户有着特别的宠爱，而在于他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实事求是地了解了中国农村实际。
因此，当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并取得明显的成就时，邓小平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了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决义的改革”。直到1992年南巡谈话，还在南方各地健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伟大意义。“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展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82）农村改革，正如邓小平从几个方面给予了高度概括，一是农村“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是农村“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个“最大民主”，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范本；一是“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城市”，为企业改革提供了经验。
邓小平推崇包产到户绝不是要摒弃毛泽东一贯追求的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由于毛泽东对建立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包含了许多理想模式，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中的利益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解难以避免超过时代的成分。而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1980年一年些地方刚刚搞起了包产到户时，他就说：“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15）发展集体经济，是邓小平领导的这场带革命意义的伟大改革的最主要的内涵。邓小平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本质内容之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集体经济发展到最高层次的体现。当1984年后，农村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出了不可克服的弱点时，一些地方在原来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营，加强集体统一经营。邓小平此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勾画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长远规划，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4卷，P355）。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就农村现代化、集体化作了一段很重要的谈话，他说：“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范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实现集体化、集约化。”“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到那时你不搞集体化、集约化就适应不了了。如果总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就是一百年、二百年，还是要走集体化、集约化这条路。”（引自中共中央党校1995年第10期《报告选》）
因此，邓小平对新时期农村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尤为赞赏。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曙光。毛泽东也曾主张搞社区企业，但在“左”的思想束缚下，大多社区企业并未得到发展。新时期乡镇企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农村改革政策和邓小平积极的直接推动。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农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保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到1992年南巡时他就保持农村基本政策长期不变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多次提出要稳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
三、关于农村商品经济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要保持各业的协调发展就要使从事各业的劳动者都能得到一个大体平均的利润。毛泽东用了很大的注意力研究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尽管有些历史局限性，但他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光辉思想。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地。
当“一五”时期由于满足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并“引起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周恩来选集》下，P216）时，毛泽东认识到城市与乡村的经济联系应采取“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对农民“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他强调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拔，这样就是剥夺农民。
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始终会产生资本主义，但他还是提出不能取消商品经济，相反还要大力发展之，他是基于以下考虑的，第一，毛泽东运用特殊性和一般性原理，区分商品经济一般和商品经济特殊，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区别。1959年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价值法则是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上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第二，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来思考问题。尽管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正常地进行城乡经济交流，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由于毛泽东在对待商品经济的出发点是从政治上考虑，因此，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不断升级，毛泽东更多地是看到甚至夸大了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的错误观点。
对商品经济认识上的误区，必然对农业生产产生更为艰难的过程。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工业化有它的特殊性。无论是西方式的工农并举，或苏联式的“掠夺”发展，农村经济都有一个单一化的过程。而之所以农村最终能享受到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存在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而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无法通过城市经济的扩张来大规模吸收农村劳动力，完成这一转移趋势；又由于中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可能将农副产品价格定得过高，因此，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越拉越大，长此以往，农业发展必将失去最基本的动力。1953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数额高达同期农业净产值的一半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先后提出“要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新时期实验的基础上，突破了毛泽东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的观念，以“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务实精神，而不单是从政治上考虑，提出安排好农业和工业之间；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从五十年代起就被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轨道的我国农业生产绝大多数农副产品并没有进入商品经济的流通之中。邓小平说：“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又不能搞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特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62）
实现四个现代化首要的根本前提是使农民大幅度地提高粮食和基础农产品的产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继续农业经济商品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极为重视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1988年5月29日， 在会见朝鲜客人时说：“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同上），被邓小平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对于市场机制的建立有着突破性的意义，理论上的突破带来了实践的突破。之后，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取消了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并进一步取消了对农业集贸市场的限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市场机制在农村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关于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农村的科技现状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此，毛泽东十分了解。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化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扩大与农业生物技术的日益渗透。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号召领导干部：“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另一方面又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泽东抓住了现代农业的两大特点，从发展方向上看是正确的。但是他对生物技术的推广和农业机械化的步骤的设想过急、过快，于我国实际不合。但毛泽东关于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及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论述对“科教兴农”的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突出了科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作用。1982年10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尽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7）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不可能走欧美国家那样实行高度的机械化。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农业科技的方向：“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同上，P275）世界农业发展史证明，农产品三次历史性的飞跃都得益于三项生物工程的大更新。农业是个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产业，受到利益驱动，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对农业投入的比重逐年降低。邓小平提醒全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同上）
建国以来，我国共培养农业大中专科技人员150万人， 农村人员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农业的要求，科技含量不及发达国家的1/2。为此， 邓小平提出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同上，P23）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 以生产责任制和提价为内容的超常规方式所释放的能量逐步下降。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视，把科技看成经济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1989年6月， 他在同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说：“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同上P313 ）， 1990年3 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非常明确地把“科学种田”放在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核心位置。
在明确了农业的战略地位并确立了正确的思路之后，我国农村最突出的就是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和科技人才的缺乏，而更深层次上的困难莫过于农民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仅有15%，邓小平最关心的就是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上，P92）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他号召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工作，“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同上，P120）
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农业经济思想上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与上述论及到的四方面一起，对我国今后农业经济的发展仍将产生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特别是重视粮食生产，农业和农村经济在“九五”期间的两大任务；“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发挥科技兴农作用”；“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等政策都是邓小平关于农业问题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规划了我国农业走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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