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建国初期的政治文明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二中论文,政治文明论文,中共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首次形成执政党意识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首先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是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述是问题提出的理论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1](P272)马克思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2](P19)他还强调，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与任何人分掌”。[2](P191)
毛泽东把共产党执政看作历史前进的必经阶段。他指出，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程中，共产党自觉地为阶级的消亡，国家政权的消亡和党自身的消亡而创设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3](P1468)针对反动派咒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不与别人分掌为“独裁”或“极权主义”时，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3](P1475、1478)
由上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执政意识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执掌政权的自觉，是共产党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意识。没有执政意识，共产党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2.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执政尝试是问题提出的实践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把执掌政权作为党预定的奋斗目标，在一大党纲十五条的第一款中，就确定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4](p140)此后在革命实践中，夺取政权意识始终十分明确。例如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所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局部地区取得政权，并进行了革命政权建设的最初尝试。从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苏维埃政权到1935年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15个省的300多个县境内创建过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层层包围中，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了工农民主苏维埃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民革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由3万人发展到127万人，建立了19个解放区，近1亿人口；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其中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清晰地表达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党总结了历史经验，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洗礼。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在中共“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的建党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完整地建立起来，产生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保证了自己政治任务的实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和干部队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先后对党的干部作了大规模的调整；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顿党的组织，解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城市党的组织建设，在老区和城市中公开建党。到全国胜利前，全党党员总人数为448.8万人，党的组织状况是，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中央局，有山东、新疆、内蒙、华南4个中央分局，有24个省委和17个区党委，134个市委，218个地委和盟委，2142个县委和旗委，15494个区，约20万左右个支部。党的组织遍布全国。事实上党已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政权的党。
中国共产党上述早期执政经验，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实践基础。
3.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的客现现实基础。1948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全孤立，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为此，党中央1948年9月8日在西柏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派统治的伟大战略任务。不久，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又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时间重新估计为一年左右。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重大政治问题，业已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地位的获得，将为我们党通过国家政权，团结、教育、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创造空前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是由于执政党的社会地位将发生变化。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如何掌好用好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二是由于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道路之崎岖，任务之艰巨，远远超过推翻旧政权。三是由于执政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也会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使一些党员和干部自觉不自觉的远离人民群众，滋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些人的骄傲自满、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也可能发展起来。四是由于执政，党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同解放前比较起来，这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相反地，在政治上可以得到信任和尊重，可以有更多提升重用的机会。于是有一些怀着个人目的的人企图到执政党里捞取好处，甚至把入党作为当官的敲门砖。
对于上述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有所预见的，并多次向全党提出了警告。早在1944年3月，郭沫若写的《甲电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特别讲到这篇文章，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5](P948)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尖锐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6](P533)。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共中央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阐述
注重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而从执政党的角度提出政治构建则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特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思想。第一，阐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在报告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3](P1427)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及时适应这一新的变化，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工作。大会提出，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重心也应转移。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已经到了快要执掌全国政权的时候了，全党必须认真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和斗争经验，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3](P427)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共产党的执政是不会甘心的，“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3](P1481)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抓好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依据。第二，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重要意义。全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巨。这实际上已提出了要经受长期执政考验的重要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结论中，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总结为12条基本经验。任弼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党的建设问题，他的发言与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关于组织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一起，在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部门的作用和任务，把党的组织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三，大会重申的毛泽东“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阐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PP1438～1439)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非常重要，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思想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一是，在伟大的成绩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贪图享乐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党的事业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甚至会失败。二是，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三是，提出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生产管理技术等新任务，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内容。
三、七届二中全会对建国初期政治文明构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尝试，全国胜利前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移的客观要求，分别成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客观现实基础。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深刻认识和充分重视下，初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采取各种措施，坚持从严治党，各级领导也能以身作则，从而使党风端正，党纪严明，经受住了执政初期的严峻考验，并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辉煌胜利。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党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并为今天执政党的建设积累了珍贵的经验教训。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文明构建方面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强党内外的监督，初步形成里外上下相配合的监督机制。首先，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自身监督。1949年11月9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仅40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也陆续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建立了经常办事机构。其次，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且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如果我们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强调指出：这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再次，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成为参与执政议政的党。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都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他们有职有权，同共产党合作共事，既发挥了各党派民主协商的作用，事实上也形成了各党派互相监督的机制。这是对党的监督的又一个方面。
第二，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切实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思想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内容。1951年2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强调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理论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要求对每个干部的理论学习作出具体安排，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为此，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951年10月到1953年2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广大干部和党员中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第三，及时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国后，尽管从总体上讲，党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是随着党的地位和客观形势的迅速变化，党内也发生了一些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的不良倾向，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组织，党中央及时决定开展整风和进行整党。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这次整风“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7](P367)整风运动到1950年底基本结束。
第四，反腐肃贪，坚持从严治党。在整党进行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针对一部分干部中滋长起来的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于1951年12月初，作出了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简称“三反”）的决定。并发出“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消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甚至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应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雷厉风行，毫不手软。当决定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天津地委书记）处以死刑时，有的同志考虑到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建议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8](PP326-327)。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肃贪的决心，从而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三反”运动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胜利结束。这场斗争，是建国初期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