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史研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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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4-0154-04
本世纪初，随着西方文论的传介，中国的文学史家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时至今日，整整百年，从林传甲百日赶完的文学史讲义到今天关于文学史编撰、文学史观、体例模式、研究方法、理论与教学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文学史研究已由当初的单一结撰发展成的新兴学科：文学史学。百年来，单国人自编的各类文学史著就多达1100余种，其中通代文学史约210部。文学史的编撰实践，带动并推进了文学史理论的建树。概括而言，这百年的文学史研究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自世纪之交，迄20年代末，文学史研究草创成长于此一时期。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是俄国、日本、英国的学者，第一部文学史著系俄人王西里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稍后日人末松谦澄、日下宽、藤田丰八、古城贞吉、中淑根、笹川种郎，英人翟理斯等均有继作，而以笹川种郎与翟理斯所著最有影响，林传甲的文学史讲义即以笹川氏的《历朝文学史》为蓝本。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史撰，是在新兴文学观念和旧学术传统的相互抵触渗透中逐渐展开。
通常以为，第一部国人自撰的文学史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系遵《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为京师大学堂匆匆编就的讲义，内容颇杂，从古文音训到史传骈散，以时代为次，分述经史子集内各种文体，等文学史若文章学，处处辨体明用，视小说戏曲为“淫亵之词”而不予论述。章节设置、内容布局尽依《四库提要》，文学观念上倾向传统的尊经治化、修辞立诚，“中国文学史”一词因此书得以确立。同期另一部史作——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以较新鲜的文学观念为中国文学史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黄书在编撰目的、观念及研究方法上较有时代气息，既为整理国故，又以之宣扬西方民主。文学史观受进化学说影响，重视小说戏曲，能吸收西方文艺思想，首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式。
此后像王梦曾《中国文学史》以“孕育时代”、“词胜时代”、“理胜时代”、“词理并胜时代”来划分的文学发展而颇具特色，曾毅《中国文学史》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体例较谨严，而张之纯、朱希祖、钱基厚诸人之作，均以经史子集为山海，论述力求无所不包，到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的出版，这一倾向更为明显。最足以代表该书特色的是谢的“大文学史观”：文学被分为有句读文与无句读文，有句读之下再分有韵文与无韵文，有韵之赋颂词曲及无韵之小说，多主情与美，无句读文及无韵文多主知与实用，近代自然科学亦厕身其中——他实欲将天下文字尽括于文字之罗网下。叙述方式上谢史一仍旧著，依据传统的目录提要、文苑传、诗话文集、文章点评来选文定篇、评价月旦。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学史研究距离传统学术更近，受传统治学方式的支配更大，新兴文学观念与传统开始渗透却未融合，成型的文学史体例不够谨严，既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又无必要的逻辑归纳，内容庞杂，小说戏曲虽介身其中，大多顺笔带过，并未争得近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应有地位，文体划分、作品取选、叙述式样、文学史分期等问题于编撰实践中得以突出却悬而未决。
1928年6月，新月书店出版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诚然是这部史著的写作背景，而新材料的发现则是引发胡适将旧稿推翻，另起炉灶的直接动因。仰仗着这些重大发现——像敦煌石室唐五AI写作本俗文学、日本的唐人小说、《全相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等——胡适瓦解了诗文中心的文学观念，让那些“田野的”、“平民的”文学获得了与“庙堂的”、“贵族的”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这部史著体例谨严，力避繁芜旧弊，结构简练明快，无论是白话文学中心地位还是作者的真实意图，均一目了然。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一个时代诗歌的兴与衰，主要取决于民歌的发展程度及文人对待民歌的态度，当其下限直接白话新诗、白话文运动时，历史的演进加上人力的敦促，即成为文学革命的鼓吹了。除严谨的考证外，他主要从社会变动、政治制度、人生体验等方面对作品进行阐释，文本的解读和评判由对作家的具体研究来完成。胡适的评判尺度是质实与通俗，他敢于从历史的瓦砾堆里剖磨出活泼泼的民间文学，为“末流诗人”鸣伸，为“汉乐府”、“佛教的翻译文学”设列专章。当然，对通俗白话的过分强调难免矫枉过正，致有文白模糊、良莠不分等偏失，但作为“反传统的号角”，《白话文学史》当时的现实意义和以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二
第二阶段从20年代末到建国前。如果说草创中的文学史研究因学术传统与新潮观念的差异而形成诸如史观、史料、史纂以及体例等方面尚未完备的缺憾，那么这继来的20年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继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的建树颇丰，包括诗史、词史、散文史、骈文史、八股文史、赋史、戏曲史、小说史、白话文学史、平民文学史、俗文学史、音乐文学史、女性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宗教文学史、战争文学史、劳动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史，以及先秦至明清的分段文学史络绎奔会、竞相出版。文学通史的编撰在这不长的时段里更见兴盛，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从胡适《白话文学史》数起到1949年，先后出版通代文学史77部，其间集聚了不少文学史名著，像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年），林庚《中国文学史》（1947年）等，饮誉文坛至今。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书评，针对这一时期的新著展开了早期较有影响的理论探讨。
这一阶段，促使文学史研究成长并成熟起来的，除前人积累的经验外，最重要莫过于新材料带给文学史的新气象和新发现带给文学史家的新思路，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当为其代表。新材料带来的首先是叙事结构上的变化。以往史作，以唐为界，大抵详前略后，厚古薄今，行文至后半段，亦仅述及诗词古文，小说戏曲草草带过。郑振铎对唐以后文学发展的描述则要细致周详很多，尤其是对小说、弹词、宝卷、民间小曲的那份熟悉更是别的史家无法比拟；“变文”、“鼓子词”、“诸宫调”、“话本”、“戏文”、“昆腔”等鲜为人及的俗文学样式均有专章论述。
六年后，他的另一部史著《中国俗文学史》问世，插图本文学史内没能讲完的宝卷、弹词、鼓词、明清民歌均在此书中设专章重节详加论述。郑振铎将他所描述的对象分作五类：诗歌（民歌、民谣、初期词曲）、小说（说话、讲史）、戏曲（传奇、杂剧、地方戏）、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游戏文章。各类文体的演进，他只着重讲述其最初的发展面貌，即许多正统文学未“升格”以前的原生态，至于到文人手中的情形，则暂付阙如；难得的材料详之又详，易见的不妨略说，力求“大胆”而“谨慎”。赵景深称其“不特搜罗宏富，见解也是卓特的”。
从胡适到郑振铎，我们已很难再见那种容纳经史子集的“大文学史”，文学与非文学、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的疆界基本确定，文学史的描述对象、体例方法、叙述方式以及材料范围业已大致“规定”下来。
如果以30年代作为中国文学史范型确立的关键时期，那么40年代的文学史著视其前则于体例、史观、方法、史料、叙述诸方面均尤精慎严整，代表作当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刘而言，史料的新鲜感已经过去，材料作品的范围大体确定，如何选用它们，使自己的演述更贴近文学史的“发展”，是他首先考虑的。以文体、文学流派的演进发展为链条，将中国文学的过去描述得像“史”一样流动，像故事一样高潮迭起，这是著者的初衷，也是这部“发展史”的最大特色。在著者看来，每一种文学样式，像四言诗、辞赋、五言诗、词、曲，都是有生命力的，都要经历一个兴衰嬗递的过程，此一文体衰落，彼一文体继之而起，形成延绵不绝之势；一种文体的兴衰，固然有其外在原因，而文体本身的生命力，亦决定了它的演进气数。至于影响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他举出地理环境、君主倡导、现实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经济史观已通过历史学进入到文学史的编撰中来。此外在材料的安排、作品的筛选评价、对学术成果的借鉴上，著者均能另出手眼，而又出以流畅婉秀的叙述，清晰明净的文体。故此，这部史著在同类之作中绰荦独标，久负盛名。
受传统史学影响——像史料的搜辑考订、“历史的真相”的澄清、史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史学观念等等——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核心任务是要完成对于作家、作品、时代、社会及与之有关的文学现象的历史的描述，以历史的态度来解释文学的存在。文学史观上，除了庞大的历史学观念，唯物史观——像郑振铎、贺凯、陈子展等人的著作里数次出现“政治”、“经济”、“阶级”、“阶级斗争”等字眼——以及民族学、心理学等新潮学说学科亦浸渐介入到中国文学史的讲述中。文学史家以如此观念，确立起中国文学史正统的叙事模式，历史的观念加上社会的分析从而垄断了中国文学史编写数十年。
这个时期的文学史著亦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化特征，大到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结构体例、时期划分，细到具体的文本分析、材料取舍、叙述语言，均能见出研究者的个人色彩，无论是胡适、胡云翼，还是陆侃如、郑振铎，以及后来的刘大杰，单行文风格，读者即俨然感受到其特别的个性魅力。同时，在理论批评上亦发生不小的变化，像文学史研究方法之讨论、“白话文学正宗论”、“民间文学本原论”、“外来文化促变论”等思想命题的提出，尤其像西方文艺史家泰纳、勃兰兑斯、朗宋诸人著作的译介及其理论的运用，都反映出理论研究领域的新生气。
三
第三阶段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解析一切文学现象。然而政治上强制干预，思想上被禁锢，文学史研究无可例免地著上时代色彩，像“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以及文革中“横扫一切”、以“儒法斗争”贯穿全部文学史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既有的学术生气消色殆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狭隘理解和滥用，促成了文学研究单一化、教条化，造成机械僵化、研究停滞的后果。
这时的文学史写作大抵由个人著述易为分担协作，像詹安泰、容庚、吴重翰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7年），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中国文学史》（1962年），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等，其中以游编文学史影响最大，至今仍作为不少高校的文科教材。该书亦着眼于文学与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社会现实的诸多关系，以阶级对立来区分一切文学现象，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力求“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给各个时代作家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当评价”，注意到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就其结构言，多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到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大同小异，失于单一。然章节分量均匀、结构完整，颇适于高校教学。加之撰写人均为当时一流学者，本着学术精神协力通编此作，故其论述虽嫌简略，对极左思潮却有所抵制，其观点思路、研究方法对以后几代学人影响很大。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大多以批判的形式，就具体问题展开激烈论辩，像围绕北大、复旦两校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发起关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民间文学是否主流”的“中国文学史大讨论”，再像自5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的文学史分期以及文学评价的标准、文学史演进的脉络、文学盛衰的原因、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传统的批判与继承等诸多问题，虽然触及文学史研究的关键之处，但缘于党同伐异的政治倾向，这些讨论多少失去其应有的面目和精神。
四
第四阶段从70年代末至世纪之交。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在研究领域，两极对立、僵化教条的规格被打破，学术又获得自由的声音。文学史研究中率先受益的是史料的重建与整理，像《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集出版，大量专书别集、编年纪事、诗词文话、零散资料的收辑补订，均为文学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方便。
理论研究上，由文本阐释到理论形态，由具体批评到宏观研究，由文学史研究的内层结构到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结构批评、原型批评、控制论、耗散结构等诸多学科理论的多元互补，文学史研究已被推到抽象性、思辨性、理论化的学科建设边缘。80年代中期，围绕“文学史发展规律及编写方法”，《文学遗产》、《光明日报》组织专文进行讨论。之后，文学史分期，文学、历史、文学史，文学史学科建设，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文化建构与文学史等各类研究文章大量涌现。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提出“重写文学史”，要求改变“文学史研究中固定了的思维模式”；1990年《文学遗产》特设“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紧接着在桂林、大连召开两次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理论的研讨会，形成理论研究领域一次不小的高潮。这些理论文章探讨了关于文学史的本体理解，文学史研究中的当代意识，文学史建构中逻辑与历史、阐释与描述、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文学史的发展动因，文学史写作的原则与方式，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特征、发展演变、内在规律等诸多问题，涉及文学史理论的各方面。文学史编撰上重要史著不断问世，像褚斌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纲》（1990年），林庚《中国文学简史》（1995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1998年）等，其中以章、骆主编的复旦版文学史影响较著。
20世纪的文艺理论发展大体“超前于”文艺创作，这一“规律”亦适合于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当文学理论家尝试着从文化、美学、结构、语义、符号等诸多方面对文学史的重构提出种种可能时，文学史的编撰则仍以社会政治、时代背景下的作家作品研究为主，似乎很难从众多理论中选一种出来应用到实际写作中去，因此，当章、骆二先生从“人性”角度，尝试着以“文学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人性的发展”（《导论》）的理论贯穿文学演进的始终，来对中国文学史重作一番描述与评价时，它的革新意义便很接近于胡适《白话文学史》的那一对传统的反叛了——前者以理论为武器，后者以史料为契机。
在长达近四万言的《导论》中，章培恒先生率先对“文学”一词有所澄清。因新旧文学观念的差别，早期不少文学史一开卷即要再三解释何为文学。近一个世纪过去，文学的含义——即以语言为工具，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似乎已根深蒂固于时人观念中。章先生在效旧之余，对该定义的合理性重新打上着重号——这不仅仅是一个词义的辨析，对文学史家言，它直接关系到对于整个文学内涵的把握，关系到文学史观——对文学如何演进的看法。“以感情来打动人”，这是章先生给此定义补加的，他的中心论点“文学的演进与人性的发展同步”即从此切入——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光芒是通过读者的感动而表现出来，是“漫长的世纪，广袤的地域，给予读者以巨大的感动”的那一感动。从周代文学群体对个人的排斥，到《诗经》、汉赋、《古诗十九首》，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到唐诗、宋词、元曲，从作品思想到艺术形式，章先生将中国古典文学几乎追溯了一周，一步步推示出文学演进中个人价值不断被肯定、个人自由逐渐扩展的历史轨迹。结果，在“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向“人的一般本性”不断重合的前提下，一层层证出“文学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人性发展”。
当然，人性的角度不是唯一的，将这一理论贯彻到具体的编著中并以之相始终尤有难度，犹如当初新来的文学观念受学术传统的抵触——这需要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复旦版文学史的不足也显而易见，譬如思想性上的偏重造成对于作品艺术特性分析的疏忽，具体作家作品评述上顾此失彼，以偏概全、史料单薄、论述范围狭囿等等。因此，著者对其又重行修订。
1997年12月，“中国文学史学”研讨会在福建莆田召开，它标志了“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的正式建立。对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再研究，已成为世纪之交的学术焦点。从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文学史批评三方面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理论系统的总结，在为新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的同时，也对它——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