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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巫闾山地处辽宁省中部，其主峰（867 米）座落在锦州市北宁县境内，是东北最早见之于史籍的名山。在《周礼·职方氏》上就有记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屈原《楚辞·远游》里有“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之句。有人认为这里的“于微闾”即为医巫闾的异写。医巫闾山这一名字源远流长，直到现在仍在沿用。那么医巫闾山因何而起名呢？我们有必要考证一下，这对我们研究辽西地区乃至东北远古的历史有一定的帮助。
我国古代的一些地名与古民族名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许多地名是由古民族名音译过来的，如山西的娄烦、甘肃的敦煌、秦汉辽西郡的徒河、会支、孤竹等就是由古民族名音译过来的。既然有的地名是由古民族名音译过来的，那么反过来我们就可根据古民族名来考证地名。由上可知，医巫闾山之名起于西周，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理解其名称的含义，因此其名称当是由古民族的语言音译过来的。那么，它是从东北哪个古民族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呢？这还要我们考察一下西周时在医巫闾山一带居住着哪一个民族，然后再根据这一民族来考证医巫闾山之名。
一、西周时秽貊即句丽曾居住在辽西一带
（一）从历史文献资料看。
《后汉书·东夷传》载：“句丽一名貊耳……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魏志》也说：“高句丽为貊人之一。”貊即秽貊，据李德山先生考证，秽貊原生活在山东东部，后北迁，进而东迁。（注：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族属考辩》，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据文献记载，商朝末期秽貊族已迁到河北北部及辽西一带。《尚书·大传》说：“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去之朝鲜。”这里所说的“朝鲜”即箕子获释后到东北“以秽貊为本”（注：傅斯年编《东北纲》第一卷。）建立的朝鲜侯国。据张博泉先生考证，箕子建立的朝鲜侯国“初在辽西”，以后其政治中心才迁往辽东。（注：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41页。）
在整个西周，秽貊一直在今河北北部、辽西一带居住。《逸周书·王会解》：“正东高夷。”孔注：“高夷，东北夷高句丽。”而高句丽又称秽貊。《逸周书》还记载周成王于洛邑王城建成后，曾大会诸侯及四夷，当时“周公旦主东方……西面者正北稷慎大藨；秽人前儿……。”孔晁注：“稷慎，肃慎也；秽，韩秽，东夷别种。”这里的“韩秽”即为秽貊。又《诗经·大雅·韩侯》：“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周王封秽貊首领为侯，这说明秽貊是臣属于周朝的；燕国帮助韩侯建城，这说明秽貊与燕国较近。西周时燕国在今北京市区一带，那么秽貊当在燕山以北广大地区。
春秋时，秽貊仍在今河北北部及辽西一带居住。据《管子·小匡篇》记载：春秋时位于今河北北部及辽西南部的山戎族强盛起来，并南下侵燕。齐桓公应燕请求率师北伐山戎，曾“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貊”。孤竹、山戎皆在燕国北境，那么秽貊也当在燕国北境，即今河北北部和辽西一带。孤竹、山戎被伐后，势力迅速衰落，余部向西北迁移，后融入匈奴族之中。这样秽貊族就独居今河北北部及辽西一带。
战国时期，秽貊人曾建立貊国。据《山海经》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山海经》成书于燕秦开东征之前，因此上面的“汉水”不在今朝鲜半岛，而在靠近燕国的地方。今河北的潮河古称渔水，又称汉水，那么潮河的东北当在今承德市一带。貊国被燕灭亡后，秽貊人向东迁移。一部分溶入朝鲜，一部分向东北方向迁移。
战国中期，位于今赤峰以北的东胡族强盛起来，占据原秽貊居住地，并南下攻燕。燕昭王派秦开率军北伐东胡，东胡被迫“却地千里”。东胡被打退后，位于辽河以东的朝鲜侯国在征服周围的秽貊部落后，势力又强大起来，威胁着燕国。秦开于是又“渡辽，东攻朝鲜”，（注：《盐铁论·伐攻篇》。）取地两千余里。
朝鲜被征后，其势力受到削弱，其本部迁到朝鲜半岛北部。西汉时武帝派兵灭掉朝鲜，在其境地设置乐浪郡；而那些臣属于朝鲜的秽貊部族一部分向今辽宁东北部迁移，汉武帝灭朝鲜后在其境地设玄菟郡；一部分向吉林东部迁移，建立夫余国。故夫余王印称“秽王之印”，其“耆老自说古之亡人”（也即从辽西逃到这里），“与句丽同种”。（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元帝时夫余国发生分裂，一些部族在其首领邹牟的率领下到达今辽宁的桓仁，建立高句丽国。故“好太王碑”说高句丽始祖邹牟“出自北夫余”。
从上述历史文献可以看出，秽貊即句丽曾在辽西一带居住过，并逐渐东迁到今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一带。既然句丽曾在辽西一带居住过，那么医巫闾山之名当与句丽有关。
（二）从考古资料上看。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辽西的朝阳县六家子乡、十二台乡，喀左县南洞沟、和尚沟，凌源市三官甸子、五道河子、安杖子，胡芦岛市南票区的乌金塘等地的上百座古墓中发现了一种双侧曲刃的青铜短剑。据此考古工作者认定在辽西存在着一种青铜短剑文化。这种剑出现在西周中晚期，春秋时较为流行，战国中晚期消失。笔者认为，辽西一带的青铜短剑文化属于东夷人，即属于秽貊族文化，这有以下几点理由。
1、青铜短剑在古墓中皆置于死者的腰部， 说明这种剑是死者生前佩带的。这与《三国志·东夷传》记载东夷人“衣冠带剑”的习俗相符。另青铜短剑属于武器，其数量如此之多，说明此民族比较崇尚武力。这正与史书称句丽人“有气力，习战斗”相符。（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2、与青铜短剑同时出土的有铜镞、铜刀， 这与东夷人“以弓矢刀矛为兵”、“善射”相符。（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3、在辽东广大地区也发现了众多的青铜短剑墓， 可是从出土的文物看，辽西要比辽东早，如在辽西的青铜短剑墓中大都出土了细石器，且陶器制作也很粗糙。这说明青铜短剑文化最早在辽西出现，然后逐渐东移，一直到朝鲜半岛，而这正和秽貊人逐渐东迁的历史相吻合。
既然辽西的青铜短剑文化属于句丽人，那就说明句丽人曾在辽西一带居住过。
（三）从辽西古地名看。
考证一个民族是否在一个地方居住过，除了从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进行证明外，还可以从古地名中来进行考证。因为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后，不但会留下大量的遗迹和遗物，而且还会留下与他们的文化密切相关的地名。因此，考古学家称地名是研究古民族历史的活化石。
辽西一带的汉语地名大量出现是燕国在这里设置右北平郡和辽西郡以后。近年在辽西一带发现了一些战国、秦、西汉相继沿用的古城址，如凌源县安杖子、朝阳县十二台、敖汉善宝营子等。这说明战国时的燕国已开始在东北设置类似于县级的地方机构。燕在给这些地方机构起名时，大都用的是根据原地名音译过来的名字，秦汉时又继续沿用，这样辽西一带的汉语地名就流传下来了。奇怪的是在这些地名中有几个带有“黎”字或“虑”字。如辽西郡治为且虑、东部都尉治交黎、辽东郡西部都尉治无虑、东汉辽东属国都尉治昌辽。《后汉书·郡国志》辽东属国昌辽下刘昭注：“故天辽。”笔者认为这里的“天”应为“夫”。“天辽”即“夫辽”，而“辽”与“黎”音近，故夫辽又称夫黎，或扶黎。《后汉书·鲜卑传》“辽东鲜卑……又攻夫黎营，杀长史。”这里的“夫黎”即为“夫辽”。安帝时设置辽东属国，都尉设在昌辽，即夫黎。三国时昌辽改称昌黎（也因辽与黎音近）。奇怪的是这几个带有“黎”或“虑”字的地名都在医巫闾山周围，如且虑在朝阳市西北一带，交黎在义县附近，一说在敖汉南部善宝营子。无虑在今北宁市东南，昌黎即今凌海市。在辽西一带为什么会出现带“黎”或“虑”的地名呢？据《后汉书·郡国志》辽东属国下刘昭注：“故邯乡，西部都尉。”笔者认为这里的“邯”即为韩，即从今河北北部东迁的秽貊韩侯之韩，也就是说辽东属国都尉治昌辽曾为韩侯之地，即为句丽之地。据李德山先生考证，“高句丽”中的高与句是重音连绵字，高即句，句即高，两字可连署，又可单称，通作高丽或句丽。（注：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族属考辩》，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西汉前高句丽无固定称谓，《诗经》称“貊”，《易经》称“明夷”，《逸周书·王会解》称“高夷”。直到汉武帝灭朝鲜，在秽貊人居住地设玄菟郡，下辖高句丽县，高句丽一称才固定下来。据唐礼言《梵语杂名》， 高句丽为〔Mukuri〕，音译为“亩俱理”。《阙特勒碑文》作Bokli（英离）。这两个名称都带有（lí）音，而辽西一带的地名也带有（lí）或与（l í）相近的音。笔者认为辽西带有（lí）或与（lí）相近音的地名即为古句丽不同部落之名的音译。在辽西古地名中有的地名就与句丽之名音同，如且虑，上古读且为盖音，盖虑正好与句丽音同。另交黎之交为句音的转写，交黎即为句丽的音译。这更进一步说明，句丽曾在辽西一带居住过。
二、医巫闾山为夷人巫闾山之意，巫闾为句丽一部族称谓
不论是从文献、考古资料上看，还是从古地名上看，句丽人早在商周时期就在辽西居住，一直到战国中期，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句丽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往往用本民族名来称呼居住地的山川，如辽河古称句丽河，就是因句丽人曾傍河而居而得名，今新民县境内有巨流河之名，巨流河即为句丽河的白读。句丽河后简称丽河，因丽与辽音近，后转写成辽河。医巫闾山是辽西一较大山系，为东北西南走向，周围为冲积平原，适合农耕。古句丽人在医巫闾山周围居住时，称此山为巫闾山。巫闾可能为一部落之名，闾即为丽的转写。《山海经·东次二经》里有“凫丽之山”名，笔者认为这里的“凫丽”即为巫闾的异写。同样，秦汉的无虑县、《后汉书·鲜卑传》里的“扶黎”、今义县万佛堂北魏石窟的石刻“于带方之右沃黎之西”中的“沃黎”皆为“巫闾”的转写。那么怎么变成“医巫闾山”了呢？笔者认为，这是因巫闾山在句丽境内，而西周人又称句丽为东夷或明夷，也就是说巫闾山在夷人境内。那么西周人就称巫闾山为夷巫闾山，即夷人的巫闾山之意。后来人们在沿用过程中把夷巫闾山写成了医巫闾山，这样医巫闾山的名字自西周后就一直流传下来了。
收稿日期：1998—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