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成分变化与农民收入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源泉论文,农民收入论文,化与论文,成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民收入的来源与增长
农民收入可简化为农业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两个部分（注：为了分析简洁，本文没有将财产性收入和净转移收入纳入农民收入来源分析。）。如果Y、Y[，α]、Y[，n]分别代表农民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那么，Y=Y[，α]+Y[，n]。令α[，a]、α[，n]分别代表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对农民收入公式全微分后两边除以，则得到农民收入增长等式：g[，Y]=α[，a]g[，a]+α[，n]g[，n]，g[，Y]、g[，a]、g[，n]分别代表农民收入增长、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业收入增长。可见，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增长，以及它们的相对权重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当农业收入的比重较大时，即使农业收入增长较慢，但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仍然较大。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当非农业收入比重为零时，农民收入增长则完全取决农业收入增长。在计划经济时期或对纯农户而言，非农就业机会为零，农业收入就成为农民收入的唯一来源。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兼业农户的出现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非农业收入占农户的收入比重不断提高，这时，非农业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收入来源变化反映了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变得日益重要。为了观察农产品价格、农业产量、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业工资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农户劳动力配置模型做比较静态分析。
假定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它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和市场状况，在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活动中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如果L[，a]、L[，n]分别代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数量，那么，L[，a]+L[，n]=L。如果w[，a]、w[，n]分别代表农业工资与非农就业工资，θ代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即θ=L[，n]/L），则可以导出农户收入等式为：Y=Y[，α]+Y[，n]=w[，a]L[，a]+w[，n]L[，n]=w[，a]（1-θ）L+w[，n]θL。对农户收入等式两边除以农户劳动力数量，就得出人均收入等式如下（注：准确地讲，应该是劳均收入。如果忽略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则可用人均收入来近似替代劳均收入。）：y=w[，a]（1-θ）+θw[，n]。人均收入等式表明，农民人均收入是由农业工资、非农就业工资、非农就业比例三者共同决定。
令β[，a]、β[，n]、β[，θ]分别代表农业工资、非农就业工资和非农就业比例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通过对农民人均收入等式全微分后两边同除以人均收入，我们可以得到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等式为：g[，y]=（1-θ）β[，a]g[，a][w]+θβ[，n]gnw+（w[，n]-w[，a]）β[，θ]g[，θ]，g[，y]、g[，a][w]、g[，n][w]、g[，θ]分别代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农业工资增长、非农就业工资增长和非农就业比例增长。令e[，a][w]、e[，n][w]、e[，θ]分别代表农业工资、非农就业工资和非农就业比例的人均收入弹性，根据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等式可以得到它们的弹性公式如下：e[，a][w]=（1-θ）β[，a]、e[，n][w]=θβ[，n]、e[，θ]=（w[，n]-w[，a]）β[，θ]。将这三个弹性代入人均收入增长等式，得到新的人均收入增长公式如下：g[，y]=e[，a][w]g[，a][w]+e[，n][w]g[，n][w]+e[，θ]g[，θ]，即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是由农业工资的弹性及其增长、非农就业工资的弹性及其增长、非农就业比例的弹性及其增长来共同决定。
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农业工资是农业的边际产值决定，即农产品的边际产量和价格决定，那么，农业工资变化有3种可能性：（1）农产品价格变化；（2）边际产量变化；（3）农产品价格和边际产量均变化。为了分析农业工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假定非农就业机会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资的人均收入弹性等于1，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完全取决于农业工资的增长，即来自产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的相互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农产品供给短缺，农业生产率增长不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反而通过提高边际产量带来农业工资上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随着农产品供求格局的转变，在剩余经济中，受恩格尔消费定律制约，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小，供给增加带来了农产品价格下跌，由于产出的价格效应大于产量效应，农业工资下降导致农民收入不增反减。
图1演示两种不同情形下农产品增产导致的收入效应。其中S曲线为供给曲线，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导致供给曲线右移至S′。图1-a表示，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农业类似于过剩经济下的单个农民（生产者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能决定和影响市场价格）。由于食品需求整体上得不到满足，需求曲线可以看作是水平线。即使所有人都增产，也能够保证价格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农民都可以靠扩大生产提高收入，各级政府都鼓励农民提高产量以提高收入。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供给就会增加收入，即图1-a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在市场环境下，每个单个农民都希望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而过剩经济条件下，对整个农业生产而言，不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决定者。当产量提高而农产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从P下降至P′。需求越缺乏弹性，价格下降幅度也越大。农民在产量增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增加收入。中国目前已处于这种状态。这时需求曲线不再是水平的，而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是很低的，因此需求曲线倾向于垂直。这时再增产，只能降低收入。
图1 农产品增产与农民收入的两种情形
这一点告诉我们，传统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已经过时了。在没有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条件下，那些生产率达不到平均水平的农民将转移出去。由于农产品总供给减少，价格可以回升，农民收入可以提高。但在存在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条件下，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不出去，技术上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反而降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述调整过程不能发生。在中国就是如此。中国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农业。所以，农民就要去创造非农生产，增加非农收入，由此，中国的农民收入有一个特殊的构成。
二、推动经济增长的部门消长
1990年代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利用1978～2001年的分部门数据，把农业、农村工业、国有工业、城市非国有工业四个部门的产值加总，代表该时期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并计算每个部门对总体的贡献率，显示了改革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以及农业、农村工业、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对工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由于数据原因，我们没有把第三产业部门一并计算。各部门贡献份额等于该部门不变价格产值增量占工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增量的百分比。如图2，四个部门组成的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部门明显的消长变化。特别构成以90年代初期为分界线的两个发展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改革之初，农业和国有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占70％～80％，1990年代以来，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大幅度下降，农村工业和非国有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迅速上升，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图2 四部门对工农业总产值的贡献
资料来源：1978～1998年农林牧渔业、国有工业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3年农林牧渔业、国有工业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工业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78～2004）；非国有工业数据利用工业总产值减除农村工业总产值、国有工业总产值计算得到。1978～1998年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年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由于统计口径变动，2000～2003年工业总产值是利用1999～2003年的统计增长率推算得到。在计算非国有工业产值时，由于统计数据问题，1993年为负值，因此，利用1992年和1994年两年的算术平均替代。
如图2所示，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可以被看作是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对峙。农村经济由农业经济与农村工业组成，城市经济由国有工业和城市非国有工业组成。1990年代以来，这种对峙格局发生了变化，形成农村经济、国有工业和城市非国有工业三个部门的对峙局面。下面，我们分两个时期，从四个角度对上述部门的消长做出分析。在表1中，我们列出了影响部门兴衰的四个分析角度，分别对应四个部门进行评价，以便同时对上图中显示出的部门贡献率消长趋势做出解释。一般来说，有四个因素影响到部门的兴起与衰落：（1）部门的产业地位，由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规律所决定；（2）宏观政策环境，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相关；（3）技术效率，取决于激励机制与微观经营机制；（4）配置效率，取决于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
表1 4个部门消长因素评价
部门农业 农村工业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产业地位 +，-+，- +，-
+，+
政策环境 +，-+，+ +，-
-，+
技术效率 +，++，+ -，+
+，+
配置效率 -，--，- -，-
-，-
注：每一格中第一个符号表明对1990年代以前情况的评价，第二个符号表明对1990年代以来情况的评价
我们首先来观察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是进行改革最早的部门，通过实行家庭承包制改进了激励机制和微观生产效率，1980年代的很长时期里也处于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之下，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在中国经济总规模中所占比例，在农村改革开始之后曾经一度上升，但以后又继续其份额下降的规律性变化趋势，目前已经很小。按照农业份额相对下降规律，特别是由于中国农业缺乏比较优势，加入WTO后其所占产值比重仍将继续下降。由于户籍制度及其配套的一系列制度约束，农业中富余出来的劳动力还不能充分转移出来，继续积淀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而未能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效率，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与其生产的产值不成比例。因此，1990年代以来农业经济增长相对孱弱。
从农村工业来看，其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比较活跃的成分。随着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以及农业剩余为农民集体和个人所支配，农村工业获得了较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大规模启动，市场上对消费品的需求旺盛，乡镇企业利用其体制上的优势，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发展十分迅速。进入199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的改革或多或少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与其它非国有经济的扩张和壮大一样，对乡镇企业构成了强而有力的挑战。乡镇企业自诞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实质性的竞争，也就是说，它不能再单靠寻找市场的缝隙、靠生产低价劣质产品获得市场占有率取胜，而必须通过提高生产素质来改善竞争力。随着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乡镇企业面临着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选择制度、产业、技术和空间位置的任务。
与农村改革相比，国有工业部门的改革起步稍晚。因此，该部门在体制上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严重。在1980年代，国有工业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潜力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竞争中无法与乡镇企业及其他非国有工业部门相媲美。然而，由于1980年代中国尚未摆脱短缺经济，经济增长的短线如钢铁、能源等行业主要集中在国有工业部门，这一时期该部门的产业地位比较高。作为国有经济，该部门具有政策环境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国家对国有企业给予了诸多政策上的保护。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1990年代以来，由于其承担的特殊政策性职能，也继续在贷款、产业进出等方面免于竞争压力。但是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国有工业在政策环境上的优势大大减弱，其产业结构也不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一部门面临极大的挑战。
非国有经济从发展开始，就置身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之中，具有较好的经营机制和较高的微观效率。非国有经济由于不受产品计划控制，所以通常选择市场急需的轻工业产品行业，结果是轻工业发展相对快于重工业。由于与重工业比较，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的特点，所以这种工业结构调整更能利用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然而，国家出于保护国有企业免于竞争的需要，也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非国有经济并没有得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其在1980年代的政策环境是比较恶劣的。直到1990年代初，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为转折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获得越来越好的政策环境，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部门。
三、增长成分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种不同的增长格局，这种变化对于推动农民收入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80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发展牵引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90年代非国有工业则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不同国民经济部门的此消彼长变化，通过农业工资、非农业工资和非农就业机会等因素对农民收入发生影响。
如果将国民经济分为农业、农村工业、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四个部门，那么，经济增长就等于这些部门的经济比重与其增长率乘积之和。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在恩格尔消费定律的作用下，农业部门的经济比重和增长率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同时，经济改革也降低国有工业的经济比重，农村工业和非国有工业发展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加剧，农村工业的弱点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暴露出来，削弱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相反，非国有工业以其竞争优势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独树一帜。
经济增长成分的这种变化，通过需求机制诱发产品价格变化和工资调整，从产品市场传递到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进行合理配置。如果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人为分割和体制障碍，在市场信号的引导下，农户将根据外部需求和价格变化来重新分配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使其收入增长与外部需求变化保持一致。如果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人为分割和体制障碍，那么，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配置资源的功能，农户不能根据市场信号变化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农户收入增长和外部需求变化就失去了同步性，从而使得农户失去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
利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公式，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成分变化与农户劳动力配置模型连接起来，观察经济增长成分变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公式可分为农业工资的增长贡献、非农就业工资的增长贡献和非农就业比例的增长贡献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变化对应着经济增长的四个部门的变化。从农业工资的增长贡献来看，它等于农业工资的收入弹性与其增长率的乘积。农业工资的收入弹性等于农业劳动力投入比例与农业工资的收入份额的乘积。由于经济中农业比重及其产业地位下降，农业劳动力投入比例也随之下降。同时，工业部门增长快于农业部门增长，也带来了非农就业工资增长快于农业工资增长，这样，导致农业工资的收入弹性不断下降。农业工资的缓慢增长和收入弹性下降造成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重要性日益衰落。
从非农就业工资的增长贡献来看，它等于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弹性与其增长率的乘积。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弹性等于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比例与非农业劳动力投入比例的乘积。农村工业的崛起和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创造了条件，非农就业机会的出现和上升改变了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由传统的纯农业经营类型向兼业类型转变，非农就业比例和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比重同时上升提高了非农业工资的收入弹性，也成为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工业的增长速度下降和城市就业压力上升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导致非农就业比例有所下降，从而降低了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弹性。如果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弹性下降幅度小于非农业工资增长的上升幅度，那么，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将继续起到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城市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城市正规部门之外，大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要价能力，时常还存在着工资拖欠等问题（王德文等，2004），这样，城市非国有工业的发展也就难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
从非农就业机会增长的贡献来看，它等于非农就业比例的收入弹性与其增长率的乘积。非农就业比例的收入弹性等于非农就业比例的收入权重与非农就业工资和农业工资差额的乘积。非农就业工资和农业工资差距越大，非农就业比例的收入弹性也就业越大。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农就业工资和农业工资的相对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就说明了非农就业工资与农业工资之间的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在非农就业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非农就业比例的收入弹性也不断上升。为了进一步观察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假定非农就业比例等于1，这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完全取决于非农就业工资的增长。如果没有户籍制度限制，通过城市化渠道，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民收入问题就变成了城市就业问题。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变成市民的农民收入增长就表现为城市工资的增长。
为了进一步观察非农就业工资和农业工资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们假定非农就业机会保持不变，那么，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公式中的非农就业比例的增长贡献为零，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取决于农业工资的增长贡献和非农就业工资的增长贡献。如果再假定农业工资和非农就业工资的增长保持不变，那么，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将取决于非农就业工资和农业工资的弹性大小。将非农就业工资的收入弹性除以农业工资的收入弹性，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公式：e[w][，n]/e[w][，a]=[θ/（1-θ）]×w[，n]/w[，a]。由于非农就业比例保持不变，如果非农就业工资等于农业工资，那么，两者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等于各自的就业份额。如果非农就业工资相对比例越大，那么，非农就业工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也越大。
总结上述经济增长成分变化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我们可以归纳出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一些规律性变化。首先，作为传统意义上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农业经济，由于其产业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地失去其牵引整体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作为新的引擎的非国有工业部门，主要分布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其快速增长和农业产业地位的式微必然造成城乡收入扩大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这个基本规律决定的趋势上看，在不减少农民人数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农业这个产业本身的途径来增加农民收入，潜力已经不大了。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比较优势不明显的特征将更加显现出来。要保证农民收入不减少，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充分畅通的渠道，安排农业中剩余出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其次，从四个部门在两个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出，配置效率始终较低。改革以来，以劳动力和资金的流动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的确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我们进行的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的21％可以归结为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蔡昉、王德文，1999）。但是，由于包括户籍制度的存在等一系列政策因素造成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差，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亟待进一步改革以解除各种妨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变化（见图3），可以看到这种经济规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一方面新的趋势日益清晰，另一方面农民收入的构成仍然未能与经济增长推动力量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就业结构转换的制度障碍
当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大环境中来观察，农民收入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变成了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困难问题，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更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它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长期以来，二元经济和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工业化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同步发展。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限制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就业结构转换呈现出非典型化特征。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低1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22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42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滞后，不仅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失衡状态，而且抑制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经济结构转变而发生同步变化。
表2列举了2003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中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中国的结构变化是接近于典型化的，那么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比重、农业产值比重都应该与这些国家有类似的变化。但事实上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上述结构变化的指标上面都呈现出明显滞后的特点。
表2 2003年同等收入水平下的城市化水平和就业结构比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
国别 实际人 农业增加 工业增加 服务业增 城市化 农业劳动
均GDP值比重值比重
加值比重
水平力比重
菲律宾 3758 15
32 53
61
37
巴拉圭 4108 21
27 52
57
32
委内瑞拉 4269 14
40 46
67
20
厄尔萨尔瓦多 4343
9
32 59
59
22
中国
4344 15
53 32
39
49
黎巴嫩 4412 12
20 68
877
秘鲁
4580
8
29 63
749
多米尼加 4740 19
21 60
70
24
乌克兰 4759
3
43 54
87
1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Online数据库。
注：农业劳动力比重数据各国的时间不一致，其中菲律宾、巴拉圭、委内瑞拉、秘鲁、乌克兰等均为2001年数据，黎巴嫩为1990年数据，多米尼加为1997年数据；除了农业劳动力比重数据外，委内瑞拉、多米尼加两国的其它数据均来自2002年。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是对城市化发展滞后和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的一种反应。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受恩格尔定律作用，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相对较小的城市人口规模难以对农产品形成有效的消费需求，屡次出现的农产品“卖难”现象与此高度相关。同时，农村人口虽然规模庞大，但因收入水平过低，也未能对城市工业品形成强劲的消费需求，造成了城市耐用工业消费品出现生产过剩的局面。一些研究表明，如果工业化与城市化能够同步发展，既能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又能克服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乡镇企业分散生产、滥占土地和破坏生态环境等现象，为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双赢的格局。
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公式看，推进城市化发展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一是提高非农就业比例，二是让农村劳动力享有城市劳动力等同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在加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来提高非农就业比例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因素，均对农户配置劳动力资源配发生影响，从而决定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户非农就业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状况。在典型的二元经济中，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是按照户籍制度进行分割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为零。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进和城市体制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流向当地农村非农部门就业，接着开始大规模向城市和跨地区流动，这种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特别是二、三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不断消除限制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各种壁垒和政策体制障碍，为其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就业均衡分析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数量取决于农业工资、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概率（Todaro,1969）。由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市就业保护政策存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概率几乎为零，这样，城乡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的迁移数量就由农业工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概率来决定。如果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在城市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分割，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数量将符合传统两部门就业模型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农村工业、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三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即非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面对着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农业部门面对着农村劳动力市场，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一定的制度限制因素，这时，城乡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就由农业工资、非农就业工资、城市失业率和城市就业保护程度等因素决定。也就是讲，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由上述因素来决定，即θ=θ（w[，a]，w[，n]，u，r），w[，a]、w[，n]、u、r分别代表农业工资、非农就业工资、城市失业率、城市就业保护程度。按照理论预期，农业工资上升对非农就业比例的作用方向为负，非农就业工资上升对非农就业比例的作用方向为正，城市失业率下降对非农就业比例的作用方向为正，城市就业保护程度下降对非农就业比例作用方向为正。
在给定农业工资和非农就业工资的前提下，城市的就业创造上升和就业开放程度增加有助于提高非农就业比例，从而增加农户的非农业收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和第二、第三产业的贡献作用，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将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在城市和二、三产业部门就业，对于扭转农民收入低速增长态势，缩小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启动国内需求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五、结论
随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同经济部门的此消彼长通过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收入发展直接和间接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的“增产增收”变成了“增产减收”，农业收入不再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型力量，非农业收入逐步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由于先天不足和政策制约，农村工业在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中增长速度减缓，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在1990年代增长不快。虽然城市非国有工业在1990年代保持强劲增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就业保护政策，1990年代的城市经济增长并没有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将城乡经济有效地连接起来，从而发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和启动大国内需求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就业问题。农民人均收入取决于农业工资、非就农业工资和非农就业比例三个因素的变化。在恩格尔消费定律的作用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必然要求就业比重也同步下降才符合经济结构转换规律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和城市就业保护制度存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化发展，结果带来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从某种意义上讲，19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正是对就业结构转换迟缓的一种反应。它预示着农民收入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仰仗着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增长成分变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表明，只有开通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才是打开农民收入问题的“死结”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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