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杰[1]2001年在《朱熹省察思想评析》文中提出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一个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个有极高声誉的伦理思想家。道德修养论是来熹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其“心与理一”的修养目标，他提出了包括省察在内的多种修养方法。他认为省察这一修身方法是“得为学之本”。本文试从朱熹省察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特点、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等各个方面，对朱熹的省察思想进行梳理、界定和评价。 在修身过程中重视省察自身是我国儒家修身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孔子是最早明确提出“内省”的修身方法的，他主张人应该经常去检查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孟子将其归结为“反身而诚”。宋明理学是以性、命、义、理为核心的理论，期于“明心见道”，理学家也都非常重视省察的修身方法。周敦颐、二程、胡宏等都阐发了各自对这一修身方法的认识。另外，朱熹的修身思想也受到佛、道修炼方法的影响。最后，基于其“存理灭欲”的人性论，朱熹主张在道德修养中应用省察之功遏人欲于将萌，反检自身，以严格恪属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在朱子那里，省察即是作为修养者的个体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进行反省和检查。省察的要义可以归给为知明、自讼、改过，它的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克制人欲泛滥、促进人性完善。省察并不是一独立的修身方法，它与涵养、居敬、克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朱熹根据他对心之未发、已发不同状态的认识，提出了他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认识。通过对涵养、省察关系的辩证认识，朱熹最后得出“省察是居敬的活用与应用”这一哲学抽象本质。朱熹认为省察是一渐修功夫。 朱熹的省察思想主要有四个特点：圣贤之域的价值目标；尽心至诚的理性自觉；反躬内求的自控监察；知明改过的辩证统一。朱嘉的省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是使“反省自身”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修养传统，消极影响主要是加重了修身中脱离实践、闭门思过的不良倾向。朱嘉的省察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人格完善有重要启示。首先省察即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审度，这种自我审度是人类主体精神的自律；其次是正确把握自我的难度及其克服；最后是省察不能仅仅理解为纯思想上的自讼，而必须是积极的思想斗争，自我心理抑制和行为上的实际磨练叁位一体的过程。
梁花[2]2014年在《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文中指出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阳明学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且至今仍然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青睐。众所周知,批判继承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历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阳明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其对我国当前广受热议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公众良知湮没现象,以及德育效果实质性低迷的现状等,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另外,从阳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近代以来,学界针对阳明学的研究多从哲学、史学视角切入,伦理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试图从当前学校德育亟待改善的几个层面出发,通过深入研究王阳明德育思想的系统内容,发掘其对提高当前学校德育实效的借鉴意义。本文所论述的王阳明的德育思想,主要是指王阳明在讲学过程中,向门人所阐发的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等。为了准确地呈现出王阳明德育思想的全貌和特征,本文首先论述了王阳明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并对其德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其次,本文从王阳明德育思想的基本范畴出发,着重从逻辑起点(心即理)、核心主张(致良知)、终极追求(圣人人格)、路径设计(实践功夫)和方法保证(知行合一)这五个方面来详细剖析王阳明德育思想的体系构成。再次,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王阳明德育思想的内涵及精神实质,体现其“知行合一”的思想理论特征,本文还对王阳明德育理论的现实关切进行了一番考察,并从训蒙主张、君子之学和社会教化叁个方面来深化学者对王阳明德育思想的立体感知。此外,为了有效发掘王阳明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着实事求是和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本文还对王阳明的德育思想进行了较为客观的综合评析,既充分肯定了其思想体系当中的闪光点,又明确指出了其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最后,为了贯彻古为今用的研究宗旨,结合当前德育工作的现实境况,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校德育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本文认为,王阳明的德育思想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提高学校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有价镜鉴:一是要高度重视德育地位的巩固加强,通过“就才成德”落实德育为先;二是要切实保障德育原则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德育过程中各环节在目标方向上的一致性;叁是要重新审视德育内容之间的本末关系,强化良知教育的基础作用;四是要积极探索德育方法的杂糅并用,注重引导受教育者的自省意识;五是要着实谋求德育途径的开拓创新,实践“处处是进德之资”的德育理念。
王淑霞[3]2005年在《圣贤——朱熹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重要影响的儒学教育大师。他一生关心政治,面对南宋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实现“王道”社会的政治理想,并一生为主努力。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培养实现“王道”社会所需要的“圣贤”。 本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朱熹力图在南宋社会实现叁代“王道”社会的政治理想引出本文的中心论点:圣贤——朱熹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接着分析了其目标提出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第二部分首先对朱熹提出的“圣贤”目标的内涵作了界定,并从志、德、才叁个方面对朱熹所要培养的“圣贤”所应具有的素养作了重点阐述。第叁部分主要讲述了为实现“圣贤”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朱熹所确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两方面,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最后,本文对朱熹“圣贤”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进行了客观地评析,并对其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对于朱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吸取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成果,古为今用。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崔永东[4]1994年在《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评析》文中认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但是一位着名的道德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着名的道德教育家,其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对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一番客观的分析与评估,对我们如何从事道德教育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刘培军[5]2008年在《朱熹的德育方法及其现代价值》文中指出德育方法是实施德育内容,实现德育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媒介和桥梁。德育方法实施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德育效果的好与差。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有效借鉴传统德育方法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德育方法,分析其德育方法形成的背景与基本体系,并探讨它的现代价值,不仅可以给我国当前德育面临的困境带来一丝启发,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论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以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相关的概念加以了界定,概括性地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朱熹德育方法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德育方法形成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概括性地指出了朱熹德育方法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教育目的、德育内容等具有紧密相联性。第叁部分对朱熹德育方法的基本体系进行了阐述,分别从德育方法的基本理念、德育方法的实施要求、德育的基本方法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以展现朱熹德育方法基本体系的内容、特征和德育方法实施的要求。第四部分探讨了朱熹德育方法的现代价值,论文从当前主体自我修德和学校德育过程中存在的方法问题着手,结合朱熹提出的一些德育方法,探讨了朱熹德育方法对主体修德、社会治德、学校德育的启示。论文结语部分强调了研究德育方法的重要性,提出对朱熹德育方法要批判地继承,并要在德育工作中综合地考虑各种德育变量,灵活适度地运用各种方法。
王秋[6]2010年在《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文中认为本文旨在通过20世纪的朱子学研究透视现代朱子学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冯友兰和罗光为例,旨在分析二人在朱子学资源的现代承接和扭转中,如何创造新理学和生命哲学,由此展示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体系建构的内在关联。第二部分,以牟宗叁和刘述先为例,旨在分析二人立足于心学立场将朱熹判定为别子为宗,从而为其发扬心学的现代价值奠定基础,由此展示朱子学解读中现代性诠释的特点。第叁部分,以钱穆、陈荣捷、余英时为例,旨在分析史学进路,以朱述朱方式对朱子学的还原和维护,由此侧重展示朱子学现代研究中的知识学积累的重要。第四部分,以赵纪彬、侯外庐、任继愈、张立文、陈来为例,旨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哲学进路的朱子学批判性研究的价值和贡献,由此展示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进路的朱子学研究的继承性、发展性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对20世纪朱子学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的多元性进行总结,对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形成、发展的关系进行揭示,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傅文玉[7]2011年在《朱熹德育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朱熹是我国南宋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德育思想体系的完成者。儒家学派从孔子开始就非常注重德育,朱熹以孔子的德育思想为核心,吸取了从先秦到南宋的教育学家德育的积极成果,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德育理论,在德育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朱熹作为封建社会中有远见的思想家,他能深刻地理解宋代的时代精神,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从先秦到南宋的德育思想,并形成一套完备的德育理论体系。该体系命题范畴精深,思想内容深刻,因而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倡导,朱熹的德育思想在元明清叁个朝代都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断地发展、演变,影响了中国社会数百年。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在他从事教育生涯中,十分重视德育,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圣贤”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通称,在朱熹的德育活动中,他将“圣贤”作为自己德育活动的目标,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和个人学习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指南。同时,朱熹不断地进行德育理论方面的研究,并根据自己一生的教育实践,总结出实现德育的途径包括学校教育、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自我教育是朱熹最为重视的内容,包括了立志、克己、省察、涵养、主敬、穷理、笃行等七个方面。朱熹在长期德育教学实践中提出了循序渐进法、启发诱导法、因材施教法、养成教育法、自我教育法,这些德育方法都是他不断总结、提炼出来,并得到实践检验为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推行道德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朱熹的德育思想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其中不少内容是合理的,如把学校德育放在首位、肯定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自我修养、构建良好的德育环境等等,这些内容对当今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精华糟粕,并进行不断创新,就能使朱熹的德育思想成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源泉。
西茜玮[8]2017年在《张栻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其中儒道法是传统治理思想的典型代表,除了包含对社会的治理之外,还涉及到对自然的治理和对道德修养方面的治理,可以说是比较综合化的。我国目前正处于推进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中一项极为关键的便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发掘、研究并反思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吸收其合理成分对于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朱熹和吕祖谦并称为“东南叁贤”,其学术思想不仅对湖湘学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探析了张栻的治理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运用训诂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张栻的治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梳理。首先,论文考察了张栻治理思想的历史背景并探究其思想渊源及其哲学基础,并在此明晰了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治理思想”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考察了张栻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治理思想体系形成的影响,探究了南宋时期新儒学对张栻思想发展的重要作用。接着分析概括了张栻的治理思想,包括治天、治世和治心这叁部分,分别是太极即性的治天思想、知行互发的治世思想以及人性至善的治心思想。在此基础之上,重点评析了张栻治理思想的社会进步性及历史局限性,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揭示了张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重点表现在对现代社会环境治理,国家治理,道德治理的启发意义。实际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匮乏,但是研究的重点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张栻的教育思想或哲学思想上,本文的特色之处在于以治理思想为视角来研究张栻,通过对其在治理自然、治理社会、治理人心这叁个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探究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郭雄雄[9]2013年在《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朱熹是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也是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其完整而系统的理学基础上，通过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对这位理学大师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探究他的道德教育在个体品德培育过程中的作用，挖掘其道德教育的成功之处，吸收和借鉴其有益成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教育体系，并借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本论文围绕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特定背景，比较全面的梳理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归纳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提炼了其道德教育的精华之处，进而总结了其道德教育思想对改进和创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价值。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特定背景。本文认为特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思想产生的基石，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南宋时期特定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本部分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朱熹所进行书院教育活动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第二部分详细的梳理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本部分从哲学和人性论的角度分析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的理论基础，把朱熹道德教育的目标按照所要达到程度的不同划分为“明人伦”的基本目标和“圣贤”的总目标。并根据朱熹道德教育“分年”思想，确定了“小学”和“大学”不同阶段的道德教育内容。归纳出了朱熹道德教育中遵循的循序渐进、引导与防禁并重、知行结合的基本原则。第叁部分主要归纳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明志为道德教育的目标，启发学生“致思”；以认知为道德教育的起点，提倡“躬行践履”；以课程为道德教育的载体，实行“分层”传授；以客观性为道德教育的标准，强化评估机制；以环境育人为道德教育的补充，优化育人环境。第四部分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作了简要的评析，重新审视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借鉴朱熹道德教育中关于道德教育的目标、针对性、层次性和连续性、以及对环境育人的重视等优秀之处，创新和改进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琼[10]2010年在《生命践履与“性天通”——薛瑄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明初程朱理学独尊的背景下以及南北学风相激相荡的格局中,薛碹以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学宗南宋朱子,融合北宋周濂溪、二程、张横渠之学,将《大学》、《中庸》的天命人性进路与《孟子》、《易传》的直承心性进路相融贯,继承儒家一贯的人性关切与宋儒开拓的天人规模,构建“理”、“气”、“性”、“心”相贯通的哲学体系,并依此构建“理气无间”、“理一分殊”的天道宇宙论,以性(体)为贯通天人的枢纽,心(体)为“气之灵”、“理之枢”,为一身主宰,主张通过主敬立诚、穷理格物、内向自得、切己反躬、内外交修的“复性”修养工夫,使主体从善恶杂陈的人性实然走向纯然至善的应然,彰显、挺立、扩充人的道德主体性,提升实然人性,使之达到人性之应然状态,最终实现“性天通”亦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薛碹哲学以天道观统摄、观照人性论,以人性论具体承载、呈现天道观,从而使天人的双向观照成为薛碹哲学整体架构的统摄视角。在天道观上,薛碹继承朱子理气关系建构,有限度地保留朱子“太极”、“理”的本体统摄义,但更多地从实然宇宙论层面把握天人之则,针对朱子“理先气后”说而主张理气“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理”的本体义和形上超越义。同时,薛碹吸收张载关学思想,提升“气”的地位,以气本气化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展示出由“理”向“气”之一面的一元化和内在化转向,并为朱子理学向明代气学的反转开了先声。在人性论上,薛碹继承宋儒双重立体人性论,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坚持程朱“性即理”,强调“论性是学问大本大原”,认为天人万物,一性贯涉,尤其是将“性”作为落实天命天理、铺开生命践履、实现天人贯通的枢纽,着意突出“性”的道德本体地位。同时薛碹又认为“立心为本”,以“心”为“气之灵”、“理之枢”,为人一身知性、复性、性与天通的主宰。在工夫论上,由于“性”是贯通天人的枢纽,因此人的全部修养工夫便为“复性”,即通过持敬立诚、主静无欲、存心自得的静存工夫和格物穷理、尽性复性、知行两得、反躬践履的动察工夫祛除私欲蒙蔽,恢复、扩充、彰显人的本然之性,使此性与纯善天理相通,实现“性天通”、“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境界。从整个哲学建构来看,薛碹人性论和工夫论明显重于天道论,显示明初儒者在宋儒天人并建的理论规模下,问题意识的重心一方面由形上外在的太虚、天道、天理之宏阔宇宙论建构转向主体的心性剖析与工夫践履,另一方面由超越的形上本体论的建构转向实然宇宙论的思考。薛碹哲学的贡献可从叁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一,薛碹哲学产生于明初学术转换的历史背景中,其在哲学义理方面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修正和发展,对张载关学的吸收和继承,对“理气无缝隙”和“性”的突出强调,在生命践履方面以毕生的笃实践履、切己躬行对学问宗旨的践行,体现了明初时代理学独特的问题意识之独特价值,从义理和生命双重层面显豁了朱子理学的本义。其二,薛碹作为“河东学派”的开创者,以创立学派的形式将河东之学传承发扬,讲传授受,躬行践履,同时又以谨严的义理和笃实的学风为张载关学沉寂后北方理学的重振注入新的活力,深刻影响着明初时代的学术尤其是北方儒学,并对明代及以后的哲学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重要作用。其叁,以薛碹为代表的明初思想家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轨迹和生命趋向,深刻地体现着宋元明学术转换的真实痕迹。其学在以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理学为本的基础上,涵纳张载关学,开启明代气学,影响明代关学和心学,启迪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诸家思想存在着内在联系,成为宋明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熹省察思想评析[D]. 闫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2]. 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D]. 梁花.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4
[3]. 圣贤——朱熹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D]. 王淑霞.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4].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评析[J]. 崔永东.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94
[5]. 朱熹的德育方法及其现代价值[D]. 刘培军. 西南大学. 2008
[6]. 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D]. 王秋. 黑龙江大学. 2010
[7]. 朱熹德育思想探析[D]. 傅文玉. 海南师范大学. 2011
[8]. 张栻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D]. 西茜玮.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
[9]. 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D]. 郭雄雄.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10]. 生命践履与“性天通”——薛瑄哲学思想研究[D]. 高琼.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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