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的批判及其限度
丁 浩
摘要： 作为当代社会批判的重要范畴，“物化”始终是批判理论研究的核心环节之一。霍耐特以承认理论对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作出新的诠释，将物化重塑为“承认之遗忘”。在这种对物化的“承认之遗忘”重构过程的批判性解读中，朱迪斯·巴特勒对霍耐特“承认之遗忘”的物化构建作出了积极性评价，同时对霍耐特的参与性活动、儿童依恋过程等方面作出保留性评判。但是对“承认之遗忘”的主观批判将消极暴力性行为排除在情感性活动之外，弱化个体发生学的经验性论证效力。这种批判及其限度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承认之遗忘”的理论难点，进一步深化了霍耐特承认范畴的存在性内涵。
关键词： 朱迪斯·巴特勒；物化；承认；批判
2005年3月，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发表题为《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的学术报告。霍耐特以承认理论重构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承认之遗忘”的理论架构逐渐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以此次讲座内容为基础，巴特勒认为霍耐特对卢卡奇的物化作出了无可置疑的、具有理论广度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如果没有某些具体形式的承认，我们的生命继续处于危险之中”。〔1〕同时，巴特勒以内在批判的方式指出，霍耐特论证中存有的疑虑之处，使得“承认之遗忘”难以支撑霍耐特对物化的实质性批判重建。但是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所作的批判是建立在自身对“承认之遗忘”的经验性理解基础之上，并误解了霍耐特所构建的基础存在性的承认范畴。
一、霍耐特“承认之遗忘”的逻辑演证
在19世纪20-30年代，物化概念包含着社会文化批判的主旨思想。通过社会凹面镜的折射，历史性的经验似乎能够在物化中找到较为集中的表达。然而二战之后，物化范畴失去了它作为对当时环境之诊断的首要地位。社会理论家逐渐满足于分析民主和正义的缺陷，而无法涉入社会病态的症状。为了赋予物化新的理论内涵，霍耐特首先对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作出新的历史解读，并以“承认之遗忘”建构物化的社会批判，以恢复社会批判的理论生命。
陆汉城等(2007)提出TC中存在着既非纯粹波动,又非纯粹涡旋的特征,而是涡散运动共存的。风场特征既存在明显的非地转运动,表现出重力波的特征,也具有比较好的平衡关系,表现出一些涡旋波特征。即雨带的传播是混合波作用的结果。Zhong and Zhang(2013)指出,在TC中的最大风速半径内,混合波表现出了更多的是像涡旋Rossby波的平衡结构,而在最大风速半径外部,更多表现了像重力波的非平衡结构。
1.对物化的解析
为了明晰“物化”一词至今是否具有意义的疑虑，霍耐特认为应首先聚焦于卢卡奇对物化所作的经典分析。尽管卢卡奇对物化所作的现象学描述是较为准确的，但是他的范畴性概括不足以使这些表达得到适当的呈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2〕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倾向于从日常本体化角度理解物化。在此基本形式中，物化概念清晰地指认了一种认知发生：一些非物性者被视为物。对于卢卡奇物化是在何种意义上生发出来的问题，霍耐特指出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倾向：认知范畴的错误、道德性的错误行为或者实践形式的根本扭曲。
卢卡奇认为，物化渐增的普及性和恒久性之社会原因在于：商品交换的拓展使其成为主体行为的主导模式。而一旦社会主体者开始将相互的关联主要地表现于商品的平等交换之中，他们将不得不使自身处于同周围环境的物化关系之中，因为他们不能避免将给定情境中的要素仅仅感知为利己性计算中的效用关涉之物。卢卡奇将由此所引发的变化归结为：物化。然而，在卢卡奇进一步使物化覆盖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全体时，他的“物化”延申取径是模糊的。霍耐特认为卢卡奇在两种理论模式之间徘徊不定。一方面他呈现出一种功能主义的论断，资本主义扩张的目的要求将所有的行为模式同化为商品交换模式；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认为理性化过程会自动地导致工具理性行为在社会领域的扩展。霍耐特认为，虽然这种理论路径的推理不是充分可靠的，但这种路径使得卢卡奇获得了其理论的核心质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构成了人类的‘第二天性’。”〔3〕
通过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的解析，霍耐特将其指认为中立旁观的态度，并由此出发，经由对承认优位性的三重论证，为“承认之遗忘”奠定了规范性基础。中立旁观的认知态度实质上是对承认先在性的遮蔽，掩盖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使得自身以只能以旁观性的活动方式维持自身与世界的联结。基于此，霍耐特将中立旁观的态度（物化）指认为“承认之遗忘”。
借助“承认之遗忘”的理论构筑，霍耐特完成了对物化批判的结构改造。作为其理论演进中的重要环节，“承认之遗忘”的逻辑论证成为巴特勒关注的中心问题。围绕参与性活动和儿童依恋发展过程，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的理论建构展开了批判分析。
2.“承认之遗忘”的建构
通过对卢卡奇物化的解构分析，霍耐特将物化指认为一种沉思的、中立旁观行为。而“从理论逻辑来说，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社会病理学重构，是对物化批判规范性基础的重建”。〔5〕凭借这一思维论题，霍耐特进一步以承认理论为座架，重新支撑起物化的批判效力。在此基础上，霍耐特指出物化态度是那些否认或遗忘这种原初参与性活动模式，并呈现为分离和中立的旁观超然，而遗忘了先前性的承认。
首先，霍耐特通过论述儿童获得承取他人观点的能力之前提条件，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对此作出论证。其次，海德格尔基于对存在问题的存在论——现象学分析，将这种与世界相关联的具有存在意义的存在结构归结为“挂念”（Sorge）。杜威（John Dewey）认为个体对原初整全质性经验所作出的反思性出离，使得理性认知活动得以可能。霍耐特则将“存在之挂念”和“原初整全的质性经验”视为关联自我与世界的原初形式，即一种原初的、存在性的与世界之间的承认关联。最后，在萨特和卡维尔（Stanley Cavell）看来，无论是认知范畴中的确定性，还是对其进行否定的怀疑论都在认知困境之中，而未能发现作为认知前提的互动主体的情感性关联，因为交互主体间的“共情”关系并非一种理性认知关系，而是交互主体间情感融入的承认关系。
为了能把先进的理念和前沿的新生儿救治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医护人员，提高新生儿抢救成功率，陈正副院长特地在当天下午的授课中主讲了一堂“2016版新生儿窒息复苏指南”，并现场传授了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
因此，“在卢卡奇那里，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了解他的方法之一是承认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实践完全被物化了”。〔4〕在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换范围内，主体不得不表现为一个沉思的、中立的旁观者，而不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因为对他人可能为自己的利润所带来的利益的相互计算，需要一个纯粹理性和无感情的立场。而在这种行为习惯中，主体的自然环境、社会处境和个人特征会以一种超然的、没有感情的方式被理解——简言之，就是“物”。通过主体沉思的、中立行为模式的社会化进程，这种物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人的“第二天性”，并发展成一种固定的习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个人行为。因此，卢卡奇的物化成为了一种沉思的、中立的无情感旁观。
二、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的批判分析
功能性食品必然是以食品而不是以药物的形式存在，并且能够在饮食中被消耗。功能性食品可以是天然食品，或者被改造和修饰过的食品[17-18]。菊芋是大量功能性食品的天然原料，如菊糖、果糖和低聚果糖[19]，这些产品兼有营养和功能属性，特别是对患有Ⅱ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群有利[20-21]。
1.参与性活动
老头子慢慢的从一堆破旧衣服里爬出来，露出一个白发苍苍满是热汗的头颅，发红的小脸上写着疲倦的微笑，离开了傀儡后，就把傀儡重新扶起，自言自语的说着：“王九，好小子，你真干。你瞧，我说大爷会来，大爷不全来了吗？你玩得好，把赵四这小子扔倒了，大爷会大把子铜子儿撒来，回头咱们就有窝窝头啃了。瞧，你那脸，大姑娘样儿。你累了吗？怕热吗？（他一面说一面用衣角揩抹他自己的额角。）来，再来一趟，好劲头，咱们赶明儿还上南京国术会打擂台，给北方挣个大面子！”
（1）真正的实践活动模式与参与性活动相区别
巴特勒首先指出霍耐特将自身观点与卢卡奇所提及的马克思的物化概念相区离的第一个方式，是对商品拜物教提出质疑。霍耐特认为，物化不仅仅包括主体将他者视为商品体，而且涉及主体以物化的方式与自身相遇。相应地，卢卡奇将物化视为一种中立旁观行为，为了超越或反驳这种主体对于自身感知域的物化关联，卢卡奇以主体中心式的回归作为驳斥物化的主导方式，这种主体被认为是自身世界的“创作者”，而不必以客观形式历经自身行为的异化。“根据物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只有那种把客体看作是主体之产物的实践才是真实的。”〔6〕但是霍耐特认为，这种主体中心论的观点是有缺陷的，由于将行为视作由人类主体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将对象异化追溯至其创制者，进而将误解真正实践的规范性理想。这种实践内涵着参与、挂念、融入，并建立了主客体之间的前认知关系，而霍耐特则将此真正实践规范归纳为交互性活动，这种互动式活动能够赋予承认一种优位性地位，并构成了主体行为、态度（包括物化自身）的基础。
为了作出这种论证，霍耐特引用卡维尔、杜威、海德格尔以论证承认内涵着何种实践形式。在这种论证中，这种物化概念很明显既不是认知范畴错误，也不是一种道德性失误，而是一种结构性虚假实践行为。但是巴特勒认为，“简单地避免旁观性行为的参与性行为是不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因为参与性的实践行为并不能够满足霍耐特所勾勒的真正实践的规范性理想”。〔3〕因为真正实践的理想模式具有一种交互性规范，这种实践规范认为“承认是双向互动行为，需要得到双方的认可”，〔7〕即对他者或环境的参与性行为内涵着主体情感态度的起伏，“当我失去你，我会哀悼这‘失去’，同时也会变得无法理解自身”。〔8〕“主体不仅与客体形成某种心理关系，而且主体是通过这些心理关系而形成的。”〔9〕因此，如果霍耐特追求的是真正实践的规范性理想，那么将不仅意指任何形式的参与性活动，而未涉及其他性质的活动。
2.为了使课堂教学适应现代外语教学电教化的特点和我国许多中小学已经大量使用多媒体教学的现状，教师在本课程中要坚持使用多媒体课件和教学录像进行教学，并使之得到推广。
由表4可知，1～21日龄，负对照组试验鸡的心脏重量最低，复合酶B组最高，复合酶B组比正对照组和负对照组分别提高了13.02%、24.03%，差异显著（P＜0.05），复合酶A组比负对照组提高了22.73%，差异显著（P＜0.05）；其他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各组间的肝脏、脾脏和腺胃重量差异均不显著（P＞0.05）。复合酶B组试验鸡的胰腺重量与正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其它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复合酶A组试验鸡肌胃重量比正对照组和负对照组分别提高了13.88%、18.52%，差异显著（P＜0.05）；其它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2）参与性活动与情感融入性行为相区别
基于对参与性活动的分析，巴特勒进一步指出这种理解方式将会在消极暴力行为方面陷入自身的理论困境之中。“我们依赖他人，或者更具体地说，依赖他人的承认，来实现我们自身。如果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或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无法获得承认或一种合适的承认形式，我们的存在则会受到困束。”〔10〕据此来看，我们的选择似乎要么是旁观性的（因此是物化的），不能够认取他人视角，要么是参与性地认取他人的视角。
实际上，在1970年代末创作出《蕨类植物》和《放射性的猫》后，斯各格兰德已经走上了专属于她的独特艺术道路，满足了她对绘画、电影和摄影多种艺术形式的热爱。现在的她已成功集编剧、舞台设计师、画家、雕塑家、导演以及摄影师等身份与一体。
在此背景下，霍耐特认为参与性行为意味着认取他人视角。但是巴特勒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认取他人视角的参与性活动是一种较其他形式而言的更好参与性形式。因为这样的观点会迫使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参与性活动忽略了另一种行为方式：厌恶、暴虐、冲动行为（暴力消极行为）。换言之，霍耐特将两种不同的参与性活动，即认取视角和消极暴力都纳入参与性的承认活动之中。但是消极暴力行为与认取他者观点的行为都是原始的、社会的和人类的，参与性活动本身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具有很高的规范性价值，而是相对于规范性主张而言是中立的。换言之，如果将两种类别的行为方式都纳入参与性活动，那么霍耐特就不能将情感融入视为承认的一种标志，而中立旁观是物化态度的标志。在巴特勒看来，“承认来自意识个体之外，并发现承认即他者，或者只有在他者那里才能找到承认”。〔11〕如果我们以暴力、愤怒活动试图消灭对方，也就是在身体、精神上伤害和清除对方，这种行为模式并非肯认他者的存在，以获得他性的承认。因此，如果情感性参与是为了肯认对方的存在，那么参与性之承认活动就无法解释人类的暴力消极行为。”
因此，巴特勒围绕参与性活动，从两个方面对霍耐特的“承认之遗忘”展开批判分析。一方面，即使霍耐特追求真正的实践活动，也并不意味着参与性的承认活动可以达到真正实践的交互式范畴，二者之间仍存有一定的理论间距；另一方面，内涵着消极暴力行为的参与性的承认活动，不能被视为情感融入性活动，因为暴力、厌恶等行为是对他者的否定、消除，而不是积极地肯认他者的存在。
巴特勒对霍耐特“承认之遗忘”的批判首先展开于对霍耐特参与性活动的分析。一方面巴特勒认为，相较于卢卡奇采用主体中心式的物化救赎途径，霍耐特则以“交互性活动”作为物化救赎的出路选择，并将此活动模式指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但是霍耐特用以否定旁观性行为的参与性活动未能够满足那种真正实践的交互性理想；另一方面霍耐特将认取他人观点行为与消极暴力行为都纳入参与性活动之中，但是巴特勒认为内涵着消极暴力行为的参与性活动不能称之为情感融入性活动，因为消极暴力性行为试图消除他者的存在，是对他者的否定行为。
2.儿童依恋过程
为了进一步巩固物化批判在当代社会的理论效力，霍耐特凭借承认理论的逻辑架构，将物化重建为“承认之遗忘”。通过相关理论历史的引用、概念范畴的论证、个体发生学的例证方式，霍耐特论证了这种先前的存在性关怀之承认对于认知活动的优位性。但是巴特勒认为，个体发生学的例证过程与论证目标并非完全一致，“虽然霍耐特经由儿童依恋（attachment）理论寻求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理论演证，但巴特勒认为霍耐特只是选择性地解读儿童依恋（attachment）理论。”〔3〕
在对“采用”、“接受”或“占用”他者视角的意义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交互活动中“我”的形成，模仿建构了主体，但是模仿不能称之为“认取他人观点”。认取他者观点使自身在参与外部世界中获得承认，并不意味着使自身立场与之相吻合，因为在意见分歧的过程中，与他人意见相左以及“采纳他或她的观点”是必然可能的。所以就像霍耐特所说的那样，这似乎仅意味着“理解他人行动的原因”。针对霍耐特的儿童依恋发展的例证，巴特勒提出“在此之中，他者是从一开始就和我分开的人吗？我是被对方湮没还是被对方遮蔽？‘我’又是如何潜意识地产生的呢？我们是否需要知道‘我’是如何形成，如何与他人分离，然后我们才能问他是如何接受他人的观点的？”〔3〕
巴特勒指出，“正如依恋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一样，分化（differentiation）是一项贯穿我们始终的难题，它引发了某种道德困境的持续结构：个体之个人在封闭自己的同时，如何将自己向他人敞开？”〔3〕换言之，我们不能像霍耐特所说的那样，依恋先于分化，因为依附于某物就已经跨越了物、他人同自我之间的鸿沟。毕竟，这仅是依恋与融合的语义区别，在儿童依恋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没有界限，分化既是依恋的一种条件——有时甚至是诅咒——也是一种结果。巴特勒认为，霍耐特的交互性活动内涵着“承取”他人的视角恰恰是由此及彼的，从而肯定两者之间有一个间隔之空间，如果没有距离，就不可能“承取”对方视角，即是说他已经被他者视角所湮没。例如一些关于民族主义认同的说法表明，纳粹军队中的士兵认为自身是元首人格的一部分，与元首的认同成功地摧毁了差异化的关系，产生了一种以领袖的名义表达的激昂服从，而领袖人格中已经包含了“我”。
以婴儿—父母的关系场为例，巴特勒指出最初的婴儿—父母之间未必是分化之二元性的，而父母的形象也未必相应地是单一性的。这是因为具有社会偶然性的养育安排构造了这种父母—婴儿二元关联以及父母形象的单一性形象。如果没有物化的话，这种关系将被视为一种单一且主要的理想性社会联系。而巴特勒认为，养育关系有很多种形式，儿童可以有不止一个主要的依恋对象。儿童可能会在一组复杂的亲属关系中找到基本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不是由一个人来象征或代表的。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社会联系，即在婴儿期建立的联系必然是二元的。
（2）模仿与认取他者视角观点
（1）儿童依恋与分化相互分离
为了支持自身的论点，霍耐特转而引用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所说的“一个人只有模仿他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对于阿多诺来说，这种模仿是“爱的原型”。〔12〕但是巴特勒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别人的观点，我们所做的就不仅是共情于别人的观点。在我理解他人行为或信念的原因的情况下，我并不一定要分享这些原因，也不意味着我必须坚持相同的理由。的确，承认他者的相异性——即他者的存在并不是我自身的存在——取决于我能够使他者观点和我的观点相区别，然后尽可能地理解那个观点。然而，模仿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例如在儿童身上存有模仿性参与的模式，对依恋对象的微笑、触摸、欢乐、悲伤的反应方式，这些最初印象是经验的情感条件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个能够将自身的行为和表达理解为他或她自身所拥有的“我”是一个后来的成就，其源于一个分化的过程，即“主体是在构建话语关系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偶然的、脆弱的可能性”。〔13〕在此之中，一个人必须克服初始印象的传递模仿性。不经历这种与原初模仿性的分离，就不会有“我”，而原初模仿性仍然对“我”有一种结构性和生成性的影响。如果“我”是毫无疑问地通过模仿而形成的，模仿先于并开创了主体的生成，那么很明显，模仿将不能等同于“认取他者的观点”。
因此，以儿童依恋理论为核心，巴特勒从依恋与分化、模仿与认取两个方面对霍耐特的个体发生学例证作出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与霍耐特将分化视为儿童依恋发展的前提不同，巴特勒认为分化不仅是儿童依恋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依恋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巴特勒认为，不能将阿多诺的“模仿”等同于对他者观点视角的认取。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巴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承认优位性之个体发生学的论证效力。
总之，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必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这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许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一政策在未来一定会对我国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巴特勒批判分析的内在限度
针对霍耐特的物化的“承认之遗忘”式的重构，巴特勒以参与性活动和儿童依恋发展理论为中心，对真正实践活动模式与参与性活动、参与性活动与消极暴力行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依恋与分化、模仿他者与认取他者观点等重要理论质点作出了批判性分析。但是巴特勒误解了霍耐特的基础存在性的承认范畴。首先，巴特勒虽然在参与性活动与真正的实践活动模式之间作出了区别，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性的对立。而对情感性参与活动的误读，使得消极暴力性行为无法被纳入参与活动范畴之内。其次，巴特勒忽视了先前性承认的社会属性，进而弱化了个体发生学的论证效力。
1.情感融入性活动的误读
在引用卡维尔、杜威、海德格尔以论证承认内涵着何种实践形式的过程中，霍耐特将物化指认为结构性虚假实践行为。在巴特勒看来，这种与中立旁观性活动相对立的参与性活动未能达到相对于主体中心式行为的交互性行为范畴。对此而言，巴特勒与霍耐特是持同一立场的。但是巴特勒没有认识到原初性承认优先于参与性活动，而唯有对他者形成一种先前性承认关系时，真正实践的交互性关联才能得以构成。因为原初性承认优先于参与者视角，它代表着认知性——我们有能力适应他人的理性认知——的前提。就此而言，霍耐特指出“朱迪斯·巴特勒似乎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3〕正如霍耐特所说：“因为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接受者时，他们才能确立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14〕换言之，当个体与他者视角形成原初承认关系，以构成“共感”依恋关系情景时，这种共感性的参与活动与真正实践的交互性模式才是一体的。
在此基础上，霍耐特进一步指出共感参与性行为包含消极暴力行为和认取他者视角行为。但是巴特勒指出包含认取他者视角之行为和暴力消极性行为的共感参与性活动不能纳入情感融入性活动范畴之中，因为“参与性模式对我们具有不同的道德意义；它们不受任何预先给定的结构、关系或纽带的约束，更不用说规范性的结构、关系或纽带了，而这就是我们有责任在尽可能多的参与中进行协商的原因”。〔3〕然而，巴特勒的批判性分析中的“情感性活动”并不是霍耐特意义上的情感交融性活动。在霍耐特看来，互动主体间的情感交融性活动内涵着互动主体的共感承认性活动，是基础存在性的肯认情感，“与规范性含义甚至积极的态度无关”。它不仅包含认取他者视角观点以参与社会生活，而且消极暴力性行为也是情感交融性活动的必要部分。在此意义上，巴特勒明显窄化了情感融入性活动范畴的内在意义。
巴特勒对霍耐特的情感交融性活动作出窄化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肯定的”（positiv）一词的模糊处理。对于巴特勒而言，“肯定的”（positiv）的情感意蕴主要在于积极、友善的维度，而忽视了诅咒、消极、厌恶、暴力的情感体验。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巴特勒将霍耐特的情感交融性活动窄化为肯认他者观点的积极友善活动。但是霍耐特指出，“就此而言，我在至今关于‘共感’的讨论中所用的形容词‘肯定的’（positiv），同样并不是指一种正面的、友善的情绪。它所要指出的只是一种存在上的、深及情感的事实：就算我们在此诅咒或怨恨某人，承认态度使我们仍不得不认许（bejahen）他者自身之价值”。〔15〕这种“具有生存论意义的‘基本承认’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本特征，但它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取向，因而只是一种形式的承认原则，而非一个评价性的观念”。〔16〕换言之，作为一种深及存在意义的“肯定的”情感，不仅是积极、友善的情感体验，同时也是消极、厌恶、暴虐的情感表达。
2.发展心理学论证的曲解
作为对物化的历史性重构，霍耐特从理论历史、概念范畴、个体发生学三个方面论证了承认相较于理性认知的优位性，基于此，霍耐特进一步将中立旁观之物化指认为先前性承认的遗忘。相对于理论历史、概念范畴的论证，巴特勒指出个体发生学的经验式论证为儿童行为的原初参与性承认活动范畴提供的经验性支持是存有疑问的。巴特勒认为，原初承认式的社会关联是先验性概念，而非社会历史性概念，但我们转向发展心理学来为这种前社会学关系提供经验性支持。换言之，霍耐特以社会学—经验的方式，论证一种非社会—经验性的原初关联。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近期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会当商人，直到现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商人了，才认为自己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巴特勒认为，就发展心理学本身而言，因为霍耐特将原初本真的承认活动建立在经验性研究基础之上，所以他不得不在各种经验研究中作出决定，而且他不能单纯地例证已经获得先验支持的论点。那么在对霍耐特的广泛批判所提供给我们的观察方法作出批判之后，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项研究的结果。对于霍耐特而言，“承认不仅是涵盖不同机制的不同规范性原则的概括性概念，也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它标示了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社会条件”。〔17〕相较于中立旁观的认知行为，承认的先前性虽然是逻辑上的优位性，但是这种优位性不仅具有先验性内涵，而且也能够在社会历史中获得理论认同。此外，霍耐特通过“生存性框架的‘填充’的方式”使社会历史关系中的爱、权利、团结的承认关系是先验性的基础承认获得了历史当下性。“在两者的关系上，霍耐特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前者是后者在具体历史条件中的表现。”〔18〕换言之，承认的两种表现形态是同质一体的。发展心理学的经验性论证是这种先验性承认的历史显现，而正是凭借这种基础性承认，发展心理学的经验性论证才得以可能。
因此，即使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作出了批判性分析，深化了“承认之遗忘”的批判效力，这种批判性分析也因误解了基础存在性的承认范畴的先在性，而未能本质性地动摇“承认之遗忘”的理论根基。一方面对情感融入性活动的误解，导致巴特勒窄化了参与性活动的理论范畴，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承认之遗忘”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基于对承认之优位性的理解，巴特勒力图削弱发展心理学的逻辑论证效力，使得发展心理学的论证路径没有获得充分的认同。
总之，通过对物化的“承认之遗忘”重构过程的批判性分析，巴特勒深化了霍耐特“承认之遗忘”的物化批判效力。一方面巴特勒围绕“参与性活动”，对霍耐特的真正实践活动范畴以及情感融入性活动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剖析，通过儿童依恋过程的批判，巴特勒进一步明确了儿童依恋过程中依恋与分化的辩证关系，以及阿多诺“模仿”理论对“承认之遗忘”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的批判性分析误读了基础存在性的承认范畴，以至于窄化了共感参与性的承认活动范畴以及“情感参与性活动”，弱化了个体发生学的论证效力。基于此，巴特勒对“承认之遗忘”的限度性批判不仅明晰了“承认之遗忘”的理论内涵，丰富了霍耐特“承认之遗忘”的物化批判效力，而且进一步敞开了霍耐特承认范畴的基础存在性内涵的理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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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Butler's Critique of the “Forgetting of Reification” and Its Limits
Ding Hao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criticism，“reification”is always one of the core links of critical theory research.Honneth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ukacs’ reification criticism with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and remolded reification as “the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In thi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Judith Butler made positive evaluation on the reific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of Honneth，and made reserved judgment on Honneth’s participatory activities，children’s attachment process and other aspects.However， the subjective criticism of “ the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excludes the negative and violent behaviors from emotional activities and weakens the empirical argumentation of individual genetics.To some extent，this criticism and its limit reveal th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 and further deepen the exist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category of Honneth’s recognition.
Key words： Judith Butler，reification，recognition，critical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07-0023-0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阿多诺否定的道德哲学及其影响研究”（17CZX06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丁浩，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标签：朱迪斯·巴特勒论文; 物化论文; 承认论文; 批判论文;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