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之道(引论)———种新的形上学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论论文,之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047(2013)01-0058-21
“通”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与中国自晚明以来与西方社会的接触，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世界打交道而逼出的新的哲学问题。“通”之作为世界哲学的问题之一，也是近代世界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给全世界各民族带来的新的哲学问题之一。近代中国的变法烈士谭嗣同，以其敏锐的哲学灵犀，提出了“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光辉哲学命题，努力依托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对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以后发展起来的新仁学——“仁者以天地为万物为一体”的“通”的精神来诠释“仁学”的核心精神，从而第一次在哲学层面清晰而又合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逻辑的方式，使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①精神发生了内在的关联。现代西方哲学史中，有众多哲学家思考了“世界哲学”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提出“通”的概念，但也有“通”的观念。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所揭示的世界一体化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以及共产主义理想，雅斯贝尔斯的有关“世界哲学”的思考，无不包涵了“通”的观念。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也曾经反复论述过，哲学的目标旨在“求通”，②但他并没有仔细地阐述何者为“通”，更没有以“通”为核心概念建构一套“通”论的哲学。本文依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通”的观念，如《易》哲学中的“穷变通久”，庄子哲学中的“道通为一”，以及文化哲学中“通”的观念——史通，文史通义、通鉴、通史等③，结合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生活，尝试以“通”为核心观念，建构一种以“通性”为形上学基础的哲学论说方式。
一、关于形上学重建的思考
到目前为止，哲学史上所有伟大的形上学体系都崩塌了，以至于当代世界哲学的主流是一再宣布形上学的死亡，要努力拆卸任何形式的形上学。换句话说，那些即使想建立形上学的哲学家们也不得不打扮成反形上学者，将自己的形上学建构深深地埋藏在历史上被拆卸的形上学的废墟之下，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其他的哲学家对自己哲学形上学的攻击。
哲学与科学的根本不同何在，与历史学、文学的不同何在？当然是形上学方式的思考。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够被称之为哲学家的人，都有自己所认可或建立的形上学形态。从哲学发展史的过程来看，这些不同类型的形上学体系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因而可以以类分之，便于把握。实际上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形上学家，其哲学思想的形态及其具体内部结构都有相当大的不同。以异观之，世界上每片树叶都不相同，更何况是人类精神的建筑师——哲学家们的思想体系呢？
历史上的所有形上学体系都崩塌了，但形上学本身并没有崩塌。就我们目前的人类认知范围而言，人类一息尚存一天，其哲学的形上学思考的方式就会存在一天。形上学的思维方式一点都不神秘，它只是哲学家为自己的思想建筑提供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出发点而已。随着人类整体认识视域的拓展，旧的思想出发点不足以承受人类知识大厦的高度与重量，因而旧哲学的形上学基础不断被增长着的知识、所引发出的问题所摧毁，这就是哲学史上一个一个哲学形上学体系坍塌的全部秘密。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思考主流是努力避免这种形而上学体系坍塌的命运，慎之又慎地避免形上学体系的建构，或者说都将自己的形上学的预设深藏在具体哲学问题和解决问题方案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等云山雾海之中，从而让自己所发表的议论显得高深莫测而又犀利、惊人。
哲学，我在这里仅仅说是哲学，如果离开了对形上学的思考，就不成其为哲学。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一就是关于人是自由的形上学的预设。没有这一关于人的形上学的预设，我们的所有伦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政治学与政治实践都将陷入僵局。理由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对于精神病患者——传统社会笼统称之为疯子，和不具有健全理智的人，包括缺乏行为自理能力的儿童，是采取保护措施的，道德的指责与法律的惩罚对他们是宽恕的。然而，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如果对他们采取非人的态度，乃至于将之杀害，那是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惩罚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伦理、法律预设了人是理性的与自由的，即具有自律性的动物。因此，任何成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从历史学角度论证人在一开始是不自由的，这没有错。当人在没有足够的手段保护自己免于自然环境的侵害时，人何曾有过自由？而即使在今天，人要维持自己肉体的生存，也还是受自然规律的束缚。但问题是我们的现代伦理学与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人是自由的这一人性预设的逻辑起点之上的。而这一逻辑起点就是现代伦理学、法哲学乃整个法律体系的形上学的基础。这一形上学的基础不妨碍人在现实的社会中通过各种手段一点一滴地扩大人的生存与生活的自由度；不仅不妨碍，而且还在呼唤着人向着这一形上学预设的目标前进，并用人类的生命、生活经验不断地丰富着这一形上学预设的内涵。
其实，如果将历史的原则贯彻到底，对于“人是什么”，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人作为一个类的动物存在才可以被称之为人？这一问题我们根本无法回答。福柯曾经说，尼采的时代“上帝死了”，而今天“人死了”。所谓今天“人死了”，他的意思是说，当代社会作为知识主体和知识对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人”只是19世纪的产物，现在正走向消亡。④我不太同意福柯有关“人死了”的原因分析，但对他的结论有兴趣。从历史的观念看，我们人类文明史上自命为“人”的类存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历史端点。越往远古的时间追溯，越发现人不是人。作为科学的进化论无法准确地给出人从动物突变为人的历史起点。人与禽兽之间的“几希”之分的历史端点无法给出，而所能给出的只是一个哲学的形上学的预设：人禽有“几希”之别。如此看来，所谓历史进程中的“人是不自由”的这一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命题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依赖于哲学上的“人禽之别”的形上学的预设。抛开了这一形上学的预设，我们无法谈论人的历史。
有人说，有好的形上学，有坏的形上学。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道德判断延伸到哲学的知性领域。更准确地讲，有适时的形上学，有过时的形上学。与时推移，与时俱进，是中国《易》哲学给我们的流动性智慧。哲学虽然被有些哲人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即使这一说法能够成立，而创造这一精华的具体哲学家及其知识共同体，他们的脑容量总是有限的。庄子讲：“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这种无涯之知不仅从动态的过程来说是无涯的，从整体的存量上说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来说，也是无涯的。而这种知识整体存量从来就不是静态地存在着，像某一个巨大的湖泊，如贝加尔湖、北美的五大湖等，而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生成着新的知识的知识海洋。知识海洋不只是喻指知识量的广大无垠，而且还喻意着旧知识的不断沉淀与新知识的不断创生。哲学家与哲学家共同体的肉身存在的局限，使得任何一种带有稳定性、封闭性的形上学的思想出发点，都带有它不可涵盖的知识内容作为一种逻辑预设的例外存在着。这就深刻地启迪着当代的哲学工作者要从观无涯的视角去拟构一形上学的起点。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易》哲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维框架。“易与天地准”，以知变、御变而处变的刚健精神面对这一无限的世界，它时刻提醒我们，人类所有的现成、已成——既济，都只是暂时的。就宇宙的无限性而言，就人追求无限性的内在生命冲动而言，大自然向我们敞开的永远是一个“未济”的世界，因而永远是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世界。“变易”就是《周易》哲学传统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开放的形上学体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周易》哲学精神的理解还远未达到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性、开放性与丰富性。而道家之“道”的形上学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易》哲学的精髓。道之无形无象，动态、流转，道之周行、遍在、咸与的“通性”，都生动地体现了一个以模拟无限而构设的开放的形而上学体系。道之形上学体系的唯一不足在于它将道视为唯一性的逻辑上在先的时间与空间的起点，而其无形无象、不确定性等思想的规定性容易与实存的、存有的世界相混淆。庄子之后的道家，如《淮南子》一书的作者群都未能在道的“通性”方面着力，反而在道的虚无性和规则性的两极着力，使得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要么越发变得远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要么又太胶着于具体的事物法则，最终被佛教、儒家思想们当作思想的养料而吸收，而改造。汉武帝以后，道家学派基本上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就消失了，而只有注老解庄的学者。
我在这里尝试着接续易哲学、先秦道家、经过明清之际改造过的宋明儒的哲学传统，特别是谭嗣同所发展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仁通哲学，以“通性”作为哲学的形上学，从而建立“通之道”的哲学思想体系，试图对当代人类社会的诸问题作一贯通性的思考。在一定的意义上，“通性”的哲学形上学颇类似传统汉字“衍”的原初意义——“邑中之道”，它是在无限的宇宙与无限的人世之中的一条“邑中之道”，它不是唯一的起点，而是任何一个起点的起点。它所呼唤的是所有作为起点的起点者——邑中之道，以自己的有限性为起点，同时打开自己的有限性与无限的外部世界中万有的“邑中之道”相连结。“通性”不再追求任何现成的道路，而是依据自己的目标来调整自己所要跨越的障碍，从而在看似不通的地方找到或打开一条通道。就此点而言，“通性”的哲学呼唤的是一种不断依靠主体的自由意志从事探索、开辟、游于无穷的实践性哲学。这一实践性的哲学甚至不以占有、拥有为自豪，而主要以开辟、探索为旨归。这种“通性”的哲学当然要关怀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对于种种形式的不平等、非正义现象予以揭露与批判，以互通有无，相对均衡的生存状态作为人类世界的基本生存样态。“通”不是“同”，“通”从原则上反对以一个绝对的权力与绝对的权威为中心的“统”，“通”也不是洪水决堤式的泛滥与不加控制的核泄漏式的扩散，“通”当然也不是各种形式的渗透与渗漏；“通”是主体的知、情、意、欲所形成人的目标在可控的条件下的实现、通达，交流、沟通、理解、领悟、承认、接受、和谐共处。“通”是永远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的“通达”或“实现”，没有永恒不变的“通达”与“实现”的状态，因而“通”之道需要主体在实现了“通达”状态之后不断地修持、保养，从而保持固有通道的畅通，并不断地开辟新的通道，通达新的境界。
二、通性及其哲学规定性
何谓“通性”？我们应当如何在哲学上思考“通性”的问题？“通之道”的哲学与传统“道”的哲学有何不同？
笔者初步认为，“通”的哲学观念在第一层意义上要求我们对“通性”，即“通”之得以可能实现的“通之道”作一抽象的哲学追问。从而，“通之道”就不再是传统中国道家哲学的“道通为一”之“道通”，也不是《易》哲学“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感通”，甚至也不是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仁通”，而是将“通”的过程、状态与可能性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寻求各种有形存在、有形与无形存在、无形存在与无形存在之间的链结、感通、交流的动态生命；让人类始终保持着慎终追远，在无限的宇宙中与宇宙的无限相遨游的梦想。
所谓“通性”，即让不“通”的变成可通的，让已通的保持通畅性的某种势或力量。就其主体能动性一面而言，这种势与力量当然主要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心力”。而这种“心力”，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意志与理智混合组成的一种主观性的能量。就其客体而言，当然是某种材料、能量、信息之间具有的可融合性、可交流性与可通性。因此，“通性”即是主体之人的“心力”利用适当的材料、能量与信息编码，实现人与客观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无障碍交流，从而让人类始终保持与宇宙的无限相遨游的自由意志。就此点而言与庄子哲学以诗意的方式追求哲学上的绝对自由境界有共通之处。
不过，说到势与力量，当然就不能回避现实的财势、权势、权威等类型的社会性力量。当这些社会性力量与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善良意志与愿望相一致的时候，这些类型的社会力量就会发挥正面、持久的“通性”；当这些社会性力量为一己或小团体、民族、国家的私意、私利所阻隔的时候，就会出现整体性的滞胀、不通、渗漏，以至于爆发种种不可预测的社会骚动、暴乱。最严重的时候会导致不同形式的社会共同体的解体，甚至是一个大的社会共同体的解体。到这时候，各种邪恶的欲望、意志、情感就会像决堤的洪水肆意横流、蔓延。
“通”的哲学与“道”的哲学不同。俗语说，此路不通，死路一条。这就表明，有道有路并不能通。而唐代诗人李商隐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表明，没有道与路亦可以“通”，如何通？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因为“通性”，或者说，主体之间要求“通”的渴望，使得原本无路、不通的状态之间有了可以通、并且实现了“通”的“灵犀之道”。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正因为“通性”，使得没有道与路的地方有了可通之道路；而一旦丧失了通性的道路则只能是死路一条，或者是一条废弃的道。道与路具有可通性，但未必能实现“通”。现代城市高楼大厦的公寓房里面各条走廊都是“通”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与人与之间是不通声息的。为什么如此，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可通性。两个主体之间没有可通性，虽咫尺亦天涯。两个主体之间有通性，虽天涯亦比邻。
通之道，即是对于何以通，如何通的根本问题所做的哲学沉思。换句话说，通之道即是对通之为通的“通性”所做的系统性思考。而“通性”永远只是一种状态、倾向和可能性，一种永远处在通达过程之中的未完成的状态和可以通的可能性。通的哲学无需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甚至也不依赖科学为它开辟思想的道路。通的哲学不再以实证的方式去预设宇宙的本体或起点，如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设定我们的宇宙有一个起点；也不需要把主要心思花在思考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上面。通的哲学只是将宇宙的无限性作为一个直觉性的思想前提。如果哪一天科学找到了宇宙的边界，通的哲学将修改自己的哲学前提。
“通”是对作为主体的人在宇宙、历史、社会、他人之间的一种自由交流、交往的一种渴望与现实活动的描述，因而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活动、恒久延绵的一种渴望与活动本身的思想揭示。不是因为人与物都有现成的可通性，而是因为人与物、人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出的“通性”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通道的两个主体之间具备了建立通道的可能性，并根据“通性”程度的大小，渴望通性的内在要求的强弱，这种通道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大小也因之被决定。我们都非常熟悉鲁迅先生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对于这句话，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来理解的，路是人走出来，而且是众多人沿着同一条原本不是路的地方重复地走下去，因而就走出了某条路。这似乎是在歌颂创造者与追随创造者，从而为人间开辟了新路，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们要沿着一个人走的足迹去在一块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呢？这难道不是蕴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求通性呼唤着一些人一起跨越那阻隔着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从而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了一条道路来的么？
道路从来不能自己开辟自己。恰好相反，正是蕴藏在人性中的“通性”不断地开辟着道路。已开辟的道路可能因为通性的丧失而成为死路，或者因为通性增强不断地被保养、被维修、甚至被拓宽，还会不断地改变着其物质的形态，如一般的水泥路变成柏油路，甚至被变成高速公路等。古代神话中的遁地而行，在现代的英吉利海峡等大型跨海隧道和中国的各种穿山邃道面前，显得多么的黯然神伤！而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现代的卫星成像，卫星数字信息交换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在“通性”面前，宇宙间何处不可以成为通道？而通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那种让一切看似没有通道的地方开辟出种种形式通道的，不正是蕴藏在人性中的“通性”么？这种人性中的“通性”就其先验的特性基础而言，是一切实体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的部分敞开性；就其历史性而言，则是在漫长的生命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一种习性。而当人类进入群体的生活类型之后，则是其生活习性以及社会历史的实践性慢慢培养、教育出来的人文性。而这种“人文性”即是荀子所说的“化性起伪”这“人为性”。
既然如此，在人类社会之间，各种意识形态的大山、种族歧视的大河，古老的文化海洋与现实的大地，不同肤色、不同等级的人群之间，还有什么样的阻隔能阻挡人类之间的“通性”，而让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呢？中国俗语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往常的解释多倾向于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意义。运动何以能保持住生命性呢？运动不正是因为体现了“通性”而保持住了生命性吗？一扇门来回的开关，正是人来人往的“通性”让门之户枢保持了“不蠹”的生命。“流水”从甲地流向乙地，既滋润着沿途的生命，也让自己携进新的活体，并让一些该沉淀的沉淀了。水也正是在施予、吸纳与排除的“通性”中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哪怕是像黄河那样的混浊的黄水，也因为流动而维持了一线生机。当然，如果一条河的沿岸有很多的污水向河中排放，那么这条河流还是要发出腐臭之味的。而这正是“不通”的社会局部利益导致了更大局部之间的“不通”与滞胀。这再一次生动地揭示了这样的道理：有形的河道、水道并不能保持河流的畅通、流水的不腐，而只有蕴藏于人性之中的“通性”才能让包括河道在内的任何形式的道路通畅，让包括水流在内的任何生命之流不至于腐臭。
“通之道”，要求当下的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地区保持一种全方位的交流、沟通与往来，在物质、精神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立体性地保持着一种互通有无的“通性”。这种“通性”并不要求丧失自己的所有，恰恰相反，“通性”要求每个主体有可通性。这种可通性，一方面是有值得通之属性，一方面是愿意保持一种与他者的交流、互通有无的姿态。既然历史已经将人类推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则人类的命运已经交给了“通性”。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它的首要任务将是以“通性”作为自己的理论与精神的追求，从而不断地为人类更加密切的往来开辟新的通道或曰道路。任何形式的封闭主义都将与这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精神相违背，从而将自己引向一条死路。“通”之道决定并要求着、创造着种种形式的道之通。
因此，“通”之道要求我们学会通盘思考地球与人类的边界与可沟通性问题，从而来思考每个民族国家、种族、地区、单位、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与可能性的问题。这种思考不是要取消人类在近代以来所发展出来的个性自由、平等、正义等观念，而是要站在类的整体性与沟通性的高度思考每个人的个性自由与平等、正义诸问题。就目前人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主要是要消除各种观念之间的不通、隔阂问题，如各大宗教传统之间的隔阂与不通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敌对与相互斗争的问题，各地方文化与利益之间的不通与隔阂问题。
“通”的哲学究竟会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与生存状态，它所给予人类的生活图景是否是一种同一的无差别的世界？或者有一个绝对有力的民族或国家，或政治集团来主宰着全人类的资源分配、物质生产与消费和文化消费与文化创造活动？对此，必须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对通与统，通与同等观念作一适当的区分。
就古代汉语的词汇学意义来说，通与统、通与同在特定的语境下可以互训。然而，作为一种通的哲学而言，我要强调“通”的哲学观念的独特性。因而在思想的脉络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通”不等于“统”。“统”有统帅之统与统合、统一之统。其中总有一种绝对的权力中心。“通之道”不追求，也无需这种绝对的权力中心。“通之道”要求不同的主体之间保持一种平等的开放姿态，因而保持一种和谐的、和平的沟通与交流。
“通”不等于“同”。“同”是一种无差别的状态，而“通”则是在不丧失主体的前提下保持与他者的开放倾向与交流、互通有无的可能性。或者说，“通性”的前提是承认可通性的主体有差别，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区分与隔离的前提下从事沟通与交流。否则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以水济水是谓同，而只有五味调和才是“和”。和，即是不同事物与味道之间的“通”。汉语中有“通泰”一词。通泰，即是因通达而安泰，而和平。
“通”也不同于“扩散”。扩散是一种无意识的蔓延，近期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空气中蔓延一种核辐射微尘，就是扩散而不是“通”。而且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政府的自私与不负责任。而“通”是在主体可控范围内的一种流通与交流。
“通”也不是主体的无限敞开，而是主体让自己可敞开的部分敞开以吐故纳新。因此，它不是生命被彻底地暴露在某种外在的强权之光下的裸露，而是让生命在开合有度的状态下保持通畅，愉悦。
就不同的文化主体而言，“通”也是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更新自己的精神肌体的交通、沟通。当然这种交通与沟通实际上还是文化中个别主体来实现并感受的一种精神上的、行动上的相互理解与包容。
“通”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既是中国现代哲学，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所需要的一种新观念，从最高的境界而言，它其实可以表征为人类对于绝对自由境界的一种渴望。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所描写的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彼且恶乎待哉？”就是一种“大通”的境界。现代宇宙学、微观粒子学不正在以科技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无待而游于无穷的境界吗？
“通”在人类社会领域，其实与近现代儒家思想家，如谭嗣同、康有为所追求的“仁通”和无国界、无族界、无教界等打破一切此疆彼界的“大同”世界有相通之处，因而也有可以相互沟通的思想意涵。不过，“通”并不是要消灭一切差异，让一切都以相同的结构、数量、质量匀质地存在着。这是通的哲学不同于康有为《大同书》中所追求的无差别的“大同”的地方。“通”是在保持并维护差异的前提下，让一切差异不是首先成为阻碍，而是首先成为可以沟通而协调、和谐地存在着的差异者。“通”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在无限的宇宙内始终处在一种“未济”状态，向内作深入的沟通、理解、交流而变得愈加丰富，向外作无限地探索的动态过程。
三、“通性”与“活性”、“流通”的异同
发源于人类主体的“通性”，或者说通性的主体能动性是一种绝对的要求，而通的状态总是相对的。所谓的通人、通儒，所谓的领悟、通达、理解、领受，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某一个域内的通达与理解，都是借助于有限的通道去实现的通达。信息与意义的传达与领受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媒介的有形性与编码的程序性、分析性，使得无定型的信息与意义总是伴随着媒介的形状而变形。就“通”之道的哲学出发点与归宿点来说，它并不追求对对象物的完全的确知与把握，更重要的是强调交流、沟通与理解，它始终用一种“知白守黑”的智慧保持着对“黑暗”——求知与不明的敬畏与敬意；而主体的目标或目的的达成也并不是要占有与拥有，正如登山者只是要到达山顶，并非要独占山头，更不是把山顶搬走。
就专家与通人而言，专家在某一个具体的学问领域就是该领域的“通人”，不是该领域里的通人即不能成为专家。专家随着自己知识领域的扩大，慢慢突破自己的领域而成为更大领域里的专家。通人就是不同领域里的专家。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都在一个村庄或街道定居，然后由此扩大自己行走的范围。知识的领域里的专家与此有类似之处。没有人没有起点，只是有人对自己的起点缺乏自觉，或者说还处在不自觉之中，从而以他人的起点为自己的起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起点，而每一个起点又是连接其他起点的起点。心灵也是如此。心灵的起点整合了知、情、意、欲而凝结为通性的主动性，当这种通性寻找到明确的目标与目的，通性就会为自己寻找并开辟通道，而思想的道路与现实的道路、通路就由此被开辟出来。这种道路可以是抽象的思路、方法；可以是制度性的渠道、办事的程序；可以是物质形态的公路、铁路、隧道，当然也可以是航海、航空的航道。通性为了实现自己的本性，将根据各种目标不断地为自己开辟不同形式的道路。
为什么说“盗亦有道”呢？如果道仅是实现善的意志与目标，那么盗就不应有道。然而“盗亦有道”。这是因为盗类之人亦有自己的“通性”，他们充分发挥通性的能动性一面，让通性为实现盗之目标或目的，不断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不过，人类的“通性”又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之下来实现的，因而“通性”的实现又受到具体的道德、法律所制约。故“盗之道”为“不道之道”，其所实现的“通性”很快被特定历史条件下法律权威所缴获，成为不通的“盗之道”。
从“通”之道的角度来看，不是“道”让我们成就万事万物，而是“通性”让我们获得成就万事万物之道。这就是“通”之道由崇“道”的哲学发展出一种崇尚“通性”的哲学。这种哲学关注所有道中的通性，从而让所有的符合善良意志的通道得以可能。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呼吁：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在此呼吁，让天下所有人的美好理想(不是邪恶的念想)都行得通。
(一)通性与活性
我在这里所阐述的“通性”，与日常生活中的“活性”是有区别的。
万物皆有活性，有机物的活性更大。活性是通性的表现，但不是通性。通性有明确的方向性，而且是受主体意识控制的、目标性很强的活性。即使像庄子所说的“乘物以游心”式的漫游，也是一种目标性很强的通性。这种通性不以某个具体的目标为目标，而是以自由自在为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思想，庄子的思想一文不值，也不会千古以来打动有高境界精神追求之人的心灵。
就物的活性而言，体积越大的无机物活性越差。只有水与空气的活性最大。无机物中，水与气仿佛就是活的东西。其次是火，再次是金、再次是土。水、气受力的影响，到处流动。而且，在水、气的流动中有机物也在其中流动。然而，水、气在流动呈现出的活性是被动的，是绝对引力作用的结果。就活性的主动性而言，哪怕是最低级的有机生命形态也高于水、气。因为最低级的有机生命物有自组织性的活性。
可以这样说，自组织性的活性程度越高，其生命的级别也就越高。人是所有有生命之物自组织性最高的存在(不讨论天使问题)，因而人可以称之为自由而自律的存在者。只有人的活性可以称之为通性。换句话说，为了将人的活性与万物的活性区别开来，我将之称为“通性”。高级灵长类动物如马、狗、猴、大猩猩通人性，但不具备我所称之为的“通性”。只有将自己的活性加以有效的控制，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目的的指引下不断地跨越各种形式的障碍，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人类，才能具有我称之为的“通性”。当然从反面讲，人类中也有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通性而故意地制造壁垒、障碍来阻止另一部分人的“通性”之实现。这正是“通”之道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实现人类的“大通”，而让各种形式的道路保持通畅性，同时为了通畅性而不断地开辟新的道路，正是“通”之道的现实关怀。正义、人权、平等等现代性的观念，都是人类社会为了人类的通性之实现而设计出的必要的思想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同情心、仁慈、爱、义务、责任、合理而适度的差异，协调、对话、沟通、协作等等正面价值，都是人类通性得以实现的思想的道路。现代资本主义夸大了适合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的普适性，甚至有让这些特定历史阶段里的价值变成唯一价值的新独断主义、专制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人类价值视野的狭隘化。人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积累起来的诸正面价值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给轻易地抹杀掉了，遮蔽掉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一次世界性的新启蒙运动，即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蒙，而重新审视人类古老文明的价值与意义，让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元性得以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而当代“世界哲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世界的范围内掀起一场重新反思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文化之蒙蔽的思想运动。而西方的后现代哲学与文化运动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不过，由于后现代文化多是西方发达国家里的思想家们反思现代化之蔽的思想运动，他们缺乏对不发达、甚至是贫困世界或地区人民的真切同情，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开辟众多的具有正面价值的思想的道路来维系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的贯通，从而让人类的根本价值——自由而自在的“通性”得以保持与展开。
(二)“通性”与流通⑤
传统哲学，特别是气化论哲学将一气流通、山泽通气与“通”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作为“通”之道的哲学，并不将“流通”看作是“通性”，流通仅仅是流动，是物质性的气漫无目标的、受某种自在的力量作用的结果。有人说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强调存有的连续性。这种说法近似中国哲学精神，但似乎还不甚准确。中国哲学更看重的是自在的生生不息的存有，而不是神创论下的连续性的存有。
大自然中的气流、洋流之通行，与人打开窗户通通气，形式上相似，而意义却并不相同。打开窗户通通气，是受主体人的意志的要求去打开的，也可以说是由人的通性要求气之流通的。作为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人与人之间通通气，即是相互交换信息，达到沟通与理解。不过，这种通气的行为只是一种中性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境里，通气的性质是不同的。闭卷考试的时候是不允许通气的。凡涉及人事的保密行为，都是不允许通气的。
“花气袭人”当然是气通的表现，这是美的气通之象，但如果是毒气则是危险的通气。而这些通气都是自然而然的能量之流的扩散，并与力的自在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主体人的参与，这些花气的流通无所谓意义，也无所谓没有意义。此一问题，还是阳明回答友人有关山间花树的回答最为神妙：人未来看花时，花与人心一起俱寂。人来看花时，花与人心一时明白起来。中国古代哲学总是喜欢说“人为天地之心”，应当从此角度来理解。而不应当从现代环境主义者的角度来理解，将之斥为人类中心主义。
精微之物的流通、流动，包括商品的物流，都是“通性”的某一方面的表现，但不是“通”之道意义上的“通性”。通性的实现离不开各种具有可通性的、自在的、活动的存有本身，但所有存在物之间的流动、流通都只是自在的万物之间的引力与斥力的作用结果，而不是一种受主体自由意志控制的有方向感的通性。通之道不否认自然界一些可以有流通的现象，但不从此角度立论来讨论“通性”的问题。对于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而言，“通性”从原则上说是没有善与恶的性质之分的，它是人的无限自由心的一种生机与表现。但落实在具体的人文化成的历史过程之中，这种通性的实现过程是要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人类阶段性的道德律则控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总是有限的历史过程中的存在者、活动者，他不是全知全能的，他无法完全做到准确无误地把握无限运动着的宇宙本身，他运用眼前所获得的知识去为他特定历史阶段中的需求服务的时候，他们的一时所得很有可能在日后较长的时间里恰恰是一种更大的丧失。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利用目前之知去为自己谋求幸福的活动。人类活动的本质从无限开放的宇宙与历史过程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他们的作为当然不同于西西弗希山神话故事所寓意的那样，把一个大石头推上山顶，然后又滚下来，又再次推向山顶。人类在不断的试错、纠错过程中还是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知识与人文性的观念。对于“进步”一词我们当然不要像20世纪初期进化论者所乐观地认为那样，人类历史是直线进步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文明渐进改善的一面与积极的作用。我们今天应当持有的正确心态是：要充分认识到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但不因此而放弃人类对无限宇宙的探索精神。
人是不可定义的，他永远处在不断地生成之中。
四、通性与现实生活中诸种“通”之象
就无限的宇宙而言，无所谓通与不通。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古人那样，想象整个宇宙是一气流行的，甚至像宋儒所设想的那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程颢语)⑥“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张载语)⑦但就我们目前人类对于宇宙宏观与微观世界的认识而言，宇宙中实有种种“不通”。太阳系与河外星系是如何“通”的？它与银河系内的其他恒星星系而言，又是如何“通”的。当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行走也需要走上几万光年、几十万光年的超距离的两个存在物，又是如何“通”的？牛顿力学提出的“万有引力”原理在中观的层面以科学的力学方式解释了宇宙万物之间的相互通联性。但这种“万有引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在宇观的层面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则无法给出解释。当然，20世纪科学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理论，特别是爱因斯坦提出的新公式E=MC[2]，在新的理论层次比牛顿更有力地解释了宇宙万有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问题。但应该说不是最后的解释。
光的速度是我们人类目前认识到的最快速度。超光速的运动物质似乎还没有发现。当“光”行走在宇观世界里也会出现难以跨越的超距空间问题时，人的短暂生命真不啻是朝菌惠蛄。通与不通似乎都是无需思考的大而无当问题了。庄子曾经告诉我们。“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内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齐物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太阳系内小小地球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自15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逐渐由过去的相对隔离状态进入到相互联系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这种世界性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人类作为一个具有高级智慧的动物类的整体，如何能协调地相互共处，共同发展与提高，同时还要兼顾到与我们生存密切相关的其他动植物之类的生存，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与大气层问题，都需要我们有一种新的哲学思维，通过对整体环境的保护来思考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存问题。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通过优先思考人类生存的边界与暂时的不可能性问题，来思考并安排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就目前的人类技术手段而言，我们还很难脱离太阳系而在另一个恒星的体系里找到能够让人活下去的行星，即使找到，将地球上的人口进行移民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可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摆脱地球生活就是我们的可能性的边界。在这个可能性的边界里思考并安排我们人类的生活，是全球有远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与哲学家所要共同思考的世界哲学(或曰全球哲学问题)
“通之性”与“通之状”作为哲学的思想对象，是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古老的智慧。在全球化时代，很多问题需要有一个世界或全球的眼光来进行通盘性的思考，需要我们对通达、沟通、通行、通盘等人类的生活现象做认真的哲学性思考。生活中没有现成的道路，所有的道路都是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开辟出来的。有时候即使有了道路，也极有可能是不通的。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是使什么样的原因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了道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本来有路的地方不能通行？这就涉及“通性”的问题。
(一)生活中诸种“通”之象
通之道不断地打通我思之路，不断地将我的哲学之思与人类的生活经验、文明经验联通起来。现实中国政治生活中与台湾地区有大三通、小三通的问题，由此而引发出凡人生活的大三通与小三通，内三通与外三通，以及内通与外通诸问题。作为都市居民生活的电通、水通、煤气通，可谓大三通；作为所有活人的小三通，则是大、小便通，再加上汗腺通，可谓小三通。家庭生活成员的气息通、音讯通、心情通，可谓内三通；出门之道路通、办事通顺、同事之间关系和谐，可谓外三通。其实，三非实数，多之谓也、举三以表多。要而言之，人的生活之中，处处都离不开“通”。“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现象之一，但“通”作为思想的对象，并作为哲学的思想对象，则是不普通的，而且是较晚的事情。西方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表面上意思是说到达一个指定的或曰光辉的目标方法与路径很多。然而其真正蕴涵的意思也许从未被揭示过，即条条大道都通向罗马。换句话说，是罗马的全方位的权力让条条大道都向罗马敞开，而没有向其他偏远的山村敞开。因此，是罗马的全方位权力拥有条条大道的“通性”，让条条大道都通向罗马而不通向别的地方。因为罗马是当时欧洲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当然也是经济中心。
“开通”对于今日的中国社会而言总是一件新闻，如地处中国大陆中部的武汉市，今年四月将开通到巴黎的新航线。这对于武汉市市民而言是一件新闻，而且是一件大好事。武汉市民到法国巴黎不再折腾到北京或上海、或广州、或香港，而是直飞巴黎，省时间、省精力。出国旅行，手机开通国际漫游，与家中的亲人可以直接通信息，与远处的亲朋好友可以沟通，当然心情很畅快。像各种跨海大桥的建立，各种隧道的贯通，乡乡村村通公路，家家户户通电、通电话，不断有电视新频道开通，对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民众来说，都是一件接一件的开心事。全中国大陆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墨脱县的隧道贯通了，是中国公路史上一件大新闻。流传在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条最具有哲理意味的口号是：要想富，靠修路！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以一种最质朴的思想方式理解了富裕的目标要靠道路的“通性”来实现。修路不是目标，实现富裕才是目标。从贫穷的现实到达富裕的理想目标，只有道路的“通性”通达理想的目标。这里没哲学的论证，只有思想的直觉，更准确地说是生命整体意识的直觉。如果不能利用道路的物质形式实现贫穷的乡村与富裕的城市、外地的“通性”，就不能将财富引到乡村，也不能将乡村的资源变成交换的商品，换回心中所要的财富。当我们的乡村富裕之后，道路通畅之后，他们又将追求什么呢？又要通向哪里呢？
“通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之一了。但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通过”的结果其意义是不一样的。某一个领导在选举中被通过了，某一场答辩会通过了某人的答辩，对于受审方而言，都是一件喜事。但是，同时另一个人落选了，另一个不同意该人通过答辩的人，对此“通过”的结果常常保持一种疑义与质疑。我们每天都会“通过”某项或更多的决议，也经常会通过某项法律或法律的修正案；每天都通过很多十字路口，收费站，但我们似乎从不思考我们“通过”行为之中所包含的“通性”。只有当交通堵塞了，关卡被封锁了，“通性”被暂时搁置而丧失了时候，我们才想到为什么“不通”，或者为此毫无理由的不通而情绪激动，甚至生气、动怒，乃至于骂娘。而政治家、社会管理者则会由种种通过与不通的现象，思考通之为通和不通的原因时，他们其实是在思考“通性”。
“通知”其实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而是让特定的人群都知道的一种消息传播方式。因此，“通知”不同于广告。“通知”是一个由发布通知的主体在控制着“通性”，使知——某种信息通向特定的人群，让他们知道某些信息，并要求按照所提供的信息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不同的人群会收到不同类型的通知。反过来说，收到不同类型的“通知”则表明了你具有不同的身份。通知不同于邀请函，从形式上看总以被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有时这种相对的被动性却是一种主动性、参与性。例如被通知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某部法律的修正活动。这种被动态的通知就是进入一种主动态的参与。
“通牒”本是一个政治上的外交辞令，也可以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种不客气的，带有威胁性的通知与通告。这是一种巨大的权威或一种愤怒的主体所持有的“通性”，向另一个主体发出的带有威胁性的信息。而且隐含着如果不去怎样做，将会导致某种恶果，并且将同时关闭与对方沟通的通道，使“通性”暂时的搁置。
以“通”开头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词汇还很多，如通婚、通儒、通人、通事(即今天的翻译者)、通关、通家之好、通常、通商、通航、通邮、通车、通气、通达、通道、通论、通史、通吃、通用、通票、通才、通风、通铺、通览、通便、通顺、通缉……非道德性的如通奸，政治性的如通匪或通敌等。
而以“通”为后缀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也很多，如感通、交通、沟通、疏通、打通、开通、贯通、会通、联通、流通、网通、百(万)事通、普通、直通、横通……
有用“通”字，表达贬义的，如里通外国；骂人的话有“不通人情”。还有不用“通”字而其实表达的是通之意，常常有贬义的词汇，如沆瀣一气。
唐代诗人常建有诗句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⑧则“通”有“直通”与“曲通”之分。通之道有乡村大道，有二级公路，有高速公路，有高速铁路，有空中快线，但也有慢车道，有乡间小道，也有暂时无路可寻的理想目标，如《诗经》这样咏叹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促膝谈心，款款诉衷肠，那是情感的曲通。精神方面的领悟，情感方面的沟通，往往表现为“曲通”。“曲”不仅表示外在有形道路之弯曲，细小，还表现为过程的漫长与曲折。朱子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朝豁然开朗。”这便是精神领悟方面最为典型的“曲通”，依照禅宗的说法叫做“渐悟”。悟，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贯“通”、理解。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通达”。禅佛教的坐禅，既是求得精神境界上的通脱，也是求得人的肉体的通畅、畅快。道家与道教的心斋、坐忘、炼气，也是追求精神上的通达与肉体上的通畅、畅快。而这种统而言之为“修炼”的行为，都是不同形式的“曲径通幽”。
“通性”的实现固然要依赖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通道或曰道路。但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道是通的而事情行不通，主体的意图不能实现，如电话通了，对方没有人接。道路、航线是通的，但没有贸易往来。道路是通的但车子过多发生拥堵。这就不得不回到文章的题目上，即对通之道的哲学思考。我们今天生活中主要方面已经再不是通道的缺乏，而缺乏的是对“通性”的深层而又系统地思考。是“通性”让道路成为通道，让没有通道之处架设起通道，让所有现成的、需要保持的道路持续地保持着畅通性。为什么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面对金石这样高密度的固体封闭体，由精诚所凝聚的“通性”也可以让它们打开一条通道来，让沟通与交流成为可能。
通之为道也，大矣！
“通之道”之大，还在于这种新的哲学形上学的思考不预设某种中心，也无需预设某种中心，而只是思考“起点”。“通之道”的哲学形上学有“起点”而没有固定的起点，所有的主体都可以成为“通”的起点，而构成一个人我通、上下通、内外通、全球通，最终向着无限的宇宙不断地寻求新的通道、到达新的远方。因而，通之道要求文化意义上、哲学意义上的平等与民主。当然，所有的起点并不能必然地实现自己的通性，这与所有起点所设计的目标是否能符合人性的要求，符合历史的要求，符合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宗教、道德与文化共同体的要求有密切关系。因此，从通之道的哲学来看，所有的起点虽然都是起点，并非所有的起点都能通达自己的理想目标。
就“通之道”而言，一切生命都没有死亡。诗人龚自珍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此落红不是此花的生命结束，而是来年新的更加娇艳的花朵的开始。所以诗人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也。”(《赤壁赋》)“物我无尽”，是天地之间有情与无情的大通。中国古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皇五帝之德，在今天华夏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流淌；文武、周公之功在今世绵延，孔子、孟子，先秦诸子百家，乃至世界上各民族先哲先贤的德、业、智慧之言，何曾一息不存？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这些上古圣贤何人不都是真正的寿者？他们的德、业、智慧之言都在我们的世界里流通着。
(二)“通之道”与经典学中的传、注、疏
在经典的意义理解方面，传统学术中的传、注、疏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通达活动。
“传”字的意思也很多，其本义是“遽”与“车”的意思。而“秦汉以后，凡事急行乘车曰传曰馹”。作为一种经典解释的活动，传的意思是“传授”，《释名·释典艺》云：“传，传(音chuán)也，传示后人也。”《周礼·天官·冢宰》篇题下贾公彦疏曰：“传者，可使传述。”《史通·六家》云：“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汉书·古今人表》颜师古注云：“传，谓解释经义者也。”作为古代书籍的一种类型，《孟子·梁惠王下》有“于传有之”。朱熹集注认为此“传”即古代某一种类型的书。⑨而“书”作为实现“通性”一种信息载体，在不断地传承中承载着人类“通性”的实现功能。
“注”字的意义很多，其本义是“灌”的意思。《说文》：“注，灌也。”与沟通之意相近的还有“引”的意思，如《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云：“渠成而用注閼填之水。”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直接与注释相关的意思。《广韵·遇韵》：“注：注记也。”《类篇·水部》：“注：述也，解也。”《礼记·曲礼上》孔子颖达疏云：“注者，即解书之名也。”“注者，著也。约文敷畅，使经义著明则谓之注。”《仪礼·士冠礼》郑注贾公彦疏云：“言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贾公彦疏又云：“注者，于经之下自注己意，使经义可申，故云注也。”⑩由上所引可知，经典之注，即是对经典进行解释，使之能与后人沟通，让后人能够理解。故注就有疏通经典之义的意思。
“疏”字的本义即是“通”，《说文·云部》：“疏，通也。”也有分、开、远、布陈等义项。而作为对“注”再一次进行解释的经典释义行为，就是“疏”。由于受尊古思想的束缚，传统经典的注、疏活动中有“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然而在实际的注经、疏注的过程中，也不尽然。
作为古代经典意义的解释、疏通的传、注、疏等著作体例，恰恰是后人按照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去通达那远离后人的经典本身所言说的内容。在这种疏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经典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客观意义，但作为生于经典之后的解释者的确很难完整地、准确地抵达对这种意义的理解与把握。经典的被理解、被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所有的解释者(传、注、疏都看作是广义的解释)虽然都有自己的“前见”，但无不打上解释者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就经典意义的疏通、理解活动而言，我们应当看到的是“通”之道指向未来的理想性，哪怕是这种指向未来的理想性是以托古言志的方式实现的，也应当将经典的解释活动的主要目标看作是指向对未来的期盼。经典对于后人的意义决不是一种回忆与倒退，而是一种启发与指引。固然，作为自然科学类的经典好像不完全如此，但也基本上是一种奠基。如果“高度”一词的日常意思还有其意义的话，自然科学的经典是不断地为后人的认识提供新的高度，让后人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因此，自然科学的经典也具有一种指引的倾向。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带有很大假设与猜想成分的经典著作、理论命题当然就更具有指引的意义了。
广义的经典解释活动在双重的意义上为人类开拓认识的视野。一方面，作为前后相续的人类通过对经典的理解，使得我们的认识视野与逝去的远古时代发生关系。那经过人文化成的自然世界因为留下先辈的耕耘足迹，让作为后来者的人们获得一种家园的认同感，从而为后来者面向新的未知领域获得足够的文化底气，向未知的领域奋力地开拓。所有民族由善良意志书写的历史对于他们有为的后代而言绝对不是一种沉重的包袱，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家园，让后来者在面向未知的世界时能够有一种精神的底气去开拓那新的通道。另一方面，借助于经典的解释活动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开拓提供一种经验的支持。这当然与经典本身的性质有关。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经典的著作，都具有一种意义的开放性，那是先贤们在他们的时代里为开拓未来而留下的一种精神的探索地图。这一幅幅精神探索的地图上既有明确的探索路线，也还有一些指向的箭头。那未标明而又有蕴涵着指向意义的箭头，就是我们后人要实现通达远方的示意图或启示的符号。
广义的经典解释活动之所以具有不断解释的空间，是因为这一经典解释的活动总是依托文字、语言而展开，正如清代哲人戴东原所言：“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就具体的个人解释活动而言，对经典的解释有一个识字，理解语言，然后通过语言理解经典中的深奥哲学意义—道的过程。对于整个人类的精神历史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文字、语言与经典中的深奥哲理——道的关系，绝对不是一种数学的解题活动，通过正确的运算就可以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而是要根据解释者自身的整体理解水平才能真正看懂深藏在经典整体文字、语言之中，甚至是语言之外的意义。这就是东原所说的“要大其心以体古贤圣协天地之心”(11)，然后才能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而“大其心”的过程既在语言的认知活动之中，也在语言认知的活动之外，这里面还包含着解释者个人的社会阅历、社会地位、特殊的生命感受、人生所领悟到的使命感等等内容在其中。
五、技进乎道，抑或技即是道？
——作为“邑中之道”的技术及其通性问题的遐思
“技进乎道”是《庄子·养生主》一文所提出的主张。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赞扬庖丁高超而有艺术美感的解牛活动，然而庖丁并不以为他的解牛技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包含着得道的内容。所以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进乎道”这一思想命题对于当今科学理性、科学技术理性膨胀的时代而言，能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启迪意义呢？
技术就其起源而言，本也是与道相关的一种活动。它本身原是人为了在大自然之中获取一种与人的需求相关的合理、有效的手段。人类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到青铜技术、冶铁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人在自然面前逐渐地获得了独立性。技术不仅表现在人对无机物的利用，而且也表现在对动、植物等有机物、有生命物的利用，而且还表现在抽象信息的捕获与利用，甚至还表现在休闲、娱乐方面的发展。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再到精神财富的生产与创造，人类的活动中无一不贯穿着科学理性、科学技术理性的活动。然而，当代人类社会科技理性的发展渐趋表现出脱轨之势，即科技理性因自身的发展而表现出唯技术论的倾向。这一唯技术论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只有目前科学技术还没有达到的目标，没有科学技术所不能达到的目标。计算机技术与生物克隆技术的结合，逐渐表现出人在人口的再生产过程中将取代上帝位置的趋势，而且科学技术界认为这是合理的。转基因技术在物质财富生产、医疗领域的运用，甚至在宇宙学领域的应用，对人类的生命结构的影响都是未知的。微观粒子科学的研究与宇观世界的宇宙学研究的发展，使得人在把握这个世界的生成机制的问题上表现得野心勃勃。我们是否有一天会完全预测海啸、地震，在目前看来是不可知的，但科学技术工作人员从原则上不怀疑这种可能性。而人类是否能像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一样，修补大气层的臭氧洞，甚至再造一个大气层，在科学技术的专家们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人类不是曾经想制造一个太阳吗？
然而，就人类的求知本性而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过程将是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存在相终始的。而且，随着人类技术手段的更新，人类对未知世界探索的范围与深度都会不断地延伸，这是毫无疑问的。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能否超越太阳系束缚而进入另一个新的星系，甚至凭借着超越太阳系的技术手段克服其他未知的、能让人类生存的星系的束缚而进入到另一个能让人类生存的星系，可能是深藏于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没有明言而又十分渴望的一种“种性”。这种“种性”究其实质而言也是一种求通之性的类特性。人类想成为不死之神，逃过死亡的劫难，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呼唤出的作为类存在的一个新梦想。正是这个新梦想让人不断在做着僭越以往时代由神才能做的诸多事情。正是这个新梦想，使人类忘记思考，甚至不愿意思考科学技术理性的边界与不可能性的问题。
如何来思考科学技术的边界与不可能性的问题呢？这种思考对于当下人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正面思想价值呢？
现代汉语中“科学技术”一词虽是外来词的中文翻译，但其基本含义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可以沟通。《尚书·秦誓》篇说：“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处“技”字即技艺、本领之意。《礼记·王制》篇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此处所言的“技”基本上是指技术，只不过不能完全等同现代的科学技术而已。“技术”一词出现较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的说法。古汉语中的“技术”一般都用“方技”来表述之。而且“技”与“伎”可以相通。现代汉语中已经表达贬义的“伎俩”一词，在古汉语中也仅是指技巧的意思，并无多少贬义。现代汉语的“科学”，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指示真理、正确性等意思，其原初之义即是分科的学问或知识系统，如医学、治河、桥梁等工程技术等。这种分科的学问或知识系统是以求得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之真相为目的的，因而在哲学精神上表现为“求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说，即“实事求是”。
技术之“技”是以手来支撑、支持某事、某物，让它得以成立或为人的具体目标服务。而术有道术与方术之别。道术是一种抽象的、整全的、符合天地人三者之精神的人类最高的、完备性的认识。方术是一种具体的、某一家、某一派的学说。“术”在古代汉字中有两解，一是作为植物之类，通作秫。一是写作“術”。而我们现代汉语的“技术”一词是由“術”演变而来的。依古汉语专家的研究成果来看，作为“技术”之“術”具有这样一些意思。第一层意思，依许慎《说文解字》，“術”是“邑中道也”。由此可以引申为阡陌之道，通衢之道，均可。第二层意思由“邑中之道”引申出抽象的意思，即“通”之意。而且可以泛化为抽象之“道”，即一般意义上的道路。第三层意思是艺、技的意思，由此又组成“道术”、“技术”、“心术”、“法术”、“巧术”、“术业”、“术知”、“术数”等一系列新概念。第四层意思为通假字，通作“述”，又有表述、表达之意。(12)
古代汉语中“技术”一词与“道”，与“通”的内在关联性，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邑中之道”与整个世界的连通性关系，由“邑中之道”变成一种与生活世界、意义世界相贯通的通衢之通道或达道，是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因为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弊病而限制“技术”之“术”，正确的方式似乎应当是将“邑中之道”连接成一个与所有大小道路都能相通的整体网络之道。尤其要重视的是，“技术”应服务于整体的社会或局部社区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让社会为了满足技术的需要而被技术所异化。
由现代汉语“技术”一词的历史语义还原，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每门科学技术都有自己的边界。现实生活中的桥梁技术与水利工程中的大坝技术，其技术的边界是很明确的。而生命科学、医疗科学中的技术边界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当“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称之为“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似乎还没有思考它的“边界”何在，它的不可能性之何在？作为所有具体部门技术之“总和”的科学技术的边界是什么呢？它的边界是否也就是人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之边界呢？或者说就是人自身的边界呢？以医疗技术为例，发达的医疗技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能让人不死吗？自然科学能让人拓展活动的空间，但能让人类在无限的宇宙之中永恒地遨游吗？对于这样宏大而根本的问题，目前的人类智力几乎没有办法给出肯定与否定的回答。人类面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无能状态，使得现代哲学与宗教学都陷入了深度困境，因而对于人类灵魂的思考也几乎陷入一种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的境地。世界范围内整个人文学面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根本无力状态，就是因为哲学与宗教学不能在此根本问题的思考上有任何收获。而人类要在此根本问题上获得思想的突破，似乎又得依赖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科学技术理性的膨胀与傲慢，从根本上就来自哲学、宗教学的新思想要以科学技术这匹龙驹宝马不断地突入新的未知世界，为自己开辟道路。原始文化中的“想象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证”面前变得软弱无力。
如同我们无法思考宇宙的边界在哪里，无限宇宙的随机性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一样，我们也无法思考科学技术的边界，无法思考科学技术的不可能性吗？
就人类目前科学技术的边界而言，光速是我们不能达到的一种速度。但科学技术理性并没有放弃要达到光速的梦想。对于暗物质、反物质，人类目前还无法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人类要放弃对此种类型物质的认识。科学技术研究的活动，总想在一个有限的实验室里实现对无限宇宙的认识。这便是由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所激活的深藏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中的智的跃动精神。古希腊哲学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惊异，在今天科学技术理性的激发下已经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至少，在人类作为一个类的整体没有消亡之前，这种对无知世界充满好奇的探索心是与这个大限的到来相始终的。“命运”在现代人类文明的辞典里正在成为一个被放逐的词语。中国《易》哲学所讲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的思想，似乎已经成为远古洪荒时代的化石了。在今天中国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讣告中，一些已经活到传统文化中“寿中正寝”年龄者仍然向大众告知：“某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去世，享年九十五岁(甚至九十九岁)。”这好像是说，如果医学技术再高明一些，对该同志医治有效，他还可以无限地活下去似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讣告中不用寿中正寝，享年多少多少高寿呢？这难道这不是科学技术理性不想为自己设立边界的深层梦想在医学技术里无意的一点流露吗？
注释：
①在一次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以“全球哲学”来代替“世界哲学”的概念可能更好。姑备一说。
②金岳霖：《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
③关于“通”的概念与观念的思想史论述，参见吴根友：《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载《周易研究》，2012年第3期。本文不再梳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通的观念与概念，仅从哲学层面论述“通之道”及其所涉及的诸问题。
④参见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⑤此点受友人乔清举兄的启发，但思考路径不同。我不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通”之道。
⑥参见《二程遗书》卷二。
⑦参见《正蒙》卷四《大心》篇。
⑧[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都)寂，但(只)余钟磬(qìng)音。
⑨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2页。
⑩同上书，第1244页。
(11)戴震在《春秋究遗序》中说：“读《春秋》者，非大其心无以夫道之大，非精其心无以察夫义之精。”在《古经解钩沉序》中说：“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分别参见《戴震全集》(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4、2630页。)此处综合上两处说法而来。
(12)参见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第2046-20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