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 （2000）01—0003—05
以“五四”爱国运动和在它前后兴起的启蒙运动为标志，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思潮这一段崭新的历程。而正式开始从事于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课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在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规模之上，逐步地形成和不断地扩展开来的。正是在50年代初期欣欣向荣地建设伟大祖国的气氛中间，它相当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门影响颇为显著的学科，因为这部处于追求“民主”与“科学”此种文化背景前面的文学历史，既具有一种蓬蓬勃勃地鼓舞整个民族向前迈进的力量，又可以从中总结与吸取非常直接和有用的经验与教训。在当时不断涌现出来的若干对于作家的个案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陆续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著作，虽说是筚路蓝缕，显得较为简略，却也是功不可没的。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面出现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无疑是一部在其中显得最为丰满的学术著作。它相当生动和详尽地论述了许多有关的文学现象，并且试图探讨它在发展过程中间的若干规律，因此至今还闪烁着一种学术的生命力。它叙述的文字也显得流畅好读，颇有文采，跟后来出现的同类著作中那种陈陈相因的八股腔调，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从而给人们留下了相当鲜明的印象。
随着这项工作的继续向前展开，不少学者都企图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更为全面地把握许多现代作家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更为辩证地探讨各种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曲折演变，以及更为详尽地考察这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间种种规律性的现象，从而就意味着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学术水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建设，正在等待着方兴未艾的迈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击败了受到某些西方列强援助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之后，才得以胜利地建立起来的，因而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所形成的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政治阵线的分野，必然会强烈地渗入到有关的意识形态里面去，在判断许多有关的文化现象与进程时，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依据和标准。于是像胡适这样长期追随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作家，尽管在“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中产生过极大的作用，也一定会对他竭尽全力地加以贬抑的。像这样进行批评的倾向，在古今中外有关历史评判的写作里面，也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最为理想的前景应当是随着如火如荼的革命气氛的逐渐淡化，作为否定和超越往昔历史的此种革命成果，应当消融于更为健康与合理的正常的社会生活里面，进而形成为一种文化与精神的结晶，长期地给予后来的历史积极与有益的鼓舞。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任何一种学术建设，当然就更应该在逐步形成的自由和宽容的学术氛围里面，让所有的学者充满独创性地进行下去，以便将从中总结出来的属于整个民族与全部人类的智慧，提供给公允与睿智的政治家们作为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参考。
异常可惜的是在50年代之后，未能出现此种让整个民族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局面，却在愈演愈烈地宣扬个人崇拜的氛围中间，无休无止地呼号和煽动着人为的阶级斗争气氛，从而就爆发出再也无法阻挡的极“左”思潮和精神禁锢的肆虐与灾难。在此种异常严酷和惨烈的环境里面，完全违背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随意性的风暴，在严重地蹂躏与捉弄着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多少应该列为研究对象的作家，往往被宣布为反动的抑或是存在问题的，从此就不再准许去加以涉及了，因此多少课题都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最终竟出现了只有让“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这种荒唐的局面，变得万马齐喑，一片萧条，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正常的展开了。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文革”浩劫的结束和思想解放的巨潮轰轰烈烈地展开，整个民族遭受精神禁锢的厄运总算是一去不复返了。在打开国门和置身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活动与思索中间，我们的思想与眼光自然就愈益趋于宽阔、确切、智慧和深沉，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而言，在总结几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已经比较牢固地挺立于广阔的中外文化比较的基点上作出深入的研究了，像这样从事的作家个案分析所取得的成绩，自然就明显地超越了“文革”之前的水准。80年代之后所展开的作家个案的研究，几乎涉及到了“五四”以来所有的艺术流派和风格，像以前从未加以重视过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以及更少涉及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文学状况，就得到了较为认真与系统的研究，从中发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开阔与丰富了大家对此的认识。
在作家个案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自然以鲁迅研究的成绩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涌现出来的大量论著中间，就他如何澄清与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批评与吸取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这一艰苦和深邃的过程中，所建树的文学殿堂之思想的光芒和艺术的奥秘，以信反映着他深刻个性特点的时代趋势使他带上某些偏颇和失误的见解，都获得了相当详尽的描绘和解析。概括地说，就是比较完整地勾勒了鲁迅思想、艺术和学术成就的基本风貌及其特征；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鲁迅所发表过的振聋发聩、深入肯綮和远远超越前人的思想见解，分析它给予整个民族精神文明往前发展的重大影响；比较系统地描摹了鲁迅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位置；比较充分地说明了鲁迅伟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以及他的某些不足与局限之处，是由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交织所造成的。对于鲁迅进行此种研究的势头，还在不断地往前发展，这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间的一项重要收获。
在作家的个案研究方面，有关的评传或者是文学传记，也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面大量涌现出来，这些著作比较完整地勾勒了传主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有利于对其产生全面与细致的了解，因而引起了不少读者披阅的兴趣。这些著作的不断出版，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一种可喜的收获。其中也以有关鲁迅传记的数量为最多，据最近的统计，这20余年来就出版了18种之多。一般地说，这些传记自然也都表现出了作者自己的水平，但是从更为严格的要求去对待的话，许多这样的著作就并不能够令人十分满意了。其中的评传还缺乏更为深刻的思想与艺术分析，学术性显得不够强烈；其中的文学传记还缺乏更为丰满的性格描写和更富文采的叙述语言，艺术性显得不够鲜明。在这一方面的继续探讨和迈进，是应该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这20余年来，思想日趋活跃和视野不断开阔的状况，可以说是自从50年代以后始终都未曾有过的最为良好的局面，这无疑是促使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间，若干从不同的方法、视角和学理所作出的研究成果，都在洋溢着学术自由气氛的认真商讨中获得了深邃的思索，正是此种思想火花的碰撞，必然会在许多学者之间形成各种程度上的认同与融合，从而就一定能够逐步地走向宽广和深刻。能够投身于此种被整部世界学术史充分证明了应该如此从事的实践过程，真是当今的中国学者们所遭遇的最大幸福，继续在此种学术自由的氛围里面进行思索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学术水准必将继续获得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深深地厌倦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思想禁锢，不少学者在国门开放之后的正常气氛中，充满兴致地介绍、借鉴与操作着近半个世纪以来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某些研究方法，去从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课题的种种工作，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对于建设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而言，无疑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从事自由思考和具有独创个性的学者来说，此种“拿来主义”的借鉴工作的程序，应该是融合和渗透于流淌着自己民族血脉的完整的体系中间，在自己所奋力跋涉的广阔和浩瀚的道路上更好地闪发出光芒来，而切忌盲目的崇拜、拙劣的照搬和全盘的模仿，此种远离了独创气息的工匠式的做法，跟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尤其是因为从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潮来说，更为鲜明地表现着在艺术技巧上竭力趋于新奇和多变的刻意追求，甚至将它渲染到了扑朔迷离的地步，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来，像这样幽冥惝恍、错杂迷茫和晦涩难解的文字的魔帐，无疑就缺乏19世纪西方文学创作中那种晶莹剔透的光芒。这归根结底说来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背后金钱垄断的魔力和由此而导致的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汹涌澎湃的狂潮，造成了某些畸形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氛围，沉重地压抑着那里不少极端敏感的作家，使得他们的心灵趋于一种强烈逆反的状态。然而他们又无法摆脱和冲破这样的枷锁，于是从自己内心里萌发出来的正义感，时刻在惶恐与颓丧中受尽折磨，从而形成了一种近乎是神经质的自我宣泄。它表现在艺术技巧上的结果也不能不这样折磨着广大的读者，折磨着他们投入到此种鉴赏领域内去的旺盛精力，并且也潜移默化地把他们带人晦涩和迷茫的精神境界，在这里应该说是包涵着一种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艺术倾向。在最近几十年中流行于西方的某些人文学说和文学研究方法，无疑也是多多少少地蒙上了这样的阴影。真正具有洞察力的学者应该保持清醒的目光和心态，在充分吸收其长处和坚决摒弃其缺陷的基础之上，异常坚定和果断地走自己独创和科学的路途。方法确乎是重要的，运用得当就会极大地提高研究的效率与水准，而立足于渊博的知识中间升华出来的深刻见解，才是最为根本的保证。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轫时期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等人的不少见解，就充分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方法也就只能沦为浅薄的戏法罢了。只有将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有效的方法融合在一起，才能够相得益彰地推动学术研究的迅速迈进。
由于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这20余年来在扩大作家个案的研究方面，确实是出现了惊人的发展，像对于林语堂、梁实秋、谢冰莹、张爱玲等人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极大地开拓了研究的领域，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从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显出了更为丰富多采的面貌。然而在某些有关的论文中间，出现了一种缺乏历史平衡感的主观随意性的倾向，片面地夸大着自己研究对象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却并不注意去指出其不足的地方，在此同时还毫无理由地贬抑某些与他们发生过争执的作家，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够公允的。总之是要非常严谨地识别有关作品的优劣，如果将思想深刻和表现别致的作品加以贬抑，却又把插科打诨和境界低俗的作品捧上了天，这无疑可以说是研究者严重失职的一种行为。至于像对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这样的事实，有些论文也并不去认真地分析他从“五四”启蒙时期辉煌的起点，却产生了后来晦暗和急剧地倒退此种过程，从而得出应有的科学结论，相反的还曲为之辩，像这样违背客观情况的做法就更没有必要了。忽发奇想的主观随意性，以及缺乏公正态度的批评作风，确实是科学研究中间必须加以防止的弊病，因为这样肯定就无法获得准确的结论。虽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却也是必须加以认真防止的。
整个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收获确实是重大的，几十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以及像小说、散文、诗歌和话剧这样分门别类的文体史的陆续出现，正是标志着学术水准的不断提高。而随着此种标志综合分析能力的学术水准之升华与超越，我们对于“五四”时期高呼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也就形成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我们已经逐步地认识到近代科学在极大程度地提高物质生活，造成了远远超越往昔时代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噪音、污染等严重恶化生存环境的负面作用，甚或还成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屠戮人类的根源；而西方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逐渐趋向于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过从经济地位的角度来说还离此甚为遥远，金钱垄断造成了道德伦理的倾斜与滑坡，形成为整个社会中间诸种矛盾的根源。如何做到站在超越它的更高的境界上，审视本世纪初以来那一段文化背景前面的文学历程，为今天正在创造着现代文明的广大读者提供思想与审美方面的参照，正是我们走向21世纪时所必须进行的工程。
这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大都怀抱着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去进行自己的创作活动，几乎极少有人会对此产生任何一点质疑的，而我们在今天却已经发现了它们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在认识获得了前进和升华之后，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与评述“五四”以来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就可以更为清晰地把握其中的哪些思想内涵、艺术技巧和审美追求，对于建设当前中国的新文化具有更为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像这样从根本上获得了认识水准的提高，自然是极大地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大踏步前进的。
正是由于从本世纪初期直至当前为止的这整整一百年中间，我们的中华民族都是在一以贯之地追求着人性的解放，为着自由和平等地生存而坚持不懈地奋斗，那么这一百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思潮的主流，无疑都是表现出了这样的追求。当我们在建国初期开始研究和建立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时候，当代文学的全部活动还刚在迈着最初的步伐，自然是不可能放置在一起进行研究的，而在不久之后开始独立地进行当代文学的研究时，这两个学科自然就出现了并肩前进的趋势。于是我们长期以来都习惯于从事这样的操作，却并未深思熟虑地想到它们其实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如果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工作，效果肯定会好得多。如何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确实已经十分迫切地提上了应有的日程，期望着这样的研究工程能够获得辉煌的成就。
[收稿日期]1999—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