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观理论与实践成果研究述评
陈 明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档案学领域的深入渗透，学界关于档案记忆观的理论研究日渐兴起，其基本观点主要包括： 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档案工作者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于集体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档案记忆观”的提出为我国档案事业构建提供了崭新的思维路径，并被视作21世纪档案学学科领域的前沿范式。笔者运用知识图谱作为可视化分析工具，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档案记忆观”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以求正确审视档案工作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深化对档案记忆未来建构图景的认知。
盾构施工法具有基本不影响环境，施工质量高、速度快，机械化程度高等诸多优点，它的运用也非常广泛。但是盾构法施工因其施工特点，所以难免会对施工地点周围的土体造成扰动，进而因其地表沉降，对施工造成巨大影响，不仅延误施工进度，影响施工的工程进度，甚至还可能造成安全事故，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破坏。所以，地表沉降研究是盾构法施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数据获取与研究工具
1.数据获取渠道
档案记忆观涵盖“档案”与“社会记忆”“城市记忆”“乡村记忆”“文化记忆”等诸多方面，故笔者选择以“档案”+“记忆”作为关键词，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篇名检索（不设文献发表时间段，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3日），共检索出680篇文献。通过对所得文献展开阅读、分析，排除简讯、文摘等内容，筛选出与档案记忆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共362篇。为进可能全面的了解档案记忆领域学科研究现状，笔者又以“档案”+“记忆”作为检索词在“超星读秀”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学术著作共2部，分别为丁华东所著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及徐拥军所编著的《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以此作为研究的数据集合。
2.分析工具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及CiteSpace V可视化软件来对档案记忆观的研究内容进行定量统计及聚类分析，以求对该领域学科研究热点及前沿变化进行透视，准确绘制出反映该问题研究演进历程的知识图谱。
二、研究进展动态分析
1.文献检索结果数据统计
从图1、表1的统计数据来看，涉及档案记忆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被我国档案学者所关注，这一时期学界对于档案与记忆领域的研究仍属零星状态。直至2000年后国家层面记忆工程项目的提出，从而正式拉开了档案记忆观研究的序幕，集中探讨了档案在社会建构中作用及功能并对西方档案记忆建构成果进行了相关学术引荐。2008年后学界对于档案记忆问题的研究呈持续爆发性增长，并在2015年后达到高潮状态。至此，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建构渐趋成熟，国内对其研究关注点从单纯的档案与记忆关系认知及功能探索过渡到档案记忆建构实践方向，研究视角拓展至社会学、文化学、信息学等领域，并将档案记忆问题的研究上升至学科基础理论范式及国家战略高度层面。这体现了学界及社会层面对于档案这一客体事物的功能认知已由固定的凭证、参考价值向记忆、文化价值转变，档案在社会整体记忆的建构中的地位愈发凸显。
随着对档案记忆领域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以多元化、立体化的视角看待档案记忆这一问题，并尽可能的推动档案建设工作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除主流档案以外的口述档案、社群档案、传统村落建档问题，探讨这些非主流化的档案记忆在促进公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层面的作用。依照表4可以看出上述主题领域的研究大多始于2016年，因此在知识图谱中的中心汇聚度并不高。从实践领域来看，当前数字档案记忆工程成为档案工作的关注热点，不仅突破了原有封闭化的档案利用体系，也为社会各界重新认知档案提供了契机。
通过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双有源桥拓扑结构的柔性直流潮流控制器（见图2）。该柔性直流潮流控制器主要是由2大部分共同构成：高频隔离DC/DC变换器和分时单项全桥变换器。其中，前一种变换器在进行能量获取时需要从逆变侧直流母线中获取，通过获取的能量用以维持后一种变换器的正常运行。在单相全桥变换器与传输线进行串联时，可以有效改变电流、输出电压的运输方向和运输电压大小，最终完成传输线路潮流的有效调节任务。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由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登记管理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标准编制，赋予每一个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根据检索出的学术研究成果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我国档案记忆观研究情况进行分析。
图1 CNKI数据库检出文献数量与发文时间柱状图
表1 CNKI数据库检出文献数量与发文时间统计
（2）发文作者及单位分布
上文中围绕零点x2区间端“a,b”中b的取值,需要先猜后证,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较大困难,大多数学生感觉“猜”的过程似乎“大海捞针”,“捞”上的也可能不是需要的“针”．产生困难的原因在于f(x)的解析式中含有的lnx,它的函数值计算不方便,也较难估算．而且它与-ax+1不是 “同一系列”的函数,如果能把他们转化为“同类”关系,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另外,还需弄清楚寻找零点x2区间的右端“b”的最终目的是要达成定理中的一个条件,即f(b)<0．两点结合起来看,若能把函数f(x)转化为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就“猜着了”．
纵观学界研究者的机构类型分布（表2、图2），不难看出国内档案记忆方向研究作者主要来源于高等院校，所占比例高达67%，而档案部门、研究院、企事业单位发文作者依次占比24%、6%、2%。由此看来，掌控档案记忆工程实际建构工作的综合档案馆及企事业机构其发文量远不及高等院校学术研究人员，这也就意味着档案记忆理论研究同具体建构策略研究不对称。此外，从表3的数据结果来看，唯有丁华东学者对档案记忆观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性深入探索，形成了系统化的学术论著（《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其学术观点被学界广泛认同且具有极高的研读价值。同时，近年来徐拥军学者也对档案记忆具体建构问题提出了独到见地并编撰了《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而任汉中、吴建华、尹雪梅等学者针对该问题的发文量则平均在3—6篇以内，研究时间跨度也以2-3年居多且文献发表时间多集中于近3年，而大部分学者相较于表中所列学者，其发文量多为1篇，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为分散。由此可见，档案记忆观虽作为当前学科研究热点被广泛关注，并呈现出爆发式研究热潮，但权威性、系统性研究学者少之又少。
图2 文献作者单位类型统计图
表2 文献作者单位类型统计表
2.基于知识图谱的研究主题分析
笔者运用CiteSpace V 进行数据分析，将上述计量分析中所统计出的362 篇文献导入数据分析界面，选择文献时间跨度为1999年-2018年，单个时间分区为5年，阈值设定为各时区的30个高频被引或高频现节点。绘制出反映档案记忆观理论及实践成果研究热点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3），同时对关键词出现年度、出现频次、中心汇聚度进行了统计，以求对该领域研究热点进行直观化呈现。根据对知识图谱及关键词中心汇聚度的衡量对比，国内对于档案记忆观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5个方面：
表3 高频次发文作者及其发文年度统计表
图3 我国档案记忆观理理论与实践成果研究知识图谱
表4 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度统计表
档案记忆被视作动态性的记忆。不同时间维度下，社会公众因接受能力、接受图式、接受时空环境的不同，对同一记录内容会产生不同接受效果，档案记录形态因时代变迁而不断转变同时其记录内容也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使得社群档案、口述历史、文化遗产都成为档案记录的有益补充。然而记忆、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概念，这也就致使档案实践工作中为求更为全面的掌握社会记忆资源，盲目对档案记忆的客体范畴进行划分，呈现出泛档案化趋势。
（4）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实践
据工信部安排，目前已有多家化肥生产企业参与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2018年4月19日，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体系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已具备企业接入条件。试点的顺利推进及全行业的推广亟需《化肥追溯体系规范》标准作为准则和指导。
1.4.3 土壤亮度特征 土壤亮度是区分土壤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采用与TM相对应的MODIS波段反射率数据(Ref1、Ref2、Ref3、Ref4、Ref6、Ref7波段)进行K-T变换[8,16]，选择包含土壤信息的亮度分量作为土壤亮度特征。
（2）档案与记忆关系界定
档案与记忆二者间的关系界定是档案记忆观的立论基础，在表4及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档案”与“记忆”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为66、35，中心汇聚度为0.52、0.24。对档案与记忆间的关联探讨伴随了21世纪档案记忆观的整体演进过程。从档案“是否”是社会记忆的论辩，到依据功能属性而言将档案视作一种社会记忆工具；又或是将档案视作社会记忆建构最稳固、可信的物化载体，最终丁华东学者将二者间的关系归结为“载体关系”、“客化关系”、“建构关系”、“控制关系”，即档案承载社会记忆；是社会记忆的客观物化形态；档案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档案对社会记忆建构记忆选择控制作用。
（3）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
档案作为国家权力治理下的产物，在构建社会记忆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权力、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基于知识图谱及及关键词中心汇聚度可以看出“档案工作”“档案资源”“档案部门”都与权力、文化主体有着紧密联结。档案被视为维护社会记忆的“结构性媒介”，其通过两种作用模式对社会记忆采取必要性的管控，正向控制和反向控制，即档案工作者有意识的遵从社会需求导向，提供档案记忆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符合主流群体、主流文化的记忆信息；又或是有意识的遮蔽、掩盖部分历史史实，从而对社会民众记忆实现有效控制。明确档案对社会记忆建构的选择控制，对于如何从实践层面规避权力过分介入、正视档案工作的使命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照知识图谱可看出学界于2010年才对档案记忆观进行了整体性论述。在此之前，将“档案”同“记忆”问题紧密相连虽使学界认识到除了从传统的“第一价值”即凭者证价值角度看待档案，其在社会记忆建构、培育心理认同方面同样也有着独到作用，但对于档案记忆具体是对“实然”即“是什么”的解答，还是“应然”即“如何做”建构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致使学界具体应将档案归之于记忆载体或是记忆工具方面呈现出两种理论指向。据此，丁华东先生强调档案既不完全等同于一种记忆载体，也不应全然被视为一种记忆工具，而应以记忆属性作为档案记忆观研究的切入点，其内容具体涵盖以下几点：档案本身虽不是社会记忆，但其物化记录却被视作建构社会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档案工作者即受制于社会记忆建构，同时又有选择性的参与到社会记忆建构之中。其基于宏观层面及微观视角全面概括了档案记忆观的核心理念及作用范畴，为后续档案记忆问题研究指明了方向。
根据知识图谱及关键词中心汇聚度显示，有关于社会记忆建构成果的数据如下：城市记忆（0.14）、城市记忆工程（0.07）、乡村记忆（0.01）等，可见当前我国记忆工程建设势头良好，自2006年青岛档案局率先开展城市记忆项目后，各省市档案工作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推进本地区城市记忆建构工作，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由此也带动了乡村记忆工程的展开，我国首个乡村记忆续写实践也在浙江省展开。截止至目前我国城市记忆建设已成为各省市重点文化建设项目，针对乡村记忆工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也相继兴起。实现了档案记忆工程建设的学术理念及实践策略探讨并驱前行。
（5）档案记忆观影响下的学科范式转型
（1）发文数量及时间分布
对照组:给予患者临床常规的慢阻肺治疗,即给予盐酸氨溴索、糖皮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同时配合家庭氧疗等,其中家庭氧疗方法为:每天给予患者吸氧12—15h,氧浓度设置为30%,流量则控制在1—2L/min。
三、我国档案记忆观研究现存问题及发展方向展望
1.当前我国档案记忆观研究局限之处
（1）档案记忆核心范畴厘定不清
（1）档案记忆观内涵研究
（2）学术研究关注点杂糅
从上述图表的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近5年来档案记忆问题成为档案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发文量占总比例的64%，众多高校师生将关注点转向档案记忆范式层面，但持续性研究学者除丁华东、徐拥军及上述列表所列代表性学者外，多数作者仅针对该领域的某一热点论题发表1篇学术文献，且其学术论述内容亦与上述代表性学者观点表述趋同，可见多数作者对于档案记忆领域的问题把握并不深入，学术关注点整体呈横向分散式布局，缺少纵深指向的学术研究氛围。
（3）理论研究实操性不强
社会记忆工程建设是一项繁杂化、特色化工作。从实践主体角度来说，现有的“城市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成果多为地域范围内的发展历程续写，其建设目的主要是为反映城乡建设面貌变迁及人文特色，并未深入到宏观层面社会记忆体系建构层面，导致城乡记忆建构成果参差不齐。从实践客体层面来讲，档案记忆建构策略并未全面考虑到实际档案资料收集的零散纷乱，档案记录载体的形态各异，档案记录内容的纷繁复杂等问题。造成微观层面的具体建构同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间脱轨，社会记忆建构整体工作缺乏有意义的跟进性指导。
2.我国档案记忆观研究发展方向展望
（1）加强档案记忆观向交叉学科横向拓展
档案记忆观从社会学视角为我们认识档案提供了一条新的思维路径，促使我们“从典范档案中走出来”，重新审视档案工作的原则与制度、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和作用，以求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内容能在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不同作用主体间得到互联与认同。当前档案学科建设成果影响仅作用于学科内部，学术交流较之其他人文学科而言更为孤立并呈现一种非对称性走向，在档案记忆建构问题上深受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影响。因此在未来学术研究进程中，档案工作者要主动同图书馆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建立合作，积极扩展档案记忆观的社会影响力。其一、引入市场机制，开发档案特色记忆文化产品，形成文化产业链；其二、建立线上自主学习平台，将档案记忆融入政治学、史学、人文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教学之中，使社会公众潜移默化建立档案利用观念；其三、强化档案记忆建构中新媒体技术的作用力度，扩展记忆工程辐射影响范畴。
《条例》设总则、规划与建设、水源与水质、工程管理、供水管理、用水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8章55条。主要规范村镇供水建设、供水经营和用水行为，强化水源及设施的保护、水质安全管理，落实工程管护职责，建立合理的水价机制。
（2）倡导以差异定量分析指导档案记忆建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新时代医院党支部工作创新离不开“互联网+”的运用，医院党支部工作从完善制度体制、加强顶层设计、搭建“互联网+”党建平台，培养人才等方面来利用“互联网+”，进一步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目前 “记忆工程”建设项目虽在我国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不免俗的呈现出一种千篇一律的状态。诸如城建档案、乡村档案、家庭档案、口述档案等虽都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作用趋向。但其就如何有指向性、有特点的参与到社会记忆建构实践中这一问题仍模糊不清，具体建设模式、建设程度缺乏有效理论参考。因此，在档案记忆实际建构工作中，相关部门要最大程度的对已知档案资源进行合理考察，对实际所掌控的档案信息需求量、作用模式、资源分配进行合理的数据量化分析与成果复查，避免理论指导脱离具体社会情境呈现泛化状态，使档案资源完整的、有针对性的续写社会记忆。
（3）鼓励档案记忆范式的多元化转型
社会记忆的开发、建构、传承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催生了多种档案记忆资源形态与档案建构模式。一是从档案记忆建设资源占有量看，社会记忆建构对原有的 “精英记忆”、“主流记忆”资源构成了有效的冲击，社群档案、文化遗产、口述历史、家庭档案逐渐在大众视野范围内显现，因而，要加大对此类非传统档案构成要素的扶持，构建全面、系统、多样的档案资源体系。二是从档案记忆建设媒介来看，社会记忆建构所需档案资源牵涉众多、类型繁杂；同时社会公众对记忆成果的需求各具特色、层次不一。数字技术媒介恰好以其特有的包容属性解决了上述问题。据此，不仅仅要加大档案记忆建构中数字工程的投入力度，从宏观正面给予实质性支持，更应在微观的学科基础教学中加大对未来档案从业人员数字应用技术的培养。三是对于档案记忆建构工作，档案工作者要转变固有档案工作思路，在实际档案工作中避免主观意识过度干预。避免为了传统而死守传统，陷入变成缺时代感的保管员化石的危险之中，而应作为自觉的中介人帮助社会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形成多元认同。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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