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史学论文,民国论文,中心论文,蒙文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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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1-09-30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如何转化传统学术应对外来学术的冲击，成为萦绕于新旧学人心中的难题。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枢纽，各种道统、派分由此而生，或被不断强化，浙东学派即是其中典型。时下学界有关浙东学派及浙东史学的论著汗牛充栋，学者多认同宋代以来浙东学派一脉相承，并不断追认并重塑浙东学派。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反思浙东学派的道统与派分，转向挖掘清代以来浙东学派学术系谱的构建历程①。纵观晚清民国经史嬗递的历程，浙东史学特别是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成为各派学人创新史学的重要媒介。胡适对章学诚的推崇侧重于“六经皆史料”，何炳松赞誉浙东史学是南宋以后史学革新的代表，何氏所希冀的通史新义，是指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撰述，即“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②。
与此同时，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均以“兴蜀学”为口号，意图实现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化，浙东史学成为二人出入经史的关键。刘咸炘、蒙文通过从甚密，往复论辩，相互推重。1927-1929年，二人同时担任成都大学国文学教授，并协助唐迪风、彭云生创办敬业书院。刘咸炘治学以浙东史学为宗，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蒙文通“发现”南宋浙东史学。不过，经史旨趣的差别导致刘咸炘、蒙文通史学观念迥异，二人建构浙东史学的主旨截然分流。
一、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国学研究成为时尚，西学成为国学的参照物，“科学”成为整理国故的关键词。当东部学人倡言国故时，巴蜀学人则纷纷“兴蜀学”，各张旗帜与东部学人相抗衡。宋育仁主持重修《四川通志》，希望修成一部国学分门、蜀学研究的参考书，以此“维持旧学，以恢张国学”[1]23，进而改良社会。蒙文通主张“兴蜀学”，应当本于礼制，分别今古家法，由传以明经，依经以诀传，弘扬廖平今文学，与以小学考据为本的清代考据学“各张其帜以相抗”[2]101-103；刘咸炘认为：“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3]2102。以重修《四川通志》而论，刘氏自称：“咸炘于史学服膺会稽章氏，章氏分别撰述、记注，其所发明别识心裁，发凡起例，皆撰述之事。今之通志似犹未可及，此旧制体例且勿深论，即言记注亦无所成，阙略孔多，考证之功几于无有”[3]2207。蜀学“长于深而短于广”，若要弥补此弊端，“当复宋世之史学”，绍复章学诚所提倡的浙东史学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4]1537？宋育仁、蒙文通以今文学的立场，发扬蜀学；刘咸炘则以浙东史学为旗帜，发扬蜀学的文史传统。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由经入史，这一转变得益于刘咸炘的启发与浙东史学的“发现”，但兴蜀学途径的区别暗示二人构建浙东史学谱系的立场各异。
刘咸炘尝言：“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章学诚将六经义理落实于以事明理的史学，这从道与器、统与类两方面启发了刘咸炘，前者演化出六经皆史观，后者则转变为文史校雠，这促使刘咸炘超越家学。“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此曰人事学。”[3]2124“六经皆史说”肇端于先秦道家，马宗霍认为：“六经，先王之陈迹，此为庄生所述老子之言，陈迹者，史实也。后儒六经皆史之说，盖从是出”[5]1。“六经皆史说”是槐轩家学与章学诚学说的契合点，道家史观是刘咸炘学术的根本。刘咸炘自称：“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日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他特著《道家史观说》表明史学宗旨：“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6]32在刘咸炘看来，经在史学范围内，周秦诸子皆为史学，儒学也不例外。治史要贯通事理，就必须疏通知远，藏往知来，通古今之变。刘咸炘将此命名为“察势观风”，称此法得自章学诚，道家史观与浙东史学一以贯之，浙东史学成为融合文史、儒道，实践人事学的典范。就方法论而言，刘咸炘强调：“因者观变，道家法也，正者用中，儒家法也。先观变而后用中，此其方法也。所施者，子与史，于子知言，于史论世”[3]21-24。无论治子还是治史，贵在能出能入，以治史之法治子，论子家所处之世；以治子之法治史，则贯通历史变迁之理。治子与治史，知言与论世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据蒙默先生回忆，蒙文通认为刘咸炘“讲史学讲得最好”，就是指“观风察势”；相反，对于刘咸炘的道家史观，蒙文通“就不大同意”[7]45-46。蒙文通认可刘咸炘“观风察势”的史学方法，以治子之法研究经史之学。蒙文通屡次称道：“从事六经，亦以从事诸子之法求之，而义理之途遂启”。“以视清世之以治经之法治诸子，岂不霄壤间哉？”[8]70“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住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9]51不过，蒙文通对刘咸炘道家史观的不满，源自他的今文学立场。
1915年，廖平主持四川国学学校时，蒙文通撰写了《孔氏古文说》，以今文学的观点来讨论晚周秦汉的六经与旧史之别，明确提出“博士之经同符孔籍”，并“考还博士之旧，肇复古文”[2]4。此文得到廖平的称赞，此事或可为蒙文通自称“少好今文家言”的源头，今文学立场、扬弃廖平学术贯穿蒙文通学术历程的始终。廖平为了重构道与六经的关系，一方面纵览全局地吸收经学研究成果，讲家法、重条例，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一方面发展出极强的经世意志，将六经放在“孔经哲学”的框架上重新解释。蒙文通在廖平《今古学考》的基础上，谨守家法、条例研究经学，力图恢复周秦儒学的原貌，寻求孔学嫡派，确立“道之所系”的经传，以穷源溯流的方式阐述经学流变，实现“通经明传”再“明道”的抱负。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历经三变：其一，复古求解放，由今古之争上溯至齐学、鲁学之别；其二，破弃今古家法，探明周秦学术、民族和文化变迁的主旨；其三，以理想与事实分别今文与古文，以秦汉新儒学阐明今文学的革命理想和制度精义。
在经学三变的同时，蒙文通的经史观念经历了从以史证经到“儒史相资”的演化。在《古史甄微》中，蒙文通以义理与事实分别经史，研究古史为“羽翼经学”，以“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③。史学在其学术体系中独立的学术特质并未显现，刘咸炘就此劝诫蒙文通以“纯美者示人，必大过于炘，其功非考证古史之所能比”[3]2208。20世纪30年代初，蒙文通读了刘氏的著作之后才在北平、南京等地四处搜寻南宋浙东诸儒的文集。通过理解浙东史学，蒙文通得以体会史料与史学的差别，研史“稍知归宿”，进而发展为“儒史相资”的模式：儒学立足于周秦两汉时代的变迁，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儒学义理同时也引领和规范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④。正所谓“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蒙文通曾说：“《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阐道术之精微”[10]15。在经史嬗递的时代，蒙文通以秦汉新儒学与南宋浙东史学实践“儒史相资”的模式，以阐释与落实以“西汉家言”为中心的儒学义理。
蒙文通自称：“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是皆所谓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也。”[2]473南宋浙东史学是蒙文通学术发展的催化剂，而今文学立场则是蒙文通不认同刘咸炘“哲学”的根源所在。刘咸炘侧重以史学察变通观古今历史变迁之理，进而衡量儒学义理的价值；蒙文通则强调“儒史相资”，考察儒学义理与历史变迁的能动关系，由此创造性地阐发儒学义理。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的分流促使刘咸炘、蒙文通构建浙东史学的方式各有侧重。
二、文史校雠与义理史学
章学诚曾言：“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11]398章学诚以校雠文史的方式论述历代著作的义例，考察经典的形成。刘咸炘认为，章学诚文史之学“舍经、子、集而但言史，又加文于史上者，盖谓凡书皆文，文之原则史”[12]696。刘咸炘以“读书人”自称，其文史之学是一种“学文之学”，即“博学于文”，而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为人之道”之学。文史校雠成为刘咸炘学术的门径：“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6]23刘咸炘与章学诚有所差别：“章先生之书至精者，一言曰为学莫大于知类，刘咸炘进以一言曰为学莫大乎明统，然后能知类。”[6]8察势观风必须知言论世，读书又是知言的前提，明统知类成为刘咸炘“博学于文”的总归。刘咸炘在“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的框架下，重新梳理经、史、子的关系。古文皆以事言理，理在事中。《礼》记载“现在事”，《尚书》、《春秋》记述“以往事”，《易》预测“未来事”。经为明统知类的准则，六经统摄事、理、情，具备后世群书的雏形。子“用中”以知言，史“御变”以论世。“史、子皆统于经，史衍经各异之体，传其外”，“子分经一贯之义，传其内”。史法统于《尚书》、《春秋》、纪传三体，“明于三体而后史可成”[6]8-10。
刘咸炘以三体梳理历代史法、史体衍化，论断各家史学。《史学述林》以《史体论》为首，开篇就说：“欲究真史学(不止考证事实、品评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为真史学)，须读真史书(不止编纂材料、记载事实，一切记事书不能皆为真史书)。故必讲明史体”。刘咸炘认为章学诚谈史体最精，其要点有三：一为分别记注与撰述，“即真史书与广义史书之分”；二为“甄明《尚书》、《春秋》、左丘、司马演变之故”；三为“于三体之后，别创新体”。若要明了历史变迁的历程，必须知晓史书的体系。刘咸炘认为，从广义上而言，“凡记事书，皆为史”；真史书“必有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真史书惟撰述足以当之”。《史体论》明确指出不能把史料与史学混为一谈，而“今之读章君书者，犹混史料与史为一”[4]1410。此论明显针对胡适所阐发的“六经皆史料”说。钱穆对胡适等人将“六经皆史”说引申为“六经皆史料”颇为不满，赞誉刘咸炘是“近代能欣赏章实斋而来讲求史学的”[13]270。刘咸炘以史体区分“广义史书”与“真史书”、“记注”与“撰述”的界限，认为单纯的考据只是治史的功力，一般的记事书只是史料，都不是真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建立在“真史书”和“撰述”的基础上，与寻常记事书有质的区别。
金毓黻批评刘咸炘撰《史学述林》“盛推章实斋，多皮傅之语，而故高自位置，以六经为史书之准极，卑视马、班以下，殊昧史家进化之旨”[14]4602。相反，蒙文通以“撰述”与“记注”区分“史学”与“史料”，强调贯通《春秋》大义的“撰述”才是“史学”，并重新阐释中国史学。蒙文通在事实层面申明六经非虚构，“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史学不仅是注重史籍、史迹的“记注”，更是通观明变的“撰述”。就史迹、史事而言，“法家者流，最明于史，持论明确，亦最可观”。若以“明变”、“论治”立论，法家史说“义有所难通，而治有所不验”，而“儒家之论又不可废者也”。儒家井田论、谨庠序、申孝悌的学说比法家学说更知晓社会的多元，更适于“安世宁人”。孔子编定《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所重在窃取之义；孔子洞彻三代之变，有所损益，以俟后王[8]30-33。孔孟之学既“宗仁义、秉礼乐”，又通观史事，知晓古今的变易。蒙文通撰《古史甄微》以三晋为史学正宗，著《中国史学史》则认为代表东方文化的孔孟学说比承继三晋文化的法家更懂史学，“传统史学，本于儒家”[8]19。
刘咸炘、蒙文通都以撰述为“真史书”，批评以考据为学。不过，二人所言“撰述”各有侧重。文史校雠首重分类，刘咸炘认为分类的标准不外体与义：“体者，著述之体裁。义者，学术之统系也”。两者之中，刘咸炘更重视辨体：“条别著述虽以义为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为主”，“后世不知辨体，而执辨义，往往以义混体”[15]1592-1593。在刘咸炘明统知类的体系中，“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经统群书。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辨体即以辨义，是谓校雠”[6]29。若以史学论，当注重史体、史法与史识。刘咸炘认为史学要分为四端：史考(考证事实)、史论(论断是非)、史法(明史书义例)、史识(察势观风)。史考与史论“为他学者所事”，史法与史识“则所谓史学专门之长”[16]2386。真史学必须史法与史识兼备，察势观风，所以刘咸炘告诉学生史法“必人人专精”，史识“是人人的通课，才是真正史的功用”[17]370。金毓黻评价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时指出，蒙文通“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穀》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14]4591，此语诚为见道之论。蒙文通认为“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史学必须“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史学不仅是考察时代兴衰的事实，更要明古今变易。若由史升格至史学，必须熔铸义理、经制和事功于一炉，兼备内圣外王之道方可称“学”。所谓儒学义理不脱离历史，孔子“于行事洞见源流”，但义理可贵之处更在于“究发展之程序”，“为后王立法”[8]33。宋育仁曾言：“研经以求所载之道是之为学，而非即以研经为学”，史学“皆传述孔门经学之绪余，乃发挥孔门之学而非自辟一途为学也”[18]25。
刘咸炘文史校雠之学注重考察史法与史体的演变，并以道家史观、察势观风判断史家史识。蒙文通对刘咸炘文史校雠与察势观风均给予较高评价。在《中国史学史》“史识”一节中，他通篇引用刘咸炘的观点赞誉袁宏、干宝等史家以观子之法论史，兼容并包，史识宏远。同时赞扬干宝、孙盛在儒说已坠、诸夷乱华的时代，秉持《春秋》之义，发明史例，维持社会风尚与民族正道。不过，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侧重阐发义理史学的传统及其精髓。刘咸炘与蒙文通学术立场的分歧导致二人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认知有别。
刘咸炘认为：“六朝史学为专科，唐人犹多专习，至宋世则厄于经家义理之论，一被阻于王氏之徒，再被贱于程、朱之流，然后世一线史学之传则宋人所留遗。”在刘咸炘看来，“经家义理”导致宋代史学“高言《尚书》、《周官》、《春秋》、《左氏》而不明于马、班，于《尚书》又惟知训戒，于《春秋》又惟求褒贬，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于史迹则重朝代之兴亡，而忽风俗之变迁，于史体则好编年之严而昧纪传之广，知书志之载实制而不知列传之载虚风”。北宋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三苏三派“皆以经术为标，故皆轻视史学，一及于史，则惟持褒贬，正谊之旨盛而观变之风衰”。刘咸炘认为，北宋诸家不过“儒家、道家论史之见”，“犹非以史为学”，“《春秋》之盛，则史学之衰也”[4]1488-1490。浙东学人重视史学，摆脱经学义理的束缚，发扬史学通观明变的特长。吕祖谦“兼容并包，近于道家，而为史家之特长”，“始脱经家之隘论，而明史家之本法，上及《尚书》，下取左、马，惜仍囿于编年之见”。吕氏“不言《春秋》而讲《尚书》、《左传》”，“不斤斤于褒贬，而能加意于观大体”，所著《读史纲目》“实史家通观之要，而非儒者一概之量”。永嘉之学偏重制度：“永嘉诸儒说《尚书》、《春秋》、《周官》者最多，盖皆以治史法治之者也。”陈傅良“知史书甚广”，“直道太史本旨”；叶适“不忽三代以下，乃浙东史学之异于闽、湘者”，“其《记言》一书以论史事者为长，尤在论东汉三国南北朝，颇能察其风习，为平允之论，斯不失为史学者”；陈亮“于史法考索皆不详”，然“其平生宗旨则下取汉、唐，不高亢圣道”，“经史通观，亦史学异于经学家之一大端”。可见，刘咸炘以察世观风、史体广隘、史法得失评述南宋浙东史学，格外强调南宋浙东诸家史学与经学的分别，对上述诸家所涉“经谊”多有批评。陈傅良认为《左传》乃传经之作，刘咸炘即批评：“《左传》非主于明义，经本古称，非夫子所作，《国语》自是别记，然亦不尽以与不与经谊为断限，凡此皆君举之误说”[4]1493-1495。
蒙文通认为，刘咸炘颇有“自况之意，亦不免于有道家之见”[8]123。在蒙文通看来，“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8]7；南宋浙东史学以女婺为大宗，犹为卓绝，集北宋三家之成。蒙文通将南宋浙东史学分为三派六家：义理派史学的吕祖谦、叶适二家，经制派史学的唐仲友、陈傅良二家，事功派史学的陈亮、王自中二家。三派之中，蒙文通称“我爱叶水心讲史学”[9]51。他认为叶适与吕祖谦二人“治史而究乎义理之源”，不过，“水心于伊洛多微词，则于东莱究异致”。蒙文通称赞叶适能“稽合孔氏之本统”，论述时代变迁和历朝制度必本于儒学义理，“是则绝异于伊洛与东莱者”。不仅如此，叶适深达古今之变，论史“恒多独造之言，远乎迂阔之习”，“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8]86-88。此或符合蒙文通所言：“孔孟书中本来就有经(常)、有权(变)两部分言论，经是同于世俗之儒，是孔子经常谈到的，是局限于时代的一面。权是高出于世俗之儒，是孔子很少谈到的，是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2]165可见，南宋浙东义理派史家既探求义理，阐发内圣之道，又结合经制和事功，致力于外王之政，因而“于道之精粗，政之本末，皆于是乎备”，“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8]163，义理与制度并举。吕祖谦、叶适论述历代政治制度得失，“切事情而又得前人制法之义，尽有超越汉师处，乃清儒一概屏之，此真清代史学不讲之过”[8]126。蒙文通视南宋浙东史学为“绝学”，非清代汉学考据家所能比拟。
刘咸炘认为南宋浙东史学是宋代史学的一线之传，有辨明史体、兼容并包、察势观风等优长。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以义理派史学为中心，贯彻了“义与制不相遗”的学术精神。此种差别根源于二人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文史校雠与义理史学等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分歧，这决定了二人构建浙东史学系谱及其旨趣貌同心异。
三、“婺州史学为表，姚江理学为里”
汉宋之分与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一大主线。乾嘉以降，学界扰攘于汉宋相争。民初整理国故运动与清代汉学不论是治学方法还是人员组成、师友关系、人际脉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整理国故运动被时人冠以“新汉学”，视作乾嘉考据学的变相复兴。刘咸炘称：“近世汉宋两家之争最烈，然汉儒非不言义理，宋儒非不言考据，帖括狂禅非程朱之所有，掇拾考订又岂许郑之所有乎？”“嘉道学者已多言考据而不毁程朱，盖汉儒自汉儒，宋儒自宋儒；狂禅只可谓之明学，考据只可谓之清学。”[19]2300也就是说，清代以考据为学，非汉学，非宋学。蒙文通也认为清代学术“只是反对宋明理学。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已”[20]2。刘咸炘、蒙文通批评清代考据学，所针对的正是“新汉学”一系。考据学的末流与西学东渐相配合，导致“国学中斩，政教学术无不仰之异域，固早已全盘西化也”。“治国学亦必以西洋汉学家治吾国学问为师。所谓国学者，岂非徒具其名哉。与此可知汉学宋学之异同，与清代汉学之非汉非宋，今日国学之非国学。”[21]72那么，如何救弊并扭转世风呢？刘咸炘构建浙东史学志在复兴宋学，蒙文通则以此宣扬秦汉新儒学。
刘咸炘首先区分宋学之中的“宋朱”、“明王”两派：“有清之世，理学最衰，人皆谓汉学夺宋学，此粗概皮相之言也。理学有宋朱、明王之异，人所知也，考据有汉派、宋派之殊，人所不知也。近世理学之衰，王派也，朱派未尝衰，后乃变而为考据。考据之盛者，宋派也，汉派未尝盛。故汉宋之盛衰，毋宁为朱、王之盛衰。”[22]1272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并未衰落，章学诚就认为清代汉学是朱子之再传。刘咸炘强调：“顺康以来，反王崇朱，乾嘉以来，大体虽反宋儒，而学风实承朱派。”“近日欧化美风之行，虽似墨子，实承朱派，若胡适之宗戴东原，其明征也。”因此，提倡王学是对症之药，王派学风是浙东史学的根基：“浙东史学者，远始南宋之婺学”，“后至黄黎洲，史学始成，而黎洲之学则出于其乡先生王阳明、刘蕺山，兼采南宋朱、吕、叶、陈之学，王派圆通广大之风遂为史学之本，章实斋之态度与其所持原理皆出于此”。刘咸炘认为乾嘉以来，王学衰落，考据盛兴，唯独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相对”，“独守宋学”；考据学风源自朱子，浙东史学则“独守王学”。不过，浙东史学“传授稀润，竟少人知，然其绍宋承明，关系明白，隐然为一大宗”[13]1537。这里，刘咸炘有意发扬浙东史学、陆王心学，与吴皖经学、程朱理学相抗衡。
章学诚晚年为追认自己的学术而构建出一个浙东学术的谱系。章氏认为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以陆王为根底，同时兼备朱子与陆王之长，而将南宋事功派学人排除在外。在《浙东学术》一文中，章学诚先讲浙东学派出自婺源的朱子，随后建构浙东学术的学统：三袁、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章学诚。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从南宋直至清代一脉相传，他撰写《先河录》，以章学诚为核心构建浙东史学系谱。“会稽章实斋先生之学，可谓前无古人，然实承其乡先生之绪。所谓浙东学术者，今世罕知其详，盖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而成于黄黎洲者也。”刘咸炘认为：“圆通广大之论，北宋已有，至明尤多，皆可与章君之言相证。至于校雠之学，史体之议，原本宋人尤为显著，今将明此绝学，幸得溯其微绪。”[23]743南宋浙东学人正是宋代辨明史体、圆通广大学风的代表，浙东史学出于婺州。永嘉之后，浙东学风传衍至元明，为史学大宗。第一辈为黄溍、柳贯，第二辈为王志、宋濂，“皆以文章称，而兼长史学”[4]1498。王阳明为浙东学术的大宗，影响后世，“其乡后辈刘蕺山宗周能发明之，黄黎洲宗羲宗阳明而师蕺山，讲学于四明，其学兼综金华、永嘉，文则师法戴宋，合诸派而一之，其传为四明万季野斯同、余姚邵念鲁廷采，其后则四明全谢山祖望，至实斋、邵二云晋涵则其复兴也，后此无所见”[23]743。至此，刘咸炘构建出由南宋至清的浙东史学系谱。章学诚将吕祖谦等人排除在浙东学术之外，而刘咸炘则认为南宋浙东史学乃中原文献之传，“浙东之学远出金华，其风博大，不以考据长”[24]388，吕祖谦史学的特长就是通观明变。
在浙东学术的起源问题上，刘咸炘强调浙东学术以婺州(即吕祖谦)为表，与章学诚所言浙东学派出自婺源的朱子有所差别。如果说，章学诚有意以浙东学术调和朱陆异同，刘咸炘似乎更倾向以浙东史学弘扬姚江理学。刘咸炘认为理不离事、道公学私是章学诚学术的核心，章学诚提倡浙东学术表面上于朱陆无所专主，实际上“得于陆者多”，章氏之论“多从阳明出”[24]714。在朱子与阳明之间，刘咸炘明显偏向后者。刘咸炘曾言：“吾于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但以为王稍近耳。顾独服膺浙东之史学。浙东史学，文献之传固本于金华，而其史识之圆大则实以阳明之说为骨，即心即物，即道器合一之说。道器合一，故学问、事功合一，而阳明则其验也。”[25]1473朱熹、王阳明二人学术异同在于：王阳明主张“理生于心，当以心贯物”，朱熹认为“理在于物，当以心合物”，二人并非“一废事一不废事。”不过，在刘咸炘看来，二人的差异导致学术类别的分立：“朱学功夫虽繁碎，而其致趋于狭隘，其流乃止于经书讲义；王学功夫虽简易，而其致趋于宽广，其流则通于史学子术”[26]135。也就是说，王学更能广纳事物，兼容并包。朱子及其后学多注重经书、义理，阳明学派多谈经济，倾向史学。浙东学术圆通广大，导源于王阳明；浙东史学以姚江理学为里，已不在寻常史学范围之中。然而，清代以来，学人讲宋学，多诋斥陆、王。刘咸炘认为“近世之排陆、王者，直是无聊”。清代汉宋之争，考据与义理之间，“大氐交互，有偏兼之异而非不相容”，其不能相容之处，“斥阳明而已”。在排斥阳明学这一点上，“汉宋兼采，汉宋调和，与专宗汉师、专守程朱之所同也”。刘咸炘强调“近人好利”的根源在于乾嘉以降宋学不振，所谓“轻忽义理，自足以败风俗”。“阳明所见，自深于晦庵，其精刻之处，近三百年多忽略之，不可不发明。”[2]1272-1279
也就是说，一方面，乾嘉考据学风“反王崇朱”，衍至民国，与欧化、西学相配合，导致近代学术以考据为成名捷径。这既无法吸纳西学专科的系统，更使中国文化精神隐而不彰；另一方面，乾嘉以来，宋学不振，导致近代风俗崇拜功利，不重节义。若要扭转此风气，必须提倡王学。同时，道不可空讲，必须以史学为依托。刘咸炘主张：“今欲复宋学，必并复此学，然后本末俱备，可以光大。故《宋史》于今当修，而修《宋史》必用浙东史学，不独为当然之理，亦必然之势也。”[4]1537浙东史学既无阳明后学虚妄之弊，又兼有阳明学“圆通广大”之长。刘咸炘正是以“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史学，纠正考据学烦琐支离、破碎大义的弊端，进而沟通中西，扭转学风与世风。
四、南宋史说与秦汉新儒学
蒙文通早年认为：“孔孟的道理，到了阳明的时候，可算是阐发得非常透彻，到近溪、海门一派，更是说得十分尽致，本没有可疑的地方。”[2]1020世纪30年代初，蒙文通由经入史，以南宋浙东史学为典范；在义理层面，蒙文通领悟到朱子和阳明的弊端在论理气有所不彻。刘咸炘曾致信蒙文通：“炘喜王之所见更深，而亦服朱之方法密。窃以为专学象山，病尤大于专学阳明。”[3]2209在陆、王之间，刘咸炘偏向后者。蒙文通撰《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认定真正明孔孟要旨者，非陆象山莫属，以此与秦汉新儒学相呼应。就浙东史学而言，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以姚江理学为中心，从南宋至清代一脉相承；蒙文通区分南宋与清代，侧重考察南宋浙东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秦汉新儒学与南宋史说遥相呼应。
刘咸炘以章学诚为浙东史学的集大成者，阐发南宋浙东学术仅为溯其源流，弥补《宋元学案》的缺失，“《学案》囿于义理，史学则略焉”。全祖望修《宋元学案》，推行广博，然“吕氏所承北宋道家之风，更以暗昧而失之。无论不足以明宋学之全，即濂洛关闽，亦失其比较，此学史之大阙也”[22]1237。不过，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以“明之姚江理学为里”，南宋浙东诸家仍被纳入理学的范畴。李源澄指出：“《宋元学案》虽有艮斋、止斋、水心、龙川诸儒学案，其所去取，实不足以窥见其全，惟取其与理学诸儒同者，著于篇，风气之囿人，虽豪杰之士，亦无从而矫之。”[27]37可见，后人不明学术脉络，南宋浙东史学被混入程朱理学，暗而不彰。蒙文通首先区分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他认为黄宗羲、全祖望将南宋浙东学术的渊源归至二程伊洛之学，衍其流于朱子，对于浙东学术明显异与朱子的内容，“《学案》仍必主于洛、闽，不惜割裂变乱其系统而淆之，于其为学大体，又未能具言”。在蒙文通看来，黄宗羲、全祖望二人为浙东史学巨擘，但清代浙东史学无法囊括宋代浙东史学。“黄黎洲、全谢山世推浙东理学家，乃《学案》一书，于诸家史学不论及，而于学派渊源亦若未明晰。其书本义理，不为史学可也，而一归之为洛学之徒，其传及于明初王、方，于其流亦足以见其源，而并以为朱之徒，恐黄、全于宋人浙东史学实有轻心处。”[8]126-127也就是说，黄、全所说浙东学术仍是理学，混淆了南宋浙东史学的源流，《学案》一出，导致“宋人浙东史学”全系于程朱一系之下。
那么，南宋浙东史学到底渊源何处呢？何炳松认为，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旧，形成程颐、朱熹、陆九渊三大派，其中程颐一派继承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南宋以后，此派流入浙东，演化而成前期的浙东史学，程颐就是“浙东学派的宗主”[28]3-5。何炳松自许此说“大胆”，视程颐为浙东学派的宗主，浙东史学与朱、陆对峙，打破了以理学、心学为宋学主流的传统观念。不过，蒙文通仍视此未脱正统之见。邓广铭在蒙文通的启发下撰文指出：“若因袭了宋儒之所谓‘传道统’的那种陋见，而强把他们派作程门的嫡传，洛学的正宗，如过去谈此问题的一切人以至现在的何炳松先生在《通史新义》和《浙东学派溯源》二书中的那种说法，则是为了挂一而故意漏万，是不能见出他们的学问的全面目的。”[29]北宋学术有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家，南宋浙东史学则汇集北宋三家之大成。蒙文通认为，“吕氏(祖谦)尚性理，则本于程者为多；唐氏(仲友)尚经制，则本于王者为多；陈氏(亮)先事功，则本于苏氏者为多”。因此，何炳松将南宋浙东史学的渊源纯粹系于洛学一派甚为不妥：“以女婺之学亦有本之伊洛则可，谓纯出于伊洛则不可。”[8]83“分看各家，虽畸轻畸重各不相同，若作为一个整体而看浙东之学，则正是熔铸性理、经制、文史三方面的学问于一炉之内的。性理之学本于伊洛，经制之学沿溯新经，而文史之学则出诸苏氏。”[29]
蒙文通提倡宋代浙东史学，与《学案》立异。“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故“足以对抗朱氏”[8]123，“其流之既远，为金华文献之传，后与朱学合而为一，入明犹盛”[8]84。蒙文通以此构建了一个与朱子学相抗的宋学别派：南宋浙东史学以吕祖谦为核心，集北宋三家之大成，足以对抗程朱理学。浙东史学综合义理、经制、事功派，是一个渊源于北宋、传承于元代明初的整体。每派每家都是熔铸性理、经制和事功而来，但各有侧重，殊途同归。随后，蒙文通梳理南宋浙东史学的传承。他说：“自吕、叶诸家而下，楼昉、陈耆卿、叶邦、王瀚为一辈，王
、徐侨、王柏、吴子良为一辈，王应麟、车若水、舒岳祥、金履祥为一辈，吴师道、戴表元、闻人梦吉、许谦为一辈，柳贯、黄溍、吴莱、袁桷为一辈，宋濂、王祎、胡翰、戴良为一辈，以迄于方孝孺，其流若斯之永也。考其学风，皆相尚吕、叶、二陈，所谓金华文献之传也。”[8]163
至此，蒙文通总结道，清人所言浙东史学乃“理学家言”，偏于“内圣”。北宋史学同样高谈性道，不识治法，“虽激论变法，而北宋究无能论法者”。北宋史学偏于人治，而废典制之学：“北宋言史而史以隘，专主人治而遗史之全体，是北宋之言史专于理道之旨，义每狭而浅，未若南宋之广且深矣”。然南宋浙东诸儒，“言史必以制度为重心”，“言内圣不废外王，坐言则可起行，斯其所以学独至而言无弊”[8]159-160。南宋浙东学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抵均以先王之道为己任，先王之制为必行”。“其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源袭，究其同异。”⑤这正是“女婺学术之纲领”。国难之际，蒙文通撰述《中国史学史》，举南宋浙东史说与朱子相抗；著《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服膺陆象山，究程朱之弊。蒙文通壮年以后，守南宋史说，似乎有携“左”、“右”两派，夺程朱正统之席的味道。
蒙文通坚信经史关系应是“儒史相资”，孔子“推本历史之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于史”；“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此特指秦汉新儒学所发明的“一王大法”。所谓“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变。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30]149。南宋浙东史学可贵之处在于以史学表达儒学义理，是“儒史相资”的典范。只有南宋浙东史学将义理、制度与事功结为一体，“义与制不相遗”，才能最完整地体现儒家义理。此义理源自秦汉新儒学。秦汉之际，儒生融合墨、道、法诸家之学，综其旨要于儒家，越出孔孟“偏于世族政治”的成见，发展出秦汉新儒学：“西汉之儒家为直承晚周之绪，融合百氏而一新之”，“不知今文之中心者，不足以知周秦学脉之相毕注于此也。知其中心而不求之周秦，亦不足以见今文之恢宏”[11]148。秦汉新儒学既融会百家，又领会孔孟内圣外王的大义。蒙文通说：“汉师著述之存于后者，亦义理与证据不偏废”；“孟氏以性善明内圣，以革命明外王，其义宛存于汉师之说，而未或息焉淆焉”[31]15。在他看来，以内圣而言，秦汉新儒家“祛其似，究其变，说益晚而益邃，以推孔孟之说于至精，而诐邪之辞不得作”[30]150；以外王而论，秦汉新儒家以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五种制度支撑今文学革命思想，宣扬一王大法，构建“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秦汉新儒学承前启后，“先秦以往之思想，至汉而集其成。故后汉而下之思想，亦自西京而立其本。虽后来义有显晦，学有偏精，然其或出入者，为事亦仅。六经之道立，而百世楷模以定”[30]14。
秦汉新儒学树立六经之道，为百世楷模，但其精义不显于后世；南宋浙东史学是“儒史相资”的典范，最终与道学合流，“其末流则言多粪土”[8]128，由此导致治史多局促于事迹的得失，“不知考于义理之原”，遂“无以拔生人于清正理想之域，固将不免于丧志之惧”[8]80。国难之际，蒙文通批评讲义理者多高谈性命，整理国故运动更是“卑者坏形体”。蒙文通既不空言义理，更不妄自菲薄。他会通秦汉新儒学与南宋浙东史学，“儒史相资”，阐发儒家内圣外王之义。蒙文通在中国历史演进实情的基础上表达“建国宏规”的抱负：“儒者内圣外王之学，匪独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以西方之学术趋势衡之，直可推之于全人类而以创造其将来。”[30]155
五、结语
1940年，李源澄指出浙东史学特征有五：“经史合一；子史并重；学贵宏通；注重当代历史；文以适用为主”，而“每当浙东学术之兴起，即具有反时代色彩，此五者必为标帜”[32]18。考察民国学人对浙东学术的建构，的确皆有“反时代”、推陈出新的意图。在新史学家眼中，浙东史学成为沟通中西，以新史学再创文明的有效途径。而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刘咸炘、蒙文通，则以浙东史学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
刘咸炘自诩：“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3]2124诚如萧箑父先生总结：“所谓‘两纪以御之’，乃以‘两’为纪纲、通贯一切事物、学理，于史‘论世’，通古今之变；于子‘知言’，明左右之异。即在一切事理之相对、相待、相反、相因的‘两端’中，以道家法‘观变’，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33]2刘咸炘贯彻“两纪”之法，调和古今中西学术之争：“知进化之专属智巧，则廖平之说不攻自破；知死道之传于二氏，则宋儒之偏不辨自明”。“知冷后热前之非中，则印度、西洋不如中国；梁漱溟知其分而不知其合，今日东西学人之迷惘无主，诚可哀也。”[34]692“两纪”之法是“采西方专科中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此非求功凿于他山，乃是取釜铁于陶冶”[35]2329。这种原理方法源自章学诚，其中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主旨都取法浙东学术。刘咸炘构建以章实斋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这成为刘咸炘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的基本方法与宗旨。
蒙文通“少好今文家言”，晚年曾作诗明志。诗曰：“当年桶底脱耶(也)非，祗(缘)今觕领(解)圣言微。传经伏女曾过我，为检遗书(编)述(测)指归。”[9]56今文学解圣言、测指归的宗旨是蒙文通学术的根亥，传承、扬弃廖平今文学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程千帆曾言：“他(蒙文通)的学问源于清末四川今文经学的大师廖季平。他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学术加以表现出来的。”[36]157如果说廖平“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2]144，蒙文通则以史证经，秉持以经御史、以简执繁之意，通过南宋浙东史学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蒙文通将南宋浙东史学阐释为“儒史相资”的典范，批评“近数十年来论中国历史者，受‘历史法则’影响甚巨”。针对这种现象，蒙文通以浙东史学为典范，著《儒学五论》，以构建中国的国史体系[19]。蒙文通强调：“以科学整理国故，不若以国故整理科学为效之宏。”[10]207蒙文通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以南宋浙东史学为凭借，以期“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30]155。
李源澄认为，浙东史学“其力量仅足以与其时代有权威势力之学术相抗，而不能代之而兴者，其短长得失亦宜深论”[32]18。此语颇有以古喻今、夫子自道的意味。的确，在经史递嬗的洪流中，“输入新知”成为“再造文明”的关键，科学史学成为学术主流，刘咸炘、蒙文通等学人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复古求解放”的方式实现学术转型的努力隐而不彰。在言必称“与国际接轨”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迫在眉睫，回到晚清民国中西新旧之争的源头，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当上可探明传统学术流变，下可考究未来学术走向。
注释：
①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郑吉雄《浙东学术名义检讨》、周积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均见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106-118页；戚学民《“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90-103页。
②关于胡适与何炳松“新史学”理念的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34页。
③关于古史三系说与民国古史研究的旨趣分合，可参见张凯《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125-134页。
④关于近代经史转型的内在理路与多元路径，可参见张志强《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载《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第101-111页。此文对笔者多有启发。
⑤王子充、苏天爵语，转引自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见《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