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恐怖主义论文,文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119-05
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人们关注较多、使用频率较高的名词。学术界从不同领域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政治界则用各种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仍未彻底根除。诚如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莱所言：“如果想挥动拳头来消灭所有的恐怖主义和邪恶，那就像是与无声无息的幽灵战斗。”①因此，恐怖主义问题以简单的“以暴制暴”的思维无益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深入分析恐怖主义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
(一)什么是恐怖主义
到目前为止，“恐怖主义”有上百种定义。由于人们的立场与文化背景不同，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甚至出现相反含义。譬如，对一些人来说是“恐怖分子”的人，可能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是“自由斗士”。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看来，18世纪美国革命、20世纪印度革命中的许多“自由斗士”应该被归为恐怖分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定为恐怖组织，美国也将非国大列为恐怖组织，南非前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个英雄、一名斗士，却长期在美国的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艾伦就“什么是恐怖主义”作了专门的论述。他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定义： “‘恐怖主义’由有目的的政策和行动构成，主要是针对平民以达到恐吓或造成极端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在包括经济、军事、心理、政治、文化、宗教方面采取明显的暴力或隐形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和其他目标的手段。”②道格拉斯·艾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指出了恐怖主义的内容、方式、目的、特征等，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
(二)恐怖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
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国际贸易地域的扩大，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持续革命，环境、生态、能源等全球问题所要求的联合行动，跨国行为主体的出现，文化产业的全球流动和跨国文化冲突等因素，全球性的生成已经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现实。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姆林森认为：“在过去，如果说有可能把社会、文化进程与事件理解为是一整套地方的、相对来说是‘独立的’现象的话，那么，全球化则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单一的地方’。”③总之，人类客观上越来越互相依赖，主观上也越来越意识到合作的必要，需要认同更多的行为准则，接受共同的价值规范，世界文化的整体性越来越强。当代恐怖主义活动的兴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当代恐怖主义泛滥并祸及全球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尽管各种恐怖主义活动的表现形式不同，目标和动机各异，但从根本上来说，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国际各种矛盾冲突的尖锐化或畸形化，某些大国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是当今主要恐怖主义活动滋生蔓延的温床和催化剂。一定程度上讲，当代恐怖主义正是全球化过程的一种衍生现象。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改变着国家内部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给传统的社会文化体系、信仰体系以革命性的破坏。因此，全球化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次整合过程，注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说，冲突的形式分为暴力和非暴力两种，当和平的手段难以达到目的时，暴力则随即展开。另外，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扩散也为恐怖主义的蔓延提供了条件。现代交通、通讯的发达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伴随全球化发展而不断便捷的传媒更是大大增强了恐怖活动的传播力。
二、恐怖主义的文化成因
作为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一个衍生物，恐怖主义不仅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文化间关系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度升温。尽管这一理论从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它所关注的文化问题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到人类安全的重要因素。文化与恐怖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文化何以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要回答这些问题，文化全球化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前提。关于文化全球化，一些人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全球文化有被西化的危险；一些人则认为文化全球化并不能够消灭文化的多样性，而恰恰是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文化一体与文化多样的并存将是未来全球文化的格局。这些不同的见解归根到底反映出人们对于文化本质和本性的不同理解，也反映出人们在文化追求上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在有关文化问题的各种论述中，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是两种最重要的理论取向，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与文化有关的民族国家间产生大量分歧、对立、冲突的深刻思想根源。
(一)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
普遍与特殊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普遍主义往往以人和万物本质、本性的共同性、普遍性以及认识的真理性等观念为基础，进而在价值问题上持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和一元论的观点。普遍主义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化价值及其标准，认为只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发现并推广执行之，就能够基本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纷争。”④文化普遍主义就是以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看待文化，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化的普遍价值，比较极端的立场是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普遍性。 “特殊主义则以人的个性、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为基础，在价值问题上持个性化、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的观点。特殊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惟一的、终极不变的价值体系及其标准，必须面对人类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依据主体的具体特殊性来处理各种价值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类社会的平等、自由、和谐和安宁。”⑤文化特殊主义是以特殊主义为基础的文化观。在文化特殊主义者看来，由于任何一种认识过程、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社会个体在特定社会现实环境之中建立起来的，而任何一个社会个体及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现实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都具有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因此，所有这些认识过程，特别是它们的结论及其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实践标准、意识形态和价值尺度，都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相反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
显然，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文化观。然而，这种针锋相对并不单纯是表面上的文化理论冲突与对立，处于二者背后的是这些文化理论所代表的社会变化思潮和这些社会文化思潮所反映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任何一种文化、文化理论及其基本取向本身都是其特定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产物，因此必然与其特定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环境、民族国家利益乃至个人利益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文化特殊主义与欠发达国家或民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化普遍主义也同样不一定从属于当今的发达国家，但是，这两种文化倾向却分别与欠发达民族国家和发达民族国家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相似之处，因而在基本态度上分别与两者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立并不单纯是认识方面的、理论性的对立，更是反映了现实方面的侵略性与抵抗性、情感方面的侵犯性和自卫性之间的矛盾，是与具体民族国家坚持这两种文化倾向的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生存发展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现实导向
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在现实中具有不同的导向。在全球化条件下，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开辟了文化传播的新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优势支撑起文化传播优势，并依靠占统治地位的信息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话语霸权，使带有西方色彩的文化价值观充斥于可触摸的物理空间和人类精神和相互往来的交流空间。随着交往的扩大化，各民族国家文化要寻求发展总是涉及到繁复的文化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却并非是在它们所能决定的条件下进行。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家都被整编，在结构这个层次上，被纳进‘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秩序，这是所有文化体在社会经济层面现代性的‘宿命’；但这个整编过程是一个结构的‘既成事实’，不是一个文化上的‘选择’，一了百了，永不可能回头地变动了文化的内涵，因为它所带动的是单方向的流动，从‘传统’到‘现代’的旅程。”⑥各民族国家毫无悬念地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
“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种新习惯，另一种矛盾进程也同时存在着：各种古老的传统正在复兴，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在意识到存在的各种新方式，寻求生存的新空间，带着日益炽烈的热情挣扎着要实现对它们来说是独特的东西和使它们有别于其他的东西，最终它们寻求赋予它们个性的一种政治表达。”⑦面对裹挟着文化霸权的全球化，世界上多数民族国家的人民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对待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汇合。在全球化进程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作为不同的文化实体，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日益成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强大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与西方强国在价值观领域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抗争。亨廷顿在论述其“文明的冲突”理论时指出，“‘文化复兴’正在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⑧亨廷顿的阐述尽管有夸张的成分，而且体现了其“文明冲突论”理论体系的色彩，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文化抗争的现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表示， “美国人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那些无法适用这套东西的社会。”副总理吴庆瑞也说，“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翻版，要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东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⑨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扩张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而弱势民族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进行文化抗争的最典型代表当属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运动。2005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新一届总统后，在政治上主张维护伊斯兰革命思想，回归伊斯兰传统；文化上，主张抵御西方文化对伊青年人的腐蚀，下令关闭西式快餐店，禁止张贴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宣传画。当然，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一点并不值得提倡。但这一运动本身也反映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抵制西方强势文化侵蚀，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努力与追求。
(三)恐怖主义的文化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条件，也为文化相遇时发生冲突提供了可能。事实上，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文化交流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途径。正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才会有相互借鉴、学习与发展的空间。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意义在于它凸显了文化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冲突的确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发展中的重要现象。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更是掀起理论界对“文明冲突论”的关注。然而，有意义并不能表明其理论的正确性，因为不同文化间并不一定只有矛盾、冲突，还可以找到彼此能够认同的因素。总体上看，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都是在努力寻求和平与发展。就亚洲而言，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各国，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比起欧洲有着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然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并没有导致它们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争端，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主体面对矛盾争端时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而采用何种方式本身也源于各自的文化背景。
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事实来看，全球化的发展与推进也是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西方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它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这除了与其在经济、政治上所处的支配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之外，也与西方文化所固有的普遍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恐怖主义之所以可能，其文化基础之一就是极端的文化普遍主义，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中心主义。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由来已久，把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并以其作为衡量标准的文化观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可追寻到踪迹。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认为它是普遍适用的。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人权、个人主义等等价值观念，并不遗余力地要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
“西方人眼中的普遍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⑩亨廷顿的论断或许有失偏颇，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矛盾冲突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资本主义逻辑全球化”的时代，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全球化，导致了一种普遍主义文化的产生，或者说导致了一种文化话语的霸权主义的产生，而这种文化话语霸权必然导致其他文化和这种权力话语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抗衡。可以说，文化特殊主义的出现是文化普遍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愈演愈烈的文化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思想行为模式的激进反叛，而恐怖主义的发生就是其在实践层面的极端化表现。如前文所述，文化特殊主义的逻辑是每种文化有其自身价值，普遍的或超文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这就极易过分夸大一种文化价值的特殊性，导致在文化上走向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之所以保守，正在于它只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为了本文化的纯洁而对他文化进行孤立和隔绝。”(11)不可否认，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恐怖活动中，与伊斯兰教信徒联系在一起的为数最多。这一方面与穆斯林在世界政治经济斗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伊斯兰文化非常强调生活的纯洁，要求一切生活都必须符合教法，极力反对世俗化尤其是西方化的做法有关。有文化霸权主义，就有文化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讲，文化保守主义是面对来自西方霸权的压力，维护和加强文化特殊性的努力。试图通过捍卫自己的文化来捍卫自己的主权，这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保护主义的基本取向，也被恐怖主义组织拿来作为施行恐怖活动的理由。
综上所述，文化普遍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文化霸权主义，而极端的文化特殊主义则产生了文化保守主义。恐怖主义发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正是极端文化普遍主义与极端文化特殊主义矛盾冲突的激化。
三、遏制恐怖主义的文化取向
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冲击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全人类的公敌。“9·11”事件之后，反恐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合力打击下，国际恐怖网络遭到了重创。但由于尖锐的民族矛盾、极端的宗教情绪、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存在，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仍困扰着不少国家和地区。国际社会必将在政治、军事、金融、外交等领域继续推进反恐斗争。那么，从文化的角度看，如何在思想源头上遏制恐怖主义的泛滥？或者说，反对恐怖主义应当在文化策略上做怎样的选择？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美国依旧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反恐恰恰为其推行文化霸权提供了最好的理由。2002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演讲时说，恐怖分子仍然企图袭击美国，对美国来说，反对恐怖主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正如布什所言， “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布什表示，美国将继续不遗余力地打击恐怖主义。但他称，反恐并不仅仅依靠军事行动，反恐的最终目标是用“政治自由与和平改变”来取代“仇恨和恐惧”。为此，美国支持在泛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革”。长期以来，推进自由、民主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个理想和理念，为此不惜诉诸武力改变政权，这一战略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美国企图借伊战在潜存着文明威胁的中东地区，实施从制度、社会、观念等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计划。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曾露骨地说，“伊战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沙特等国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有望最终得到解决。”(12)然而美国试图以武力推行美式民主、改造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面貌的行动，不仅在该地区激起强烈的反美情绪，使中东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部分地区的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且使美国不得不又面对新的恐怖主义孳生的现实。可见，以霸权主义的思维方式消除恐怖主义是行不通的。
事实表明，全球化进程只会使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逐渐习惯以一种全球性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共同承受的风险以及集体命运已经把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特别是目前威胁和困扰人类的全球问题不断增多，更具全球意义的文化对话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显示了它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但是恐怖主义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全球化时代，加强文化间的平等对话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应有的文化取向。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可以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下达到发展和进步。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13)更何况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已超越了地理空间对“可接近性”所带来的阻碍，文化间的必然相遇使得文化对话不可回避。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会形成封闭、狭隘的性格，盲目的排外只会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和衰落。只有在文化对话、价值整合的基础上，才能防止极端分子利用民族感情和文化来从事恐怖活动。文化对话是建立在平等的对话机制之上的，这是实现对话、达成共识的前提。在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时，要通过平等对话达到真正的一致，就必须排除权力与暴力的干扰，必须承认各主体之间的平等。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就是，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符合有效性要求的，在平等的主体间达成的共识，强调的是一种程序和规则的合理性，它所反对的是社会压制，所追求的恰恰是对压制的否定和摈弃，它所努力寻找的是一条将人从社会压制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只有抱着合作的态度，采取合作的措施，世界才能有稳定与和平，人类社会才能向着更高阶段发展。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为前提和基础。这当撰文另述。
注释：
①参见[日]清水克雄《全球化消不掉文化差异》，《参考消息》2002年1月22 日，第3版。
②Douglas Allen,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imes of Terror,A Division 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21.
③[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④⑤李德顺：《全球化与多元化——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
⑥[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⑦[捷克]瓦斯拉夫·哈维尔：《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1期。
⑧⑩[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200页。
⑨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1)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2)陈明菁：《国际秩序在伊战后持续演变》，《瞭望》2003年第18期。
(13)[美]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转引自[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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