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有关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07）05—0041—04
1992年初，俄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始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由此正式启动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进程。俄罗斯为何推行并持续推行这样的转轨政策，转轨进程中为何呈现危机频发的态势和轨迹，经济转轨的实质性变化是什么？……关于这些与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逻辑环节变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外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试就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关于俄政府为何推动转轨进程
（1）苏联体制失败论
这几乎是大多数学者和俄罗斯改革者在分析俄罗斯经济转轨时都会提到或加以论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科尔内的有关研究，他认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导致“短缺”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使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性。造成“短缺经济”的根源是“预算软约束”、“父爱主义”等，而它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必然产物。[1]280 在这样的理论认识下， 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到尽头是历史必然。[2]4
（2）新古典市场效率论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3]36—40 在为私人经济利益建立“全新基础”[2]9 的前提下，通过供求决定价格的主观价值，以完全竞争为基础实现均衡价值，一国经济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和谐”。
（3）戈尔巴乔夫渐进改革失败论
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性的改革始终冲不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并且屡屡失败，这种“渐进主义”的市场改革陷入困境使政府加快改革进程成为必然。[4]73—79，[5]65
（4）阻止“自发私有化”论
不少俄罗斯改革者认为，90年代初国家已无法保持对“自己”财产的控制，财产实际掌握在使用者手中。为阻止苏联官僚的“自发私有化”，不得不迅速推动转轨进程。[6]8—12,[2]11
（5）“体制真空”论
有学者指出，苏联后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是，国家没有这么强大，苏联已经不复存在，[6] 出现的“权威真空”使俄罗斯激进派在“西方化”思潮挟持下，加速经济转轨进程。[7]112
（6）应对危机论
不少学者认为，1991年各项经济指标全面恶化，物资匮乏、各大城市面临饥饿的威胁，这就使激进转轨“在当时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论”。[6]
（7）政治需要论
有学者指出，1991年“8·19”事件之后，苏联出现“公共选择力量的角逐”，[5]65—82 鉴于当时紧急的国内政治局势，叶利钦选择了激进地推动经济转轨。[8]37—47
（8）西方推动论
不少学者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提供财政援助为诱饵，最终迫使俄罗斯按照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进行了经济改革。[8],[9]1—2。
二、关于俄罗斯为何选择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政策
（1）“药方”论
俄罗斯的改革者主张，90年代初俄罗斯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货币发行失控、财政赤字增加等危机特征，激进的“休克疗法”是通货膨胀的克星，并且在拉美、波兰等国具有成功的经验示范，因此，应当用“休克疗法”来治疗俄罗斯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10,27,28]
（2）低成本改革论
有学者论证到，由缺乏效率的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如果分步走，每一步都处于次优的无效率状态，每一步的结果很可能离效率最优状态更远，经济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经济扭曲程度就可能更加严重。若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旧体制打破，按照目标模式的最优方式重新构造经济体制，在最初阶段成本可能要大一些，但由于经济结构能迅速到位，并处于最优状态，就能避免长期信号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总成本反而要小一些[8]。“长痛”不如“短痛”，“采取一次性的办法只需紧闭双眼，一下子跳下去就行了”[11]，于是，俄政府最终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转轨政策。
（3）政治动因论
有学者指出，1991年已经形成以叶利钦为核心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休克疗法”的政策设计一方面是激进民主派巩固到手的政治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他们阻止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复活的需要。[12]11—18
（4）“出于一种客观上的无奈”[7]119—120
有学者论证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彻底失败后，渐进过渡在人们心中已经丧失地位，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战略曾经“成功”的“示范效应”，俄政府出于“无奈”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休克疗法”。
（5）改革策略论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人已经受够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约束，他们渴求和倾心的是极端“自由”的资本主义，由于美国控股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许诺为俄罗斯提供强大的经济援助，因而，选择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既符合俄罗斯人的主观愿望，又能够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成功的把握似乎更大。[9]32
三、关于转轨进程为何呈现危机频发的发展态势
（1）初始条件论
①萨克斯和胡永泰（1996）指出，苏联早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就使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即只能减少低效率部门和受补贴部门的就业，而不能或很少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就业机会。因此，俄罗斯无法避免转轨危机。②钱颖一（1993）认为，苏联已经形成单一形式的“条条”经济管理结构（也称“U型经济”），国家的直接控制极其严格， 不利于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发展，这使俄罗斯经济转轨无法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阻止生产滑坡。③哈佛大学戈德曼（1997）指出，“休克疗法”发挥作用依赖于市场的基本制度条件，俄罗斯缺乏这些制度结构，转轨也就不可能成功。④不少学者指出，俄罗斯转轨不得不继承计划体制的遗产：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互会和苏联解体导致传统的经济联系中断、以及苏联解体前出现的经济危机等。由于转轨减少了军工产品的需求，新的经济联系体系难以在短期内建立，以及解体前经济危机的惯性作用等，俄罗斯的转轨危机难以避免。[13]55—59,[14]18—20 此外，像世界银行1996年报告也指出，关于俄罗斯等国果断改革为何遭遇产出大幅下降的问题，“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15]
（2）理论基础错误论
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利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备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模型不适于研究转轨经济。激进改革者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面临着“信息超载”困难，主要表现在个人和组织都要有一个学习过程，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学习过程短，新体制就难以适应，也就是说，价格放开后要有一个逐步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消费和生产的适应过程，尤其是企业要据此建立起一系列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果价格一次性放开，则个人和组织无法在短期内适应，由此而引起经济秩序发生大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3）转轨政策错误论
①转轨政策与经济条件存在矛盾。有学者指出，俄政府实施的主要措施与当时的经济条件完全对立：它在商品短缺条件下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在生产下降的条件下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在缺乏原始资本条件下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在外汇枯竭条件下把汇率放开。②转轨政策与客观规律存在矛盾。许新指出，俄政府的经济政策违反了市场经济主体形成的非短期性规律，违反了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非短期性规律。[16]33—40 ③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存在矛盾。有学者指出，俄政府的政策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移植到俄罗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大幅度偏离了仍在发挥作用的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改变了的正式规则和持续的非正式规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这就造成了社会转型期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大幅度滑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17] ④政府政策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有学者分析到， 俄政府所实施的稳定经济政策存在的矛盾有：第一，稳定经济与减少赤字之间的矛盾；第二，企业生产发展的动力与增加企业税收之间的矛盾；第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与中央银行贷款剧增的矛盾。[8] ⑤各项政策的内在矛盾。一些学者认为，俄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没有经过适应性的试点和试验，操作过于简单，不可能实现预期效率目标；由于资产专用性，导致资源配置存量调整较为困难，经济自由化是错误的；实施稳定化政策把政府的行为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紧缩财政货币政策使有效需求大幅度萎缩，经济活动所需货币资产的匮乏，客观上助长拖欠经济和易货经济。这些都必然导致俄罗斯陷入转轨危机。[18] 此外，一些俄罗斯经济学家指出，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在于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不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休克疗法”是“一条完全简单化的道路、一条最坏的道路”，[19]1—5“政策错误”使“俄罗斯生产锐减、管理混乱、危及国家经济安全”。[20]24—31
（4）转轨政策次序错误论
①麦金农（1997）指出，经济转轨要达到经济自由化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必须选择最优政策次序。苏联在1985—1991年间以可敬勇气向市场经济迈进，却“把市场化的次序搞颠倒”了，“俄联邦在1992年1月突然取消国有部门内几乎所有的价格控制，……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21] ②周振华（1999）从“合法性”角度探讨，认为属于“单一统治者国家模型”的国家，改革的合法性，只能从局部开始，逐渐地修改“宪法秩序”，并在渐进式地推行改革政策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成效。相反，直接从“宪法秩序”开始的激进式改革，使政府在一夜之间失去合法性，从而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其在逻辑上是无序的。
（5）转轨环境混乱论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一小撮商人暴富之后，用金钱腐蚀了一批俄罗斯的政客和官员，改革者从来没有力量去制服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结果，寡头们合谋阻碍了经济自由化改革。[22]33—37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急剧变革的环境中推进转轨，不能避开社会震荡和政治斗争的干扰，这就使转轨过程变得复杂化。[8]
（6）政策未执行好
①盖达尔（1994）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能够争取总统下令在1992年1月完全放开能源、动力产品价格。切尔诺梅尔金说：“第一届政府所犯的一个大错是未能在改革初期放开能源价格”。[23]27,10 ②萨克斯（1995）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年均10％负增长应归咎于“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取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4] 此外，还有相当多学者认为俄转轨危机频发的根源在于“宏观稳定的拖延”、“未实现充分的自由化”、“措施不到位”等。[6,22,23]
四、对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判断
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定性，很多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理论范式出发，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24]17—22 是“包括宪法秩序、制度安排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在内的全面性制度变革”；[25] 是“强制性供给主导型的转轨过程”等等。[7]95 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出发，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包含两个层次内涵：第一，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实现了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买办垄断经济转轨”。[26]45—56
中外学者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的不同认识，一方面反映了学者们研究角度和学术观点的差异，另一方面折射出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本身是错综复杂的，特别是一些理论观点不仅截然对立，而且有些还远远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成为俄罗斯社会各界推动转轨进程的理论工具。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收稿日期：2007—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