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佳话论文,史上论文,王国维论文,敦煌学论文,狩野直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03)02-0123-06
在早期敦煌学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国的王国维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可谓一段佳话，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也为我们今天发展中日学术交往树立了楷模。
狩野直喜(1868—1947年)，字子温，号君山。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北京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被围两个多月后回国。1901年秋到上海，在江南地区逗留三年，没有见到王国维，只是从友人藤田丰八那里听到过这位聪颖的学生的名字。(注：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ふ》，《艺文》第18年第8号，1927年。此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1902年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因脚气病发作，于夏天归国。两人都曾到过对方国家，但还没有因缘使他们相见。
1900年在中国西北甘肃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促成了这两位学者的相识。
我们知道，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AI写作本，最初是由一个叫王道士的人看管。1907年，来敦煌考古的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攫取到大批写本和美术品，捆载而西。第二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接踵而至，也获取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1909年9月，伯希和携部分所获敦煌写本及文物精华，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内到北京，一面购书，一面把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往观并抄录，王国维也随同前往参观，但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年末，罗振玉和蒋斧据所抄录的文书编印《敦煌石室遗书》，王国维帮助校理，用力最多。(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十一月，藤田丰八寄来英国地学协会杂志，中间有斯坦因中亚考察演说，王国维译成汉文，名《中亚细亚探险记》，收入《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中。然其时王国维正在研究宋元戏曲，对敦煌写本兴趣不大。他在本年完成的《录曲余谈》中说道：“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伯君为言：新得明汪廷讷《环翠堂十五种曲》，惜已束装，未能展视。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不知即《澹生堂书目》著录之《环翠堂乐府》否也。”(注：《王国维遗书》第16册。)可见，王国维此时更关心的是伯希和买到的明人曲本，而不是唐人写本。
通过罗振玉和在北京开书店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很快传到京都，引起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的相关学者加以讲说，其中狩野直喜讲《老子化胡经》，内藤虎次郎讲《西州志》、《唐太宗温泉铭》，富冈谦藏讲《尚书·顾命》等，滨田耕作讲敦煌壁画和雕刻，羽田亨讲《摩尼教残卷》，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注：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第19页。)可以看出京都的学者不仅对敦煌新材料十分关注，而且关心的范围也较广泛。其中，狩野所关心的《老子化胡经》，是中国佛道关系史上重要的佚籍。
当时京都大学的学者们，正在锐意创立新的实证主义的中国学，所以相当重视敦煌的新材料。1910年8月，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内藤虎次郎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耕作讲师等一行五人赴北京，调查甘肃运京的敦煌写卷，他们总共翻阅近七百余卷，几全为佛经，所获不多。他们把所见到的佛经一一做了目录，并拍摄了部分照片。大概因为他们五位对佛经不感兴趣，所以只有小川在《北支那旅行概报》中，附带记录了所见敦煌石室遗书的情况，(注：载《地学杂志》第266号。)而所见比较重要的佛典，则由松本文三郎做了研究。(注：《敦煌石室古写经の研究》，收入《佛典の研究》，东京 丙午出版社，1914年，第118-172页。)
然而，对于狩野直喜来说，此行的最大收获，恐怕要属第一次结识了王国维。因为两人当时都在研究元代戏曲，所以经常见面，有不少共同语言。王国维后来曾说起他们的交谈：“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语回心胸。”(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观堂集林》卷24，《王国维遗书》第4册。)狩野直喜也曾回忆到这段往事：“当时我打算研究元杂剧，在京都大学也已经开始讲授这门课，恰巧王静安君与我相似，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著述《曲录》和《戏曲考原》。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面会王君，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们呆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一个笑话。”(注：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2页。)狩野等人在北京逗留了约五十天，可以想见他们两人谈得有多么深入，多么投机。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成功后，罗振玉、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与京大学者常相往还，切磋学术。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也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转向经史考据方面，留意甲骨、金文、汉简、敦煌材料。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受到狩野直喜的种种关照，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应当更加频繁。1912年9月，狩野直喜将往欧洲游学，王国维做七古长诗赠之，题为《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其中说道：“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注：见《观堂集林》卷24，《王国维遗书》第4册。)给予狩野极高的评价。诗中还说到此时两人的学术交往：“四方蹙蹙终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扶桑风物由来美，旧雨相逢各欢喜。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狩野也说在这五六年间，他们俩常常来往。(注：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3页。)1916年2月，王国维归国，狩野到车站话别。这些都可见两人交谊甚笃。
1912年9月，狩野直喜赴欧洲，做学术旅行，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法、俄三国在敦煌、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资料，他是第一位赴欧洲考察敦煌卷子的日本学者，也是首位揭示俄藏黑城出土文献的东方学者。(注：参看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第106-107页。)1912年10月20日，狩野就以《海外通信》为题，把在圣彼得堡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京都的同仁。(注：原载《艺文》第4年第1号，全文录入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第107-111页。)他此行虽然所获资料有限，而开拓之功至伟。回国后，他就自己的研究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1915年，狩野直喜撰《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除了判定P.3310(旧编号，现编号P.3315)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写本外，又依据写本上的朱点，辩后人理解为朱书之误，还摘要提示了古写本的校勘价值。(注：《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艺文》第6年第2号，1915年2月，第1-12页；又《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正误》，《艺文》第6年第3号，1915年3月，第94-96页；收入作者《支那学文薮》，京都弘文堂书店，1927年，第138-150页。此文有江侠庵汉译文，载《先秦经籍考》(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5-116页。)狩野曾把自己的抄本送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惜因为时间所限，狩野的抄本不全。(注：罗振玉《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卷下，1916年，第516叶；王国维1916年7月19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系在同年8月18日。)1916年7月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往来信件中之所以谈起狩野的这个抄本，是因为该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这卷《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注：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笈》(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得以见其真迹，肯定写本的学术价值。(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05页。)与上海的中国学者见到此惊人秘籍原貌的同时，狩野直喜也获得了该卷的影本，立刻给在京都的罗振玉看。罗振玉觉得原本黯淡，恐上海的影本不够清晰，所以也把它印入自己编的《吉石盦丛书》中(1916年出版)。事实上，伯希和 在同年发表了《古文尚书与尚书释文》，刊布了该卷的图版，(注：P.Pelliot,“Le Cho u king en caracte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2,1916,pp.123-177,pl.20-25.)这大概是中日学者得以看到该卷照片的根源所在。
1916年，狩野氏撰《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の材料》(1—2)，利用英、法所见《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故事》、《伍子胥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指出元代以后兴盛的俗文学，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又据《孝子董永传》、《季布歌》等韵文资料，把元明清三朝盛行的戏曲的萌芽，也追溯到唐末五代。(注：《艺文》第7年第1、3号，1916年1、3月，第104-109、95-102页。)1920年，王国维在狩野直喜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注：署名“静庵”，《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第95-100页。)指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显然受到狩野直喜上文的直接影响。
狩野直喜自1906年开始到1928年止，一直主持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讲座”，共22年。又从1908年始，在京都大学主持“中国文学史”讲座，先后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清朝文学史”等，对于自己所抄录的敦煌文献，大概无暇研究，只写了一些短文，如1929年所撰《唐钞本文选残篇跋》。(注：《支那学》第5卷第1号，1929年3月，第153-159页。)他无私地把自己辛勤抄录的敦煌资料，提供给罗振玉、王国维研究。
1919年，王国维据狩野在英国所录敦煌文献做跋文若干，计有：《职官书》(S.1880)、《食疗本草》(S.76)、《灵棋经》(S.557)、《失名书(唐代残史书)》(S.2506)、《大云经疏》(S.6502)、《老子化胡经》(S.1857)、《秦妇吟》(S.692)、《云谣集杂曲子》(S.1441)、《小说(唐太宗入冥记)》(S.2630)、《敦煌县户籍》(S.514)、《宋户籍》(S.4175，S.4172)，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方面，是王国维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注：这些跋文已收入《观堂集林》卷21及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王国维跋文不具写本编号，此据王重民《叙录》补。)1924年(甲子)6月10日，罗振玉子罗福葆编定《沙州文录补》，其中英国藏卷皆系罗福苌录自狩野直喜抄件，而部分抄件后附有王国维的上述跋语。
这种主动地提供学术资料，在当时日中敦煌学研究者中间，是相互的，也是非常主动的。王国维也曾把据伯希和照片手抄印制的陆法言《切韵》三种，寄赠给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长尾甲，信云：“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法言《切韵》三种，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以一时未能景印，手间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请察收，其二本请转交狩野、长尾两先生。”(注：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信，载《清华汉学》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参看葛兆光《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同上，第4-7页。有关关西大学所藏有关内藤湖南的资料，详见大庭。《藏书を通じてみた内藤湖南の学问》，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编《湖南》第17号( 内藤湖南生诞130年记念特集)，1997年，第12-26页。)
1924年初，王国维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由乌程蒋氏资助出版，因收入仅可度岁，王氏赠书无多，日本只寄两部。他1924年1月22日给蒋汝藻的信说：“弟有两部寄日，一赠京都狩野大学长，一赠内藤教授。”(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81页。)这或许也是对狩野学恩的一点报答吧。又，1月30日给内藤虎次郎信说：“上海友人蒋君孟蘋为维印文集，时阅二年，顷方告成，谨以一部奉呈台教，又一部寄狩野先生处，未及作函，请晤时代为问好。尊体康复，甚盼与君山先生再作西游如庚戌年故事，想不难付所望也。”(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85-386页。)庚戌即1910年，看来王国维在二十多年以后，仍然清楚地记着当年与狩野讨论南曲北曲的事情。
与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相比，狩野直喜和王国维是比较单纯的学者型人物，两人交谊颇深，而且对待学术的看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取用敦煌的资料来研究相关的问题，但又都不局限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有促进，不仅在敦煌学史上是开山之人，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也都是开风气的人。
王国维对日本学术，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后，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注：这些文章集中收在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仓石武四郎氏曾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造成一定影响的程度。”(注：《学问の思い出：仓石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广中智之、刘琼汉译文，载荣新江、朱玉麒编《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 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注：李 庆《在日本新发现的王国维词曲研究资料》，《学术集林》卷16，上海：远东出版社，1 999年，第16-20页。)他的一些古籍校本，以及他本人的《观堂集林》初版的校订本，现 在则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注：本次研讨会后，承蒙大谷大学图书馆馆长沙加户 弘先生等的安排，我们得以拜观这些珍贵资料，谨此致谢。)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之间以敦煌作缘而进行的学术交往，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中日两国敦煌学界交往的楷模。温故知新，不由得我想起一件事，值得借此机会谈一谈。从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敦煌学界盛传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京都。”这引起中国许多先生的不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的交往。事实上，据我询问当时参加演讲会的几位中国学者，都说这是南开大学某位先生介绍藤枝先生时的话。但不论这句话是否是藤枝先生所讲，在八十年代初，说这样的话是没有大错的。(注：这段话的意思，我曾在纪念藤枝先生的文章中写过，但该文《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发表时，因为有些先生的反对而删除。该文的全文收入笔者的《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到了今天，相信不会有哪位日本学者再讲这样的话。去年时值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笔者受日本东方学会邀请，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4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敦煌吐鲁番专题组，发表有关敦煌藏经洞的论文，似乎已经说明日本东方学界对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所取得成绩的看法。笔者愿意借此机会，呼吁中日两国的敦煌学者，抛弃宿怨，回首九十年前北京、京都、上海间的学术交往，继承王国维和狩野直喜留给我们的文化交流遗产，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开拓敦煌学的新领域，迈向敦煌学的新境界。特此说明。
作者附记：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有敬语从略。
收稿日期：2003-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