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恢复统一高考三十周年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07)06-0053-04
一、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不可没，统一高考的非人性化必须改
2007年是中国恢复统一高考的三十周年。三十年前恢复统一高考，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针对“文革”期间“推荐上学”的弊害所采取的“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措施，而且使“文革”期间失学的67万余优秀青年获得重上大学的机会。① 他们有一定的社会生活体验，珍惜梦寐以求的读书机会，发愤图强，后来大多数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或领军人才，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道靓丽的彩虹，并且形成了有待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进一步研究的“77—78级现象”。
对于30年前恢复统一高考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肯定也不为过；对于30年来，全国继续保持统一高考制度，起到社会安定的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时代在前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在发展，适应新时代与新战略的“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已经出现，这就不得不令人质疑是否应当改变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非人性化的高考制度。
其一，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中学的“课改”也举步维艰。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抽象地论证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矛盾概念，但在事实上，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到“扎扎实实推行应试教育”，它的基础就是统一的高考制度。
其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是培养多样化的人才，以适应社会对专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中国高等教育也出现了这种可喜的变化，特别是职业性、技能型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迅速发展；同时，许多普通本科院校(主要是地方本科院校和新办本科院校)也悄悄地摆脱传统的学术性、研究型的“独木桥”而以专业性、应用型为培养人才的目标。但是统一高考却是从研究型大学到高职高专，都用同一份考卷，单一化的高考阻碍了多样化的招生录取，统一高考已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其三，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人性化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核心。单一的统一高考及其公开的规定和潜在的规则限制了考生的自主选择，束缚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例如，用统一分数线来限定考生进入某一层次、类型的高校和专业。总分高的未必适合于从事研究工作，总分低的也未必适合于从事技能工作。统一划定分数线作为录取进入某一层次、类型高校的标准，不但人为地提高研究型大学，贬低职业技术院校，造成一连串的不良后果，而且置学生兴趣、爱好、能力、专长于不顾，有违人性化的理念。这是深层次的质疑，也是必须改革的根本原因。
二、高考制度要改革，转变观念是前提
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历史较长，已经形成一套相当完整而牢固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也积累了许多指导应试和防止作弊的经验与办法。相应地，形成了许多习以为常、想当然的观念。这些观念，掩盖了统一高考的时代不适应性与人性不合理性。30年来，对于高考，虽有许多改良措施，如考试科目的“3+X”，考试内容从重“知识立意”到重“能力立意”。但如果不从思想认识上提出问题，理性地思考问题，就事论事，是很难越出框框讨论高考改革。
下面试图提出几个人们习以为常、想当然的认识问题，来探讨是否可能越出既定的框框。
其一，考试制度的公平性，只是体现在“人人在分数面前平等”，还是更应体现在“人尽其才”上？
统一高考最受赞扬的就是高度的保密、严格的评分、公开的划分数线。按总分高低排序，由高到低，依次录取进入性质、层次、科类不同的高校、专业。我们并不否认统一高考制度在分数面前是比较公平的。但是，人的先天素质以及后天形成的个性特征是不同的，考生在普通阶段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并不平等，社会和家庭环境、条件更是千差万别。撇开这些不顾，仅凭一次笔试的分数决定每个考生的命运，正是以表面上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来代替考生的选择，掩盖了“人尽其才”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让每个大学生都能够受到最合适的教育，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聪明才智，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需要、个人乐业的专门人才。
其二，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还是适应性考试？
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只有少数青年能上大学，高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原国家教委1987年所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第一条指明：为“选拔适合高等学校培养要求的优秀新生”而“制定本条例”。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只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准入。这种传统的高考功能观在高等教育体制单一的精英教育阶段，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扩招之后，每年高考录取率已达50％～60％以上，有的年份，有的省份，更达80％以上，高考是否仍为选拔“优秀新生”的选拔性考试就受到了质疑。现在大众化的速度虽有所减缓，但规模仍在扩大。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加，高考的功能必然从选拔性考试走向适应性考试。除少数精英型大学仍保持选拔性功能之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不再是选拔“优秀新生”，而是通过某种考试形式，进行适应性的双向互动选择——高校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适合的新生，考生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能力和性向等，选择适合的高校和专业。考试功能的转变，必将引起高考制度——考试目标与任务、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
其三，高考应当着重考学生所长还是着重考学生所短？
“天生我才必有用”。问题在于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使“人尽其才”。据此，高考也应着重考察学生所长，使他们获得最能发挥其所长的教育。但是，长期以来，统一高考却长短不分，不重视考查考生的所长，甚至有的故意考查其所短，如出偏题、难题、怪题。考生处于被动地位，只能力求补其所短，很难有展示其所长的机会。在高考改良措施中，“3+1”、“3+2”、“3+X”，多少让考生有选考其所长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有限的。是否应当给予考生更多扬长避短的选择机会。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由于统一高考制度已经形成一套相当完整而牢固的体系和运行机制，历史上又确曾做出贡献，理论界对它的评价很不一致，虽不断有所质疑，甚至强烈的指责，但提不出一套令人信服的可以代替的制度建构。所以，高考制度的变革，不能像100多年前废除科举那样，遽尔取消高考。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朝着“以生为本”的人性化目标，对高考体制、机制与管理，全方位地探索，经过试点逐步推进，逐渐完善。
三、“素质测试+套餐考试”，一种可供探讨的改革模式
经过几年来的讨论，有些改革的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例如，体制上的改革，要从单一的、统一的高考制度转变为多样化的招生制度，除通过考试招生外，还可以扩大或开辟其他渠道，如保送、免试、申请注册、按定单招生等；运行机制的改革上，从统一高考转变为统一测试和高校、考生双向自主选择相结合；在管理改革上，由政府部门办考转变为由中介机构统一测试，提供高校作为自主招生录取的依据或供参考。政府部门从主办、包办转变为协调、监督与服务，政府部门下达指标，中介机构办理考务，高等学校自主招生。
针对统一高考存在的问题，根据上述改革目标，借鉴一些国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做法，我们认为，用“素质测试+套餐考试”来代替每年一次大规模单一的、统一的高考，能够较好地体现人性化，适应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的需要，可能是现阶段我国高考改革的可行模式。
“素质测试”是一种综合的素质测试，有如心理测验或性向测试，但内涵较丰富，可以包含考生的思想品德、生活知识、心理特征、学术性向、思维能力、操作能力以及身体素质，等等。测试的结果，不是以成绩高低作为选拔优秀人才的依据，而是作为适应双向选择的依据，为考生判断适合于从事学术性研究还是应用技术训练，以及适合于进入哪种类型学校进行学习提供参考。测试工作可以由经过国家批准的专门测试机构实施，并出具测试结果的证明资料，高校可以自主参考使用。使用与否或选用哪一个测试机构的测试结果并不取决于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测试结果的信度、效度与测试机构的诚信、权威。测试可以像托福考试那样，一年分几次进行，测试结果的有效期，可以规定为招考前的一年、两年或三年。有效期太短，不利于分散进行；时间太长，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缺乏参考价值。
“套餐考试”是评价考生专长及其相关基本知识、基本能力的考试。它的特点是提供考生多样化的选择，使高校能更好地了解考生所长的知识、能力和有关的知识、能力。可以说是“3+1”、“3+2”、“3+X”模式的扩充和提升。犹如法国承担高考任务的高中毕业会考，设有12组考试科目和若干选考科目，通过各组的科目考试，就可在相应的高校系科注册上学；或如日本的全国第一次共通高考科目，设5类19科，由学生从五类中自选若干科应试。② 但“套餐考试”较法国的高中会考与日本的共通高考更有利于双向互动，相互适应，形成多样化的“套餐”。考试内容为中学所学知识及普通相关知识，考试科目为与中学对接的高校各专业所需主要基础知识与相关知识的科目。例如，历史专业的套餐，主考科目为历史，相关科目为语文、外语；教育专业的套餐，主考科目为语文，相关科目为外语、生理卫生；建筑学专业的套餐，主考科目为美术，相关科目为计算机、数学；而土木工程专业的套餐，主考科目是物理，相关科目是数学、计算机，等等。这些只是举例。一般说，主考科目难度较大，权重系数较大；相关科目也有一定难度，但权重系数较小。“套餐”试题，可由中介考试机构根据不同类型高校专业目标和培养规格设计，也可由各高校或高校联合自主设计交由中介考试机构组成套餐或试卷。一门科目，可以有难度与重点不同的考题。如数学科、语文科，可以有难度不同的数学Ⅰ、数学Ⅱ……语文Ⅰ、语文Ⅱ……物理科可以有物理Ⅰ、物理Ⅱ、物理Ⅲ……侧重于力学、电学、电子学。多种套餐，由高校和考生双向互动选择。这种“套餐考试”模式，既能展现考生的能力与专长，减短学生的应试负担，符合“以生为本”的人性化要求；也能体现高校各专业的特点，适应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要求。它的缺点是如果引导不当，可能加重中学生的偏科现象。
值得强调的是，推行“素质测试+套餐考试”的模式，需要高考体制、机制和招生管理制度的配套改革，建立起政府调控、服务，考试机构组织考试，高校自主招生，考生自主选择，社会各界监督、协助的良好机制。而不论采用什么模式、方案，在具体操作上，应采取政策听证、公开讨论等方式，广泛征求各界，特别是高校、中学、专家和政策研究者的意见与建议，并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
注释：
①准确数字是1977年272971人，1978年401521人，合计674492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或回城、留城的中学生。
②康乃美等.中外考试制度比较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