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远萍[1]2016年在《人的现代化视域下大学生自我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自我化和终身化的发展趋势,使大学生自我教育逐渐成长为一种显性的、主导的教育形式。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大学生自我教育指的是受教育者的内化环节。实质上,大学生自我教育是指作为主体的大学生把自己视为教育对象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我——我”模式的主体合一的个体自我教育。此外,相对于传统教育者——教师的角色而言,在受教育者——大学生之间存在的、无教师直接参与的、以“学生——学生”为体征的教育也属于大学生自我教育。严格的说,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关键在于角色(自我)而不是一个环节或过程。尽管受教者内化过程中也存在自我教育成分,但它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教育。大学生自我教育主要指学生个体和学生群体之间的教育。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大学生自我教育绝对化,即想当然的把大学生自我教育视为教育对象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大学生自我教育不是不需要教育者的教育,相反却对他者教育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推进和顺利实现离不开外在的他人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学生自我教育在个体成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及社会进步等方面日益彰显出它独特的时代价值。但大学生自我教育目前现有的研究视角所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它当代价值的发挥。确切的说,研究视角的选取问题是制约大学生自我教育深入发展的重要瓶颈。然而,从人的现代化视角研究大学生自我教育却具有无比重要的优势。大体而言,人的现代化属于具体的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性质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和内涵。依据我国的国家性质来讲,人的现代化不仅指出人要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传统人中提升出来,尤为重要的是,还要从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现代人中提升出来,进而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但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人离不开教育的造就,尤其是现代化教育的塑造和培养。事实证明,大学生自我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现代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人的现代化的棱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在人的现代化境遇中审视大学生自我教育,当大学生作为教的一方即教育主体时,大学生需要首先在思想上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人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武装自己,以此端正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向；当大学生在自我教育中作为自学的一方即教育客体存在时,它需要借助自律理论、自主学习理论及自我发展理论,提高个体内化的速度和效率,从而使自教与自学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起来。当我们弄清楚人的现代化境遇中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理论根基后,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施教”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的处理,我们遵循人的现代化要求,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自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成因分析,先从理论层面对现有的大学生自我教育体系,如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目标、内容、机制及评估等方面,进行重新建构,有效的解决大学生自我教育“如何教”的理论问题；并从实践层面对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实现模式,即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课堂教学实现模式、网络实现模式及社会实践实现模式,进行深入、全面的创新性探索,从而厘清大学生自我教育“如何教”的实践问题。然而,尽管处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模型构建而言是一件不证自明的事情。但受具体条件的限制,这时的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仅处于“应然”的状态,而非“实然”的境地。可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只有在“实然”的境况中,才能保证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运行。这是我们把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探讨的重要缘由。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思索的基础上,创新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而从具体实践的操作层面上深化大学生自我教育“如何教”的问题。总之,只有使大学生自我教育在以上各个环节上巧妙、有效的勾连起来,才能使它在人的现代化棱镜中绽放璀璨的光芒,释放巨大的能量。
刘云[2]2016年在《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践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是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但如果学生一直以被动接受的方式来获取知识,那么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转变教学方式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教科书编写“应把‘数学探究’等活动恰当地穿插安排在有关的教学内容中”,让学生通过数学探究活动,“初步了解数学概念和结论的产生过程,体验数学研究的过程和创造的激情,提高发现、提出、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在该标准指导下编写而成的各套高中数学教科书,与传统数学教科书相比,在内容、体例、结构、组织等方面有较大变革。尤其是人教版高中数学教科书,在教科书正文及附录中设计了众多的数学探究内容,为高中数学探究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这种在教科书中设计探究内容以顺应知识转型社会背景的教科书编写新方式,给习惯了传统讲授式教学的高中数学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方式往往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在使用教科书来教学的活动中教师同样居于主导的地位。面对课程改革中教师对新课程提倡的“学生自主学习”的误解,所带来的用“学生通过记忆和练习接受导学案上的数学知识”来替代“学生依据教科书设计进行知识探究”的错误做法,研究教师主体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具有了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论文围绕“高中数学教师是否会使用教科书中的这些探究内容?会如何使用这些探究内容?哪些因素影响了教师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应该如何促进教师使用教科书中的探究内容?”等问题,以教师为主要对象,兼涉学生,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可揭示高中数学教学方式改革的推进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为课程改革的深化发展提供来自实践和实证的考量。本研究将教科书视为课程的载体,亦为教学的工具,兼具课程文本和教学活动文本的双重身份,其本质属性包括内容属性和教学属性,内容属性侧重的是教科书的编制取向、内容选取、内容编排与组织等方面的特征,关注的是教科书内容的课程价值取向;教学属性则指向教科书在教学设计、学习评价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属性,是教科书所体现或潜在地有助于促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特性。借鉴教科书分析及使用研究的已有成果,本研究认为探究内容作为教科书中的一类特定内容,其亦具有特定的内容属性和教学属性。本研究从探究内容的教学属性出发,借鉴教学设计“教什么、怎么教、达到什么目标”的叁维度架构,建构了探究内容的分析框架,并将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操作化界定为:教师选取探究内容、执行探究内容教学策略、实现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活动。本研究视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为微观领域内的课程实施,故而以TIMSS(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课程框架为理论基础,在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导下,采取文献法、内容分析法、课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了人教版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编写特点及教师使用活动中对这些特点的践行,并探查了影响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因素,提出了促进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具体而言,研究首先对课程文件、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已有研究成果以及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进行综合研究,以构建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文本分析的框架。其次采用该框架分析了人教版(必修和选修2系列)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在内容呈现和探究对象、教学策略和教学目标等侧面的编写特点。再次基于内容分析的结论,使用课堂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教师使用探究内容时对这些特点的践行情况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并在数据叁角检证的基础上归纳出样本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情况及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建议。研究主要获得了如下结论:其一,探究内容文本分析框架由3个维度(探究内容、教学策略、教学目标)8个类目组成,包括:呈现探究内容的栏目、探究的对象、探究的主体、探究的组织、探究的技能、探究的水平、探究目标的类型和呈现。其中多数类目分为若干子类,如探究的对象分为陈述性知识探究、程序性知识探究、知识创造性应用探究和知识模仿性应用探究,而探究的水平则分为问题起始型、论据起始型、结论起始型和论证起始型。其二,文本分析发现,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编写具有如下特点:在内容方面,教科书中设计了众多的探究内容,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章节正文中的思考、观察和探究小栏目,以及章节附录中的阅读与思考、探究与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和实习作业大栏目;它们以引入数学新知识为主要意旨,72.4%的探究内容以数学知识的探究为对象(其中以陈述性知识居多,占58.7%,程序性知识仅占13.7%),余下27.6%以数学知识的应用为探究对象(其中创造性应用占11.8%,而模仿性应用则占15.8%)。在教学策略方面,教师用书中对探究内容的指导强调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62.2%的目标设计陈述及39.0%的探究内容教学建议陈述主体包括学生);强调应让学生自主探究的探究内容仅占18.1%,强调给予学生充足时间来探究的仅占2.0%,明确标注多人探究的仅占4.2%,其余则未指出学生探究的组织方式;探究技能以基础技能为主(占总技能频次的84.1%),综合技能为辅(占总技能频次的15.9%),接近半数(48.0%)的探究内容训练的探究技能超过2种,在基础技能中推理、观察、比较最受重视,分别在50.1%、20.3%、18.1%的探究内容中需要使用,最不受关注的是控制变量、下操作性定义和形成假设的探究技能,分别在0.6%,0.6%和1.5%的探究内容中受到使用;探究开放水平以结论起始型最多占81.5%,证据起始型次之占10.2%,论证起始型第叁占6.0%,问题起始型最少占2.0%。在教学目标方面,73.1%的探究内容教学指导中陈述了教学目标,其中陈述知识与技能目标的比例最大,占到57.8%,陈述过程与方法目标的比例次之,比例为26.1%,陈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相对最少,占到了13.3%;探究内容目标在陈述时以内部过程为主,占52.7%;其次是既不陈述内部过程也不陈述外显行为的,占10.0%,仅陈述外显行为的排第叁,占6.4%,余下的则为既陈述内部过程也陈述外显行为的,占4.0%。其叁,样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具有如下特点:探究内容的选择与改编方面,正文中的探究内容选用比例较高,观察课例中89.6%的探究任务得到了选用,问卷调查中64.8%的样本教师反映选用了教科书中多数探究内容,相对而言附录中的探究内容选用较少;教师较少对探究内容进行改编,观察课例中58.0%的探究任务未经过教师的任何改编,且教师的改编往往弱化了课堂上的学生探究(占58.6%),教师访谈中有5人改编弱化学生探究,有2人改编加强了学生探究。探究内容的教学策略执行方面,学生主体性地位获得了一定体现,问卷调查中仅5.8%的教师喜欢选用教师讲解的方式,其余94.2%的教师倾向于给予学生一定探究机会,课堂观察中比例相当;教师倾向于师问生答的师生互动方式,问卷调查中84.7%的教师喜欢采取师问生答的方式来进行探究,课堂观察中这个比例为81.5%;学生更多运用基础探究技能来进行探究,问卷调查中教师选择让学生提问创造的比例最小,课堂观察中则综合技能使用频次仅占到9.8%;探究开放水平维度的考察则发现,学生的探究空间较小,课堂观察中探究任务的平均开放水平为2.23。探究内容的教学目标凸显方面,接受访谈的9位教师,叙述了自己在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时所关注的教学目标,有7位(77.8%)谈及知识与技能领域的教学目标,有4位(44.4%)谈及过程与方法领域的教学目标,另有5位(55.6%)谈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域的目标。其四,样本教师对探究内容的使用,受到来自教师自身、学生、教科书、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五个方面的影响:教师自身方面,65.6%的教师认可探究内容的编写意图是提供师生开展探究教学的素材,但仅52.4%的教师认可探究内容的探究任务应由学生来完成;72.4%的教师认同高中数学教科书中的探究内容,且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内容属性与教学属性的认同均值超过对配套资源的认同均值;处于5个探究内容关注阶段(信息、个人化、管理、结果、合作)的教师比例分别为39.8%、77.3%、58.0%、73.3%、86.5%,表明教师主要关注探究内容对自身带来的影响,探究内容使用对学生带来的影响和与其他教师就探究内容的使用进行合作等叁个方面;另外教师的个体能力水平和经验亦会对探究内容的使用带来一定影响。学生方面,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学生的参与性、学生的已有经验与兴趣分别有71.1%、64.2%、61.1%的教师认同会对其探究内容使用带来影响,另有81.3%的教师反映班级人数太大,影响了学生自主探究、动手实践、合作交流的实施。教科书方面,探究内容对考试的重要性、探究内容是否符合教学的需求、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明确性、探究内容的难度、探究内容的启发性与必要性、探究内容的生活性、探究内容的可操作性等均会对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带来影响。学校环境方面教学时间紧、硬件条件缺乏、教学以知识为取向而非能力为本位及政策制度层面的文化如是否提供给探究内容使用有利政策和教研制度支持等,亦是制约探究内容使用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方面,对探究内容使用的影响则来自于科举制度的考试文化传统、实用主义的功利文化环境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传承。其五,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教师内在提升、教科书编制、学校环境改善以及社会整体文化等四个侧面提出促进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教师提升策略方面,对探究内容的选取与改编,教师应依据探究主线来取舍教科书中探究内容、依据“探究的流畅性”来增加探究内容、依据“探究的明确性”来改编探究内容、依据“教学的现实性”来创生探究内容;对探究内容教学策略的执行,教师应树立合理的教科书使用观、从数学本质和数学探究的特征以及数学探究的方法技能出发来引导探究、正确认识数学探究过程与结果的双重性、并分清教师和学生在探究中的角色地位;对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师应正确认识并合理呈现探究内容的教学目标。教科书的编制方面,应通过广泛调研来确定并明确指出探究内容编制的目的,并正视不同教科书位置中探究内容编制目的的差异;探究内容的选择应遵循价值性、探究性、操作性、趣味性、层次性、文化性等原则;探究内容的呈现则应遵循集中性、完整性、问题性、阶梯性、阅读性、指导性等原则。学校层面应转变仅围绕高考的教学取向并在教研活动中关注探究内容使用。社会文化层面则应做到全面认识高中数学教育培养目标、家长和社会大众切勿给予学校教育过多外部干涉、高考命题应转向关注问题解决能力。论文分为8章,绪论、文献综述、研究设计、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编写特点分析、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现状透视、高中数学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影响因素、促进教师使用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研究的结论与思考。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首次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编写特点和使用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主题新;2)研究着眼于教科书的教学属性,将高中数学教师对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视为探究内容教学设计意图的实施活动,从探究内容的选取、探究内容教学策略的执行和探究内容教学目标的凸显叁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探查,研究的视角新;3)研究采用TIMSS课程框架作为理论框架,通过研究证实了其对探究内容使用这一微观课程实施领域的解释力,亦发现了课程、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因素对教科书使用及教学实践活动影响的交互性,揭示了教科书使用是一复杂的教育现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教师使用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策略,研究结论新。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研究仅涉及TIMSS课程框架中叁个层面课程中的两个——预期课程与实施课程,且仅关注教师主体对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探究内容的使用,未能够揭示探究内容使用的效果;2)研究采取多种工具收集数据,原始资料非常庞杂,掌握不易,故不排除数据分析时忽略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整体意义”,而只作了片面推断的可能性;3)研究受取样局限,故而更追求理解性和建设性的结论,而缺少一般量化研究的确定性、普遍性和推广性。
王庭波[3]2013年在《小学语文“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颁布,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将步入“深水区”,对语文课程改革十余年成效与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将会使语文课程改革摆脱理论的困惑与实践的困境,逐渐走向澄明之境。从变革性实践的角度看,当前语文课程改革在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裂隙”,其根本原因在于从思想观念到教学实践的转化过程中,传统教学思维方式的根深蒂固与新型教学范式的乏力。本研究以小学语文教学为研究对象,以范式理论为“体”(结构框架),以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用”(思想方法),针对当前“内容分析”式教学暴露出的问题,构建“视域融合”教学范式,既直击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难处”与“痛处”,又丰富和拓展了语文教学研究视野。本研究从“问题”切入,采取“读懂变革性实践+理性反思”的研究路径,主要采用文献法、案例研究法与调查法,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研究的意义,研究的问题、思路与方法,并对“语文教学范式”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第一章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原点出发,聚焦学生“主体性危机”论题,对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习非成是的“内容分析”式教学进行检讨,对其特征、产生根源以及对学生主体性的遮蔽进行揭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语文教学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与教学本质观的当下审视,引导“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出场”。第二章对“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基本原理进行阐述。主要沿着从“视域融合”的哲学解释学原理阐释,到“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教学原理阐说的逻辑展开,探讨了“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涵义、特征、对话旨趣与教学喻义。第叁章至第五章,围绕“视域融合”教学范式建构的基本逻辑范畴,分别从宏观层面的教学观念与教学原则——中观层面的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微观层面的教学程序与策略叁个层次展开探讨。第叁章阐述了“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基本观念与教学原则。“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主体”意蕴反映在教学观的革新,具体体现在教学目的观、过程观、师生观与评价观四个维度。教学观念的转变,不仅是一种教学重心的转移,而且是对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当代意义的思考。“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多元有界”原则,针对“视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一核心问题提出,旨在回答语文阅读理解中“一元”与“多元”、“有界”与“无界”的“解释学冲突”。第四章从“阅读”与“教学”耦合的视角,对“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四个结构要素进行分析,“视域融合”教学范式中的学生是文本世界的意义生成者；教师是“角色丛林”中的对话者；文本是开放的“召唤结构”；教科书编者是学生“期待视野”的预判与提升者。对教学要素进行静态分析,目的是把握教学要素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五章探讨了“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运行机制与教学策略。“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运行机制包括其动力系统与操作程序,“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内在融合系统是师生与文本的视域融合,外在融合系统是教学主体间的视域融合；“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操作程序包括常式与四种变式,凸显了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参与性、合作性与差异性。“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策略指向了学生、教师、文本叁个教学主体与对象要素,包括拓展学生期待视野的策略,把握文本召唤结构的策略,增进师生对话交流的策略。“视域融合”教学范式的提出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本研究的主旨在于“扬弃”而非“颠覆”：“视域融合”与中国传统文论之间的映照,“视域融合”教学范式对“内容分析”式的反拨,“视域融合”与“对话”理念的互融互补,都反映了本研究的意图在于揭露、诊断、明辨与建设。
马超[4]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继承改革开放39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借鉴西方治理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现代化、求解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堪称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与优良传统,始终是我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与“中心环节”;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一项教育活动,始终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方式与前沿阵地,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语境与服务主题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已经很难全面系统地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命题由此而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自身现代发展的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性、前沿性研究课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系统论分析和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内在关联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和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力求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强化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与功能保障作用。具体而言,论文研究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分为五大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研究的简述介绍,即第一章内容。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以往研究成果、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形成对文章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部分:研究的理论逻辑,即第二章内容。主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词源进行考证并准确界定其概念,分析其本质特征与重大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与重要功能进行全面解析,并以此为基础,深刻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性,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重要性,为后续章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研究的历史逻辑,即第叁章内容。主要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古代儒家、法家、道家等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国家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思想观点,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国家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统领”功能与“思想管理”功能的理论成果。这些思想观点与理论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指导、启示和借鉴。第四部分:研究的现实逻辑,即第四章内容。主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面对复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环境,缺乏学科体系系统潜质研发的支撑,受到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消解,已经滞后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与转换。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的现实召领、国家多元治理主体能力培育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的政策制度保障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机遇与可行条件。第五部分,研究的体系逻辑,即第五、六、七章内容。主要坚持以创新意识与体系意识为导向,在对上述现实困境与转换机遇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主要包括其转换机理、内蕴价值、实现路径等内容。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本质在于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要素结构的系统性升级与客体性服务的价值实现,旨在使自身富有鲜明的治理特色,建构现代“思想治理”功能,彰显其在整合与净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解读与传播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价值理念、培养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素质中的重要价值,并从创新发展理念、优化社会环境、夯实学科体系、建构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探索其实现路径,推动其螺旋式升级与渐进式发展。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时代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运行规律与战略需求开展功能转换工作。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与实践探索性推进其稳步有序实现。
陈进[5]2014年在《我国教师研究的形态比较》文中指出本文从教育形态学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实践进行一番梳理,对中小学教学研究、中小学教育科研、教师行动研究、教师个人课题研究、微型课题研究等教师研究的具体形态,从研究主体、研究方式、研究组织、研究制度、研究价值、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抽象出我国教师研究的内在涵义。同时,运用教师研究应有之涵义透视当前教师研究各形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教师研究的实践提出改善性建议。第一章对本研究的背景、研究目标及内容、研究的方法等研究必备要素进行了交代；并通过对教师研究各形态中概念使用的梳理,明确本文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对教师研究主要形态的历史发展状况的探究及文献梳理,提出了我国教师研究各形态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对教师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程的进行探寻,梳理教师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实践经验,为我国教师研究的探寻构筑一个国际化的视野；通过对国外教师研究发展经验的探寻为我国教师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的经验与参照。第叁章对实践中教师研究各形态的研究主体的分析,提出教师研究的主体应该是中小学教师,应该是中小学教师中的“一线教师”。并指出我国传统的教师研究形态中主体错位的原因,对我国教师研究实践中“管理者、专家、教师”间的关系的处理,给予策略性建议。第四章对我国教师研究实践中的研究方法使用的历史进行分析,及我国教师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分析,指出适合教师的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其选择；并就教师研究规范的建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提出教师建立自己的研究规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五章对教师研究的管理体制进行研究,通过对传统的教师形态中的“教研”形态、“科研”形态管理体制的建立,及管理特点的分析,指出我国教师研究集权化的管理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教师行动研究形态”的推进方式进行探索,指出“政府”在教师研究的制度化建设与推进中“适度”参与的重要性。第六章对教师研究评价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探讨了教师研究成果表达形式选择,提出教师研究成果表达应包括行为的改善和文本的表述两个方面。通过对各教师研究形态中教师研究评价标准的分析,指出运用专业化教育研究的评价标准对教师研究进行评价的危害,提出建立教师研究独立的评价系统的重要性,指出教师应成为教师研究的评价主体,教师建立自己的教师研究评价标准。第七章就教师研究价值进行探索,通过对教师研究各形态中研究目标定位的分析,指出我国传统的教师研究形态目标定位中的问题。正是由于教师研究工具性的价值取向,导致教师研究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的出现。第八章对“小课题研究”“微型课题研究”“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等新的教师研究形态的描述,揭示教师研究创新制度的诉求。并指出以“增量式”局部改革,已不足以解决教师研究中的问题。整体的制度设计及全面的教师研究制度改革已成为迫切需求。
李敏[6]2016年在《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提升质量是我国加快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在适龄儿童入园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以幼儿园为主体的教育机构的质量提升乃是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教育督导以其监督与指导并重的双重职能,是保障和提升学前教育机构质量水平的重要手段。尽管我国已于2012年颁布实施《教育督导条例》,但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运行体系还不完善,诸多理论问题也有待解决。因此,有必要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国内外已有成果从“学前教育质量”和“学校督导”两个角度为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学前教育机构尤其是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内涵、要素、评价标准、评价工具等进行了相关研究;探讨了学校督导的职能定位和结构要素;提出了发展性督导、主体性督导等理论框架。但教育督导如何有效提升学前教育机构质量,以及如何针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特征建构相应的质量督导理论,都还有探讨的空间。本研究首先对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的涵义进行了解析,提出了以生命取向和赋权增能理念为基础的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价值取向,进而在对《教育督导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国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主客体及其关系、督导事项、运行方式等方面建构了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一项行动研究对其予以检验,最后提出相关的改革建议。论文第一章为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的涵义与价值取向。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的核心在于儿童生命意义的实现,应当从生命存在、生命尊严和生命意义的角度去思考教育实践,去研究资源配置,进而作为评判学前教育机构质量水平的根本依据。这种质量观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呈现出动态性,它反对孤立静止地关注质量标准和指标体系,而要求教育活动相关主体不断地将自身的实践行动以及既有的质量指标放在生命价值的光辉下审视,并基于审视的结论而对实践行动予以优化调整。生命取向的质量观优先考虑儿童的权利,对互动关系予以积极支持,对人格充分尊重,强调质量标准的多元建构。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则应当通过赋权增能去实现机构的内生性发展。这种赋权增能的督导观并不只单纯试图约束和控制被督导者的权力和行为,而是反过来通过给予被督导者一定的权力、帮助其提升能力,进而最终引发自觉的行为改变,从而实现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的内生性发展。多元对话和激励指导是其显着特征。论文第二章综合采用文献、问卷、访谈等多种方法,研究了我国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督导主体存在职能和权限上的交叉重迭,且对学前教育机构的业务指导乏力;督导客体方面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未能受到同样关注,针对早期教育机构的督导明显缺位;督导事项方面存在着政策依据的缺位与错位,对学前教育机构内生性发展的引导不足;督导运行方面多元主体参与不充分,督导效果不佳。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普遍盛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生命的宰制;另一方面则是“监管约束”的督导理念所造成的对创造性的泯灭以及对内生性发展的制约。第叁、四、五章分别从主客体及其关系、督导事项的确立、督导运行叁个方面建构新的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理论框架。“锥体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人员的专业素养,乃是督导主体指导力的根源。完善督导人员管理制度、激发内部督导主体的潜在能量是提升督导主体指导力的重要举措。督导客体应以薄弱幼儿园为先,并加强对早教机构的关注。当督导主体从“家长”转变为“教练”,客体行为方式从“遵从”走向“超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则从“我-它”走向“我-你”。确立督导事项当以教育政策法规为基本依据,从“预成”走向“生成”、从“一元”走向“多元”,最终指向人的生命意义之实现。基于发展性、主体性、实用性原则建立的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事项的叁维结构,将过程与结果结合,从教师、儿童、家长等主体视角,把机构愿景与基本理念、组织机构与管理运行、课程方案、保教实践、反思改进等纳入督导事项,既提供了基本的督导事项框架,又能够很好地兼顾不同机构的差异性。质量督导运行的本质是主客体之间围绕督导事项叁维结构所开展的持续对话。对话的核心是提高机构的质量水平,对话的前提是多元共建的话语体系,对话的形式强调对彼此生活情境的卷入,对话的效果要追求观念的认同和行为的转变。为了提升对话的有效性,需要从规范流程、拓展渠道、增加深度、提高效力等方面对运行方式予以改进。第六章为行动研究,通过对一所新建私立幼儿园为期近9个月的督导实践和反思,对前述理论框架予以检验。围绕核心理念、管理运行、儿童活动等与利益相关者展开的深入对话,强调家长参与、反思改进等,有效提升了该幼儿园的质量水平。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应秉持正确的价值理念,即质量督导的职能定位应从重监督向重指导转变,有效的指导必须建立在被指导者明确意识到的内在需求基础上,而需求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的质量观和教育理念基础上;督导对话应强调持续多元反思;内生发展应以学习型组织为依托。第七章对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的改革方向进行了展望。应当进一步厘清督导-教研-评估-审批机构的责权边界,以教育督导机构来实现多元主体的职能整合,并可以考虑将指导职能与监督职能适当分割,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积极推进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的职能外包。
索磊[7]2016年在《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哲学实践转向、教育研究实践转向、课程与教学实践转向的历史背景下,本文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借鉴了该领域关于实践理性的研究成果,尝试用实践理性来解释教师专业成长,提出了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的命题。论文遵循着以下研究思路:什么是实践理性?为什么提出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实践理性关照下教师专业成长应当是怎样的理想境界?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存在怎样的现实阻抗?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有哪些现实选择?论文从对实践理性的界定着手,探讨了实践哲学的两种不同传统。相应于两种实践观,实践理性也有不同的内涵。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德性实践论。总体而言,其所言的实践主要限于政治、伦理之域。康德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实践哲学传统,把实践与道德领域联系起来。基于此种传统的实践理性,其内涵局限于道德、伦理和政治领域。技术实践论则源自培根,这一传统把关注之点从道德哲学转向自然哲学,扩展了实践的内涵,实践不再只是伦理的实践,而且是一种技术的实践,涵盖了科学和生产活动。道德实践论和技术实践论割裂了人类行为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标志着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这种实践转向超越了这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基于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实现了实践的完整性,统一了制作和实践的对立,弥合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割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应的实践理性不再囿于政治和伦理之域,而体现在对于人类行为全面关注,既关照人类行动之善的价值追求,也关注人类行动的成果与效率。本文依据实践结构包括目的、手段和过程叁要素的观点,结合实践过程的内在逻辑(有益性、有效性和正当性),把实践理性归结为叁个内在向度:价值论、工具论和交往论。叁个向度分别针对的问题是人类行动“何者为善”(有益性goodness),“如何达到善”(有效性effectiveness),“怎样使善的追求合乎规范”(正当性rightness),与此相应实践理性具有叁个原则:向善原则、有效性原则和正当性原则。据此,本文建构了以实践理性作为理论工具的分析框架。教师专业成长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实践,集“成己”与“成人”于一体,是一种自身具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实践理性可以对教师专业成长实践展开前提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教师可以据此调整自身专业成长的方向、提升专业品性、追求自我卓越。实践理性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诉求对于教师专业成长有着丰富的意蕴。为了对实践理性关照下的教师成长进行详细阐述,本文运用所建构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实践理性叁个内在向度展开了具体的描绘。价值向度是实践理性的内在向度之一。以价值向度检视教师专业成长实践,则其目的导人向善。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就是教师价值理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统整社会期望与自身合理需求、兼顾公共利益和自我生命价值,实现身心和谐发展;教师总是能意识到专业知识技能也承载着价值,不会“只注意赶路却迷失了前行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实践理性价值向度视域下的专业成长强调教师主体性的彰显,教师是自我成长和发展的主人,教师成长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内在主动性而不是外在催迫。工具向度(技术向度)是实践理性的另一向度。在实践理性工具向度的视域下,教师专业成长则在于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成长目标,探求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及其获取与掌握的有效途径;实践理性的工具向度很好地诠释了实践理性的筹划功能。如果把教师专业成长比作一次远行,实践理性的价值向度负责规约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工具向度则负责路线的设计、交通工具的选取以及行程安排。交往是教师专业成长实践的本质特性之一,教师专业成长离不开教师与他人的交往和教师的自我交往。实践理性交往向度视域下,教师专业成长就是教师提升自己与人沟通的有效性,养成交往伦理和审辨思维能力的过程。要而言之,实践理性作用于教师成长就是探求“何者为教师专业成长之善”(成长的有益性),“如何达到教师专业成长之善”(成长的有效性),“怎样使对教师专业成长之善的追求合乎规范”(成长的正当性)。以实践理性检视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则教师的专业成长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对照实践理性的叁个向度,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分别表现为:价值向度上存在价值取向迷失的现象,教师的发展目标过分注重功利取向而忽略教师专业成长的本体价值;发展内容上对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视遮蔽专业伦理的价值;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教师主体缺失、主体性消隐;发展方式上则表现为教师交往目的异化、意义失落。实践理性的工具向度上存在问题的典型症状表现为:专业主义理念下成为“技术型”专家的发展目标,效率至上意识下过分追求发展过程的可控制性和高效率,教师过着一种科层组织底层的单向度生活。就实践理性的交往向度而言,教师的交往现状暴露出交往向度的孱弱,表现在:以差序格局为标志的交往原则人情化;文人相轻导致囿于门户之见;不能真诚面对自我内心造成交往心理失调;民主交往意识欠缺以致唯权唯上。这些都有违于实践理性关于教师专业成中过程的正当性原则。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的前提是教师实践理性的合理化。当前教师专业成长的困境反映出教师的实践理性不完善,突出的问题是实践理性内在各向度的失谐。这是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所面临的现实阻抗。本文结合历史文化脉络和我国的具体现实国情进行了多方归因。首先是时代因素,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造成中国既有现代性的问题,同时又受到后现代思想的冲击。现代性带来的工具理性滥觞,在祛魅的同时又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殖民;变革时代与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导致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价值判断和选择的难度;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不利于实践理性的合理化。教师是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决定着课程改革的成败,因而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就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课程改革是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提出了教师改变的吁求。2001年开始的课程改革也的确进行了大规模的教师培训,然而培训却存在一定偏差,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尚需更新培训理念、进一步提高培训的方式和针对性。教师个人经历和个体的人格特征影响着教师实践理性的形成和完善。基于实践理性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选择包括:通过培养教师的价值自觉、批判性反思来促进教师价值判断能力、辨识教师专业成长之善的能力;形成教师专业成长正确的器道观,以提升对于教师专业成长手段有效性的考量能力;通过学习型学校建设来营造有助于交往伦理形成的良好氛围,促进教师交往伦理规范意识的形成。
任艳妮[8]2015年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传统的一元主导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竞争的信息社会环境。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尤其是对新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大学生,传媒的影响力更加明显和深远。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培养和训练人的思想品德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要想在这种复杂多变的传媒环境中发挥引导思想、培养道德品质、规范行为习惯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将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融入学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础,借鉴传播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结合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现状与问题的实证调研,提炼归纳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与接受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根据传播要素及传播过程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情况,构建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具体研究内容从以下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绪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核心概念等进行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展开打好基础,做好铺垫。第二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基础。任何科学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基础上进行和展开的。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问题研究主要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个层面展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和接受程度如何是评价有效性的最终标准。第叁章,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路径依赖及嬗变。本文以传播要素为横轴,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历史为纵轴,分析和总结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历史特征和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自由、开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固定模式和传统的路径依赖逐渐失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凸显。第四章,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行为,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本章重点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静态层面——传播要素对有效性的影响,动态层面——传播过程环节对有效性的影响。当然,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环境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对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传播结果的有效性。第五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素的优化。主要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传播要素本身应该具备的积极属性及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如何继续提升和优化这些积极属性以实现有效传播。第六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及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因此,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在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考察,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了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因素及提高有效性的路径问题。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鉴传播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需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同时,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突出了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在信息传播系统中,教育者(传播者)和受教育者(受众)都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双方地位平等,关系紧密,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与否直接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成败。因此,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就是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大学生的个体需要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从而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第二,初步构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往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分析研究多采用本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在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者的统一。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的要素构成、效能发挥、运行过程和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系统的传播障碍,寻找消除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由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初步构建了传播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理论框架。第叁,构建了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模式,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新尝试和探索。目前理论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都倾向于建立一种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笔者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种传播模式,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传播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展现出所有的传播活动。因此,本文分别探讨了不同信息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刘远杰[9]2013年在《论学生叙事》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引入“教育叙事研究”方法。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叙事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有效补充。所谓“叙事”就是叙述经验与故事,“叙事研究”是对“叙事”的研究,强调“叙述行为”作为经验的意义,以及经验故事背后的意义,其中的“研究”即为关注、理解、解释与意义建构等具有主体性发挥与价值参与的过程。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对教育生活中的故事、经验、事件等的“叙述—研究”活动。我国自引入“教育叙事”伊始,就严格秉承国外教育叙事的初衷,将之充分应用于教师专业发展领域,构成了以教师或教育者为叙述主体与研究主体为一体的教育叙事研究范型；以及以教师或教育者为叙述主体,并以其他研究者为研究主体的教育叙事研究范型。这很大程度的促进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然而,从教育活动、教育生活的“主体”(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行为)角度来看,这并不能反映“教育”叙事的全部,甚至不能体现“教育”的本真,原因在于缺失了学生的“声音”——指建立在学生主体地位得到认同与实现,主体性得到发挥的基础上的学生“叙述”。从教育主体的角度上审视教育叙事,本文提倡“学生叙事”。旨在唤醒、赋予学生“叙事主体”的身份,通过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的发挥,让学生叙述自己的经验,使“叙事”呈现学生经验、反映学生的教育生活,并通过“叙述”体验反哺学生主体性的养成。“学生叙事研究”的根本旨趣是：建构学生作为“叙述者”与“研究者”为一体的叙事研究范型,主要任务是：促使教师成为“学生叙事”的主要“他者”研究者。从而使得“学生叙事”与“教师叙事”共同构成较为完整的“教育叙事”。从研究方法角度上,提出“学生叙事研究”还在于突显一种“自下而上”的教育研究思路,即从“学生”的角度进行教育研究。基于“叙事”与“学生叙事”的内涵,本文将首先从杜威经验哲学、儿童认知发展、我国新课程改革“主体性”诉求以及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儿童学”旨趣等理论视角出发,论证“学生叙事”的可能性。并从主体、语言或呈现、主题等维度划分“学生叙事”的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将从课程与教学两个方面阐释学生叙事的价值所在。课程方面：注重从课程资源的视角、学生课程参与的视角和课程文化视角进行分析。教学方面：注重从教学互动和学习方式两个维度切入主题。最后,本文将提供“学生叙事”的操作性说明,分为叁个方面：一是界定学生叙事研究的属性；二是探讨学生叙事的现实投射；叁是论析学生叙事研究的两个基本路径,即以学生为研究主体的研究形式,以及以教师(或其他研究者)为研究主体的研究形式。
李晓莉[10]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发展、壮大,30多年来形成了涉及教育对象、内容、方法、目标、评估、保障体系等相关要素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学科建设发展和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更好地看清形势、把握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工程,但目前关于该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论、系统论、方法论等领域,对创新发展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内容、目标、过程、模式等单个要素或方向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着眼破解当前以知识灌输为本位的生存性、同质化、资源配置型教育模式所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如教育方式单调、教育资源琐碎、教育内容匮乏、教育主题隐晦、教育受众模糊、教育效果欠佳等,提升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成效。从协同论的理论视域出发,就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价值引领、参与主体、发展动力、实现过程、文化生态、保障体系、发展格局等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旨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理论体系,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发展型、人文化、资源整合型现代教育转变的创新发展之路。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存在“何以要”、“何以能”、“何之困”、“如何做”、“如何续”五个向度。“何以要”——“思想政治教育为何要协同创新”是研究前提,根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性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两个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协同创新的必要性;“何以能”——“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协同创新”是研究基础,从系统论、方法论、逻辑学、发生学等角度,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模型,可为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何之困”——“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有其发展瓶颈”是研究导向,客观梳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寻求创新发展之路提供目标和依据;“如何做”——“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如何构建”是研究重点,从参与主体、发展动力、过程控制、生态空间、保障体系、建构格局等方面,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如何续”——“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研究关键,要从发展规划层面就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出设想。思想政治教育和协同创新各有其理论基础,二者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西方协同创新理论中,都有相关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范畴具有丰富内涵,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内容协同、过程协同、空间协同、方法协同等。协同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体现于现实需要和实现可能两个角度。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引领,展现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呈现于集成价值产生的吸引力、协同实践凸显的有效性、自身组织调节的适应性,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诉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人文化、方法现代化、资源综合化、功能渗透化等不同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目标分析包括目标的设置原则、建构要求、实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研究,需要搞清对象、理顺关系、认识功能、提出优化建议。主体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层次,各有其界定,参与主体之间又具有内在关联性,表现为关联的方式和过程。各参与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价值体现在存在效益、情感效益、沟通效益、协作效益、发展效益五个方面。参与主体关系优化则应主要考虑调整理念和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发展动力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象、过程、模式、目标等相关要素息息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源动力来自于学理整合性需求、运行调适性需求和思考延展性需求。学理整合性需求的观点,导源于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学理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对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势,因此需要从公民素养和公民道德教育、全球意识和全球视野培育、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培育、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网络公民意识和网络伦理教育五个方面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倡导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关于运行调适性需求的观点,体现在从全面发展育人目标与物质功利主义间的重塑性调适、社会现实规范与教育理想规范之间的适应性搭配、新生群体活动特质与思想教育方式之间的融合性互动。关于思考延展性的观点,鉴于坚持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视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必须坚持时代化、个性化、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过程控制问题,主要表现于影响因素、实施环节、功能发展叁方面。对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要区分内部、外部和横向、纵向不同维度展开梳理,还要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剖析。过程控制的实施环节,其基本模式是“计划—组织—评估”,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实施过程中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和评估反馈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功能发展,集中于导向性功能、凝聚性功能、激励性功能、调节性功能、开发性功能、生态性功能、转化性功能七个基本功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不但要保证基本功能,还要注重功能拓展发挥,互惠知识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系统有效匹配是功能拓展发挥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文化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文化有其基础内核。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思维意识体现在逆向思维、差异思维、补位思维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风险精神、独立精神、宽容精神等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行动能力展现于交流沟通、对话合作、协调发展等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也有其存在特质:包容内聚力、开放外引力、平等向导力、分享生产力。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具有一定的活力表现:描述力、解释力、整合力、时效性、创造力。其中也不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培育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调节资本、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生态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动力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潜力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保障体系,宏观上区分了制度保障、物质保障、思想保障、环境保障、智力保障五个方面。具体而言,在制度保障上,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是制度保障的基础,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只有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创建优质的生态归宿。而经济常态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物质基础,价值高势位则发挥着精神指引作用,影响着育人导向和精神生产。营造协同氛围的基本思路是强化主体的责任意识、提升客体的感知能力、拓展媒介的渗透空间、增强舆论的积极能量。人才优势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智库资源,而这有赖于价值引领、人格感召、知识覆盖、科研吸引、实践渗透的“五位一体”育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视域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协同创新进行的前瞻性探讨。从理论视域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应当尊重科学发展规律、从现实出发设计变革思路、遵循主体人性化标准、坚持育人根本目标、注重育人体系协调化、推动资源整合利用、持续深化理论研究、突出经验借鉴、持续探索改革创新。从实践格局看,要着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属性、积极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驱动。就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未来研究方向来看,协同思维与知识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协同思维与知识创新潜在的关联、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重要的理论术语、坚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和价值的趋同、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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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教师研究的形态比较[D]. 陈进.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6]. 学前教育机构质量督导研究[D]. 李敏. 西南大学. 2016
[7]. 基于实践理性的教师专业成长研究[D]. 索磊. 西南大学. 2016
[8].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D]. 任艳妮. 西北工业大学. 2015
[9]. 论学生叙事[D]. 刘远杰. 广西师范大学. 2013
[10].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D]. 李晓莉. 兰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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