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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能吃苦的精神是对的。但是，最终而言，吃苦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追求快乐并没有不好，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
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几十倍，而快乐水平一样。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快乐水平很低。这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
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有长期研究资料的美日法都显示，几十年来，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但快乐水平只在同一水平上波动。
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就业、婚姻、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快乐有显著的正相关。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是正确的；越重视金钱的人越不快乐。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像笔者这样的海外华人，虽然非常高兴，但也不免有许多担忧，包括担心神州山河的破坏与空气的污染。绿色GDP的核算，虽然有待许多改进与完善，却是一件很重要的措施，希望能够促使各地政府部门更加重视环保，避免将来有钱而没有能够健康生存的环境。
不过，足够的收入与优良的生存环境只是幸福的有利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对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笔者感到特别高兴。如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就推出，也出乎笔者此前的预料之外。即使对幸福指数的构建，未必能很完善，总是向重要的正确方向跨出第一步。
什么是快乐?
笔者是研究福祉经济学的，因此对快乐问题，尤其是与经济的关系，向来很感兴趣。福祉或幸福是比较正式的讲法，或多数指比较长期的快乐。给定同样的时期，不考虑讲法的正式与否，则快乐(happiness)、福祉(welfare)和幸福(subjective well being)都是完全的同义词。如果一个人终身大都很快乐，则他就有幸福的一生。
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多数没有快乐的感受，也没有痛苦的感受，快乐值等于零。当他生病、受到伤害（肉体上或是感情上），忧伤时，他的快乐就是负值。当他有感官上或是心灵上的享受时，他的快乐就是正的，而快乐或痛苦有不同的强度。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快乐的强度为纵轴，一个人的快乐（横轴或中性线以上）与痛苦（中性线以下）可以用一条曲线来表示。净快乐就是中性线以上的面积减去中性线以下的面积。于是，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快乐方式，总的快乐却是一维的。
为什么有些快乐或享乐方式被认为是好的，有些被认为是不好的呢?这是因为有些享乐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地（例如通过对知识或健康的影响）增加将来或他者的快乐（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有些会减少将来或他者的快乐。如果没有影响，或有同样的影响，则不同的快乐只有强度的不同，没有好坏的不同。
快乐是终极目的
陈惠雄博士说过，多年前他写快乐论时，有人批评说，“我们应该讲吃苦，不应该讲快乐！”尤其对年轻人，强调能吃苦的精神是对的。但是，最终而言，吃苦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若为吃苦而吃苦，何必呢?若人生一定永远痛苦大于快乐，我宁可世界毁灭！
追求快乐并没有不好，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有一首民歌说，“我们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可见追求快乐并没有错。
快乐的感受是我们直接感到好的，因而快乐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工作为了赚钱（也可以是为了自己或他者的快乐），赚钱为了消费，消费为了快乐。快乐不为其他任何东西；快乐是终极目的。快乐也能使我们健康与工作得更好。但健康与更好地工作，最终也应该是为了（自己或他者的）快乐。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根据三点：人民利益、生产力、综合国力。这和快乐有没有冲突呢?笔者认为没有冲突。既然人民最终追求的是快乐，则最终而言，人民利益就是人民的快乐。如果我们为了增加人民现在的快乐，而牺牲长期的生产力与综合国力，就会减少将来人民的快乐。因此，要讲生产力与综合国力没有错，但最终为的也是人民的长期快乐。
其他诸如知识、自由、民主等等，也是一样，都很重要，但它们之所以重要，终极而言，是因为它们能够增加快乐。我宁可做一只快乐的猪，不做一个不快乐的哲学家，如果这位哲学家并不能（包括通过他的知识）增加他者的快乐。
金钱能否买快乐?
大量的研究显示，财富与快乐的相关性不大，而且主要在小康前。以国家论，富有的北欧，快乐水平最高。其次是英美加澳新等英语国家。但富有的日本与法国，快乐水平很低。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停滞，但快乐水平却显著增加。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几十倍，而快乐水平一样。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快乐水平很低。这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
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有长期研究资料的美日法都显示，几十年来，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但快乐水平只在同一水平上波动。百万富翁比他人快乐不了多少。是否值得牺牲家人亲友，冒坐牢与生命危险去掠夺公家与他人之财产?
快乐的衡量与比较
经济学者对快乐问题的忽视，一方面是由于衡量与人际比较的困难。心理与社会学者对快乐的测度，通常根据人们对自己的评分，例如给自己在0～10分之间选一个分数，或选“非常快乐”，“快乐”，或“不快乐”等。用这种方法得出来的快乐指数，人际可比性不高， 但还是有相当的可靠性，例如与亲友的意见一致，与心跳、脑电图等也一致，和生活中的好事坏事也一致，不同学者得出的结果也相当类似。例如，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就业、婚姻、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快乐有显著的正相关。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是正确的；越重视金钱的人越不快乐。
不过，多数经济学者对快乐研究的结果不信任，因为一般上经济学者不信任人们的口，只信任他们的钱包；不信任人们所说的，只信任他们愿意花自己的钱支付的。这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应该绝对化。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重视快乐的研究。例如Di Tella与MacCulloch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上讨论快乐数据在经济学上的应用的文章中说：“快乐调查得出有意义的、反映真正效用的结果”。
对那些还是有严重偏见，轻视快乐研究的经济学者，笔者有一个杀手锏。请经济学者们看看自己的后院。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国民总产量。每一个经济学者都深知衡量国民总产量的许多困难，但我们还是老早就应用了，并进行国际比较。约十多年前，来了一个对国民总产量的购买力平价纠正，一夜之间，使中国的国民总产量增加四倍，使印度的国民总产量增加六倍！快乐指数可能需要改进与纠正，但笔者相信不需要做四倍以上的纠正！
不过，快乐指数的可比性并不是很高。可能你对自己的快乐打七分，我对自己的快乐打九分，但实际上可能你比我更快乐。有办法克服这不可比性。笔者于1996年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文章，用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单位，得出人际、时际与国际可比的快乐衡量法，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快乐衡量的可靠性。这方法比较复杂。笔者建议国家统计局采用双重方法，对人数多的大样本用传统的简单方法，再从大样本中抽取小样本，用人际可比的复杂方法，再比较两种样本的结果，就能用较小成本，得出人际可比的快乐指数。
不同的快乐指数
英国莱斯特大学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在今年7月底发表的“世界快乐指数地图”显示，全球最快乐的十国当中，西方民主国家占了七个。7月中，英国新经济基金所发表的“世界快乐星球指数”，刚好形成对比。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31日社论指出，同样是以178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快乐星球指数”，排在前五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反而落在后头。其中，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强国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居于第150名，还落在排名第131的新加坡之后。“可是，新加坡人竟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不快乐的一群……这说明，就‘快乐’这个主观意识而展开的调查和评比，不可能会有客观的标准。”
这结论是对“快乐星球指数”的误会。所谓“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并不是单单指快乐，而是快乐与生态足迹的比例，反映各国取得快乐的生态效率，能够不严重地破坏生态，而取得较大的（人均）快乐水平，就有较高的“快乐星球指数”。美国虽然有相当高的快乐水平，却造成大量的（人均）生态足迹／破坏，所以排名很后。
既然“世界快乐指数”与“快乐星球指数”是很不同的概念，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排名。读者必须注意，才能避免误指快乐指数不可靠。不过，“快乐星球指数”的计算法，也有不少问题，笔者将在12月15日在香港经济学会的主题讲话中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个兼顾快乐与环保的“快乐全球国家指数”(Happy Global Nation Index)，作为各国的成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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