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与执守：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争——由一篇商榷文章引发的商榷及感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感想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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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一直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最重要的几部教材、准教材都在这里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师大、北大、人大、首都师大这样的研究机构，童庆炳、钱中文、董学文、王一川、王岳川、陶东风这样的学术名流，北京的文艺学研究力量之强，全国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望其项背。我求学的地方是在上海，上海文艺理论界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但与北京差距明显。我们这些学生，还包括不少老师，尤其羡慕北京的理论氛围。理论氛围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常能有好的论争。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论争，应当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论争，而不是理论与“反应”、“反响”或者“情绪”、“姿态”之间的论争。因此我格外重视吉林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盖生先生所写的一篇商榷文章：《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2003年第1期的《浙江社会科学》）。
在这篇文章里，盖生先生要质疑、商榷的是文学理论界的“反‘本质主义’”和“理论批评化”。他为自己设定了两个主要论争对手，首都师大的陶东风先生和北京师大的王一川先生。文章认为，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矫枉过正，提倡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也不过是对西学理论的曲意奉合，并为当下的私语化、感官化写作寻求话语庇护。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委婉言说，其结果只能是理论纯度的降解和批评的文本化与独白化。盖生先生的措词很激烈，文势也很凌厉，几乎让人感觉他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所涉及到的文章中，以下几篇最为重要：陶东风先生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陶东风先生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上；王一川先生的《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发表于《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王一川先生的《文艺理论的批评化》，发表于《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另外，盖生先生还有一篇差不多内容的文章《文学理论与批评关系的调试及新文学体制的建立》，发表在《社会科学阵线》2003年第1期上。我把这些文章细细读了几遍，又补充阅读了一些相关材料，不免对北京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氛围越发向往起来。
前面我说到了北京文艺理论界精英荟萃，令人艳羡，而一般的规律，一个地方同一个学科的人才多了，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分化组合，形成不同的学术路径甚至流派。我粗略看来，现在北京文艺理论界是三分天下。一方以童庆炳、钱中文、董学文诸先生为代表，坚持文艺理论走体系化的道路；另一方以王岳川、陶东风诸先生为代表，鼓吹文艺理论向文化批评转化；第三方以王一川先生为代表，他的主张是“文学理论批评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化”。（注：这里有两个术语可能会互相干扰，一个是“文艺理论”，一个是“文学理论”。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狭义形式。现在有些大学的文艺学专业会下辖“文艺美学”和“文学理论”两个方向。）这三方本来都是一个阵营中的，研究的都是“文学理论”或“文艺美学”，但现在，王岳川、陶东风先生向文化批评转得很厉害，似乎已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学界；王一川先生的情况比较特殊，从某种角度看他现在也热衷于文化批评，但他和童庆炳先生的关系相当密切，一直被视为北师大这个文艺学“梦之队”中的一员，因此盖生先生将他同陶东风先生区别开。总的来说，三足鼎立之势已成，论争也就在所难免。这次商榷算是窥豹一斑。本来，以我这种不求甚解的眼光看去，三方并无直接冲突，只不过各言其志、各行其是而已。而且我觉得，对于陶东风先生和王一川先生的转向，童庆炳、董学文等先生本来完全是可以包容的，年轻人寻求学术上的突破与创新，于前辈学者是一件很快慰的事。但问题在于，陶、王二位先生在转向之前，都对文艺学、文学理论已有的学科体系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因为陶、王二位先生都曾经是在体系之中的。批判的目的是要为自身研究兴趣的转变找一个理由。王一川先生明确说，我所提出的不过是从我个人的批评活动出发所做的自我理解而已。（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当然，在论争中这样的表白是不受重视的。事实就是，陶、王二位先生为转向所作的自我批判有可能刺伤了那些不准备转向的人们，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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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盖生先生对陶东风先生的批驳，这一批驳的关键词是“反‘本质主义’”。盖生先生用这个词来概括陶东风先生理论主张的精神实质。陶东风先生反“本质主义”的言论在他很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他曾这样说：“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质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在文艺学领域，“本质主义”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它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陶东风先生认为，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因为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因此，文艺学要向文化批评转化。（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就由这几句话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认为，陶东风先生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错误理解本质主义内涵的基础上的，而正是这种错误理解引发了盖生先生的还击。陶东风先生的错误在于，他对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作了“本质主义”的理解，这个概念就是“本质主义”本身。陶先生不会不知道，本质主义从古希腊开始，已经历了“独断论本质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辩证唯物论本质主义”、“现象学本质主义”、“逻辑实证本质主义”等等各种形态，本质主义内涵的变化史，完全同步于“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每一个新的本质主义的出现，都是以克服旧的本质主义为前提的。本质主义有一个永恒的对手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内涵也是历史的。任何形式的怀疑主义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消本质主义，而只能对“本质主义”的某个特定形态形成致命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总能被化解，而新的本质主义就在与特定形态的怀疑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作为本质主义的怀疑者，陶先生的主要武器是历史主义。但历史主义同样不足以阻断本质主义的伸展空间，这一点马克思和胡塞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马克思正是为了说明在历史中寻求绝对真理的可能性，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引入历史研究；胡塞尔则明确地断言：“从事实出发来论证或反驳观念，这是背谬”，“正如历史无法对绝对有效性的可能性提出任何重要的反驳一样，它也不可能对一门绝对的，即科学的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哲学的可能性提出这种反驳（注：〔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51页。）”。我相信历史主义者陶东风先生是反不掉本质主义这一整个思维路向的，他能反掉的只是“独断论本质主义”这一特定产品——“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正是“独断论本质主义”的要义。陶东风先生本来还有可能反掉“认识论本质主义”——“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但无奈，胡塞尔将认识论的担子扛了过去，陶先生要过胡塞尔这一关是太不轻松了。更何况，陶先生要面对这样一种指责：“简单化地反本质主义，恰恰也是一种本质主义。”（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我同意这一说法，而且愿意给这种本质主义一个名称：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
盖生先生不无愤懑地说：“本质主义应该反对，这没有错，”——他这话错了，显然是受了陶东风先生的误导——“问题是现行的文学理论是否都是本质主义的，是不是一提到‘本质’、‘规律’、‘价值’、‘意义’就是本质主义，就大值得商榷丁。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人类又要回到原始思维的混沌状态，一切以直觉、感性、经验为判断的依据了。”原始思维是否一定如盖生先生所说，我不敢妄下判断，但我非常同情盖生先生的感受。确实，陶东风先生以反“本质主义”为据，对现有文学理论的体系构建进行批评，不能说是公正的。因为今天的“本质主义者”，和陶东风先生一样反对旧的形而上学，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眼光，对包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极端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进行清理、选择、扬弃、吸纳，以之为思想资源和学理参照，来建构既有对传统、经典的继承，又力求解答、阐释、覆盖当下的新的文学理论。”（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历史主义的怀疑论既然取消不了本质构想的合理性，这一工作就得有人去做。而从钱中文、董学文、陆贵山等人的著作来看，成绩是明摆在那儿了。但“这一切，所谓反本质主义者都视而不见，而把文学理论的未来，指向不确定的内爆了学科边界的文化研究，以此为所谓‘后现代文艺学’”，（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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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生先生当然不能——也不愿——止乎愤满。他要还击，他从以下几条路径同时展开反攻。
其一，盖生先生指出一个事实：“从文学理论产生至今，虽然经历了无数次修正、变革甚至体制上的否定，但一些基本思想、核心命题等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就是说，只有在有所继承的前提下进行拆解和否定才有意义。”“文学总有一些本质可认、规律可寻的，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进入文学领域，也不是随便什么理论都可以指认为文学理论的。”直白一点说就是，文学理论是一门学问，不是可以任由文化研究者乱来的。盖生先生以此来反驳反本质主义者对一切本质的虚无主义态度，
（我的意见：这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反驳，(1)任何稳定的“基本思想、核心命题”，都只能证实本质言说的存在及其有效性，而不能证明本质言说的合理性；(2)“文学总有一些本质可认、规律可寻”不等于说文学总有一个稳定的、本质性的定义，因此它与后面那两个判断没有必然联系。）
其二，针对陶东风先生的指控“当下文学理论之于文学批评及写作失效，是因为‘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化所致”，盖生先生反唇相讥：一度曾为显学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理论叙述中似乎头头是道，但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却很难找到标本式文本；另外，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缺乏体系，却好作极端化推论，或以偏概全地阐释——这才是导致当下文学理论对批评、写作思想失控的真正原因。（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我的意见：这里双方有点打乱仗，我不知道所谓“文学理论对批评、写作的思想控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就陶东风先生而言，如果是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使文学理论失效，那么这种失效一定不会是当代现象，而应是自古皆然。就盖生先生而言，如果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找不到标本式文本，那么我要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批评。一者这样的标本式文本其实是很容易找的，只不过国内翻译得不多罢了（诚如盖生先生所说，有拿现代主义作品充数的情况，这是文化交流的不够通畅、及时造成的）；二者，如果盖生先生指的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文本，而是更普遍的“共相”，那我们就要说了：文学理论难道不是经常同创作实际有一个时间差吗？看一看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在什么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就很清楚了。另外，“缺乏体系”、“极端化”、“以偏概全”——这是对某种文学理论失效原因的恰当分析吗？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难道比狂飙突进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更零散、更极端、更以偏概全吗？）
其三，盖生先生发现，大凡以本质主义指控文学理论，都不是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整体关系及实际状况中考察得出的结论，而大多是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理论的特定视阈指认出来的；之所以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呼吁要文学理论走出“作茧自缚”的学科边界，转向文化研究，也是因为坚守纯文学观念的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文化理路相悖。盖生先生于是问：难道西方的思想就是绝对真理？就是金科玉律？这是否与这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地方性、非普遍化相矛盾呢？（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我的意见：盖生先生这个批驳比较好，文化批评的西方色彩确实是太明显了。从理论前提，到立场，到方法，到结论，甚至包括文化批评者不无悲剧色彩的自我形象设计，差不多都由西方理论先行者设定好了。中国人对世界的感觉，对文化以及文学的感觉，对形而上学的感觉，对宏观政治以及微观政治的感觉与西方人真的不尽相同，对此中国的文化批评者显然还缺乏理论准备。——但是，盖生先生的这个批驳应该再往下推，一直推到他自己身上来。我们现行的这套文学理论体系是不是也是西方色彩浓郁呢？盖生先生想要反对的应该只是盲目西方化，而不是西方化本身吧？因此，他问“难道西方的思想就是绝对真理？就是金科玉律？”似乎太着急了些。）
其四，盖生先生认为，“大凡理论，至少要自成体系，即自我指涉、自我确证的逻辑展开和运动的能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外指性和学理性，即对所研究对象孕含的人文价值潜能的发现和判断。而文化研究很难做到这一点：文化研究既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没有确定的学科边界，它从不以人性的提升及精神维度的充盈为旨归……文化研究永远是不确定、边缘化、零散化领域，如果以文化研究代替了文学理论，它能对文学创作发挥何种作用，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不难看出，反本质主义之所以要把文学理论指控为本质主义而消解掉，根本目的在于为当下某些私语化、肉身化、感官化的写作寻找一种话语庇护……使与日常生活相切近的消闲文化挤占本属经典文学的殿堂。”盖生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反本质主义……事实上已构成一种助纣为虐的行为”，“反本质主义者反的不是文学理论本身，反的是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要的是零散化、非人化的本能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还真要对‘本质化’有所坚守。”（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我的意见：即便是在我这种对文化批评并无特别兴趣的人看来，盖生先生的批评也是过甚其辞了。盖生先生对文化批评完全缺乏“同情的理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我只能直接说我的看法：“反本质主义”，“文化批评”，就我的阅读感受及听闻识见，并不拒绝“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恰相反，太多的文化批评者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就是因为太贪恋那种精神上的战斗了，这才把整个文化当成了研究对象。另外，我相信反本质主义、文化批评同反崇高、反规则、反价值不是一回事，因为反本质主义同样应该反对大众话语霸权、反对商业意识形态、反对感官至上论。反本质主义的宗旨，是要为当代思想注入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或者说构筑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如果它引发了人文精神的危机，那么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人文精神需要重写或者发展；如果它曾经鼓吹过零散化、非人化，那也是作为一种斗争的策略提出来的，应该放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打倒一切人文精神不是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当然，我这里是就反本质主义的理想形态而言的，我不否认可能会有一些庸俗的东西打着反本质主义的牌子大行其道。但不管怎么说，把反本质主义、文化批评说成是“助纣为虐”，而把现有的文学理论体系作为人文精神的代表，是太过简单而粗暴了。）
由此，我要说的是，我完全能接受陶东风先生的理论转向，接受他对现有文学理论传统的告别；反过来，我也完全赞同盖生先生对这一传统的执守，赞赏他不断寻求理论创新，以常葆体系活力的决心与行动——但是，我基本上不能赞同陶东风先生为自己的告别所设定的理由，我认为那些理由只能说明他并没有真正从传统中走出；同时，我也反对盖生先生对自己的执守所作的解释，反对他对文化批评太过轻率的攻击。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误解太深，而在我这局外人看来，这误解是如此显豁，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他们稍稍向对方走近一些。这是不是因为告别者过于急切，而执守者又稍嫌敏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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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问世。这部书被普遍视为当时体系性文学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成果，王一川先生是编者之一。但就在次年即1993年，王一川先生发表了《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这篇文章，其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注：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
近年来中国文艺学、体系性专著诚然层出不穷，但是，真正的活力似平激荡在那些并无体系架势却善于提出真正问题的论文文献之中。由体系性文体转向论文性文体，表明文艺理论正自觉与不自觉地削弱自身的理性主义的全知全能自信，而注重个别或特殊现象的难以捉摸特性。
好一个反戈一击，怎么不令人神往！
王一川先生向我们表明，他不想再建构什么理论体系了，在他看来，美学不应该再“给自己提出普遍理论概括问题”，而应“在具体文本批评中探讨语言与意义”，他声称：“从对普遍有效的理论概括力的自信与追求，转向对具体文本的批评，正是当今文艺学的一大特征。”（注：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王一川先生同陶东风先生有一点挺相似，他们都宣称文艺学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的依据又都是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陶先生说，现在西方已不搞文学理论，而改搞文化研究了；王先生则说，现在西方大学纷纷设立批评理论专业，建立批评理论研究中心，文学批评理论、艺术批评理论或文化批评理论等时髦术语已经日渐取代了文艺理论等传统用语——言下之意，我们还不快点转型？这样的逻辑是很让人生气的，我们完全可以像盖生先生那样反驳：西方怎么啦？难道西方的思想就是绝对真理？不过，就我个人看来，虽然王一川先生当初有点扯虎皮作大旗，但他选择“理论批评化”，或者说选择“批评理论”这条路，确实还是主动的、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脑子里有这么一个很切身、又很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理论的具体化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其实是很“本质主义”、很“形而上学”的，按德里达的术语来讲就是一种“在场的优先性”。王一川先生很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放在传统的理性－感性格局中是很难得到真正解决的，因为“理性与感性是一组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理性并不真正关心感性，它只关心能否自圆其说。这个问题应该放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结构中讨论。“语言与意义是一组相等的组合关系”，相互协调和依存，在具体文本批评中探讨语言与意义，不仅比作普遍理论的概括生动、有趣些，更重要的，它能真正实现理论的具体化。这种认识当然有西方人文学科“语言转向”尤其是“语用学转向”的学理背景，但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自我反思。王一川先生看来真的是有些厌倦体系了，前面所引的那段有关“体系性文体”与“论文性文体”的论述，从学理上讲是有问题的，因为论文体不一定就不是体系性的，但它很真切地将王先生当时的心理传达了出来。
1993年的王一川先生是站在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理论批评化”的道路，并且写了《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这篇文章坚定自己的决心。但我感觉他心里其实是没底的，“语言－意义”这样一个框架与“理性－感性”究竟有何不同，怎么样把它贯彻在批评理论中，这在哲学家的高头讲章中是一回事，在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又是另一回事。另外，在“语言－意义”框架中，“理论”到底以什么面目存在呢？王一川先生说，批评的理论化，并不表示理论要变成批评，甚至被批评取代，而只意味着理论正处在走向批评的中途——理论仿佛就要变成批评，但理论并不真的就变成批评。理论毕竟还是理论，是以走向批评的形态出现的理论。（注：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这些话看得出是经过了反复掂量，但它仍然相当含糊，我不知道他这里所说的理论究竟是体系性的，还是非体系性的。总的来说，王一川先生的论述只能让我们得出理论与批评应该充分融合的判断，而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要“理论批评化”。包括他在后面举的一些事实性依据，比方说孔子的诗学直接的是对《诗经》的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要是对希腊悲剧的批评，尤其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从不追求体系或鸿篇巨制，而善于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发现对象的价值等等，也都只能说明文艺理论可以是与批评紧密结合的，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现在这种学科上的分离状态必须被改变，体系性的文艺理论建构必须被中止。王先生认为，理论如果离开具体批评，从批评中抽象出来，普遍化为第一原则，势必成为无源之水，失去生命力。这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以西方而论，正是因为美学理论与批评那种修辞学式的结合渐渐失去了活力，两者才发生了分离。分离的结果，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同时促成了理论与批评的繁盛。至于中国古典诗学，确实是不太有成体系的理论，但这种状况曾经被视为缺乏活力、不够深透，否则西方的美学与批评也不会引进来。这种判断是不是对暂且不论，这种感觉是存在的。
我总认为，王一川先生自己把话说糊涂了。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说理论的批评化，他尽可以说自己对“体系性理论”已不感兴趣，而希望在“批评理论”上作一些探索。体系性理论与批评理论的区别，在于体系性理论遵从的是美学逻辑，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所进行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考察，是整个体系的中心；而批评理论关心的是理论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在对一个个具体审美对象的特点的把握中构建起来，而这构建起来的理论又如何尽可能多地，而且——更重要的——尽可能贴切、深透和新颖地解释文学现象。这样将两者割裂开或许是有副作用的，但又是必要的。暂时我们必须作此区分：源于美学的理论和源于批评的理论。前者要实现批评化是很困难的，它一定会导致对理论的整体拒绝；而后者则一直在批评化、同时也在理论化的过程之中。
8年之后的2001年，王一川先生又发表了《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一文，提出与“理论的批评化”相关的概念“批评的理论化”。他说，有理论的批评化，就当同时有批评的理论化，它们共同表明理论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有约略不同的工作重心而已。这几句话我看了几遍，有点忍俊不禁。王一川先生是想蒙混过关——“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理论化”，这两个提法中的“理论”一词的涵义太不相同了！前者是从美学而来的体系性理论，后者是从批评而来的实践性理论；提“理论的批评化”有可能宴伤筋动骨，还有可能要做“逆子贰臣”，提“批评的理论化”谁会管你，那不是“学理批评”的题中之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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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先生要的这个迷魂阵，没有逃过盖生先生的法眼。在质疑完反“本质主义”之后，盖生先生接着就来商榷这个“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有意思的是，盖生先生居然提也没有提《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这篇文章，而是单指着《批评的理论化》说事，若非解释为明察秋毫，不知更能作何说法。
从反本质主义一下跳到理论批评化，总让人觉得有些勉强，因为它们讨论的好像不是同一类问题。盖生先生承认这一点，所以他说：“当然，提倡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绝不可与所谓文化研究相提并论，至少，它还没有偏离和否定文学的基本观念。”但是，之所以有学者要作这样的提倡，“根本原因，仍然是反本质主义意识在作怪，只不过更学理化一些，委婉一点罢了。”（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因为，王一川先生说了这样的话：“空头理论教条仍在禁锢着文学理论本身的自由灵性和现实的文学写作的发展，因此，理论的批评化就成了一个无奈而必然的主动选择。”（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这话的头半句，盖生先生是接受的，这一点他在《文学理论与批评关系的调试及新文学体制的建立》中表达得尤为清楚；但是盖生先生不能接受后半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理论的批评化”呢？这真的是“无奈而必然”的吗？不见得吧！
我们看到，盖生先生对理论与批评的关系是有他另一种“主动选择”的，他认为：文学理论与批评之间，不应该是一种话语权力等级的看与被看，操纵与被操纵，而是对视与对话的关系。这其中，有支持、有建议、也有质疑和争辩：共生与异在并存，建构与颠覆同在。（注：盖生：《文学理论与批评关系的调试及新文学体制的建立》）基本意思已经明了：盖生先生想让理论与批评同在，并建立起一种张力结构，让理论与批评相互渗透而又相互激发。这个想法很不错，而且比王一川先生的“理论批评化”要好理解得多。我始终觉得，王一川先生对理论自我独立的能力、也就是体系化的能力估计不足，他希望理论始终不脱离批评，不寻求、不羡慕作为体系的荣耀，这恐怕是一厢情愿。8年前，王先生曾举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为例，说明非体系性批评理论的普遍存在，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批评理论都已相当程度地体系化了。理论家自己可以反对将其理论体系化，但别人在对他的理论进行梳理、总结时，往往会觉得体系性是十分显豁的。体系是什么？体系是整体的逻辑贯通，有整体就会有逻辑起点，有元叙事、有层层相扣的各种信念、知识和猜想，任何站得住脚的理论恐怕都逃不脱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就会显出独立自足性。在此问题上，黑格尔并没有完全过时。正因为理论有体系化的本性，也就是从批评实践中独立出去的倾向，说理论与批评的“异在并立”，也就比理想化地鼓吹“批评理论”（其间理论与批评已妙合无痕）更可信些。
盖生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表面的合二为一，实际上仍然要取消文学理论。这个批评对王一川先生来说并不太冤枉。盖生先生又说，无论是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还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化，都是一种重操作而忽略学理的短视行为，长此以往，势必造成理论的荒芜和所谓批评化理论思想资源的匮乏。（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对此我持保留意见。王一川先生希望通过理论与批评的融合激发理论的生机与活力，盖生先生则认为这恰恰使理论荒芜，两位先生的意见都值得重视，却都不是绝对自明的。因为他们是要对实践发言，对一项工作未来的结果进行预测，逻辑推理、因果论证等等在这里都是不足够的。王一川先生回顾自己近十年来走过的道路，觉得自己受惠于“理论批评化”很多，对于此类甘苦之言，我们完全可以认同；盖生先生认为保持理论的体系性和独立性很重要，并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佐证，我们认为他的见解也很有说服力。这里的答案，是“做出来”的，而不只是“想出来”的。盖生先生这样质问“学理批评”：这种批评如果是从对具体的文本解读出发，那么它能够蕴含多少足以引证某种理论的价值潜力和话语资源？如果是从某种理论出发自行言说，那么它还是不是一种批评就很难说了。（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这话的意思是说，学理批评想左右逢源，很可能最后是两头落空。对这样的判断我们不能贸然表态，因为那要看工作实绩。当然，坚持体系的人与那些转了向的人，要非常痛快地认可对方的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陶东风先生和王一川先生对新出现的体系化著作都是有所保留的，陶东风先生的批评尤其尖锐。而盖生先生也颇不以“文化批评”和“学理批评”为然。针对后者他说，“事实上（着重号是我加的），当下许多批评不仅作家不买账，读者也不领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理论化批评的晦涩难懂和批评家的理论独白化。”（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晦涩——总归是不好的。
有意思的是，盖生先生在这里出了一个纰漏。他为了说明理论化批评晦涩难懂的弊端，几次引用了美国学者莫瑞·克里格的话。比方说克里格抱怨理论化批评“把假定为非常简单的文学课题，弄得使非文学专业（甚至是一些文学专业）的人都不可理喻。结果使当前文学领域中专业文章与通俗文章之间的差别，仅比自然科学中这些文章的差别略小而已。”又说他不无嘲讽地说：“文学家无论他的研究多么艰深，不过比我们其余的人先行了一步；也无论他走得多远，他所使用的语言与方法至少对他们的听众中一切有文化的成员来说都是熟悉的。”（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盖生先生的这两处引用完全引错了，因为他所引用的正是克里格所要反对的意见。盖生先生所引的文字在《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莫瑞·克里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而就在第225页，克里格说，那种古老的简洁明快语言虽仍然值得追求，但已不再是惟一的目标。“随着理论的发展，批评要发挥一门学科的作用，就必须发展自身的复杂性，而这会鼓励它近年来才呈现出来的那些更为隐晦的、甚至任性的品格，虽然我承认，这些难懂的表述习惯不仅使普通读者烦恼，而且在某些批评家的手中已走到自我拆台的地步。”而且克里格解释了批评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批评理论试图质疑那些早已应当但又尚未被质疑的东西，质疑那种所谓纯文学的直接审美反应。在第226页，克里格又说：“如果文学家今天的话语似乎深奥难懂，那么，我们愿意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所讲的愈来愈敏锐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诗学反应，而接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产品所提出的哲学问题。”这些话的存在，为王一川先生提供了极好的辩护，并使盖生先生的引用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断章取义。盖生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克里格的书是收在“批评理论丛书”中的（见第2页上丛书主编王逢振先生的说明），怎么能那么轻易地为他所用呢？只能说明他对批评理论的了解是不太够的。当然，这话由我来说是太唐突了。
6
在《文学原理的书写及学科未来构想》这篇由董学文、盖生二位先生联合署名的文章中，（注：董学文、盖生：《文学原理的书写及学科未来构想》，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我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作为一种建构体系的努力，文章提出，除在形而下层次上开始真正意义的文学原理文本的书写外，还应该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建构一个以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元文学学。元文学学是对文学理论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是对文学理论的本质追问与反思，是对文学理论诸种形态的超越与抽象。它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功用在于，它在对文学理论层面的形态、本质、思维方式及发展规律等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还对文学理论研究方法本身进行学术规范、导向，提供思想视角、价值标准等。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研究，减少因无序而重复、因随意而无效、因从众而失语、因逐潮而失去自身方位感现象的发生。两位作者呼吁，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从这具有原创精神、示范“调停”价值的文学原理文本的书写和形而上的元文学学这分支学科的建构开始，以之为学科发展的契机和新起点，使整个文学理论学科向着科学、规范、有序、有效的方向推进和深入。
毫无疑问，之所以要提出“元文学学”这个拗口的概念，是因为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受到了“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独断论”之类的批评。即便是执守着体系的学者，也认识到体系必须为自己设立一个监督与批判机制，否则就要受到来自外部的、以颠覆为目的的批判了。用什么来监督和批判呢？用元文学学，也就是元理论。——但如果这元文学学、元理论也不可靠呢？那么就再建立一个元“元文学学”学、元元理论？这倒使我想起了前面谈到的克里格那篇文章的标题，“Words about words about words”，中文翻译为“关于关于词语的词语的词语”。事情就是这样让人尴尬，只要用了一个“元”字，就得不停地用下去，廉政公署也必须接受监督，而且监督者还要被监督。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完全由内部包办的监督就不是真正的监督，完全拒绝来自外部的批判就有可能拒绝了最有价值的批判。对“文化批判”和“学理批评”来说，不也同样如此吗？仅凭一种内省，中国的文化批评者很难意识到、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自身与西方学术系统之间张力不够的问题。中国的学理批评也要在一些来自外部的批评的作用下，更冷静地考察体系性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体系建陶”、“文化批评”和“学理批评”，这从同一个阵营中分出来的三股力量，应该在相互理解、相互批判中达到相互促进。我愿意这样认为，当初他们的分化是不自觉的，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他们应该好好地利用这种分化的局面，以推动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向新的阶段拓进。以董学文、盖生二位先生的话来说，这就要为学理“减负”，少一点情绪激动，多几分学术理性。（注：董学文、盖生：《文学原理的书写及学科未来构想》，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因此，我期待着能看到他们之间更具理论深度、更有启发意义的论争。这些先生都在理论的前沿，除了期待，我辈后学还不能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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