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战略异构性研究
毛冬炜 钱杭园
（浙江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 文化安全思想研究受到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多元化、综合性和体系性的战略探索过程。它融合了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外围环境和内部思想等，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潮流具有紧密的结合性。本文拟从西方文化安全问题的兴起与萌芽，分析文化安全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解析我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战略异构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思想体系建设和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化安全；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安全问题是每个国家社会体系建立的核心保障，它虽然较早的融入到了国家制度的建立进程中，但是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其创新性的研究理论还不能确切的满足社会实践发展和理论逻辑解释社会矛盾的迫切需求。尤其针对基础理论研究，目前我国文化安全的研究成果还处于借鉴西方思想体系，解析我国国情的阶段，甚至很多解析还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哲学冲突与论证，这就造成了我国目前不仅仅对于文化安全相关的课题缺乏深入的、体系性的、可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成果，而且对文化安全研究的学科交叉与合作，缺少具体的实践与验证。这种理论研究的现状，直接导致了我国文化安全思想体系研究的大部分成果，都不乏对西方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引进、借鉴和模仿的痕迹，与构建和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文化安全体系的要求相差甚远。
一、西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兴起与萌芽
对于西方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前沿——从战略学和文化战略学角度来看，研究这一命题具有很强的文化安全战略意义。1929年，英国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在其《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体系。[1]他提出大战略的任务主要是协调和给出国家综合全部力量以达到的战争目的。大战略需要综合评估经济力量和人力资源，同时对精神力量要加强和培养取胜和忍耐的意志力。大战略不仅要结合各种手段，而且要协调其应用于有损于国家目标的状态。该概念首次将战争的目的上升到战略规划，一经提出就受到大量的关注。此后，美国一些学者将该概念和内涵进一步结合国情发展为国家大战略。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在著作《大战略》中指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合理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威胁、物力、间接施压、外交、诡计等手段，对敌对方实施的各种控制和制约，最终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目标。[2]它是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它也是综合运用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实现资源配置的艺术，即要使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和资源，保护并拓展本国主权和价值观的国家战略。从这些理论的体系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提出的大战略理论和观点都是以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本国防务安全为目的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过程。从这些概念阐述和观点来看，他们提出的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建立为主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就已经构成了文化安全的内涵。
2012年6月10日凌晨，新晃侗族自治县李树乡三江村6小时降雨量超过100 mm，县防办值班人员通过该村的预警广播分站发布紧急转移信息，通知受威胁的群众转移。村干部立即组织滑坡体下方2户11人紧急撤离到安全区。不久，部分房屋被滑坡体冲垮，因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雪萤拉着一杭，快速出了办公室。走了几步，一杭突然倒回去，从电脑上取下U盘，小心地放在兜里，追上雪萤，说：“没想到你会救我，谢谢你！”雪萤淡淡地说：“快走，等下他的保镖回来，我们就完了。”
二、冷战时期文化安全思想体系的战略发展
自从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已经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已经不仅限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范畴，而是扩大到了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科技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1970年，皮尔利德尔·哈特发表了《文化战略》一书。[3]他提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在逆境中运用智慧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是既决定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又决定人类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大战略。”冷战结束后，西方理论学术界为了维持美国霸权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将这些研究理论同当时复杂而又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结合起来，力图从这些现实案例中找到理论的落脚点，提升和维护理论的研究体系，构造新的战略框架。1993年，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出版了题为《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的著作，[4]该书以20世纪的根本性变化时西方的自由主义取得了根本胜利为主要观点，提倡和表明西方文化处于世界政治统治地位，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将会全球化普及和将作为历史的终结。此外，美国学者约瑟夫·奈[5]在1990年提出“软实力”理论，他在《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与概念体系，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软实力”理论。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实力分为两类：以文化、价值观、对外政策等组成的“软实力”和由军事、经济实力组成的硬实力。据此，他同时宣称文化的吸引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形成的重要源泉。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6]以及后来1995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7]等著作，他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引起了全世界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全面关注。他在这些著作中强调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亨廷顿提出这一理论起初是试图解释美国新时期的世界战略逻辑，因为这一理论是在“变化中的安全环境”框架下提出来的，因此，一经问世便具有了“文化安全”的意义。至此，许多国家把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和长期国策。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思想的理论成熟
根据文化安全发展的概念形成来看，文化安全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理论体系都源自于西方，这些概念以文化安全思想体系建设为起因，逐步发展和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了西方国家核心战略利益的一部分。但是从文化安全发展的内涵来看，事实上，西方国家提倡的文化安全研究体系的建设内容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这些代表性的理论研究中，例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是较具有全面的理论深度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它较为全面的构建了文化安全的本质问题、解析了跨地域文化冲突的本源性问题。但是从其理论产生的过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其理论观点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因素。此外，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淡化了国家间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片面夸大了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和作用。造成这些局限性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针对文化安全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这些研究都是为美国的政治战略和文化霸权服务，同时提供理论基础掩护，部分理论以为西方世界政治漂白和诠释为主导，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为了实现颠覆其他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需要这些理论来支撑其文化渗透过程，特别是对第三世界进行颜色革命，具有一定的政治攻击性。因此，不管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些文化安全的理论体系和建设内容，都是针对西方国家文化渗透和扩展受阻后产生的战略解读和文化解析，其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并没有跳出上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8]的局限性。
四、我国文化安全思想的战略塑造与异构性
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从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源出发，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情为基本点，对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战略布局、对文化安全现象产生的原因，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影响地位，对文化安全的内容和特征的体系，对影响我国文化安全发展的内因，对我国如何应对文化安全挑战和新时代机遇等，学者们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具体而言，在对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方面，靳利华[9]认为冷战后文化安全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五个因素：一是全球化的融合式发展催生了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冲突与保护问题；二是大集团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对东道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其文化安全隐患问题日益凸显；三是社会动荡产生了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削弱了相关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四是西方外来文化和产品的涌入对本国民族文化根基的侵蚀；五是开放式互联网信息强烈地冲击着固有的文化领域。在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研究中，王治爱[10]认为中国文化安全主要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文化产业安全面临着外围社会文化的威胁；二是文化信息安全面临着重大威胁；三是文化观念面临着重大威胁，具体体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攻击。李金齐[11]认为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文化安全意识淡薄，缺少系统性的文化安全战略储备、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价值观受到侵蚀，诚信机制严重缺失、文化产业起步晚缺乏国际竞争力，文化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较低。针对如何应对我国文化安全发展的问题，孙景峰[12]认为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发展必须以经济全球化影响和对全球文化贡献为角度来进行研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体制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内容，同时要反对文化霸权和文化专制；另一方面是在维护和保护文化的同时，搞好文化输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建立国际文化的新秩序。我国文化安全思想体系研究虽然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3][14]，但是针对文化安全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总体上还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
现阶段我国文化安全的研究针对文化安全的理论体系构建、国家的战略制定、社会文化群体性安全实践、敌外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于对抗等主题还缺乏成熟和完善的战略框架和全面的学界关注，这与西方国家成熟的文化安全体系显著不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一方面与西方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高度和系统性有一定差距，一方面我国文化安全思想体系的整体理念倾向于防御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攻击。这些研究现状急切的呼吁着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与合作，研究和发展出适应于我国文化安全体系理论的战略框架，综合我国文化安全思想体系与西方文化安全理念的异构性，深入分析我国文化安全的本质和内涵，制定出符合我国文化发展和宏观战略利益的具体策略和文化战略框架。文化安全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多文化交错、多背景交汇的综合性课题，因此对我国文化安全思想体系进行研究，除了要在思想体系的建设上具有全面的把握和正确的价值观，还应坚持多学科创新与合作，深入把握文化安全思想研究的多元维度。尤其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背景下，需要结合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文化特征，对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安全思想战略进行谋划和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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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ecurity Thought
MAO Dong-wei, QIAN Hang-yuan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Lin'an, Zhejiang 311300)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security ideology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a diversified,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rategic exploration process. It integrat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social factors, peripher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thoughts, etc., and has a close combination with current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trend. Based on the rise and germina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safety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iodic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afety thought and analyzes the strategic heterogeneity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afety though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the socialist cultural safety though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ultural security; new age soci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717（2019）01-0109-03
收稿日期: 2018-09-11
作者简介:
毛冬炜(1986-)，女，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与实践。
钱杭园(1965-)，男，浙江嵊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
标签：文化安全论文; 新时代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文化体系论文;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