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的汲取
□ 车 辚，曹甜甜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 ：纵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历史，在制度资源的汲取上，主要有三个对象：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制度文化，在制度资源的汲取、转化、改造、创新中始终有一个约束条件和三个维度构成的状态空间，规定了制度演化过程中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基本路径。一个约束条件是指坚持制度资源汲取、制度生长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约束条件对系统状态空间中的三重维度，即中国化方向、时代化方向、大众化方向进行了边界设定。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
从政治生态学角度观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现为执政的生命系统通过动员和整合各种执政资源（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对环境系统的变化做出反应，以期和环境特质相协调、相适应，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延长执政生命。一般而言，制度资源、体制资源属于非物质资源，是政治系统重点提取和管理的对象，也是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历史，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系统对制度资源的选择和利用都是为了实现系统在状态空间中的理想形态，如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从模仿苏共的中共、模仿苏联的红色苏维埃根据地、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到广泛汲取中外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治法律资源构建系统在状态空间中的理想形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之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用、随机涨落等基本特征，作为联结系统内部诸要素、诸子系统、诸分系统的规则和纽带，制度资源的选择与汲取、制度的学习与完善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为保证系统的演化方向不偏离既定的轨道，系统的运动达到或趋近被选择的理想状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主要是苏联共产党）就是制度资源汲取的最重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在多元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政治纲领、体系结构、规章制度等方面都以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准绳。对此，刘少奇指出：“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1］109这样，“就使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1］109这些组织原则很多就是制度化的规章制度和纪律规范，如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民主集中制、严格的组织与纪律、不允许派别的存在等。例如，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区别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集中统一，才能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否则，党内就会派别林立，四分五裂，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允许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健全党的各项制度，包括关于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制度，关于民主选举的制度，关于建立报告的制度，关于缴纳党费的制度，关于调查统计的制度等；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袖和广大党员的关系，严格遵守党内平等的原则。事实上，党内民主、党内平等都必须靠党的组织制度来保证。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运用，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决定环节。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就曾批驳了马尔托夫等人在组织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阐明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他提出：第一是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第二是实现集中制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第三是集中制原则必须体现在党的组织章程中，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是保证党的组织统一、思想统一，保证党的集中化的根本组织措施。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制度上、军事上、政治上、宣传上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般组织原则和规章制度才能体现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国共产党主要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是苏共，因为苏共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有战斗力的政党、胜利的政党、执政的政党，是当时唯一可以模仿和借鉴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共产党革命道路的实践中，苏联的党和红军也是我们学习中的榜样。
例如，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就来源于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而北伐军中的“政治训练部是在模仿苏维埃中央政治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党代表则相当于苏联红军中的政委”［2］607。从具体事例来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红军的名称和军服制式都模仿苏联红军，党代表制度延续大革命的传统。当然，在“三湾改编”时也进行了制度创新，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中则有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使党的组织系统和军事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为了保证官兵在政治上、精神上、人格上的平等，红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西方学者认为，“政治训练在使红军有别于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队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个双重的组织和系统，负责进行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出于一个奇妙的巧合，正当红军开始采用士兵委员会制度的时候，蒋介石在其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3］218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明确废除党代表制度，建立跟苏联红军一样的政治委员制度。信中指出：“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4］99周恩来也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政治工作，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4］99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和组织体系都是来源于苏联党和红军。毛泽东曾评价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5］380聂荣臻元帅回忆过他在上海和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一起翻译苏联红军条令的事情：“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伯承、剑英、傅钟、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都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个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6］123-124可能由于当时敌人对各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围剿”，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就没有接到这两本书。据张国焘回忆说：“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才得到这两本书。张国焘回忆：“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干部，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注：红军大学）的课本。”［7］281这也证实中国红军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制度确实是向苏联学习得来的。
打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中国商标网，在相似商标国际分类第一类中，随意输入国内一线的化肥商标，就可以查询出诸多相似商标，多数仅一字之差。记者以“红四方”商标为例，查询时发现，与之一字之差的商标还有“四方”“四红方”“红方”“红遍四方”等多个与之类似的商标，这些商标多数用于化肥行业。除了“四红方”与“红四方”的申请人均为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他相似商标的申请人则是不同的公司和个人。再以“史丹利”进行搜索，则发现一字之差的商标依旧很多，如“史丹臣”“史沛利”“绿丹利”等，这些商标均属于不同公司。
事实上，除了党的建设，其他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制度也都是学习苏联。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国体和政体的组织原则、行政架构、制度安排都是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对外宣言中称：“他正式宣布他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最好的朋友与同盟者。”［8］119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但由于党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革命的传统，以及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还是参照苏联模式建立的。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专门讲到学习苏联的问题：“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9］263-264不能因为以后犯的“左”倾错误，就认为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东西是错误的。“以俄为师”并没有错，错的是对苏联经验的神圣化膜拜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理解。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萨诺时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0］261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之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以来自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身上带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贯通的过程。制度经济学认为，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所对应的制度就是“内在制度”，中国引进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就是“外在制度”（external institutions），“如那些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的规则。这样的规则是由一批代理人设计出来并强加给社会的。这些代理人由一个政治过程选举出来，并高居于社会之上。这样的规则最终要靠强制性法律手段来执行，如通过司法系统。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内在演变出来的制度互补：例如，司法系统是否支持一个社会的道德、文化习俗、惯例和礼貌”［11］36。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所研究、传播、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但根植于本土，执政理论和制度建设既不背弃党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理论中合理、进步、科学的因素。中共历代领导人不仅熟读马列著作，同时也具有较深的中国文化功底，不论在残酷艰险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公务繁忙的和平建国时期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包括哲学、政治、文学、军事、经济等经典著作广泛涉猎，读书学习贯穿一生，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养分。例如，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执政智慧、制度设计中蕴含着的系统论、生态论、控制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进行体制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来源。有学者认为：“农业文明的早熟刺激并形成了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庭小农经济，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作为传统政治文明的深层背景，与由治水所强化的中央集权共同作用，共同展示了东方社会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图景，构筑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独特的生长基础。”［12］16中国很早就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较发达和成熟的官僚体系，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国家早熟现象，“嬴秦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集权体制”［13］33。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具有的统一、整体、稳定、层次、等级、有序、适应等特征一旦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为不同的政治体系服务。例如，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皇权秩序是以皇帝本人为终点的垂直型效忠体制，皇帝处于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最顶端，在皇帝与平民阶层之间横亘着宗室贵族、官僚阶层、士绅阶层，这三个阶层通过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政权管理制度如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省州县三级制、二府三司制、内阁制等，以及体系完备的官僚制度如设官分职（设置政府机构与职官）制度、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考选制度）、官吏的培养训练与教育制度、官吏的等级与待遇制度、官吏的考核与升降奖惩制度、官吏的监察制度、官吏的致仕（退休）制度、官吏的丧葬抚恤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维持着政治系统、执政系统的稳定运行。这些政治行政制度剔除封建性、落后性、糟粕性的因素后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特别是当中国社会城乡差距依旧存在、小农经济在某些地方依旧强大、社会发展依旧不平衡的情况下，传统政治制度中有利于实现系统整体性、稳定性、适应性、有序性、多样性、可靠性、可控性的体制机制设计经过改造后就可以移植到执政生态系统中。
与孙义的沟通中，我们发现，尽管数字印刷现时发展的大背景并不乐观，但孙义对这方领域还是保持着一种相对平和的态度。在他看来，社会化大生产之下，每个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精准营销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东南文化做文创产品，始终坚持三个要素：文化符号、创意设计，以及合适载体——当这三要素找到一个契合点时，产生的产品就是成功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文创产品研发仍在艰难探索，但东南文化却已在具有鲜明个性化的主题文化展馆建设上屡有收获，很明显，这也是数字印刷应用的重要方向。
有西方学者称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政治修良的头等国家”，甚至说“人类思想的确不能想象出比中国更好之政府”，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完备严谨，举世无双”（巴尔扎克）［14］5。1982年，曾任美国国家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在我们西方国家的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14］6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出现监察活动，秦汉以后，中国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在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设立了行政监察机构和纪律检查机关，包括各级工农监察部（委员会）、控告局、各级检举委员会、突击队、同志审判会与群众审判会，这些监察制度既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巡视监察制度在苏区时期就被我们党采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就收录有《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文中提到：“为加紧党的工作起见，上杭党及团县委已于二日来派得力同志到各区委支部去巡视，此次苏维埃要迁下乡来，减少了很多工作，也选派人员到各下级去工作。”［15］146此外，《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中还提到巡视条例：“巡视工作，也能执行，但终限于干部，有些不够，巡视条例也能执行。”［15］211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党内出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在党的八大上，中共中央决定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监察制度陷于停顿。1978年12月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3年9月成立国家审计署，1986年11月恢复监察部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1993年1月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1996年中纪委监察部恢复巡视制度，2003年中纪委和中组部正式组建巡视机构。2016年12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扬弃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对西方世界打开国门的同时，主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治理模式，这其中当然会涉及到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的问题，但不是变革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精简机构、权力下放都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23］333这段材料说明，毛泽东、邓小平都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中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机制有可取和进步的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中合理和进步的因素。
再次是决策制度逐渐走向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制度资源之三：西方国家制度文化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状态空间选择，制度资源在不同的状态空间组合也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系统要趋近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模式；改革开放新时期系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市场知识和经验，目的是实现系统的理想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枪炮一起在晚清开始进入中国，由于一再败给“远夷小邦”，被迫纳入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国不得不重新评价西方，重新认识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主导的洋务运动只把学习停留在器物层面，改良思想和革命思想则已经认识到西方的意识形态、宗教法律、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进步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从学习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著作中认识西方的制度文化的，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人就是通过在欧洲勤工俭学认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这些词汇同样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西方国家确实在科学、技术、人文、政治、法律诸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向西方国家学习并没有错，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在坚持学习苏联和苏共模式的基础上也没有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合理进步的学说。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称“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20］35-36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21］1029-1030
首先是行政制度中权力制约机制基本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纪检权相互制约对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起到门槛、边界和笼子作用。一些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组织制度相继建立和完善，扎紧了制度的笼子。如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以及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等。
其次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逐渐完善，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逐渐得到保证。有关知情权的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务公开制度、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制度、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制度、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制度等；有关参与权的制度：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乡镇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党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等制度逐渐试点，目的是加强代表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履行好党代表的监督权、建议权、质询权、问责权；有关选举权的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选举覆盖面和参与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有关监督权的制度：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建立了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群众举报制度、纪检巡视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形成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的合力。
(1)法国乡村旅游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法双语网络和文献资料，如法国统计局(Insee)、法国旅游发展署(Atout France)和欢迎到农庄(Bienvenue--la-ferme)等网站。
库岸岩层的层厚、上下层序、各层的出露位置及其物质组成和性质，直接控制岸壁坍塌的宽度、速度和型式，还决定着浅滩的形状、宽度和坡角。一般黄土的粉土粒组含量大，孔隙率高，崩解速度快，易形成快速、强烈的坍塌。且水下浅滩坡角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向苏联全面学习的同时，始终没有搬用苏联的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依旧存在并成为参政党，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有别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吸收了资产阶级多党制监督制衡的合理进步因素。共产党从来不拒绝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化。列宁曾经设想过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模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954年毛泽东拟定的《宪法起草工作计划》中要求中央委员们不仅学习参考苏联宪法、东欧各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还提出学习法国宪法，他认为法国1946年宪法“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9］321。他还说过“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9］326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22］127
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中公开竞争、统一考试、择优用人的优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移植到高考制度中进行人才培养和选拔。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委任、聘用、离休、退休制度，这些干部管理制度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汲取合理、进步、科学的因素。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留给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择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体系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和培训体系［16］650。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除了引入西方国家产品以便使国家更现代化之外，领导人也常常借助于国家自身的传统来服务于其目标，诸如儒家价值和共产主义遗产等传统因素，已经被整合进现代制度当中，现代制度的作用常常采取了传统的形式”［17］83。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累积增量的制度化过程，领导决策的制度化程序、领导层竞争的动力机制、达成共识的集体领导制度、内外反馈并行的监督制度等恰当地以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为起点（包括革命传统），实现由外界影响和革命活动带来的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的统一。正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家规族规、乡规民约传承着中华文化的DNA。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的‘规矩’和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也是党规党纪的重要源头。”［18］3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预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存在，它就能够完成任何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未能完成的事情：从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调整和转变为一种新型的混合政党。但应当记住的是，这种新型的混合政党生长在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大花园里（打个比喻）。”［19］7且不说“新型的混合政党”定义是否准确，但中共“生长在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大花园里”的确是准确的表述，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客观实践过程。
最后是干部管理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执行力逐渐增强。先后发展起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干部责任审计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等符合执政规律、政治发展的干部管理制度。这其中涉及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层面的一些制度如公务员制度、听证制度、“一站式服务”制度、问责制度、律师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财产公开制度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高度评价了中国党内改革和国内改革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这些政治改革的全面性和功效证明了西方学者和记者（包括那些居住在中国的记者）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仍然是一个僵化的列宁主义国家，最终会踏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征程。西方分析家往往不太关注这些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是渐进和难以觉察的改革，并且发生在一党制的体制内，目的是要加强而不是取代这一体制。”［19］3沈大伟曾经访问了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学者向他坦承：“近年来我们研究所集中研究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制度，尽管它们经常批评我们（中国共产党）。它们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它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它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它们对待工会的做法值得我们注意，即使它们的权力制衡制度也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19］78作为一个系统的人或者社会系统都是能够学习历史经验的系统，“因为它们能够通过记忆系统而储存信息、有选择地召回储存的信息以供仔细审察，并应用决策规划以对它们进行评价”［24］404。制度就是历史经验的一种，西方社会制度也不例外，都可以包容互鉴。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产生的一种可能性是规则及整个规则体系靠人类的长期经验而形成［11］35。不管“内在制度”还是“外在制度”，对于一个政治系统而言都是人类的长期经验和精神财富，都是可以学习、记忆、召回并加以应用的。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在制度资源的汲取上不排斥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就体现出巨大的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
取干燥的植物材料约20 mg，提取总DNA。psbA-trnH、matK[10]、psbK-psbI[11]和rbcL[12]序列扩增所用引物及PCR反应条件见表2。50 μL反应体系包括：24 μL Taq PCR Master mix，20 μL ddH2O，上、下游引物各2 μL,2 μL模板DNA(20～50 ng/μL)。扩增后，取PCR产物 5 μL 于1.2%～1.5%的琼脂糖凝胶中电泳检测，筛选出具有单独和清晰条带的样品送测序。
纵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历史，在制度资源的汲取上，主要有三个对象：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主要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制度文化，在制度资源的汲取、转化、改造、创新中始终有一个约束条件和三个维度构成的状态空间，规定了制度演化过程中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基本路径。一个约束条件是指坚持制度资源汲取、制度生长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约束条件对系统状态空间中的三重维度，即中国化方向、时代化方向、大众化方向进行了边界设定。其中中国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原理和学说需要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二是政党建设、执政理论、执政体制机制、制度安排同样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并大力借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社会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这是历史文化基因的延续。时代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任何体制机制设计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为了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党委会工作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党内纪检监察制度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运作程序、规则、边界；二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参照物和资源汲取对象，各种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都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世界上的左翼、中翼、右翼政党和政治体系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参考，其组织原则、制度体系、政权结构等政治生态系统模式中合理进步的因素都可为我所用。大众化是指制度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工作制度都必须得到基层党员和民众的认可，因为制度是维系政治对象：当局、典则和政治共同体三者的规则和纽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如果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很难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3.大数据管理决策能力。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主体和对象数据信息呈爆发式增长，局限于传统的监测、管理、应对手段无法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及政府行政真实情况，更难做出科学有效的治理决策，只有借助大数据技术获取、处理和分析海量信息，支撑经济管理、政务服务和社会关系塑造等治理活动，才能够保障政府行为的精确度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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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494（2019）02-0078-07
收稿日期 ：2019-01-25
作者简介 ：
车 辚，男，历史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经济技术史；
曹甜甜，女，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史。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