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5-0085-06
大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有关中国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的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莱布尼茨式的对中国开放和宽厚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替代，并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重新燃起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之火。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工业革命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列强借助着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追求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并以此代替了对中国的兴趣。
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欧洲陷入了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和谐之音转向了反面，中国和中国人的图像已变得怪诞不经，滑稽可笑，且穷困潦倒，毫无希望。由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打开的朝向中国的窗口，再度被关上。“洛可可(rococo)”时代中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已很少得到人们的承认，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逊于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大文豪歌德(J.W.Goethe,1749-1832)在他耄耋之年还在为中国辩护：“中国人在思想、行动和感觉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1827年1月31日同埃克曼的谈话）但这种声音已被另一种鼓噪声所淹没：“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中国人是天生愚质，没有教养、没有创造、奴性十足的民族[1](pp.81-92)。
被喻为“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之一的卡尔·郭茨拉夫(Karl
,1803-1851，中文名郭实猎）是一位德国人，也许还是最早来华的惟一一位德国新教牧师。他在华活动整20年，正好是鸦片战争前10年和鸦片战争后10年。其间，他不仅直接接触中国人和参与中国事务，而且还由于在中国创办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占有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郭茨拉夫眼中和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图像”就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1827年初，这位24岁的普鲁士新教牧师秉承普鲁士国王的旨意，前往东方和中国，使命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打开中国的闭关自守之门，扩大普鲁士德国在华的影响。由于德国及其各邦当时同中国没有任何官方关系，所以郭茨拉夫是随荷兰传教会抵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郭茨拉夫首先接触到的是移居南洋一带的中国侨民，并随他们学得中文和闽语。他发现，这些“长辫、光脑、大褂、肥裤、小眼、黄脸”的华侨，虽非全是“骗子和无赖”，却确是一群固守中国传统、习俗、道德、语言的“可怜的灵魂”，亟需皈依福音新教（注：参见威廉·海纳尔特的《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W.H
hnelt,Drei Bahnbrecher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 in China)一书，德文版，卡塞尔出版社出版，第14-15页。）。四年以后的1831年，郭茨拉夫从曼谷动身来中国。开始几年，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澳门、广州、天津一线的中国沿海地区，并且是在英国人旗号下开展困难重重的布道活动的。由此，他萌生并着手创办中文杂志作为他活动的主要手段。1835年，他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正式为英国当局服务，开始接受英国当局的殖民逻辑：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于东方各国人民，即使借助大炮和鸦片也在所不惜。
1833年，郭茨拉夫在一份编纂出版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的宗旨说明中，系统地谈到了中国和中国人：“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惟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注：此译文引自黄时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载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据黄时鉴的考证和研究，1838年11月后是否有续刊，目前尚未得见。）简言之，这份宗旨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中国的朝廷仍然那么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地方官吏仍然那么无知与谬误，不思进步！必须予以改变！要让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要让中国人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份从1833年8月到1838年冬出版（中有间断），由爱汉者（郭茨拉夫之笔名）等编纂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实际目的是维护洋人的利益，是为英国的商业资本打开中国门户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它大量介绍和输入先进的西方异质文化和工业文明，不仅给“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以启蒙，而且震撼和冲击了封闭落后的中华帝国的统治基础（注：不言而喻，郭茨拉夫在鸦片战争时期是热情支持英国的，并且鼓吹武力进攻中国。他不仅参与和约的草拟，而且在英国人占领的舟山岛当了一年的“总督”，在宁波当了7个月的“市长”。1843年8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当局的中文秘书，直至去世。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郭茨拉夫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按耶稣新福音行事的。1844年以后，郭茨拉夫的主要活动是传教和吸收中国教徒，成立中国人的“福音教士联合会”，培养中国土著牧师。1849年，郭茨拉夫返欧，在英、荷、德、俄、瑞典、奥、法、意等国讲演，谈他的那些使中国福音新教化的计划，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功而返。）。
除郭茨拉夫之外，德国当时仍有其他一些人关心中国文化：1829年，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到中国时，购得6000部中文古籍。这些书籍现分藏于柏林和慕尼黑国家图书馆，其中慕尼黑藏有3500部。他本人还在德国东方协会(Deutsche Morgenlndische Gesellschaft)的刊物(ZDMG)上发表过有关汉学的文章。1829年，慕尼黑大学的海因里希·库尔茨(Heinrich Kurz)也曾写过有关秦始皇的论文，并有关于中国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1830年前后，哥廷根大学的学者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也曾从事过汉学研究。但因为当时的德国人对中国的情况普遍不感兴趣，所以，他们的成果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
德国一些大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和中国的优秀文化基本上也抱着否定的态度。在历史和精神史领域中，德国人也把现代欧洲的形式完全植根于希腊—罗马古代文明，欧洲及其民族成为“惟一真正文明”的承担者，世界上无有其匹。因此，只有欧洲发展的思想和结构才值得研究，欧洲以外的世界（北美除外）是没有文明和进步能力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G.F.Hegel,1770-1831)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和其他多数19世纪杰出人物对中国的评论，都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黑格尔在评论中国时，完全剥去了以往那种理想主义的外衣，使事物基本上符合真相，但同时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以此来苛求和对待中国文化的发展，并立即得出很低的评价：“中国人缺乏完整的原则，表现在他们那里道德和法律是不相分离的。一部理性的宪法必须为自己划清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东方的特点却是把两个原则直接结合起来。道德也就是统治者，它既存在于道德的状态中，也存在于国家的状态中。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部分显得不足，部分涉及习惯”[2](p.300)。但是，当黑格尔批评中国人的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互相结合时，他不知道，中国人把欧洲的这两种原则的互相分离，同样看成是“不可理解”的和“野蛮”的。
德国人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其惟一来源可以说是1777年至1783年刊行的冯秉正的《中国通史》(De Mailla,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它是这位法国耶稣会士根据《通鉴纲目》自由加工而成的。该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至当时为止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黑格尔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也以此为根据，对以往中国的历史进行描述。他很满意于用中国的“停滞”来“证实”一种在发展中占有“优势”的欧洲历史和文化。他写道：“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耳闻该国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还有一些错误的评论则说：“在我们前面的那个最古老的国家，却无有以往过去，只是一个我们在古代就认识它的，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就这方面来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和印度同样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2](pp.275-300)，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说的：“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他在另一处谈到英国的世界强权地位时又写道：“英国人用他们的商业统治整个世界，他们曾为欧洲打开东印度，打开中国，使所有这些帝国同时屈服于欧洲的精神”[3](p.119)。他们都小觑儒学，嘲讽孔子，德文中“孔夫子”("Konfuzius")和“糊涂虫”("Konfusius")两字常被谐音混用。当时，德国的历史学家也总是坚持这样一种偏见，即只有欧洲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这种文化中的欧洲中心论在20世纪初才遭到西方进步学者的致命驳斥。
在欧洲和德国的民间文学中，中国是一个蒙昧、封闭、非理性的和野蛮的专制国家，中国人则被描述为“不文明的”、卑微的、本性不良的人，并受到嘲弄和取笑。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英国人马戈尔尼的日记和其随员斯当东公使的《出使中国记》中有所反映，郭茨拉夫在其游记中也抨击了中国官员的顽固和落后。当时，除少部分人还对“中国工艺美术品”表示尊重以外，很少有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作慎重的、真实的探讨和描述。
只有德国伟大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思(K.Marx,1818-1883)及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是从社会结构和清皇朝统治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的[4](pp.16-22)，他们从来不把清皇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同中国人民混同起来。马克思写道：“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克思进一步写道：“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pp.1-8)。他们强烈谴责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为“海盗式的掠夺战争”，而把中国人民（不是清皇朝）的反抗和普遍起义看成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6](p.2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曾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革命，然而他们发现，太平天国革命“除了改朝换代，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相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7](pp.545-548)，因此，“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4](p.21)。
那么，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眼中的欧洲—德国“图像”又是如何的呢？
中国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奉行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得中国被自我隔绝起来，对西方世界及其历史的兴趣也逐渐消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介绍的欧洲及其优秀文化则大半被遗忘。虽然在17世纪至18世纪也不断有一些中国人漂洋过海，历经欧洲，但只有极少数人写过关于西方的经历和旅行报告。原因有二：一是清廷的禁令，二是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闭关一晃两百年，至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一团漆黑，对欧洲各国的地理概况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显得混乱迷惘。凡意大利人则必被认为是“耶稣会士”；佛朗机（葡萄牙人）与法兰西（法国人）多次弄错；荷兰人(Hollander)和英国人(Englander)无法分清，统称之为“红毛番”；至于“德意志人”则知之更少。1839年，道光皇帝在谈到英国时说：“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四鸱张，着即将英国船只进行驱逐”（注：参见沈云龙主编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咸丰六年（1856年）编，1930年李宗侗校记，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6页。）。到1840年打了败仗后，才急急要查明：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林则徐可以说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和魏源等力图冲破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的侵略。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考察，书中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例如郭茨拉夫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错误不少，但毕竟是奠基于科学和常识的著述。
中国人亲历欧洲并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结果的，当数《海录》。在这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多半得自传闻，很少有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海录》是由一位盲人口述，经人整理于1820年刊行的。这位盲人口述者叫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人，年轻时出海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打工。此后14年中，他遍游南洋、印度和欧洲，回国后眼睛不幸失明，在澳门以口译为生。同乡人听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以往史籍所未载，很有价值，乃录下刊行于世。欧洲部分多记葡萄牙和英国之事，记德国则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于当时德国分裂为众多小邦一事弄不清楚。《海录》把奥地利称为“双鹰国”，德意志称为“单鹰国”，“双鹰国与单鹰国为兄弟，患难相周恤，也奉天主教，风俗大略亦与西洋相同，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也”。“单鹰国又名带辇，在双鹰西北，疆域风俗略同。番舶来广东，用白旗画一鹰者是”。谈普鲁士时说：“埔鲁写国，在单鹰之北，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自亚里披华至此，天气益寒，男女俱穿皮服，仿佛同中国所披雪衣，夜则以当被”。亚里披华当为汉诺威邦（注：亚里披华是否是汉诺威，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从粤语发音和地理方位考，作汉诺威是可以成立的。）：“人颇豪言，男子所穿衣，较西洋稍长。女人以巾裹头，连下颔包之，头戴一圈，平顶插以花，其额围以珠翠，也稍异西洋云。”[8]谢清高文化水平不高，在西洋时又无精确记录，单凭回忆，再经人录下，内容较少，错误却常见。例如《海录》把“单鹰国”称为“单辇”，而据冯承均的《海录》注释，把“单辇”释为“丹麦”更为妥切，又如《海录》指的普鲁士国实际只是东部波罗的海沿岸的东西普鲁士地区。但对中国官方来说，《海录》却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0年后，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对德国的介绍已经更为详尽。第44卷、第45卷专谈德国（不包括普鲁士），第46卷专谈奥地利，第57卷专谈普鲁士。《海国图志》的优点，是把直至当时为止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德国的中文记载都附录其后，供读者参考比较。第44卷的“耶马尼（即Germany）总记”和“耶马尼分国”介绍，实际上把德国的历史、地理和现状都作了说明。它把德国的政治分裂情况同中国周朝的诸侯割据相比较，把莱茵河比之于中国的黄河，是为德国文明的摇篮。“国中居民，因分服列君，风俗殊异。北方居民精神强健最好学；南方东方之民，好繁饮食；西南之民，劳苦度生，其民往来不睦，常有争事。”[9](p.22)
20年后，即19世纪60年代，斌椿的《乘槎笔记》问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洲及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林针(1825-?)和容闳(1823-1912)是中国最早的私费留洋生。1847年，林针“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1849年回国，著有《西海纪游草》；容闳于1847年去美国，回国会著有《西学东游记》。这些作品在域外关系中虽意义重大，但所记都不是亲历欧洲的印象。
斌椿则是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赴欧游历的，也即第一批亲身去接触和了解欧洲文化的代表。斌椿(1804-?)是一位年老的读书人，出身汉军旗，能文能诗，关心时事，与地理学家徐继畲、大数学家李善兰等有诸多交往。1864年，受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之请“办理文案”，开始接触洋人。1866年，63岁的斌椿受命偕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专程游历欧洲。他随身带了《瀛环志略》、《海国番夷录》等书籍，沿途考其正误。到欧洲后，又第一次见到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这一切给这位从东方古老封建国家来的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10](pp.86-87)。至德国时正值普奥战争，他们抵普鲁士后对普鲁士邦及首府柏林记述相当详细，可说观察入微：“（同治五年六月）十二日，至布国都，名伯尔灵，楼宇高峻，街市整齐，周三十六里，人民二十余万。前日，与奥士里亚（即奥地利）交战，大胜。布国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一百里。其地古为北狄所据。南宋时，属日耳曼。康熙三十九年，乃自立国。嘉庆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后六年，布人不悦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师，遂复故土。地分东西两土，共八部。产钢、铁、丝、布，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造。瓷器尤良，坚致不亚华产。西部主钢铁，造炮甲于泰西”，讲了一通普鲁士的历史和出产[11](pp.83-144)。“十四日，妃闻使君来，请见。妃云：‘寡君在军中，闻中国天使到此，愿两国永好无间’。”[11](pp.83-144)这是中德官方在最初接触时的美好祝愿。为此，斌椿以“住伯尔灵见布国妃”为题，赋诗一首：
侍女搴裳启阙门，宫庭肃穆淑仪尊，
两行灯烛珠帘卷，气度谦光语意温。
寡君军旅正殷繁，欲赋缁衣未返辕，
难得中华星使到，好将风景采輶轩。
此诗载斌椿诗稿《海国胜游草》，虽然诗品不算高，却是中国人赋德国的第一首诗。斌椿也因此自负地称自己是“中土西来第一人”[12](pp.145-181)。
从《海录》到《海国图志》，直至《乘槎笔记》问世，前后达四十余年，正是鸦片战争的前20年和后20年，其间，中国人对于欧洲的“图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海录》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全部得自传闻，《乘槎笔记》之后，冲破了两千年来一直未能克服的局限和偏见，对一直被认为是神秘荒诞的西方世界开始有了直接接触。虽然接触中还是以“外观”为主，但已开始面对世界现实和了解西方的“工业文明”。这是一大变化。
另一大变化是鸦片战争前，清廷把欧洲人看作“番”“夷”，把欧洲各国视为“藩属”，一应外事活动，均由“理藩院”管理。但这仅仅是出于一种“无知”和“盲目自大”，在中国人心目中，对欧洲人虽有陌生感，但并无仇视之意。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人民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惊起，欧洲人成了真正的“鬼子”，抗敌仇外的民族情绪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当时德国本身政治上是分裂的，内争不休，外受欧洲其他大国的掣肘，并未参与侵略中国，中国人也把他们视作“鬼子”（原因是对欧洲各国区分不清），不免冤枉。但19世纪60年代后，当普鲁士正式遣使来华并加入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扩张行动后，这种“冤枉”也就不冤了。
[收稿日期]200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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