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道德行为容易重复发生？
——基于心理学的解释
伍 麟1，2白仲琪1
(1.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现实生活中一些个体往往习惯性重复做出不道德行为。基于心理学角度可以从道德推脱、利己辩护、双重评价以及记忆弱化等机制理解上述现象。个体利用道德推脱使得道德认知和道德自省暂时失去约束、判断和调控当下不道德行为的力量，免除个体因认识到不道德行为违背道德标准而带来的心理冲突或压力。利己辩护有事前和事后两种途径，主要关联不道德行为发生之前以及不道德行为未被发现之后，个体出于道德自律引发的道德失调。当个体无法推脱或辩护自己不道德行为时，为了可以继续不道德行为又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启动双重评价，转移外界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关注。记忆弱化表现为对不道德行为的主动遗忘或者是自动淡化，个体放弃记忆可能唤起消极情绪的行为情景和具体细节，也排斥记忆可能威胁自我概念一致性的行为线索和详细内容。
关键词 不道德行为； 道德推脱； 利己辩护； 双重评价； 记忆弱化
春秋时期中国思想家管仲说过“道德当身，不以物惑”(《管子·戒》)，意思是人不能轻易被各种诱惑所吸引，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有机会做出不道德行为并因此获利时，一些个体会选择与道德准则背道而驰，做出社会失范的行为。如近期引发社会舆论沸沸扬扬的“高铁男(女)霸座”事件、“明星阴阳合同”事件等。虽然一般而言，个体在不道德行为后多少会感到内疚、羞愧，会体验到行为与道德自我的不一致，合理的推断是他们应该避免今后重复做出类似的不道德行为。然而，现实中个体却往往会重复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为什么即使不符合道德自我的形象，个体仍然会反复做出不道德行为？为什么个体做了错事，却依旧获得道德感？从个体道德推脱、利己辩护、双重评价以及记忆弱化等心理机制理解上述现象，有助于理解和洞悉不道德行为重复产生的相关心理过程和原因。
一、道德推脱
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提供了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视角，认为个体通过自我调节过程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经过社会化，个体已经形成行为遵循的道德标准，并用这些标准来约束、判断和调控自己的行为，以及观察和评判他人的行为。个体按照道德标准“扬善惩恶”，视向善行为为美德，贬抑不道德行为。个体在道德认知和行为表现上可以实现“知行合一”，从而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及后果进行积极或消极评价。然而，这种道德标准的自我调节机制不是自动生成的，调节的方向和效果也不是单一的。即一方面，在激活道德标准的自我调节机制之下，个体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选择。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多因素导致道德标准自我调节机制失效的情形，使得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力无法消除不道德行为。道德推脱就是学界较早关注到的影响道德自我调节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道德推脱是指个体通过说服自己，将自己做出的不道德行为视为道德上是允许的，从而使个体能够接受不道德行为的过程。①个体利用道德推脱选择性驱动或中止道德标准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得常态中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自省暂时失去约束、判断和调控当下不道德行为的力量，免除个体因认识到不道德行为违背道德标准而带来的心理冲突或压力。从认知失调和寻求心理平衡的角度看，当个体行为和目标不一致时，会因为两者的对立而产生心理紧张状态，甚至感到痛苦。缓解由于认知失调造成的心理不适，需要通过一些策略来动员和激发态度的变化。道德推脱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调整策略，通过道德辩护，个体对自己行为进行认知重建，将不道德行为描述为同社会价值和道德目的一致或趋同，能够被社会和他人接受。由此，个体在完成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作为道德标准主体人的立场和自我形象。道德推脱最终实现道德辩护包含了一系列关系紧密的环节：首先，通过叙事语言的修饰给不道德行为贴上“委婉的标签”，披上“道德合理的外衣”，弱化甚至完全抵消不道德行为的不正当性。个体的叙事语言塑造思维模式，引导行为方式，“如何说”伴随着“怎样做”。行为选择呈现出的不同方式对应着叙事语言的风格和立场。其次，通过“优势”比较，个体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虚构、臆造和拔高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将低劣的行为目的借主旨转移实现“清白化”“高尚化”，力图将原本应当应受谴责的不当行为“改头换面”，变成“心安理得”、自我认可的“正当”行为，甚至当作“积极”自我评价的经验来源。当然，这些在外界看来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伎俩。第三，通过责任转移或分散，个体将自己在不道德行为中的责任归属最小化或者完全推诿干净，减少和否认作为道德主体的当事人在不道德行为事件中的自发动因，仿佛个体理应责任无涉，行为后果也与己无关，“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等社会冷漠现象因此频频上演。
从宏观上看，人们时常遇到对于道德问题的认知和判断。通常当出现道德标准的差距时，个体要么通过道德自省认识到自己行为与道德的差距，愿意改变行为方式，以趋同和接受正统的道德标准；要么跳过道德自省的环节，否认自己处于道德标准之下，避免出现道德对比造成的心理焦灼。现实中后者出现的情形更为多见。个体常常利用道德推脱来舒缓源于针对不道德行为的外界压力和谴责，从而减轻认知失调，维持心理平衡。如前所述，道德推脱包含一套多手段的环节过程。由于这些手段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逻辑递进关系和时间前后顺序，因此道德推脱的实际结果往往表现出空间上的延展性，个体可能反复单独或者混合使用推脱手段逐步化解外界压力和谴责，实现缓解失调、保持自我道德形象的目的。从个体差异的角度而言，道德推脱现象展现了丰富的人格特性。Detert等人研究了道德推脱中的个体差异，发现同理心、道德认同、愤世嫉俗和外控倾向同道德推脱，以及道德推脱同不道德行为决策之间的有趣关系。②同理心和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呈负相关。富有同理心的个体更加愿意“将心比心”，更加在意可能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言行举止比较谨慎小心。一旦真有无意冒犯行为，更加自觉承担责任，道德推脱的可能性更小；道德认同强的个体自我约束力显著，重视道义关怀的责任担当，较小可能利用歪曲或否认不道德行为后果的方式推脱道德义务。Aquino等人研究道德认同的变化影响道德推脱机制在对战争认知与情感反应中的效果。当道德自我处于未唤醒状态或者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道德推脱机制能够有效降低被试对美国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的负面情绪反应程度，表现出支持报复性的暴力行为。但是当道德认同的力量唤醒道德自我的内省时，道德推脱机制的效应呈现衰减，表明道德认同和道德推脱之间存在一种反向的调节关系。③然而，愤世嫉俗型人格和外控倾向与道德推脱呈正相关。具有愤世嫉俗型人格的个体通常疑心重重，对于外界和他人缺乏信任，警惕性高，常常同外界和他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自我中心的倾向表现明显，偏好批判他人，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往往更加容易“美化”自己，习惯道德推脱，并不以为然。按照控制力的归因风格，个体可以区分为内控者和外控者。内控者通常从自己主观方面检视行为失败的原因，而外控者则热衷于从外部寻找问题的原因。外控倾向与道德推脱呈正相关。认为自己无法控制生活事件经历和结果的个体更加容易表现出道德推脱，也更多观察到他们反复做出不道德行为。Scheiner等人发现，道德推脱同不道德行为决策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个体动机影响道德脱离，干扰自我调节过程，导致个体以同惯常不一致的道德标准行事。④当个体道德推脱的意愿越浓烈、程度越强烈的时候，越容易形成不道德行为的决策，并且增加个体重复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道德推脱使个体从阻止自己预期不道德行为的内疚或自我谴责中分离出来，这种内部标准和预期行为之间的分裂降低了阻止不道德行为的自我约束。
除了行为之前的各种因素影响道德推脱之外，个体一旦跨出了具体实施不道德行为的第一步，那么道德推脱的意识逐步愈发强烈，更加强化“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心理暗示，道德准则也会越来越宽松，在较短的时间内坚持完成不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意愿呈螺旋式上升。如果说开头还存在一些道德纠结或焦灼的话，那么随着不道德行为的进行，这种道德自我的内省很快就会暂时悬置起来，个体能够从自责中脱离出来。不过，这种特定行为情形下道德自我的个案式“堕落”，并不意味着个体道德自我的整个“坍塌”。绝大多数个体都具有道德自我的内省能力，能够判断自己行为违背道德标准的程度，以及知晓行为后果的代价和自己的承受力。绝大多数个体都不是榜样式的道德楷模，也不具有完美的道德内省能力。因此，道德自我表现出灵活而又不太突破底线的界限区间。在外界提醒或警示之下，一时道德自我的偏差完全可以受到强化道德标准的约束，防止道德自我的严重滑坡。不过，情况往往是，外界提醒或警示不可能总是以鲜明、直观、可见的形式存在于每一次个体的行为环境当中，人们稍稍对道德标准有所放松，侥幸的想法和机会主义心理都会乘虚而入，对外界和自己容忍不道德行为的许可和接受度做出“放大”的错误认识，导致自己做出不道德行为，且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
二、利己辩护
社会认知理论中的道德推脱机制主要关注的是，不道德行为发生之后个体的道德辩护或道德合理化。重点聚焦在不道德行为暴露于众的情况下，个体如何通过采取各种策略解释和说服外界，减弱自己行为的不道德性。比如美化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或团队的集体利益，将自己从道德谴责中解脱出来。实际生活当中还存在大量不道德行为未被揭露或曝光，以及将要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情况，此时尚没有来自外界有形的道德谴责，也没有急迫解释和说服外界的需要。但是，个体的道德自律是不可否认的，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道德自律未见成效。利己辩护相对道德推脱来说，主要关注的是不道德行为发生之前以及不道德行为未被发现之后，个体出于道德自律引发的道德失调。重点聚焦个体如何通过采取各种策略解释和说服自己，回归心理平衡和自我接纳。“利己辩护就是为问题行为提供理由并使其看起来没有那么不道德的过程。核心观点是当个体不道德行为时辩护能够减弱道德自我的威胁，进而决定不道德行为的程度。”⑤利己辩护使得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同时，仍然保持道德自我的恰当形象。从道德自我的角度看，人们不仅希冀自己的行为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道德的，而且更看重自己觉得自己是否是道德的。按照时间维度区分，道德自我在不道德行为发生前后都会受到威胁。在不道德行为发生之前，道德自律会预期到道德失调；而不道德行为发生之后，道德自律会导致体验到道德失调。不论预期的道德失调还是体验的道德失调，本质上表现出价值论意义“对”与“错”行为经验之间的冲突。不道德行为之前的利己辩护经常将不当行为刻画为可以原谅，从而减少道德自我的预期威胁；不道德行为之后的利己辩护则往往通过补偿手段自我慰藉，达到弱化威胁道德自我的目的。个体一方面希冀从不道德行为获得某些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也清楚不道德行为威胁道德自我。在权衡上述两方面冲突之后，当获利的欲望占了上风，不道德行为确定实施或已经完成，个体的利己辩护会及时跟进，填补因不当获利带来的道德落差和付出的心理成本，继续维持自己道德良好的自我形象。
不道德行为的事前利己辩护有三个方面的动因：模糊性、亲社会性和道德许可。首先，关于模糊性对于道德的影响，Trevino较早关注到不确定性是造成道德困境的原因之一，提出道德决策的“个体-情境互动模型”，从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两种角度探索道德决策的过程。⑥在此基础上，Jones考察了一些因素影响道德决策过程，如结果的时间即时性、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的人之间的关系等，认为“效果概率的确定性”影响道德强度，不确定性越大，道德强度越低，决策者越不会意识到道德问题，也就不太可能采取道德行为。⑦Shalvi等人设计了非常巧妙的“杯下骰子”实验，研究在不被发现且有机会作弊的情况下，个体实施作弊行为的状况。实验中要求被试在没有他人在场，也没有人能知道他们掷骰子实际点数的情况下，报告自己独自观察到的骰子点数，以获得相应的酬劳。实验规则是报告骰子点数越大，酬劳金额越多。研究中参与者在独立空间中掷骰子，他们自己报告结果，来决定得到多少实验报酬，报告掷骰子数字越大，得到的报酬越多。因为只有参与者本人能看到他们掷骰子的结果，不存在作弊被抓住的可能性，所以作弊非常容易。当参与者有三次机会掷骰子时，他们所报告的第一次掷骰子的数字比只有一次机会掷骰子的参与者所报告的数字要大。有三次机会掷骰子的参与者和只有一次机会掷骰子的参与者都会表现出作弊行为。但有所不同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掷骰子的参与者如果虚假高报骰子数字属于捏造事实，假报一个以前没有被观察到的数字。而有三次机会掷骰子的参与者如果虚假高报骰子数字更加倾向于篡改事实，多出的两次机会让他们报告比实际观察到的更大的数字。实际上也就是说，相比于凭空捏造事实是一种明显的道德违规行为而言，由于篡改事实具有道德违规的模糊性，也就容易进行利己辩护。⑧此外，个体往往不会将不道德行为做绝，多少留有一定的余地，由此希望避免不道德行为一眼就被外界识破和指出，同时也预留给自己更多的空间来为自己进行道德辩护。其次，人们通常认识到不道德行为对于积极自我形象带来的显著破坏，但还是会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事前为不道德行为赋予亲社会的光环。事前不道德行为亲社会辩护力图树立不道德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将不道德行为转变认识为服务于更大利益的合理行为。当个体突出强调不道德行为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时，个体可以感觉减少自己承担的责任，缓解或衰弱道德归因给自己附加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当利益受惠人数量众多，不道德行为结果同利益受惠之间的关联性增强时，不道德行为的亲社会强度愈发增加，个体体验到的道德负罪感愈发减少。因此，在标榜群体受益而非个人私利的情形下，更容易发生不道德行为。最后，道德许可也是事前利己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人们已经建立起他们作为道德人的名声，人们可能不觉得需要献血或志愿服务。这种反映类型可以被认为是道德许可。当人们积累了盈余的道德资源时，人们可能会被准许免于做出良好的行为。”⑨一般而言，道德行为是道德意识内在活动的结果，绝大多数个体能够维护积极的道德自我。长期的道德行为培育了个体道德自我的形象，偶尔的个别不道德行为则削弱道德自我的形象。实际生活中时常出现利益的冲突、道德的困境、行为的两难，维护积极的道德自我需要付出代价，甚至做出牺牲。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个体为了应对越轨结果威胁到道德自我，会明显倾向于亲社会的道德行为。但另一方面，当道德自我因形象过度维护而肆意膨胀之后，道德审视的自律度可能下降，因而出现后续的去社会和不道德行为，如媒体报道的南京地铁“让座男踹乘客事件”。
⑦Jones,T.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An Issue-Contingen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1991)： 366-95．
三、双重评价
如前上述，在个体不道德行为被发现后，个体可能采取道德推脱、利己辩护的方式维持道德自我的良好形象——这里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行为的道德性没那么明确。“不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之间的不一致引发道德失调，威胁自我概念。个体必须以保护和恢复自我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
在不少情形下，个体不是通过行为的退缩与收敛去遵循道德的边界、维持行为的合理范围、达到缓解道德失调的目的，而是通过麻痹道德意识，搁置、辩护不道德行为，逐步放松甚至临时放弃道德自律，从而使得道德失调不复存在，自然不道德行为引发的心理焦灼亦无从谈起。然而，往往在开始阶段当道德失调的预先状态和程度非常明显的时候，此刻个体难以否认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但缓解道德失调的目的不能终止，改为采取其他的策略如保持距离来继续平衡道德体验。也就是说，在不当行为已是既成事实的时候，个体采取保持距离的策略，在默认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又借助强化“心理距离”的间隔，把自己与这些不当行为分割开来，同时表现出对于他人类似不道德行为的更严格的道德评判。就像中国谚语“五十步笑百步”那样，人们经常容易识别他人的错误，而无视自己明显的错误或不道德行为，且屡屡再犯。表现为：对无法否认的不道德行为使用一种过度补偿的道德准则，强调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对他人不道德行为的批评会更加苛刻，做出自己与不道德行为保持距离的严肃姿态，维护自己道德的自我形象。网络上的“键盘侠”有时就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评价他人的行为，比如同样没有为慈善事业捐款，但是启动双重标准的人会说：“他一年赚这么多钱都不肯捐款，真是没有良心!”国内学者关注到道德双重评价在具体社会问题上的体现，比如婚恋观，人们会用具有现实主义互惠的义务道德来要求自己，而用不断趋向于“圣人境界”的理想主义愿望道德来评价他人
。
按照行为伦理学的理论观点，道德与伦理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道德价值观与行为之间不一致性现象。道德与伦理的有限性是指存在一系列认知局限和系统偏差，它们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运行，并使人们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视而不见。行为伦理学采纳行为决策的双系统论：系统1是直觉思维，它是快速的、自动的、不费力的、内隐的、情绪化的，同时是经常使用和高效的，适用于我们每天做的绝大多数行为决策。系统2是理性思维，它是缓慢的、有意识的、明确的和合乎逻辑的，帮助人们以系统和有组织的方式思考所做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系统1)，使用系统2的频率低于系统1。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不明白是什么情境和社会因素导致他们偏离了自己的道德价值观。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是，人们虽然表面上能够认识到自己做出的不道德行为，但仍然没有抵制其利益诱惑，进而完成不道德行为。在人们合理化他们不道德行为的过程中，模糊性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说，不道德行为必须有些模棱两可，可以被误解、重新解释和辩护。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不道德行为是证据确凿，无法否认的。此时人们忽视、重新解释或辩护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难度极大，可谓“理屈词穷”，如果由此，势必对道德自我的威胁强烈，带来严重的道德失调。而道德双重评价机制适用于解决此种道德失调。
2018年10月16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赴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现场指导非洲猪瘟疫情处置并组织召开东北三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现场会。于康震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把规模化养猪场和种猪场“两场”的疫病防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疫病防控和产业发展，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护好生猪产业和市场供给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道德双重评价机制不同于道德伪善
。道德伪善反映的是程度较轻的道德失调情况，一般来说，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双重标准(对自己宽松的准则和对别人严格的准则)，并保持对自己道德的坚定信念，这主要是由于没有达到自己声称的道德水准，对不道德行为还存在一定推脱或辩护的空间。当人们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道德行为与道德标准的偏差，伪善的合理化和辩护无法发挥效用时，就会引出双重评价。双重评价可以说是人们在推脱、辩护等方式无效后，对于重复不道德行为采取主动性策略的又一道防线。其次，道德双重评价更具体、更聚焦。研究者们从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两条路径对不同群体的道德伪善进行探索，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展到公众行为等领域；
同时也看到了道德伪善的文化差异，将其与中国国学文化相结合，进行了本土化阐释与理解。一般来说，研究者们都认为，道德伪善不只是自己实际行为与声称标准之间的“言行不一”，也看到了其“善”与“不善”的性质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它，这使得道德伪善研究主题相对分散；而双重评价则聚焦于人们无法否认的不道德行为这一具体事件。应用双重评价时，个体使用同样的(过度补偿的)道德准则来判断他人和自我表现。道德伪善的研究中，在不道德行为之后，个体会进行道德推脱或辩护，对自己的欺骗更宽容。这种宽容源于人们认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在道德上是恰当的。但当人们不能为不道德行为辩护时，他们没有对作弊表现出宽容(对自己造成进一步威胁)，而是必须以一种双重评价来解决内心的紧张，并展示出更严格(而不是对自己宽容)的标准。总之，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和道德准则之间的不一致会引起道德失调，威胁到自我概念，必须以一种保护和恢复自我的方式来解决。常见的解决方案包括对行为的重新解释、辩护以及逐渐放宽道德标准。道德双重评价机制针对的是道德失调感受特别强烈的情况，当某种行为不可否认是错误的，人们没有空间重新解释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时，会用一种过度补偿的道德准则即双重评价，他们会更苛刻地评判他人，并把自己表现得更高尚、更有道德，进而在可以维护积极自我形象的情况下重复不道德行为。
四、记忆弱化
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后通常会带来心理上的负面体验后果，比如伤害自尊心、感到内疚或者觉得羞耻。Shu和Gino提出个体完成不道德行为之后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忘记道德规则。他们发现，个体在作弊之后表现出明显遗忘道德规则，但是对于与道德无关的规则，作弊个体和没有作弊个体记忆情况基本不存在差别。
道德的微妙或者说“矛盾”之处表现在一方面道德是可以塑造的，但另一方面道德又是相当稳固的，并且个体如果要在“道德塑造”维度和“道德稳固”维度之间实现较好转换是需要付出相当努力的。道德可以塑造是指道德不是“铁板一块”，外界环境因素总能改变个体的行为，而行为的客观变化也总是关联着个体主观心理世界的变化，包括道德的直觉、认知和评判等。道德相当稳固是指由道德内容所确立起来的自我形象“根深蒂固”，动摇道德自我远难于偶发行为的临时变化。在“道德稳固”维度面前，从“道德塑造”维度讲外部因素影响道德通常显得“付出”远小于“成效”。影响道德的力量外表上都是持久和强大的，但效果更多是微弱、局部或暂时的。从记忆所发挥的道德心理结果来看，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后，在强大维持道德自我形象的动机之下，个体会优先选择性地阻断记忆、模糊记忆或者主动遗忘与不道德行为相关的所有情节、线索及过程，将不道德行为的心理痕迹努力抹去，造成实际发生了的不道德行为在心理上“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Kouchaki和Gino提出“失德失忆症”观点，个体在不诚实状态下往往表现出对于伦理标准的道德推脱和动机型遗忘。
动机型遗忘可以反映在对于特定的威胁刺激的记忆有无方面，也可以反映在上述记忆的清晰度、生动性和细节水平方面。不道德行为倾向于被遗忘，即便被记起，与其他类型的行为相比，不道德行为的记忆也会变得更为不清晰和不生动。关涉情感记忆的研究对象大多数集中在对于特定刺激的短时情感反应，较少关注到长时情感反应。自传体记忆能够表现出个体在时间维度上经验记忆的变化状况，因此从自传体记忆角度研究个体对过去经历的记忆能够较好弥补上述研究缺憾。研究发现个体对于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往往会出现记忆偏差或记忆歪曲，这些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记忆修饰包括对于不道德行为发生情境和具体细节记忆的不断衰减。在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当时，个体对于两类行为的主观记忆没有表现出差异。然而，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个体对于两类行为的主观记忆表现出差异，个体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记忆比道德行为的记忆在可接近性、生动性和清晰性等方面均呈现出劣势。从动机角度上讲，个体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记忆进行了记忆线索提取的抑制，于是使得越缺乏提取加工的记忆材料越难以被记忆下来，在记忆的生动性和清晰性方面也就越表现不佳。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个体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利用抑制记忆线索的方式客观上造成记忆的遗忘，但是这种选择性记忆遗忘发生的心理逻辑值得进一步挖掘。个体对于不道德行为模糊化记忆的策略可以理解为个体有意采取回避选项，阻绝可能出现的不悦心理体验，减轻个体可能基于道德自省而带来的心理内疚、困扰或者自责，从而维持自己作为常态化道德个体对于自我形象的积极树立。这种道德“自我中心”的适应优先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放弃记忆可能唤起消极情绪的行为情景和具体细节，在个体整个记忆空间，要么过往的不道德行为经历没有留存太多的历史痕迹，要么个体完全没有不道德行为的自我反省，最终个体非常容易习惯在某些社会场合不断重复性质上同过往相似的不道德行为。
个体自我概念的认同和维护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记忆生活事件经验的意愿、方向和程度。个体的自传体记忆可以较为丰富地包含个体自我概念的基本内容，包括道德认知、价值判断等。由于道德因素在自我概念的认同和维护当中的重要作用，个体对于与道德标准相关联的行为记忆表现得非常敏感，不道德行为的记忆阈值比其他行为高出许多，表现出两者明显的差异。此外，这种记忆敏感性具有专门对象的特定指向，即自我的特异性而不呈现为泛化他人对象的记忆敏感。也就是说，因为他人道德因素无关个体自己的自我概念认同和维护，所以个体就不会特殊敏感记忆他人的不道德行为，通常情况下对于他人的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记忆不表现出明显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认同和维护自我概念的强动机驱力也会使得个体加快遗忘自己不道德行为的记忆内容，或者朝向利于自我道德认知的方向改造自己不道德行为的记忆内容。当然，自我概念的认同和维护当中不只是道德因素这个唯一方面，但是道德因素影响个体记忆清晰度和生动性的效应值得认真关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首先，需要重视社会环境的塑造力。以往我们都特别关注人格特征，如道德品格对行为道德性的影响。但人们反复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倾向取决于环境特点和人格特征，特别是重复不道德行为具有情境性。道德推脱的研究生动说明宽容、宽松的环境提供了人们反复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温床。应该特别关注道德推脱的持续时间，道德推脱发生在不诚实行为之前或之后的条件，以及不同生活事件中实际行为道德推脱的程度。其次，理性看待不道德行为的利己辩护。无论不道德行为事前还是事后的利己辩护，或者是触及人们心理的灰色地点，或者是假装自己的过失已被弥补，都可以让个体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又没有对不道德行为感到内疚。通过利己辩护，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做着不道德事情，因此人们很难承认自己的利己辩护。对于任何想要表现得更有道德的个体，承认辩护在塑造利己意识方面的力量，克制我们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冲动可能是通向道德行为的道路。第三，无论是动机性遗忘还是记忆自然而然地消失，都是人们做了不道德行为之后想要给自己积极的自我概念穿上保护外衣。“失德失忆症”认为人们一再重复不道德行为，是因为忘记了曾经做错的坏事，也忘记了当时的消极感受，这是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未来还需要更多的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和更加精细的实验设计，来解释“失德失忆症”、探索其潜在的认知-情感和神经机制。最后，现实生活中可能也存在一种现象，就是由于自身伦理和道德感的有限性，个体似乎是无意间做了不道德的行为选择。这种伦理的有限性使得个体经常无法抵制诱惑而不诚实地行事，而且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决定中存在可能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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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除了行为科学的研究发现动机型遗忘现象之外，神经影像学也提供了动机型遗忘的神经机制。Anderson和Hanslmayr研究表明在编码或检索阶段，侧前额皮质介导的抑制加工导致不受欢迎的记忆处于压制的意识状态之下。
这种抑制加工过程同其他表现记忆经验的神经结构共同一道，破坏支持记忆的痕迹。大多数研究中人们主要从被动因素的角度去理解遗忘的发生，比如时间的流逝、相似的干扰经验、生活环境的变化等，遗忘更多被赋予了消极的生活意义。事实上，“趋利避害”“忘却痛苦”“抛开烦恼”“保持生存”是大多数个体优先选择的智慧策略，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利益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到一种较为熟悉的现象，当个体处于愉快或正常回首一件往事时，会突然因为闪现出某个不如意的往事情节而跳跃过去，或者转换话题，甚至中断回忆。现有研究已经一致认为，个体能够发出遗忘指令，激活特定的加工，扰乱记忆活动。记忆的保持和提取需要涉及信息的编码和检索环节。一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发现，遗忘包含一种抑制进行编码的活性过程，它在前额叶和顶叶脑区表现活跃，这些脑区功能主要涉及人的理性意识活动。在有意遗忘期间，右上额叶、额中回和右下顶叶都较为活跃。同时，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激活，而左侧海马体的活动减少。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左侧海马体的这种反向关联表明，右侧前额叶皮层对发生在内侧颞叶(MTL)的信息编码过程具有抑制作用。人们观察到形成记忆的同时，大量同步性神经活动随之增加，突触可塑性也增强。反之，同步性神经活动若减少，有利于记忆的加工则受到抑制。Hanslmayr等人利用多模态脑电图(EEG)-fMRI研究发现，在遗忘期间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指标上升。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用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时，同步性神经活动随之减少，表明定向遗忘增加。
总体来说，大脑能够激活一种抑制机制，中断或阻绝记忆编码环节，调整甚至消除长时记忆经验。额叶前部皮层指向内侧颞叶中的记忆相关结构，减少记忆编码活动，降低同步性神经活动，最终使得不合心意的记忆无法形成。除了信息编码环节，抑制信息检索环节也是遗忘的重要部分。Depue等人发现，抑制记忆检索涉及侧前额皮质，包括常位于右半球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腹外侧前额皮质。记忆抑制发生时，采取响应覆盖机制来停止信息检索，与情景性回忆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同时减少，如内侧颞叶、海马体活动均减少。
当不利外来记忆进入意识，而个体又发出抑制记忆的指令时，海马体活动的下调程度非常明显。海马体活动的下调程度越大，表明诱发抑制的遗忘越强烈。记忆抑制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效应，多次重复的记忆抑制会使得不利外来记忆进入意识的机会大大减少，这种结果符合个体的心理预期。抑制记忆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当特定内容区域被唤醒活跃时，抑制机制便将这些区域当作控制的目标，从而影响这些区域记忆功能的发挥。情绪记忆的抑制也遵循上述原则。如果记忆活动唤醒较为明显的情感反应时，关联情感的脑区会活跃起来。如果要抑制记忆，那么就需要抑制关联情感的脑区，如海马区和杏仁核。自传体记忆中情感偏差现象常常伴随着杏仁核活动的减少和海马区的调节活动。记忆抑制机制发生作用时，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同步关联起来，海马区也降低活跃程度，由此将不愉快的记忆内容排除在意识之外。
第二、三、四章着重分析了行政部门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贪腐现象。以收取礼物或因公出差为名，行中饱私囊之实者有之，趁位居政府要职之便，代表他方和美国政府打交道，从而索取非法报酬者也有之。此外，围绕政府官员呈报自身财务状况 (financial disclosure)，官员财务上的利益冲突，官员的“覆盖关系”(covered relationship)(即官员与配偶、直系亲属、配偶的雇主、官员的前雇主、官员仍直接参与的外界组织等的关系)，旋转门 (revolving door)(即政、商界之间的人员流动)，乃至总统、副总统应否不受利益冲突法的约束，等等，作者都一一解剖，提出看法。
⑥Trevino, L.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A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1(1986)： 601-17．
在我国临床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当中,食管癌患者十分常见,目前,食管癌已经成为我国肿瘤致死类型的第四位[5]。食管癌患者的发病与多种不同因素相关,该病也是多阶段、多基因变异累积与相互影响的复杂病变过程,在分子水平方面与患者原癌基因、抑癌基因以及体内蛋白质的变化等存在密切联系。因此,针对食管癌患者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案十分关键。
注释
A座是一幢两层的建筑，只有一个入口，入口旁边是一间两进的套房，外面一间是售票室，里面是工作间。一楼是展馆，层高十米左右，面积不算大，里面摆放着上百个形态各异的蜡像。
①Bandura， 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no.3(1999):193-209．
在虚宁寺看来，传播正能量也是寺院的责任。为了响应国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目前，虚宁寺还计划与一些国学教育机构合作，在周末为上山的信众和游客开设免费的国学教育课，来弘扬传统文化。昆明几家中医馆也在积极加入这些传统文化活动中，定期来给香客进行免费义诊，给大家讲解一些健康养生的小常识，让更多人了解我国的传统中医养生之道。
Peer, E., A. Acquisti, and S. Shalvi. “‘I Cheated, But Only a Little’: Partial Confessions to Unethic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2014): 202-17．
道德双重评价机制的具体做法是与不道德行为保持距离，人们会更严厉地评判其他人在道德上有问题的行为，并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是超级正直和诚实的。这种保持距离的应对方式是指向他人而非自我的，它涉及更苛刻地评判他人；它是建立在印象管理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自我认知的内部调节。通过距离反应来解决道德失调并不涉及满足道德的愿望，而是通过使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进行道德判断和自我粉饰。程度较轻的道德失调可以通过各种策略来解决，比如证明行为道德的一面或者逐渐放宽自己的道德标准。道德双重评价机制适用于程度严重的道德失调，即人们无法否认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道德双重评价机制对现有的道德净化和道德许可研究进行了补充，扩大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范围。道德净化和许可通常被描述为独立于其他过程的“内部”自我调节过程。与内平衡机制相似，从舒适的道德基线向下和向上的偏差导致人们增加或减少道德，保持内在自我概念的动态平衡。而双重评价机制是一个内外互补的过程：它在“内部”层次上运行，其中道德自我与缺乏道德的他人进行谈判；与道德净化和许可是完全指向自己不同的是，双重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外部”他人的认可。这是因为社会现实也是自我完善的一个关键因素，个体朝向自我定义目标的进展与努力也取决于他人的承认。内部自我认知与外部他人认知的相互关系，同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致的。具体到道德行为，是净化/许可的自我规范机制和双重评价距离反应的公共规范机制的互补。
③Aquino, K., A. Reed, S. Thau, and D. Freeman. “A Grotesque and Dark Beauty: How Moral Identity and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fluenc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Wa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2007): 385-92．
房地产行业一直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一些购房政策的出台会直接影响到绿色建筑工程的成本。此外，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一些新的投资模式受政策影响相继涌现，如“ppp”项目等。因此，造价预估需要开率具体地区的地方法律和政策导向，可以提高工程造价成本的效率和质量。
④Scheiner, C. W., C. V. Baccarella, J. Bessant, and K. I. Voigt. “Participation Motive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Unethical Behaviour in Idea Compet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2，no.6(2018).
(1)绞车由1台功率300 kW的交流变频电机驱动，减速箱设有两挡，手动换挡，可实现挡内无级调速，并通过换挡实现较大扭矩或较大转速。可以实现在高速挡时绞车输出较高转速和较大的提升力，满足快速提下钻要求，节约辅助作业时间，提高效率；在处理孔内事故或超深孔钻进时，可选择低速挡，绞车输出大扭矩和较低转速，实现以较小功率满足不同工况各种作业要求。绞车变速范围大，提升能力强。
对实体模型的加载与文献[6]平面模型外界环境相同。在三维模型计算中为了减少单元数，减少运算时间，提高计算效率，并模拟实际监测情况，对正、负弯矩区二维平面模型箱内的关键点进行数据提取，作为三维模型箱内的热源进行加载。
⑤Shalvi, S., F. Gino, R. Barkan, and S. Ayal. “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no.2(2015)：125．
关注重复不道德行为的心理学解释目的在于，找到避免此类行为反复发生的切入点，探索如何培养人们的伦理美德。在关注不道德行为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善”的力量，需要加强对道德人格的研究并探索有效的培养路径。培养美德的过程需要个体大量的意志努力，并需要在实践中反复练习，也就是让美德成为一种习惯。理解个体对于不道德行为进行推脱、辩护、双重评价和遗忘等保护性机制，也能凸显规范性道德准则的重要性，让人们能够将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某些时候个体可能会采取各种策略机制或者美化自己的行为，或者将不道德行为的责任推给他人，或者干脆就忘记了曾经做出过不道德的行为，这些策略机制并不是相互冲突或非此即彼的，它们可能同时存在于个体重复不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只是因个体特质和情境等不同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个体的这些自我保护式心理机制，使得人们可以一边重复做着不道德行为，一边保持着积极的自我概念。这种重复的不道德行为似乎能帮助人们获得道德自我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心理平衡，避免出现心理障碍，但如果不道德行为的重复常态化、正常化，经常“心安理得”地做坏事而不用付出任何心理和利益成本，那么不仅会给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带来消极影响，也会破坏社会的文明风气。因此，理解重复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对于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
事后利己辩护的目的是纠正人们在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后出现的道德失调，净化、坦白是个体经常使用的辩护形式。道德净化是指个体为了弥补因越轨而偏离正常状态导致的道德负罪，会在随后的行为中通过象征或物理形式表现得更加道德自律。象征形式方面，个体在违反道德规范之后，可能会自行主动以某些自我惩罚的措施对自己加压，以表现出自我弥补的心态。物理形式方面，在道德纯洁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身体清洁(如日常的卫生措施、使用清洁产品等)可以减轻不道德行为的不安感，减少道德自我形象的损坏程度。Zhong等人将上述现象概括为“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⑩在许多文化中，出席重要的场合，人们奉行“沐浴更衣”的习俗，其所体现的正是人们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将身体纯洁和道德纯洁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完全不承认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相比，坦白自己确实做错了一些事情，好像就带上了“诚实”“道德”的烙印，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让个体可以在道德的华丽外衣下重复不道德的行为。Peer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坦白是人们洗脱不当行为道德负罪的常用方式，但往往人们选择坦白部分的不当行为，而非全部。特别是在最有可能犯错的个体当中，部分坦白使用频率更高。部分坦白成为优选策略的心理计算表现在，部分坦白也是“坦白”，使得人们有尊严地承认某些错误，也希望有机会来减轻自己的内疚，从而获得道德感，减少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负罪纠结。同时，个体也会在自己不道德行为之后通过引述别人的不道德行为来辩护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个体通过将自己抬升到超道德的位置，“居高临下”将自己与所谓的“邪恶”和“卑鄙”他人划清界限，释放自己因“偶然”失误所引发的道德内疚情绪，这是道德伪善“欺人”的一方面。道德伪善“自欺”的一面则表现在人们实际行为没有达到声称的标准时，通过重新定义、合理化或为行为进行辩护的方式获得声称的道德感。
⑧Shalvi, S., J. Dana, M. J. J. Handgraaf, and C. K. W. De Dreu. “Justified Ethicality: Observing Desired Counterfactuals Modifies Ethical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5(2011)：181-90．
⑨Sachdeva, S., R. Iliev, and D. L. Medin. “Sinning Saints and Saintly Sinners: The Paradox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09)： 524．
⑩Zhong, C. B., and K. Liljenquist. “Washing away Your Sins: Threatened Morality and Physical Cleansing.” Science 313， no.5792(2006):1451-452.
②Detert, J. R., L. K. Tr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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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摊问题引发的种种乱象，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公摊问题积弊已久，建议按照国际通行的管理方式，分步骤、分阶段逐步进行调整。即便不立即取消，也需要坚决弥补其中不合理的漏洞，对公摊面积的设计和测量标准进行统一、规范、细化，加强行业源头监管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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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Individuals Tend to Conduct Immoral Behaviors Repeatedly ？——Based on Psychology Interpretation
Wu Lin1,2 Bai Zhongqi2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 Some individuals are accustomed to doing immoral things in re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e reasons for the above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moral disengagement， 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 double-evaluation mechanism， memory fading， etc. Moral disengagement causes individual’s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self-reflection out of action in restraining， judging and regulating the current immoral behaviors， and relieves individuals from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or pressures arising from perceiving violation of moral standards. 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 is divided into pre-violation justifications and post-violation justifications. This mainly refers to the moral disorder of an individual caused by moral self-discipline before the immoral behavior occurs and after the immoral behavior is not discovered. When an individual is unable to shirk or defend himself/herself from immoral behaviors， in order to continue unethical behavior and maintain a positive self-image， a double-evaluation mechanism is enabled to distract others’ attention to such immoral behaviors. Memory fading means that an individual actively forgets or lets immoral behavior automatically fade, giving up the memory which may evoke negative scenes of conduct and concrete details， and excluding the memory which may cause threat to behavioral clues and details of self-concept congruency.
Key words ： immoral behavior； moral disengagement； 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 double-evaluation mechanism； memory fading
收稿日期 2018-1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8VZL009)
责任编辑 曾新
标签：不道德行为论文; 道德推脱论文; 利己辩护论文; 双重评价论文; 记忆弱化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