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简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产业组织理论为30年代西方兴起的、在当今西方得到较大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分支，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本文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和概念作了分析、评述。
关键词 产业经济学 市场结构 博奕论 企业理论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产业组织理论又叫产业经济学，在西方自3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由哈佛学派所建立的所谓“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中，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构。其理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即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大效率市场，市场集中度与完全竞争呈负相关关系，因而与效率也呈负相关关系。六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市场结构与效率之间没有一致的关系。市场的集中不一定导致无效率，或者相反；对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的判断只能看市场效率。研究的重心从结构过渡到效率，由此引发大量的研究成果，产业组织理论本身的研究范围出大大地扩展了，其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涉及到微观经济学的许多重要方面。在方法论上，产业组织理论存在两种范式：其一是以贝恩为代表的哈佛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其二是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流行的价格理论范式。其中价格理论范式中获得最多应用的三种微观经济学理论是：交易成本分析、博弈论和可竞争市场分析(D.W.Carlton;J.M.Perloff;1990)。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主要借助微观经济分析手段，运用几何模型分析工具，以静态分析为主；经验研究方面则以案例剖析为主。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为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当前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理论基本上在博弈论基础上重构，研究方法较为统一；经验研究方法则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以计量经济学研究为主。近年在博弈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验经济学”也为产业组织理论的经验分析提供了重要手段。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主要引入了以下一些分析概念：
（一）策略行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论”(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工具：博弈者将策略选择建立于“自我理解”的自我利益基础上。简正形式(normal form)的博弈包括三个要素：博弈者集；纯策略空间；报酬函数。纯策略(pure strategies)指博弈者对行为的有条件的选择；混合策略(mixed strategies)指博弈者对行为的概率分布的有条件的选择。可以证明，模型中参与博弈的厂商将达到纳什均衡，即每个厂商的策略都是对对方厂商策略的最佳反应。
（二）动态分析。动态博弈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产业组织理论的博弈模型中多运用动员态多期博弈(Multi-period Game)。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完备纳什均衡(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在一个完备的纳什均衡中，均衡解受到下列条件的约束：任何一个博弈者的策略不能包含泽尔腾(R.Selton)之所谓“无效威胁(empty threats)”，即博弈者根本无意实施的一种威胁措施。多期博弈的重点是所谓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或称超级博弈(Supergames)。超级博弈由元博弈或级博弈(Constituent or Stage Game)构成，由一组固定的博弈者重复元博弈过程。元博弈可为单期古诺博弈(One-period Cournot Game)或单期囚犯二难博弈等。一般地，元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能形成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但在重复博弈中有时须考虑过去经历对本期策略的影响；当博弈为无限期博弈(Infinite-horizon Games)时，可以存在多种均衡解。超级博弈中的许多结果都是所谓“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y)”的变化形式。“无名氏定理”表明，当时间足够长（博弈者有足够耐心）、贴现率足够低时，任意可行的、合乎个人理性的报酬都可在某一完备的纳什均衡中实现。
（三）信息。理性博弈者之间的博弈最重要的因素是彼此所掌握的信息。多数研究集中于对不完全信息或不对称信息博弈的研究。在拥有不完备或不完全信息的多期博弈中，博弈者根据贝叶斯法则(Bayes Rule)更新其主观概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每一行为的最优化。这种博弈均衡为贝叶斯式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a)。在这种均衡中，博弈者通过改变对方的信念(beliefs)而影响其未来行为。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所谓（静态）机制设计博弈。其应用领域包括垄断企业的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税收优化、拍卖、公共产品生产等。
信息的不对称可使市场均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面对不对称信息市场，人们通常采用二种适合性方法：信号示意(signaling)与信息甄别(screening)。信号示意是知情人(informed individuals)向交易对方发出信号使之对已获得更多信息以改善信息的不对称；信号甄别则是不知情人(uninformed individuals)采取一定措施对交易对方进行甄别以提高信息量。
不对称信息可以发生在合同签订以后，因而合同的设计非常重要。最典型的是委托人-代理人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委托人-代理人问题所表述的经济关系是十分广泛的；讨论最多的“所有者-管理者”关系只是其中之一。信息的不对称可引发所谓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当委托人缺乏有关代理人行为的信息时，这类模型称为行为隐蔽模型(hidden action)；当委托人缺乏企业相关环境的信息时，这类模型称为信息隐蔽模型(hidden information)。委托人的任务在设计一个补偿计划，该计划建立在信息的可观察基础上，目标是委托人的效用或财富最大化。这一模型所受的约束是，委托人能够雇请到合适的代理人，代理人将按补偿计划所要求的那样从自身利益（代理人利益）出发进行决策，亦即，委托人要想代理人合理地去实现自己（委托人）的目标，他必须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既符合代理人的利益动机，又符合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且该机制赖以建立的信息是委托人可观察到的。
企业层面的代理理论已经透到涉及资本市场运作的金融理论、涉及就业安排的劳动经济学之中，代理理论也被运用于制度设计、建立对自然垄断的调节机制和对具有不对称信息的公有企业进行监督等研究领域。
二、企业（厂商）理论
这里，“企业”指现代企业；或称“现代多部门企业(modern multi-unit enterprise)”。其出现大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A.D.Chandler,Jr.;1992)。现代企业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技术上独立性很强的生产部门要“整合”为一个企业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
产业组织研究企业行为以及它们对产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企业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现代企业理论产生于科斯1937的一篇文章，其理论核心是认为市场与企业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方式。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研究重点突出“交易”，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观点即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交易方式。此外，企业与市场之间组织管理方式（或所谓“激励结构”）的不同也是企业存在的一方面原因。例如，企业内部交易依靠“权威”来进行。那么，“权威”来自何处呢？对此，交易费用理论确实难以回答。威廉姆森将之归因于类似“看不见的手”的自然力量(O.E.Williamson,1994)。针对此，产权学派的格罗斯曼和哈特引入“剩余的控制权”的概念；认为订立完全合同的成本是巨大的，为此交易的一方可能将不完全合同中“剩余的控制权”购买下来。这时，所有权发生转移。“整合”就是为获得“剩余的控制权”而对另一方资产的购买。“剩余的控制权”的变更是对称的；一方的获得意味着另一方的丧失。企业内部交易的特点是只有一方拥有“剩余的控制权”。重要地是，它会影响双方管理的激励机制，进而影响各自的生产率。“整合”的均衡点或企业的边界就是生产率得失平衡点(S.J.Grossman and O.D.Hart,1986)。
钱德勒认为企业的产生、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提出现代企业的四个特性：第一：企业是一个法律实体；其次：企业是管理实体(Administrative Entity)；第三：企业是累积技艺(Learned Skills)、物质设备(Physical Facilities)及流动资本的融合(Pool)；第四：追逐利润的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与交换及安排未来生产与交换的基本工具。通过对现代企业产生及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钱德勒认为，资本密集、显著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Economics of Scope)是现代企业产生并不断扩大的原因。现代企业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是巨大的。为了维持最小效率规模(MES)，企业的生产必须连续不断地进行；原料的持续供给、市场的不断开拓是这类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以现代企业为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要义：生产(manufacturing)、市场(marketing)及管理(managing)。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投资的企业才能全面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并迅速成为行业主导。他进一步用“组织的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作为解释现代工业企业产生与增长的核心概念。这些能力包括引进与改进技术的能力；了解市场对新产品及改进产品的需求、原料的供销及其可靠性、聘用和培训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复杂性的能力等。它们是组织在企业内的设备与人力资本的综合，尤其重要的是，“组织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过程不断更新与强化。他认为，正是这种能力的产生、保持与发展使得美国与德国的企业在一次大战前二十年内在世界市场上挤垮了英国。同样，“组织的学习”过程使日本完成了从西方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日本企业建立了“组织的能力”，从而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力提供了保证。钱氏认为，现代企业理论大体上有四种：新古典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及演进理论(Evolutionary Theories)。前二种理论对经济增长及其转型进行解释的贡献不大；原因是它们只把企业看作是与“外部人”或“内部人”签订契约的法律实体，忽略了对企业的设备、人力资本、最终收益等等重要因素的分析。钱德勒反对将“交易”作为分析企业组织的基础；认为“企业”本身，包括其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应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在决定交易的内部化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设备与工艺的特殊性质比“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更为重要。因此，他赞成由纳尔逊(R.Nelson)和温特(S.Winter)发展起来的企业进化论。与交易费用学派相反，该理论认为企业理论应强调生产而不是交换(A.D.Chandler,Jr.;1992)。
三、企业组织与企业行为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有三个主要理论疑点。第一：现实中的厂商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管理目标。第二：理论假定中的U型或向下倾斜的长期平均成本线在现实中并不多见。第三：早期研究多讨论单一产品生产厂商，少论及厂商内部生产多样化及生产结构；而现实中多数厂商生产多品种产品。
（一）对利润最大化目标模型的批评主要来自这样几方面。首先，厂商所面临的决策问题比理论模型所分析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多得多，人类处理信息能力的局限性－有限理性－使得严格的利润最大化根本不可能。其次，许多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均非企业所有者，管理者极可能不以企业所有者财富的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在代理理论看来，企业无非是要素供应者之间的一组契约（某些条款由法律或习俗所确定）。由于这些契约无法对所有参与者在各种情况下的所有行为进行确定，它们实际是是不完全的。为此，必须对信息和策略作出特别假定；这种情况下的契约称为优化契约。在多数情形中，优化契约不能引导出类似完全的或对称的信息存在条件下的相应行为，它所约束的企业行为目标与利润最大化原则将产生系统性偏差。
（二）对厂商规模的研究主要探讨如何确定“生产者集中度”。通过对生产者集中度的量度可将某一产业定位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某个水平上。传统产业理论认为集中与竞争是一对矛盾，集中的加强必然损害竞争效益。通过将价格定于边际成本之上，垄断性行为可以获得较高收益。近来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其一，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其价格效应并不如早期分析的那么大；其二，集中度与利润率的关联在逐步减弱。影响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是：第一、规模经济效应。某一产业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最小效率规模点”与该产业总生产能力或总产量的比值来加以衡量。研究表明，生产者集中度与具有MES（最小效率规模点）效益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呈显著相关关系。这一点确与传统观点相一致。第二、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作用。“边干边学”最早由杜威等主张渐进教育的人们所使用。阿罗将其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阿罗引进学习的概念是为了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要素投入以外其他因素尤是知识及其积累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这一思路后来被“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发展。“边干边学”强调知识累积的实践方面，用阿罗的话来说，即：生产增长越快，所解决的问题越多，生产率增长也就越快。第三、集团兼并或收购行为。这类收购往往表现为横向联合(Horizontal-mergers)，即分享不同产品市场厂家的合并。收购行为在证卷市场一般有良好表现。理论上讲，这是由于通过并购，被收购企业被替换掉僵死而无活力的企业管理方式，从而增进了企业效率的缘故。但对并购后企业绩效的深入研究描绘了与理论分析不同的画面。英国与美国的相当数量的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后的生产率、利润率、市场份额，及至股票价格均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在理论上尚无解释。
（三）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厂商都生产多种商品。这种情况下，长期成本函数不能用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来描述。在多种产品生产情形中，某一特殊产品的平均成本难以确定。企业生产选择问题涉及：第一、范围经济效益：即在同一企业中通过生产多种产品以降低成本。如柔性生产方式(Flexible Manufacturing)：所谓柔性生产方式指在基本产品的基础上生产差异性产品以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或瞬息万变的时尚。一般来说，这些差异性产品的生产数量较小。柔性生产方式可以极大地影响市场结构。相对于刚性生产方式而言，柔性生产方式更有利于推进市场的集中，但较小损及市场竞争效益(B.C.Eaton and N.Schmitt;1994)。第二、交易组织：威廉姆森认为。在竞争条件下，经济活动是为了达到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最优。影响其中不同组织结构相对绩效的因素称为交易特性。重要的一类交易特性为所谓“资产特定性(Asset Specificity)”。“资产特定性”指某种有形或无形资产只适合于某类特殊交易，如交易加以变更，该项资产将遭贬值。包括三种：物资资本的特定性、人力资本的特定性、地理位置的特定性(sitespecific capital)。资产专门化程度越高，长期合同或企业内部组织将越复杂。第三、纵向关联：近来的研究改变了传统对纵向关联的看法。研究发现，尽管纵向一体化使垄断企业获得价格歧视或能避免下游替代品由其他厂商生产，对该企业有利可图，其对社会的总体福利效应却不甚明朗。而由于“免费搭车”的存在，一般认为，制造商有时反而可利用纵向限制来提高竞争效益。
四、不完全竞争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总试图通过对市场结构的观察来判断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恐怕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一）寡头理论。博弈论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对垄断理论的研究。博弈论研究发现伯特兰模型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性质：双寡头竞争市场的竞争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在唯一的纳什均衡点上两个企业各自的产品定价均等于成本（条件：两个企业均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相同的成本；规模报酬不变；面临严格递减的需求曲线）。在相同的价格条件下进行产量竞争的古诺模型则体现了垄断竞争的特点，其均衡价格较之完全竞争价格（成本）高，比完全垄断价格低；其纯策略纳什衡点不唯一。
古诺模型与伯特兰模型的另一点不同在于，当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趋于无穷大时，古诺模型的均衡价格和总产量趋近于完全竞争水平。而在伯特兰模型中，任意个企业的竞争结果等同于双寡头垄断竞争。其意义是，古诺模型表现出随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市场垄断能力逐渐下降的市场特点；这是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的。问题在于，现实中的厂商往往易于改变价格而难于改变产量。解决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为此，将生产能力局限性(capacity constraints)引进模型之中。长期内，运用古诺模型选定生产能力；短期内，则在此生产能力限制范围内运用伯特兰模型选择价格。引进生产能力局限性的伯特兰模型的均衡价格不再等于成本，而是高于成本。这样就使整个分析更现实。
（二）串谋。张伯伦认为，只要竞争者足够少，他们就能够认识到合作的好处，即使没有相互约定也可达成合作以共同获取最大的利润，即所谓“心照不宣的串谋(tacit collution)”。施蒂格勒把这问题的分析重点放在了协议的实行上。谢勒(F.M.Scherer)认为任何卡特尔必须完成二个任务：一是就一组行为达成协议，二是防止对卡特尔协议破坏。能否有效实行协议的关键在能否发觉违反协议的作弊行为。在企业数量极少的行业中，作弊行为是容易被发觉的。推而论之，联合使集中加强进而导致串谋产生。博弈论的研究支持了施氏的观点。在一次性博弈中，张伯伦的看法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此情形中违约获利的动机强于遵循协议的动机。另一方面，如果引入惩罚威胁，在贴现系数足够高的条件下，“心照不宣的串谋”也是可能的。研究表明，发现作弊行为并加以惩罚而造成的损害越重，欺骗行为和获利越小，合作范围也越大。可以用“逆向归纳法”证明，具有完全信息、时期有限并预先可知的串谋无法达成完备均衡。因此，串谋均衡只能在无限博弈中出现。
（三）进入与退出。贝恩将进入壁垒定义为使现有企业可以享受到超额利润而又吸引不了新企业进入的某些因素。没有进入壁垒就没有长期市场垄断能力。贝恩认为，垄断企业只要将产量定得足够高，使价格达到所谓限制性价格(Limit Pricing)，就可有效防止进入。因为新的企业一进入，大量增加的产品立刻会将价格打到成本以下。在博弈论上这存在一个问题：这种过度生产以阻止进入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因而无效。但斯潘思(A.M.Spence)观察到，进入前不可逆的前期投资以及进入后较低的边际成本可使现有企业的这种威胁变得可信。规模经济对进入的影响还依赖于时间假定和沉没成本的重要性。一般来讲，沉没成本越高，进入风险越大。反过来，有形的或无形的沉没成本又成为退出壁垒。在沉没成本巨大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经济利润即使是负的，它也不愿退出该产业而宁愿维持现状。
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为许多防止进入或引致退出的策略提供理论根据。例如“捕食定价(Predatory Pricing)”问题。“捕食定价”乃企业将价格定在极低水平（一般低于成本）以排挤其现有竞争对手，以便在垄断市场以后提高价格的一种策略。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捕食定价策略可产生防止进入的效果：在现有企业之间的博弈中，两者的信息不对称。进入企业可以通过现有企业的价格以及它的历史定价判断其成本；反之则不然。利用此点，现有垄断企业可以将价格定在垄断利润水平甚至成本水平以下，给意欲进入者以误导信号：现有企业的成本很低，如没有足够的成本优势进入该市场将无利可图；从而起到阻止进入的作用。
用二阶段博弈模型可分析垄断企业与意欲进入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考虑存在“沉没成本”的二阶段博弈模型的（纯策略）子博弈完备纳什均衡[(pure strategy)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a(SPNES)]。可以证明，进入企业数的均衡解存在并唯一。如果竞争为古诺式的话，当起始成本趋于零时，均衡企业数将趋于无穷大，产量与价格则趋于完全竞争水平。如果该垄断竞争为伯特兰式竞争时，均衡企业数为1，即不断进入者参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导致完全垄断。当市场规模无限扩大的时候，二阶段古诺式进入模型中的SPNES均衡价格收敛于最低平均成本。换句话说，完全竞争是古诺式垄断竞争的极限情形。
邓塞茨(H.Demsetz)、鲍莫尔(W.J.Baumol)等认为，即使在垄断竞争行业，只要进入与退出成本较低，其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不亚于完全竞争性行业。这种市场被称为可竞争市场。可竞争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进入与退出的自由。在此市场，即使是极短暂的赢利机会也会吸引一些企业进入；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又极易获利退出。这种市场中的企业众多而微小，所进行的是激烈的价格战。由于自由进退，缺乏规模效应，产品的质量将无法得以提高。由于成本风险小，“商誉”、政府管制等都无法促使这种市场中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如我国现阶段许多商品市场属于这种“可竞争市场”，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并无法消除的根本经济原因。解决的办法只有改变这种市场结构，加强市场集中度，扩大企业规模，使市场不再能够保证无成本的进入与退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沉没成本的上升，企业必须维持一定的市场占用率。这时，“商誉”、产品质量就变得十分重要了(Salim Rashid,1988)。上述二阶段模型结果也表明，混乱的价格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走向集中，甚至完全垄断。我国许多产业的发展殊可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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