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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3)04-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西文化的碰撞突显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学者们在寻找着中国落伍的深层根源。严复是较早对此进行思考的人。严复看到，中国传统学术有个重要弱点，就是概念不明确，逻辑不严密。中国人习惯于从“诗云”、“子曰”出发的经学方法，极易导致独断论的“师心自用”。这都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对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而造成的。严复认为，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中国要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就必须重视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自严复以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都很重视逻辑学的研究，强调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学方法。在介绍、引进国外逻辑科学的同时，学者们很自然地想到，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是否也具有产生逻辑学的土壤？自此以后，中国是否有逻辑学便成了逻辑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本文就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进行归纳、概括，并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二、中国有逻辑（注：本文的逻辑是指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指类似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那种类型。）
近代学者们从求同的角度出发，对西方传统逻辑、印度因明和墨家逻辑进行了对比研究。尽管论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特点不一，但他们基本上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有逻辑，墨家逻辑是它的优秀代表，与西方传统逻辑、印度因明有着共同之处。严复是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第一位尝试对中西逻辑学说做出比较研究的逻辑学家。通过对三段论与演连珠（注：演连珠，是由韩非首创的一种表达逻辑推论的文体格式。）的对比分析，严复认为，二者的过程大致相同。尤其是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书，遵循“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和逻辑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系统的整理和发掘。
近代学者在对中国有逻辑的论证中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研究范围一般局限在西方传统逻辑、印度因明同墨家逻辑的比较研究上，而且研究的内容也一般局限在《墨辩》的推理形式上，主要是传统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形式。而对其他的推理形式、基本原理（规则）研究得很少，缺乏对三者总体的对比分析和研究。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把有些本来是逻辑应用的材料作为论证的依据，混淆了“逻辑问题”和“逻辑应用”，这无疑又扩大了逻辑研究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这必将导致研究方法上牵强比附的弊病。当然，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文化心态有关，抬高《墨辩》的地位，强调中西逻辑的贯通性，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正是民族自卑心理的一种表现。
我们应该肯定近代学者在逻辑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他们对于中国存在逻辑的论证已经很少有人完全赞同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在中外逻辑的比较研究中，在肯定中国存在逻辑的同时，更加突出了中国逻辑的民族特色。《先秦辩学法则史论》、《名辩学论》著作代表了这一观点。
《先秦辩学法则史论》一书虽然只介绍了先秦时期的逻辑思想，但作者的目的是要揭示以“辩”为主要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体系。作者主张把中国古典逻辑称为“辩学”。作者认为，不论从辩学产生的缘由，还是从辩学的形式、内容及标准上看，中国的古典逻辑都有其内在的、独有的特质，而别于西方的古典逻辑。辩学作为一种思维的工具，同样包含逻辑的内容，如正确的论辩方法和正确的思维法则，以及规范性的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但是它也有现在所称谓的“逻辑”所没有包含的内容，如辨证思维的方式及法则，是非标准的客观真理性问题等等。基于此，体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辩学”体系，是不能用“逻辑”一词一言以蔽之的。[1]可见，作者不但看到中西古典逻辑的共性，而且更加突出了中国古典逻辑的个性。
先秦辩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辩学法则，辩学法则分为两类：确定型思维法则和变易型思维法则。作者认为，确定型思维法则与逻辑思维规律的实质内容大致相同，变易型思维法则同辩证逻辑规律的实质内容也有相同之处。[1]可见，作者对中国古典逻辑外延的规定超出了西方古典逻辑的范围。作者充分占有材料，采用了考据、训诂、校勘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方法，从先秦辩学法则思想的准备期开始，论证了先秦辩学法则思想的萌芽、发展以及先秦辩学法则体系的形成与总结。
以标志先秦辩学法则体系形成的《墨经》为例，我们只取其中的形式逻辑部分，其内容主要有：1、思维法则。作者论证了《墨经》中对同一法则、矛盾法则、排中法则以及充足理由法则的陈述及证明。2、思维法则的特点及适用性。关于思维法则的总体特点，作者认为，《墨经》注重辩学总结，不注重本体论研究；注重实质，不注重形式。接着作者论述了前述思维法则的具体特点及适用性问题。3、《墨经》判断间的真假关系与逻辑方阵。作者认为，《墨经》对各直言判断之间的真假关系已有一个初步完整的认识，并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1]我们看到，作者仍是以西方逻辑为纲对《墨经》进行分析的，其实质内容仍与西方逻辑基本一致。如果说这一体系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话，那只能反映在上述关于思维法则特点的论述中，但这一特点怎样与西方逻辑实质内容基本一致的《墨经》相协调呢？这在著作中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另一篇著作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名辩学论》的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古典逻辑的看法，他认为，名辩学是中国古代客观存在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体系并不等同于中国逻辑史。中国逻辑史应当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如果仅仅作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那就只需按照名（概念）、辞（命题）、说（推理）、辩（论证）的理论体系加以表述就完全可以了。[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逻辑，但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作者认为，发现三段论至少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严格区别同一性和类属性；一个是“整体信息加工”原则。前者是指要把陈述句所要表达的同一性还是类属性在形式上严格区别开来。后者是指三段论大、中、小项分类角度必须不同，只有把它们整体关联起来才能推出新结论的现象。理解了发现三段论的这两个必要条件，就不难认识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类、一般与个别关系有了正确认识，也不乏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却没有发现三段论的缘由了。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具有直观外推的思想模式和万物相关联的有机观，对严格区别陈述句中同一性与类属性不那么感兴趣。此外，发现三段论所要求的整体信息加工原则需要人们从不同分类角度来抽取共性，把实体与属性严格区别，把共相作为独立于实体的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一点也不太重视，因而阻碍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发现三段论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和公孙龙等哲学家曾独立地接近于发现三段论的必备条件，但最终没有实现这一步的跨越。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即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正名”的需要。对于公孙龙，“白马非马”悖论是为了解决“名”不符“实”提出的，这和亚里士多德构造三段论的目的大相径庭。为了“正名”，换言之，为了搞清“名与实”的关系，原则上不需要将陈述如此严格化，不需要对分类角度作严格区分。随着儒家成为正统，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重点回到了以政治和伦理为核心，离发现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的条件越来越远了。因此，中国古典逻辑只是处在一种萌芽、初级的状态。[3]
一位国外学者也认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名辩学已有逻辑思想萌芽。如果先秦名辩学继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发展出西方那样的逻辑学，难以推测。从公孙龙名学与墨辩注重思维形式来看，如果没有内外的特殊因素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有发展到西方逻辑学的可能性。可是，事实上，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逻辑学。这位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学问的动机、目标、方法、题材等方面与西方不同。这些学问上的差异，从根本上看，乃是在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的不同。[4]
三、中国无逻辑
许多学者以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无逻辑这一观点。《逻辑的观念》一书的作者，以“必然地得出”这一逻辑的内在机制为标准，认为只有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现代逻辑才属于逻辑，其他类型的逻辑，如归纳逻辑、辩证逻辑等并不是真正的逻辑。[5]作者并没有肯定中国无逻辑这一观点，但是，从上面关于中国古典逻辑的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作者对逻辑划定的标准，古代的中国很难发现这样的逻辑。作者指出，如果中国有逻辑史，那么就应该是关于推理学说的历史，是形式逻辑史，因为我们的前提是“必然地得出”。[5]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逻辑（注：逻辑，这里的逻辑含义不是唯一的。）建立在中国人对真理的观念上。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只能被感知，就像人们常说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样。在中国，逻辑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人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庸见通常更合乎情理，因为分析性的论证是通过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探索真理的，结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联系与含义。而庸见则把事物看作一个活的整体。[6]这位学者是在用幽默的口吻讽刺中国没有逻辑；他还看到中国人擅长直觉思维这一特征。他说，中国学者不愿劳动自己的双手和眼睛去做那些愚蠢的劳工，而宁可稚气地相信自己“直觉”的力量。于是，他们就按自己的意愿来解释人体及宇宙的奥秘。中国的医学和生理学就是建立在道家哲学所谓的五行之上的。[6]
有学者认为，中国虽无西方式的逻辑，但存在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逻辑。他用名学来称谓中国古典逻辑。他首先肯定中国有逻辑，但绝不是完全等同于西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而是由中国独特的社会、民族、语言以及文化背景而产生的独特的名学思想，它必然深深地打上中华民族的时代烙印，为中华民族所独有。作者论证了中国之所以未产生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逻辑，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名学目的上的不自觉性，语言上的非形式性和技术上的非科学性。作者认为，中国名学不同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名学，只是说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事实上，二者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促使这两种逻辑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已。作者倡导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社会、语言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的名学，或者说中国式的逻辑学。[7]但中国这种独特的逻辑学到底是什么？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学者从名学、辩学和西方逻辑的研究对象、性质、内容以及产生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得出如下的结论：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求取科学真理的证明的学科，就取其仅仅涉及完善的形式来说，它与中国古代的名学与辩学是两回事。作者认为，运用“据西释中”的方法，把名学与辩学定位于西方传统逻辑中国型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不利于对名学和辩学的客观阐释，也有碍于对逻辑在中国的真实状况的认识。反之，如果我们转换方法，视名学与辩学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结合它们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背景来分析和解释其内容，这就会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名学与辩学，以及它们与西方传统的特质与演化过程，如实地分析逻辑在中国古代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及原因。[8]
四、结论
中国到底有没有古典逻辑？我认为，中国有古典逻辑，但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证据基础之上，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持这一观点是比较客观的。近代学者的观点受当时时代背景和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自不必苛求；就目前关于中国有逻辑的观点来说，其论据和论证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避而不谈论证过程便直接得出结论；有的论据缺少足够的信度。例如有观点认为，理性形式、运作过程和语言工具，是逻辑思维存在的基本条件，而对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研究表明，它普遍满足了以上三个条件，且许多形式与方法已相当成熟，有些甚至远远在古希腊之上。[9]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论证他是如何得出上述观点的。
一些学者在求同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在逻辑方面的特色，想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是困难的。持这一观点的人，囿于西方逻辑框架的限制，在揭示中国古典逻辑体系的同时，很难再有体现它自身的特色。这是方法问题，一旦选择了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文章的观点便受到所采用的方法的制约。我们对中国有没有逻辑这一争论，有时焦点集中在《墨辩》上，因为《墨辩》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杰出代表，这一点还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关于《墨辩》的研究和争论一直在继续着，对于它的本质也众说不一。有的说它是论辩逻辑，有的说它是非形式逻辑，有的说它是形式逻辑等。这也同研究的方法有关。王路认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传统）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古汉语的语义学、内涵逻辑、自然语言逻辑等。研究的对象决定了研究的方法，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现代逻辑、传统逻辑、自然语言逻辑、语义学等。王路强调，研究的方法很多，现代逻辑方法最重要。[5]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成果还不是很多。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可能为我们在其他问题、其他领域提供思想的启迪，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挖掘古代文本的原意，以利于我们对古代的逻辑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
但是，即使《墨辩》被科学证实是一个形式系统，具有发展成为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萌芽，又能怎样呢？我们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的逻辑？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的“自序”中说，“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但这只能说科学是普遍适用的，至于各门科学的产生，却是受到各种条件制约的。思维方式便是制约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哲学倾向于直观的思考，虽不否认对立，但是比较强调统一的方面。把个人、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察，因而注重内向、无我、亲和、协调等；而西方哲学倾向于逻辑分析，虽不否认统一的方面，但比较重视对立，因而侧重外在、个人、权利、理性等。正是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才有东西方科学、文化、艺术、文学等各方面的差异。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当然，思维方式的产生也有它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去探究，我们只要关注思维方式的作用这一事实。我们从思维方式这一角度来分析中国逻辑是否存在。
我们看到，西方传统逻辑的产生及发展正是与西方思维方式相一致、相协调的。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就不足为奇了，就像承认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一样。如果非要研究中国的逻辑，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我认为，那也不是西方式的形式逻辑，而是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逻辑，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逻辑了。我们知道，逻辑作为思维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它的研究范围很有限，在中国是否有逻辑的问题上，我们不必把眼光局限在逻辑领域，应该注重研究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思维科学。
即便我们没有逻辑也无所谓，日本并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但日本通过向西方学习不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了吗？正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优缺点，更有利于我们完善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尤其是在当代，人类思维方式的地域性差异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为当代人类思维融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民族间完全可以在思维方式上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实际上，这一交流过程早已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它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只是当代加速了这一交流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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