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友到敌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从联俄联共 到反俄反共的转变论析
何 沙，韩宏博，黄小彤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 成都 610500 )
摘 要 ：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了第一次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然而，1927年原本积极联合苏俄、共产党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却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分析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政治立场和思想转变的原因，对进一步了解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以及加深对蒋介石的认知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蒋介石；“联俄、联共”；原因分析；经验教训
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了第一次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然而，1927年原本积极联合苏俄、共产党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却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失败。对于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转变，学界有不少的探讨，但都缺乏一个较为完整的描述及转变原因的相关分析研究。2006年胡佛研究院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对分析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思想转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的原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杨天石和杨奎松两位老先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陆续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著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蒋介石研究。本文在参照杨天石、杨奎松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政治立场和思想转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以期加深对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的认知。
一 、早期蒋介石与共产主义的关联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生于1887年。1908年在日本留学时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并获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辛亥革命爆发后便回国积极参加革命。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保护孙中山先生四十余日，取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和器重。1923年12月，蒋介石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924年在国民党的一大上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18年到1926年，是蒋介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俄、中国共产党产生千丝万缕关系的重要时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新青年》等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席卷了全国。蒋介石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如他在日记中记载：1919年12月4日，“看《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7日，“看《新青年》杂志，定课程表”。1920年4月9日，“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1926年4月21日、4月22日、5月5日，上午、下午《新青年》杂志。从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出，蒋介石当时对《新青年》杂志相当喜爱。同时，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也相当感兴趣。如1923年9月、10月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他连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和学习俄语的情形。更为夸张的是蒋介石在192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闭卷。”此外，《共产党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等书籍蒋介石都略知一二。蒋介石在1925年11月为黄埔军校三期学生授训时，还重点论述了“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1]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及更早一些时候(如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都可以表明其对俄国、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甚至还较为推崇。而且，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蒋介石也被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视为国民党左派的中流砥柱和可靠的盟友，信任有加。可是1927年蒋介石直接领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指使青帮及反动势力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和优秀共产党员，前后态度截然不同，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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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革命前后蒋介石由联共到反共的变化
归国后，1925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本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蒋介石将泰戈尔和列宁划归为唯心和唯物两个阵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蒋介石的世界观定位，即站在了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立面。
1921年到1923年期间，蒋介石得知孙中山有意与俄国交好以求获得援助的消息，一方面为了得到孙中山先生的信任以利于提升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另一方面出于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这一神秘国度的好奇，便积极要求加入访苏的代表团。1923年8月16日，终于如愿以偿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赴苏联进行考察访问。
一方面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本质上就有天壤之别，共产党代表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国民党作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等剥削阶级的代表，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另一方面，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作为国民党党外人员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权力中心的要员，并将国民党人为地划分为可拉拢的左派、中派以及要反对的右派，在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以及生硬地划分发展党员的标准 ，都使国民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感。“李侠公密信”事件的爆发，更是加深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李侠公密信”事件，指共产党员李侠公在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要员的时候，在给共产党上级的密信中写道：“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湾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周都非同志……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工作尚未妨碍，可以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义。”其中“非同志”“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义”及之后倾向于共产党的学生又放言批评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在蒋介石、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右派之间埋下了猜疑、不信任的种子，是1927年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主要原因。
总括起来，蒋介石反共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5] 陈卫军.鄂尔多斯西部煤矿冲击地压治理技术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18,46(10):99-104.
年轻的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之初便饱含活力、蓬勃发展，在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中直接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筹办军校、策划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等，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共产党俨然成为了仅次于国民党的中国第二大影响力政党，其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使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和政治抱负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民党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当共产党处于国民党之下，且对国民党的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时候就坚定地维护“联共”政策，但是当与国民党在国内、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有所冲突时，就会义无反顾的站在其对立面。蒋介石在1924年对黄埔军校第一届学生训话时就说道：“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5]这也更加佐证了只有“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是统合国民党党政军三方唯一的精神权威，更是维系国民党团结和统一的有效手段。因为蒋介石只有作为孙中山先生惟一合理合法的继承人才能使国民党党员对他信服，进而统率国民党，所以蒋介石反共是必然的。
蒋介石跟随母亲王采玉长大，从小就进入了私塾学习，得以启蒙并习读经史。1906年在龙津中学堂毕业后便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清华学校进行深造；1907年又进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8年至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0年毕业后，接受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并参加中国革命。在日本期间，蒋介石表现出了对旧社会的唾弃及厌恶，立下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抱负。1919年的日本，正值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更是不可胜数，此时日本武者小路笃实在《白桦》及《新村记》中提出的“新村主义”给蒋介石很大的影响。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能看到他在了解“新村主义”后的看法，如“改造本乡”“吾知其社会改革比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更可知矣！”等[2]。可见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与精神。
之后，蒋介石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集中了国民党党、政、军的大权，排挤党内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和共产党。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本质上就是为打击共产党所做的初步尝试，但却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导致了蒋介石在1927年北伐到达上海后，同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进行了残酷杀害无辜群众、进步青年、工人及优秀共产党党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行为。之后，在各省相继爆发了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如“三三一流血惨案”“四一五惨案”等。第一次国共合作惨遭失败，蒋介石反共、反俄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三 、蒋介石反共思想形成的原因分析
然而上述的种种行为只是蒋介石的一个方面，甚至只属于表面，其内在的一面却截然不同。
钱教授所说“主要靠自己”，所表达的无疑是他的学术地位和成就，不是靠父亲在学界的影响力，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因阶级属性和政治诉求的本质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加深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戒意。
在苏联考察的三个月时间里(1923年9月2日—12月15日)，他参观了红军团队，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党政军机关、工厂、农庄和学校等，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等人进行了交流，与俄共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进行了讨论，听其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及建党情况。在苏联莫斯科期间，蒋介石对《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更是到了爱不释手的状态，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蒋介石这样评价：“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意培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厚农工而薄士商之制度，吾亦无间言矣！”[3]“俄国人民，不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笃恳挚，令人歆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4]访苏考察回国后，蒋介石不仅更加坚定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更是提倡仿效苏俄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宣传教育官兵，进一步说出了“我们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确地说就是打到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5]的言论。正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俄的积极联合的坚定态度，促使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顺利进行。
(二)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与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令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不安
在为期三个月的访苏考察中，蒋介石对苏联军事制度推崇备至，但却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很反感，甚至是仇恨。回国后他在给孙中山先生的汇报中如此说道：“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国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6]并进一步强调指出：“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7]同时访问期间，苏俄对蒋介石的轻慢使蒋介石郁积了反对苏俄的情绪。蒋介石在访问期间始终未受列宁接见，与苏联磋商提出派学员到苏联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的事务一时未有定论，而苏俄在蒙古问题上的固执则令蒋介石尤为愤懑。这些都使蒋介石觉得苏俄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满之情郁积于心。
2.2.4 患者意见未及时得到反馈 护士长只有每天在早上查房时才有机会跟患者接触，其他时间都是在处理病区的事情，每天工作繁忙，很难做到去病房征求病人意见。
(三)共产党内左倾、右倾主义的盛行，增加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反苏的嚣张气焰
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这样说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首的左倾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明确指出，陈独秀等右派只注重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忽略了农民阶级；同样指出张国焘等左派只集中做工人运动，忽视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即使“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军事独裁之心已经显露无疑的时候，陈独秀等右派还依旧认为对蒋介石等人采取让步妥协的策略是正确的。甚至在和蒋介石派往上海的代表会谈时还表示会继续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进一步主张迎接国外的汪精卫回国继续任职，采取在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实力派之间搞均势策略来保持革命局面。殊不知在大革命达到一定程度即国内革命趋于稳定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然要反过来镇压无产阶级和其它阶级的革命。这使蒋介石等反动势力看到了共产党的软弱性，更加强了蒋介石等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最终加快了反革命政变的发生。
(四)苏俄、共产国际的行为失当与列强的拉拢是蒋介石转变的催化剂
在1921年到1927年的几年时间里，苏联和其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苏联派遣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不切实际地强制命令。如：拒绝北伐；突然削减对黄埔军校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在进行援助时附加条件要挟国民党；突然撤回刚熟悉中国国情的苏联代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拒绝了国民党要求归还领土的主张，并且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对苏联言听计从都让蒋介石对苏联产生了怀疑和极度的厌恶。同时也要注意到江浙财阀、帝国资本主义的干涉和援助，控制了蒋介石北伐的命脉。一方面，蒋介石为了控制江浙富庶地带，获得经济支持增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为了得到西方帝国资本主义的国际和资金支持(必要的条件都是替其进行“反苏反共”)，这也就可想而知为什么1927年北伐刚刚获得一些胜利，蒋介石就筹划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五)宋美龄等人的影响
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识之前就有已有两任妻子和一段感情经历。1921年与第二任妻子陈洁如相识结婚，在一场宋子文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了宋美龄。自认识至结婚的六年时间里，蒋介石与远在上海的宋美龄频繁的书信往来，一方面向宋美龄吐露爱意，另一方面设法和时任妻子陈洁如左右周旋。而宋美龄本人更是自小便在美国接受教育，深受美国自由主义的熏陶，并且信仰唯心的基督教，再加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惧，反共产主义更是成为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思想源源不断地传输给了正在追求自己的蒋介石，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整整六年的追求时间使蒋介石的思想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孙文学会的成立及其在国民党内部和黄埔军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蒋介石作为校长和党内重要人士经常与之接触不免会受到其影响。“西山会议”与“戴季陶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国民党党内本就不牢靠的中间派和左派的恐慌，迫于局势的要求，虽然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处罚，但根本没有触及到深处，使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逃脱了处罚。
(六)蒋介石强烈的功利心使然
“反苏、反共”思想的形成，与蒋介石想获取更大权力的动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众多事实表明，蒋介石的政治决策通常是以掌握权力为目的的，其政治行为则是以投机为基本手段的。在孙中山先生决定选派人员进行访苏时，蒋介石更多的是出于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才主动要求参加的，他在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如此写道：“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8]在访苏完成后更是自视甚高，国民党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劝蒋介石回来处理党务，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甚至在一回国就弃国家于不顾而陷入儿女情长之中。但是一听到有利于自己政途升迁的消息立马又换了一副面孔。如在收到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要来中国筹办军校以及改组国民党的消息后立马放弃一切事情马不停蹄的赶回广州，生怕自己得不到一点好处。这些行为体现了蒋介石做事固执己见、狂妄自大，对自己有利的便去做，否则便果断抛弃。如不采用他的意见，就会在关键时刻用辞职相威胁，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
从蒋介石联俄联共到反俄反共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多变性和艰巨性，这对于深入认知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盟友的选择上受到了深刻而沉痛的教育，真正地认识到了谁才是稳固可靠的盟友、手握枪杆子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以及与对任何反动势力的妥协都是错误的做法等真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开始了独立根据地的开拓、独立军事力量的培育、独立政府的组成以及党的建设、组织上的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对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的认知。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共产党的控制以及一直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分支机构，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束缚和禁锢，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做法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尤其是苏俄自认为把持着对国民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无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将中国共产党人硬塞进国民党高层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人员的不满；不听不顾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和做法，以自己为纲，独断专行，对中国共产党察觉到国民党内部右翼势力不断增大、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右倾越来越严重的消息置若罔闻，甚至连共产党员进入各省市政府担任职务都认为是错的，片面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只做好政治工作即可，在国民党反对派最后撕破面具迫害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还不切实际地下达放弃抵抗、配合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命令。同时，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以陈独秀为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长期垄断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局面。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后来的组织建设和独立发展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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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家康.蒋介石的一段联俄联共岁月[J].文史精华,2012(4):15-20.
From Friends to Ene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ang Kai -shek from the United Russia to the Anti -Russian Communists in the Great Revolution
He Sha ,Han Hongbo ,Huang Xiaoto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China )
Abstract : In 1924,the CPC and the Kuomintang reached the first coopera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lourished.However,the 1927-year-old Kuomintang leader Chiang Kai-shek,who had actively joined Russi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suddenly launched a "412"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killing a large number of progressives and communists,and the first cooperation from the Kuomintang to rupture.It is magnificent to understand the cooperation history and knowing Chiang Kai-shek in the Great Revolution by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osition and the reason of ideological change of Chiang Kai-shek.
Key words : Chiang Kai-shek;“Joint-Russian;United-communist”;cause analysis;lessons learned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2-8173.2019.01.008
收稿日期 ：2018-07-05
基金项目 ：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8RKX0839)
作者简介 ：何 沙(1959—)，男，布依族，四川成都人，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韩宏博(1995—)，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黄小彤(1972—)，男，湖南嘉禾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近代区域经济与社会。
(责任编辑：周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