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政治论文,作品论文,阮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竹林七贤”中只有阮籍和嵇康是真正的作家，嵇阮历来齐名，而其实颇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后半生的政治态度很不一致。关于嵇康笔者已有所论述（注：《嵇康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作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本文再谈阮籍，仍盼读者继续惠予指正。
就家庭出身而言，阮籍与曹魏政权的关系也相当地深，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中最富于政治才干者，长期担任曹操的秘书（“丞相掾”）。但子与父不同，阮籍三岁丧父，“幼有奇才异志，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太平御览》卷六。二引《魏氏春秋》），成年以后对世事取消极态度，“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唯族兄文业每叹服之，由是咸共称异”（《晋书》本传）。这种“痴”或“异”的大背景乃是曹魏政权正在急剧地腐朽下去，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陷于深深的忧患之中，他们当中有些人佯狂避世，“甘遭诽笑，求免猜疑”（注：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9页。），于是思想上很自然地倾向于老庄，生活上则往往以不同于流俗以至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宣泄其苦闷，阮籍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大名流，他置身于传统的礼法之外，并且往往“终日不开一言”（《晋书》本传）。阮籍完全懂得“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咏怀诗》其四十二）的道理，早年的信仰也大抵是儒家一派，但现实太令他失望了，于是一变而为“口不论世，自然高迈”（《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氏春秋》）。
自曹丕死后，魏的形势江河日下，魏明帝曹睿毫无宏图远略，不得人心，他登极的第二年就盛传群臣拥立曹植，从此他一直提心吊胆地提防着这位叔叔，又“隆意于殿舍”（《三国志·魏志·卫臻传》），沉溺于声色，而口头上却高唱弘扬儒术、加强礼法的高调。齐王芳上台以后，曹魏的腐朽日益加深。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于是阮籍一变而为回避出仕，当年像阮籍这样的才华出众的名父之子早登仕途占据要津本是很正常的，而他却非常触目地一再辞谢担任要职，《晋书》本传说“太尉蒋济闻其有俊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固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先是明帝临终之际以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年方八岁的幼主曹芳，曹爽为了独揽大权，利用其宗室权臣的地位，免去司马懿的太尉职务，另行任命为位高而无实权的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就己，得制其轻重”（《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这时由满宠任太尉，正始三年满宠死，蒋济接任（注：《三国志·魏志·齐王纪》及《蒋济传》。），此公虽然是元老重臣，但并不构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过处在缓冲的地位上而已。在形势微妙山雨欲来之际，阮籍自然不愿到他手下任职。
阮籍不应曹爽征辟也有一篇奏记，措辞谦恭之至，而神气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奏记中恭维曹爽的话“明公侔踪鲁、卫，勋隆桓、文，广延俊杰，恢宏大业”，乃是所谓皮里阳秋，那时曹爽的几个兄弟都占据要津，又有一大批“浮华”人物纷纷粉墨登场：“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名声，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这一批新贵上台以后立即疯狂地兼并土地，贪污公家财物，报复私仇，作威作福，骄奢淫逸，乌烟瘴气。曹爽带头为非作歹，史称其饮食车服已达到帝王水平。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他们于正始五年(244)匆匆出师伐蜀，结果失利于骆谷，大伤了魏的元气。
阮籍不肯与这一批权倾一时的皇亲国戚、官僚政客混到一起去，不能不说是十分明智的。其《咏怀诗》有不少篇什作于这一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当朝权贵的抨击、讽刺和规劝，同时也抒发由衷的忧虑与悲哀。阮籍的外在形象极似不可救药的沉醉狂徒，而在诗里却处处显得清醒深刻，见识过人。《咏怀诗》其六云：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前六句径用邵平种瓜的典故，讲清贫洁白乃是长久之道；接下来两句令人想起曹爽一伙的兼并贪污，诗人用道家惯用的语言指出这是不得长久的。作者何以拒绝蒋济、曹爽的征辟，这首诗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刘履《选诗补注》谓此诗表明“嗣宗知魏亡有日，不乐久仕”，他是否已预见到魏亡，似颇难言，但已深感政权不稳当是事实。又《咏怀诗》其六十六有云“持瓜思东陵，黄雀诚独羞。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也是将企慕隐逸与警告当路这两层意思结合起来写，足以与“昔闻东陵瓜”一首互相发明。“黄雀”用《战国策》中庄辛谏楚庄王的寓言，提醒当路者不要忘了背后的危险；“带剑”句化用《汉武帝故事》：“帝崩后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意谓虽贵为帝王，也很容易失势。细玩此句，不独告诫曹爽，也大有为齐王芳捏一把汗之意。人们常说诗人是预言家，目光深刻的大诗人确实往往会不幸而言中的。《咏怀诗》其十一云：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近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
“三楚秀士”正指何晏、丁飏、丁谧之徒；（注：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蒋师爚《咏怀诗注》。）这里再一次用了“黄雀”的典故，对这一帮新贵的腐朽荒淫，不知危在旦夕深表慨叹。其十则是又一首明显指斥曹爽辈荒淫轻薄之徒的力作：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
俛趋荒淫。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龄术，可用慰吾情。
“轻薄闲游子”也是影射何、邓之流，他们曾经沉下去，现在乘势浮上来以后就忘其所以了。“捷径”用《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循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诗人担心曹爽之流的行径会断送大魏的天下。阮诗中与“闲游子”一词相类似的还有“闲都子”、“佞邪子”、“缤纷子”、“便娟子”、“当路子”等等，看来都是指同一批人；提到“当路子”的是《咏怀诗》其八：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则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罄折忘所归！岂为幸名誉，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开头几句用象征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写出当时一片凄凉肃杀的景象，接下来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想一想自己的退路？用一“忘”字，措词便觉委婉，看来阮籍此时并没有彻底反对曹爽等人的意思，只是深恨他们为非作歹走得太远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已。再往下几句写自己淡泊明志，宁愿蛰伏以求自保。到“宁与”二句诗意已完，但作者意犹未尽，又追加两句，既以警告和规劝当路，又足以进一步为自己的政治态度提供解释。
虽然阮籍无此苦闷抑郁，但他并未完全心如死灰，他关心政局，心头仍存希望之光，这是他的通达处，也是他的高明处。他后来与司马氏合作，与此也大有关系。
在曹爽集团当权时，阮籍以自外于流俗独往独来的姿态拒绝与之合作，他嗜酒狂放，不拘礼节，以此来对付政治的黑暗与内心的痛苦。当时具有类似心态和作风的知识分子有一批人，遂结为竹林之游：“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这是一个很松散的文人俱乐部，各人的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只是在这一段时间内都有态度消极、倾向老庄并且大喝其酒的倾向，因此一度来往较多。竹林之游约始于正始六年(245)（注：关于此事学术界分歧较大，这里采用陆侃如先生的意见，详见《中古文学系年》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即阮籍拒绝蒋济与曹爽二事之间；林下之游断断续续进行到正始九年(248)，到第二年年初，发生了高平陵政变，政局急转直下，七贤团体解散，原来意义上的竹林之游就结束了。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内心往往十分痛苦，他们跟现实格格不入，一肚皮不合时宜，这种情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老庄的爱好，乃是七贤得以结为“高契”的共同之点。
当时正是曹爽专政时期，政局一片昏暗，司马懿被迫离开权力中心，正寻找机会东山再起，只是表面上显得无所作为。头脑清醒的名士都知道这种暗中对峙的局面是不会长久的，表面的平静下面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晋书·山涛传》说正始八年他与石鉴共宿，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他看出了司马懿称病不出大有深意，巨大的变动就在眼前，不禁充满忧患，嵇康虽然是曹操之孙沛穆王曹林的女婿，先拜郎中稍后又迁为中散大夫，身份很高，但也未尝不感到形势的严峻，他在《与阮德如》诗中说“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意养浩然”，他分明预感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带来麻烦，还不如抛弃这一负累去服药求仙为妙。阮侃（德如）对此心领神会，在答诗中说“洙泗久已往，微言谁共听？曾参易篑弊，仲由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贞以全生”，几乎是无保留地附和嵇康的意见。这一组赠答诗大约作于正始六年(245)（注：《中古文学系年》下册，第546页。）。其时嵇康又作《答二郭三首》，其中有云“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檩趋世教，常恐婴网罗。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可见他之服食求仙，固然出于对真正兴起的神仙道教真心相信，也未尝不与目睹时艰、政治上相当消极无关。阮、嵇、山三位各方面情况很不同，但此时此刻却很有些共同语言。
唯其如此，他们此后的分化就是必然的。山涛这时的消极是吃不准形势如何发展，因此十分谨慎，在司马懿消灭了曹爽集团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十分持重，直到司马师掌权大局稳定之后他才出山，“除郎中……迁尚书吏部郎”（《晋书》本传）；阮籍对曹爽集团的腐朽看得较透，他本人和曹魏政权没有太多联系，所以高平陵之变后他迅即出山到司马懿手下任职；嵇康一向远离政治，所以并未受到高平陵事件的诛连，但他到底是魏宗室的女婿，曹爽的垮台虽在他意料之中，但他对司马氏相当反感，一再拒绝他们的拉拢。总之，一场宫廷政变，把七贤之林下之游打得风流云散了。
曹爽集团在正始十年(249)正月的高平陵之变中全军覆灭。司马懿处理此事全部过程只用了五六天时间，处理得很有章法，很讲策略，显示了老牌政治家的干练果断。杀人之多无庸讳言，你死我活本是古代政治斗争中必不能免之事，何况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务伐英雄诛庶杰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公之仁也”（干宝《晋纪·总论》）。
剿灭曹爽集团使魏政权重新得到稳定，为此后中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预示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这一年四月改元嘉平，大权完全集中到司马氏手中。
这时阮籍一变其过去不肯应征辟的消极态度，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参与军政机密。从此阮籍与司马氏集团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直到去世，尽管他嗜酒荒放的外在形象并不曾改变。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粉碎了曹爽余党王凌的阴谋后去世，阮籍继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稍后他对司马师废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亦无任何异议，仍持全力支持的态度。由大臣来废立皇帝表明曹魏政权已经名存实亡，魏晋易代的机运日趋成熟了。阮籍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态度见之于稍后所作的《首阳山赋》。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义不食周粟，历来受到历代正统派人士和遗老们高度评价，而阮籍却对伯夷兄弟表示了极大保留和意味深长的批判。
聊仰首以广俯兮，瞻首阳之冈岭。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萧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鸿枭群而并栖。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未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阮籍肯定了伯夷、叔齐背殷而从文王的过去，否定了他们“义不食周粟”的现在，并指出这种行径并不合于“仁义”。在魏晋易代的前夜发表这样的历史评论显然表明他对业已腐败不堪的曹魏政权不屑一顾，决心站在新兴的政治力量一边。《晋书》本传载高贵乡公即位以后，阮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据说还当过侍中，典著作，参与撰写《魏书》，“多为时讳”（《晋书·王沈传》）。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他在司马氏手下干得很积极，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平定了毋丘俭之乱以后，司马师死于许昌，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阮籍则继续担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晚岁迁步兵校尉。从事中郎官位并不算高，《晋书·职官志》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但由于司马懿父子乃是那时实际上的首脑，在他们这里任从事中郎，地位就比某些名义上的高官要重要得多，因为这个职务接近核心机密。（注：试举二例以明之。廿露三年钟会由中郎“迁为太仆，因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为腹心之任”（《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咸熙元年羊祜“拜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晋书·羊祜传》）。）封建时代什么职务最靠近首脑，能参与机密，就在实际上变得重要，名义上的高低都不相干。校尉是首都卫戍部队的高级军官，地位仅次于将军，《汉书·百官制》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此时大约仍然如此，地位很重要而平时事情并不多；史称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嗜酒，每至沉醉，自是事实，但他并没有完全喝昏了头，他当了步兵校尉以后仍然常到司马昭大将军府里去，“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本传），与中枢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后来他又为司马昭加九锡写了劝进文，阮籍对司马昭的支持是一贯的。
阮籍还差一点与司马昭结为儿女亲家。曾有不少人置阮籍与司马氏长期合作的大量史实于不顾，单抓住阮籍终于没有答应这门婚事一端发议论，以为乃是阮籍对司马氏深怀戒备之心的铁证，这恐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察。《晋书·阮籍传》谓“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此说影响很大，其实应当加以辨析。事实上阮籍“不与世事”实行政治上的退避仅限于曹爽当政的正始年间，真的到了“魏恶之际”他是站在司马氏一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他甚至主动要求出任东平太守，解决了那里的问题以后又回来当从事中郎，后又当步兵校尉，最后写笺劝进，何尝“不与世事”！阮籍并不存在什么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的苦衷，也不存在对司马氏深怀不满而又无力坚决抵制的软弱的精神状态，至于他何以不肯把女儿嫁给司马炎，史籍无具体叙述，根据他立身行事的一贯准则来推测，原因似乎不外两条，一是他无意于更深地卷入政治，他本人可以与司马氏合作，但未必愿意加上一层姻亲关系，那样会影响他的声誉——中国名士历来有这样的洁癖；二是他恃酒放荡的形象树立已久，此时又正以一种高人雅士的方式为司马氏效力，这种模式不容易也没有必要改弦易辙，为司马氏计这种模式也以不改变为宜。司马昭是个聪明人，所以也并不坚持，并很快与阮籍达成默契，不再提起这门婚事，而且处处尊重阮籍的兴趣和风格，让他保持自己前后一致的放逸形象。
从汉末到隋，中国政局纷纭，王朝更迭十分频繁，有远见的统治者总是十分重视人才，他们求贤若渴，收奇拔异，并且敢于不拘一格地放手使用，加意保护。这种宽容的态度是宋、明以下不敢想象的。“魏晋风度”形成于政局纷乱人才紧俏之际，阮籍虽然是一个特例，但也颇足以说明这一点。
嘉平以后阮籍参与政治活动多了，苦闷少了，创作也跟着减少。可以确认为后期诗作的有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中颇多歌颂司马氏的话，诗味较少，但很足以表明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典型之作如其八：“日月隆光，克鉴天聪。三后临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顽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仁风广被，玄化潜通。幸遭圣明，睹此时雍……”都是欢欣鼓舞之词，近人或以为乃是一组讽刺诗（注：萧涤非：《读诗三札记》，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似为成见所蔽，持之无故。这十三首诗的文学成就不高自是事实，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阮籍晚年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甘露三年(258)写的《为郑冲劝晋王笺》（注：《晋书》本传列此事于景元四年(263)冬，恐误；此据《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世说新语·文学》云：“魏朝封晋文王为公，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郑冲是司马昭心腹之一，他要写劝进文便首先想到阮籍，而阮籍也能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看来精神上都早有准备。阮籍的劝进文博引前史，头头是道，其中歌颂司马昭功德的那些话，句句有着落，并非虚夸的赞美之词。结末说：“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乎！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为勤勤小让也哉！”不仅立言得体，而且意味深长。《文选》李善注云：“《庄子》曰：舜让天子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阮籍引此二典，意谓如果魏室彻底向您让权（禅让），则依礼谦让倒也罢了，现在的备礼九锡何足为辞。这与他先前所作的《首阳山赋》可谓遥相呼应，至此阮籍的态度真是明朗已极。过去人们往往用“不得已”三个字来解释阮籍一系列无法掩盖的支持司马氏的言行；他支持的份量如此之重，一点“不得已”恐远不足以解释。
这一时期阮籍还殷勤地为司马氏推荐人才，作有《与晋王荐卢播书》），开头便说“盖闻兴化济治，在于得人，收奇拔异，圣贤高致”，处处为司马氏着想，为国家着想，文辞清畅通达。此意与山涛之举荐嵇康殊无二致，所异者，卢播不久出仕，而嵇康则写信与山涛绝交，稍后又牵进吕安的案子里去，死于非命而已。
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完全是不得已的敷衍，暗地里发了许多牢骚，痛斥司马氏。在这些论者的心目当中，司马氏是反面人物，而阮籍则是应当予以保护的著名作家，不能让他的名声受到影响。这种源远流长的议论，既不符合阮籍的生平行事和他的一系列作品，也不符合魏晋之际的历史大势，可惜积非成是，遂至牢不可破。幸而仍有不随声附和的人，如宋朝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写道：阮籍“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又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与，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现。”他看出阮籍是依附于司马氏的，这话算是说对了。可惜叶氏心目中还存有一个司马昭乃反面人物的成见，因此处处用贬义词来叙述、评价，以至骂阮籍为小人，其实司马氏又何尝没有可取之处。范文澜先生说得好：“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了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了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中，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定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深刻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应当补充的是，在西晋建国以前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阶段，这个集团尚未极其腐朽，还是生气勃勃的，到西晋初年也还有相当的生气。事实上中国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以前以至取得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往往还是真老虎而不是纸老虎。范文澜先生又说：“司马氏政权迅速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实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的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了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3、274～275页。）。因此我们今天不必拿“篡魏”、拿司马氏政治斗争手段的残酷或他们个人品德上的什么毛病来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不能因为司马氏政权后来的极其腐朽以及由此而来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便以为司马氏的前几辈从来如此。事实上跟早期司马氏集团比较起来，后期遭魏政权更加腐朽。阮籍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仍然弃曹魏而取司马，应该说他选对了。论者又往往因为司马氏为豪族地主，而遭操出身寒门来议论魏晋易代，以加重人们对司马氏的反感，其实曹魏建国以后，皇室已成为新的豪门，他们实行九品中正制，完全是豪门地主阶级的政策，他们与司马氏之间并不存在阶级的差异，只不过因为暴发而显得更为贪婪罢了，曹爽及其党羽便是适例。所以我们不必一味肯定忠于曹魏反对司马氏的人们，也不必一概否定背弃曹魏站到司马氏一边的人物，而应分别作出细致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
正像在任何一次王朝更迭中一样，魏晋易代之际士大夫也存在一个选择并确定自己立场的问题，与势推移站到新政权一边来乃是大势所趋，事实上“七贤”中除嵇康以外其余六人都先后在司马氏政权中当官，嵇康下狱后也曾写诗悔过，表示今后将不问政治（注：详见拙作《嵇康（幽愤诗）解读》，《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他的儿子后来在西晋当官，位至侍中，是著名的忠臣，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提到过他。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都是由权臣取代过去的皇帝，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肯定那些追随曹操、写出过优秀作品的文人；对司马氏三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就不可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肯定呢？为司马氏效劳的阮籍为什么一定要斥为“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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