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论文,中日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先后被迫打开了国门，但由于两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因而，发展的结局也截然相反。本文从一个具体行业——丝绸业入手，系统考察了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丝绸业出现的不同结局：中国丝绸业丧失了实现近代化的良机，陷入了衰象毕呈、危机频仍的困境；而日本丝绸业则在桑、蚕、丝、绸各个环节全面实现了近代化，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王牌”和实现工业化的“摇钱树”。作者从六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1.政治变革的同步与错位；2.对外交接的精明与愚钝；3.“刀剑换算盘”与“盲人骑瞎马”；4.“民营官助”与“官督商办”；5.“外贸直营”与“间接贸易”；6.“文明开化”与抱残守缺。
一、依违于传统轨道的中国丝绸业
鸦片战争以后，蜂拥东来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忘记中国丝绸的市场价值，他们一面带来大量棉纱棉布冲击中国的土布市场，一面却又大力扩展中国丝绸的出口。
外国商人对中国丝绸的大量吸收，使得茧丝价格猛涨，造成了植桑育蚕与种植粮食之间收益的悬殊差距，“一亩粮田，若种成密桑，其利乃五倍于谷麦”〔1〕。在这种情况下， 民间原有的生产结构和营生习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和改变。有一条史料描述说：“江浙两省本驻织造局，专制上用物料，或有贵重精良之品，而居民不以过问，故蚕业终不大兴。发匪平后，各国通商，民俗奢侈，于是浙之嘉湖，踵事增华，桑者大盛。农夫废禾，不耕而食，比户千金。杭宁织户既争妍斗靡，贩者云集，而泰西各国亦来购取，岁入累千万，邻近艳羡，争相仿效”〔2〕。人们对蚕桑丝绸由冷漠到“艳羡”， 从“不以过问”到“争相仿效”，反映了在市场刺激下商品经济意识日渐深入人心的社会现实，反过来又成为丝绸生产发展的强效激素。许多农家废禾而桑，“以丝为田”〔3〕。
在蚕桑生产兴盛的同时，“乡人缫丝之法日益讲究”〔4〕， 使得土法缫丝的质量达到了极限。同治年间，东南蚕区兴起“作经”一行，将蚕丝加以复摇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丝条分粗细不匀，丝片长短不一的缺点，提高了出口土丝的身价，增加了它的附加价值。由上海出口的“金麒麟”土丝，原价每包白银310两，摇成干经后则可达500两。传统制丝技术的改良，使得土丝仍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大宗出口产品的地位，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出口生丝即使在最好年份也从未超过1万担，1845—1850 年间即已突破了这一记录，增至15000余担；到1875年增为79000担，到1895年又增为11万担，其中绝大部分仍是农家手工缫制的土丝。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土丝的一统天下开始受到新式厂丝的冲击。
丝织品出口的量与值也大幅度增长，20年间将近翻了两番：1873年，中国出口绸缎5797匹，价值2433038海关两；1883年增为11017匹，价值4689427海关两；到1893年又增为18560匹，价值8382481海关两〔5〕。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丝绸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提供了比前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使之由稀疏的萌芽状态逐渐发育滋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经营方式。以苏州为例，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38年间，商业资本渗入丝织生产过程的“帐房”共有11 家；鸦片战争后到1911年的65年中，则有“帐房”57家，是战前的5.2 倍；为“帐房”代织的机匠由1840人增为7681人，是4.2倍； 纱缎产量由7372匹增为30900匹，亦是4.2倍；产值由217138元增为866271元，是近4倍〔6〕。在浙江，商业资本控制丝织手工业生产经营的现象也更为广泛，“放料代织”日见普及，“一种是自备织机一、二台到七、八台，由绸庄放料代织，还有一种是由绸庄将织机租给机坊，再行放料代织”〔7〕。另一著名丝绸产地南京，鸦片战争后“帐房”发展更快， 仅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200余家，“各家租用织机，多者至二百台， 少者亦在数十台，是为缎业最盛时期，每年出产总值皆在千万元以上”〔8〕。在商品经济竞争场中，过去自产自销的独立小生产者——“现卖机户”，此时地位越发不稳定，原来“其营业与机工迥殊，皆系自备工本，织造纱缎货匹，零星现卖以为营业。其丝经原料既无须仰给于纱缎庄，而货品之织造亦不必假手于机工，故名为现卖机业”，如今则纷纷“兼织各缎庄之定货”，日渐向“恃帐房为生”的代织机户过渡〔9〕。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丝绸行业的蚕桑、缫丝、织绸三道主要工序中，只有江南一些城市的丝织业里萌生了新生产关系的幼芽，尽管蚕丝商品化的程度日渐提高，蚕桑业与缫丝业却一直牢固地结合于小农经济的内部，停留在小农个体经营的阶段，从未出现过养蚕与缫丝相分离的现象〔10〕。鸦片战争后，中国蚕丝业逐渐根据欧美市场的需求，改组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引进新式机器缫丝，以此为开端，蚕桑业与缫丝业开始分离，农村中的蚕农由过去的生丝缫制者向生茧出卖者转化。与此同时，缫丝业中则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是大机器生产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缫丝业中的这种近代化趋向，事实上是由三股力量推进着的，尽管它们各自怀有大异其趣的主观动机，但造成的结果却有某种一致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门户刚刚洞开，西方商人就已经要求改进中国生丝的缫制过程，以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美国商人率先把本国使用的缫车介绍到中国来，这种缫车虽没有动力设备，但车身经过改良，“用轴转动”，可以明显增加工效，提高质量。1861年，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家外国丝厂——怡和纺丝局，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机器缫丝的尝试。据说缫出的丝质地优良，售价比欧洲生产的厂丝还高。70年代后，外商加快了在中国设厂缫丝的步伐。仅在上海，就有1878年的美商旗昌丝厂，1882年的英商公平丝厂和怡和丝厂，1891年的英商纶昌丝厂，1892年的美商乾康丝厂，1893年的法商信昌丝厂和1894年的德商瑞纶丝厂。连渤海岸边的山东省，1877年也出现了使用“最新式的外国机器”，并由“有技术的外国技师监督制造”〔11〕的烟台纩丝局。这些外商丝厂生产的厂丝，全部用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中国的手工缫丝约高出20%至50%，平均每担要多卖白银200两。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 当然大多落入外国老板的腰包。我们在对国家利权外溢表示关切的同时，似乎也应注意到，正是这些外商丝厂首先把近代缫丝工业传入中国，它所使用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所采取的先进经营管理以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都使长期来埋头于土法缫丝的中国人眼界大开，观念大变。李鸿章在应邀参观旗昌丝厂时，就曾受到很大触动，“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生了很大兴趣”〔12〕。80年代末一家外国报纸写道：“中国商人之中，有些人在新建的（外国）缫丝厂中拥有股份，当他们看到新的工业很切实际又有利可图时，就决定在主要的产丝区建立缫丝工厂，并且倾向于扩大和改进这些企业”〔13〕。
第二股力量，是一些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先进，试图运用近代科技来使中国传统丝绸业起废振颓的洋务派大员。1877—1879年，时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究心洋务，讲求西法”，购得缫丝机器若干，准备在杭州筹办机器缫丝厂，旋因奉调入都，事遂中止，其所购机器，被上海公平丝厂仅以七千元廉价购买。洋务派创办近代缫丝工业的努力，一搁就是十几年，直到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才把梅启照昔日的设想变为现实，在武汉创办了“湖北缫丝局”，官股八成，商股二成。次年，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在苏州同时筹建了苏纶纱厂与苏经丝厂。1896年夏，苏经丝厂落成投产，第二年年产量即达500—620担，“产品都由上海洋行转销英、法、美等国”〔14〕。无论洋务派大员们的动机如何，这些“官督商办”丝厂的创建总是起到了为民倡始的作用。张之洞就是因为“以湖北产丝甚多，惟民间素未经见机器缫丝之法，无从下手，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才一面“派工匠赴沪学习”，一面于武昌“购地设厂”〔15〕的。同时，这些“官督商办”丝厂的创办，多少含有“振兴商务，自保利权”的用意，与其说它们是民办丝厂利益的攘夺者，毋宁说是外国企业的竞争对手。
最值得注意的一股力量，是那些“商办”的近代丝厂。中国第一个“商办”丝厂，是1873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源说：“旧器所缫之丝，用工开解，每工人一名可管丝口十条；新法所缫之丝，每工人一名可管丝口六十条，上等之妇可管至百口”〔16〕。而且，新法所缫之丝，粗细均匀，色泽洁净，售价高出手工缫丝三之一，使得继昌隆“期年而获重利”，引起时人竞相仿效，“三年间踵其后而学者约千余人”〔17〕。到80年代中期，新式缫丝工业“在广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根基”。与此同时，在中国丝绸生产的中心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商办机器缫丝厂，从1880年的上海公永和丝厂开始，流风所及，浙江、江苏等地，也都陆续“照西人方法招集股份，设立机械缫丝厂，生意颇为热闹，咸往各乡收买蚕茧”〔18〕。连僻处西南内地的四川，也出现了“仿效日本模式”的缫丝工厂。这些商办丝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主体。
缫丝业发生的变化，成为中国传统丝绸业走向近代化的起点，预示着蚕桑、丝织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向。然而在这一时期中，蚕桑业和丝织业基本还是在传统的轨道上循环往复，尚未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其间外国商人和洋务大员曾经几度设想举办机器织绸工厂，试图以此提高丝绸质量，打开欧洲销路，结果却终于没能成功，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即使就缫丝业来说，跨出这最初一步也包含着太多的艰辛和苦痛，步履显得分外犹疑和迟缓。在中国生丝出口的总量和总值中，厂丝在80年代初约占2%，到90年代初不过翻了一番。1894年，中国出口生丝95100担，价值26895154海关两，而同年厂丝出口则只有4344担， 价值2324254海关两〔19〕，分别只占总量与总值的4.6%和8.6%；在全国总产丝量中，1890年土丝占90.5%，到1900年仍占82.71%。
事实说明，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丝绸产品的特殊性，使其遭遇到与传统棉纺织手工业不尽相同的命运，并未被汹涌而来的洋货所取代，而是借助于对外开放的新环境，“海通以还，外销大畅，益呈蓬勃”〔20〕。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仍然成为中国传统丝绸业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契机。问题在于，传统丝绸生产本应乘此机会，更新换代，实现向近代工业的转化，确立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不败地位。然而，直到19世纪末，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只不过刚刚开始在中国制丝行业中露面，整个丝绸业的近代化尚未真正起步。这样，中国丝绸业就眼睁睁地丧失了实现近代化，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良机，反而在东邻的丝绸业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同时，陷入了衰象毕呈、危机频仍的困境。
二、日本丝绸业的近代化进程
1854年日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揭开了日本历史上新的一页。从此，日本放弃了长期奉行的锁国方针，封建的、锁国的日本被迅速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1858年，日本接连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正式开港通商，与各国自由贸易。
（一）开港初期的日本丝绸业
日本丝绸业在开港初期，经历了与中国丝绸业差不多的遭遇，在幕府强制推行的锁国政策被美国舰队打破以后，日本传统丝绸业突然面对了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市场。
开港贸易后，生丝出口激增，以商港横滨为轴心，在其周围形成了一片扇形的制丝业腹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蚕丝消费国是法国，开港后的日本蚕丝经由外商贩运，源源不断地销往法国里昂。横滨的生丝价格虽已上涨数倍，仍然只及里昂的一半，国际行情的差价使外商获利甚巨，竞相争购，日本的生丝出口量也陡然剧增，1860—1861 年度为381982.50公斤，两年后就增为873821.25公斤〔21〕，翻了一番还要多。
同时，日本的蚕种也身价倍增，成为国际市场的热门货。这是因为以阿尔卑斯山脉为中心，横跨法、意和奥地利的欧洲蚕桑区，当时正被蚕体微粒子病的蔓延所困扰，本地的蚕种不能使用，养蚕业靠从亚洲输入蚕种来维持。德川幕府于1865年正式颁布蚕种出口许可令，其后几年间，蚕种成为重要出口商品，每年至少在六七十万张以上。1864年，蚕种外销在日本出口贸易总值中只占2.22%，到1867年激增至22.81 %〔22〕。
在蚕丝和蚕种出口剧增的刺激下，日本蚕桑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发展，生丝产量大幅度增加，1862年比前一年增长50%；1863年又比1862年增长70%。蚕丝产区的农村经济立刻活跃起来，农民受惠不浅。
就在外国资本的蒸汽动力缫丝工厂开始在中国出现的同时，日本开港后不久的60年代初，已有法国商人从本国运来机器设备在横滨设立缫丝工厂，原料则由幕府负责供给，每月提供蚕茧6000斤。法国的一家洋行还通过贷款方式在山梨县开设了使用蒸汽动力的缫丝厂，并取得该厂生产的全部生丝。这种做法随后为其他外国商行所仿效。这虽然表明了外国资本直接控制日本蚕丝生产的企图，但是它所提供的先进制丝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实例，则成为日后日本制丝业发展的模型。
在此期间，从属于外国商行的日本买办丝商也开始出现。横滨的生丝推销商高须屋清兵卫，自1860到1865年，从英国怡和洋行贷款88万银洋购买生丝，再悉数转手卖给怡和洋行。其他商人和货主纷纷照此办理。
生丝对外贸易的突然增长，生丝价格的急剧上涨，带给日本丝绸生产各部门的结果并不完全一样。与蚕桑业和制丝业从一开始就深受其惠的情况不同，由于生丝主要用于出口，供给国内织绸业的原料大为减少，丝织业一度受到了不利影响。在丝织业中心区的西阵，开港前每年得到生丝供应20000捆，开港当年的1859年即锐减至8000余捆， 数量减少了一半多，价格却比以前上涨了一倍以上〔23〕。西阵的机行和独立小生产者被迫缩减工作量或歇业，这里1859年春有1580架织机，1860年初降为668架，失业者1000多人。另一著名丝绸产地桐生， 开港后歇业的机房也在增加，1859年末失业贫困者已达1500人，以致桐生领地35个村的代表不断向幕府提出申述，要求禁止生丝出口贸易〔24〕。
日本丝织业在开港初期的这种遭遇，与中国丝织业不尽相同，原因在于此时日本丝织业在技术、品种、质量等方面仍比中国落后，在国际市场上远不是中国丝织业的竞争对手。中国提供了西方国家（还有日本）所需的大量绸缎，日本则更多只是被欧美各国视为生丝产地的。不过，日本丝织业的不景气，只是开港之初的暂时现象，没有多久，当它以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改造和武装了自己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与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丝绸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一样，日本丝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开港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缫丝生产技术方面，过去制丝一般采用手缫，此时出现了“座缫”〔25〕，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座缫”技术在各制丝业地区迅速推广，推动着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座缫器价格较贵，手工业者无力购买，于是批发行资本家除了生茧原料外，还贷给手工业者缫丝工具座缫器，从而加强了对生产者的支配。奥州、信州、上州一带制丝业地区，在开港前主要生产形态停留在批发行前贷包买的方式，开港后，开始向制丝小生产者为商人加工原料茧，得到一定工银报酬的“赁挽”及初步的制丝工厂手工业过渡。在横滨一带扇形制丝业地区，制丝手工工场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可以看到通过小农经营出现的工场手工业“产业资本”要素。上伊那郡的盐泽佐七等人开设的制丝工场，雇佣劳动者达100人〔26〕。 据统计，幕末开港后到明治维新前， 新开设的私营缫丝手工工场约有111家，这是日本丝绸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在开港后的新发展。 蚕桑丝绸生产的日益兴旺，造就了一批新富农、富商和手工工场主，为日本产业结构的改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明治维新”的到来，扩大了阶级基础。
不过，从总体上考察，这一时期日本丝绸业的主要生产形态，还是“赁挽”、“赁织”等资本家支配的家庭手工劳动占统治地位。工场手工业虽然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但大多数手工工场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又多是刚刚超出家庭手工业劳动协作范围的小规模经营，丝绸业生产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阶段。比较起来，中日两国丝绸业生产方式的演变，在这一时可轾的。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丝绸业
幕府末期，尤其是开港通商以来，日本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上所发生的种种深刻变化，促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在开港九年后爆发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成功，改变了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日本丝绸业的近代化行程也得到了一股强大推动力。
明治维新后的“地税改革”，拉开了日本农业近代化的帷幕，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结构终于解体了。近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运用，取得了封建土地制度下长期未能取得的成果，主要粮食作物大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基本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从而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样，就把丝绸业的发展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摆脱了历来桑粮争地，互相制约的两难处境；加上从明治2年（1869年）起，日本政府就明令“奖励养蚕”，大力推广科学植桑育蚕方法，使蚕桑生产获得了长足进步。桑园面积不断扩大，从幕府末期的约10万町增加到明治中期的242972町，再增加到太正初年的526812町〔27〕。
与桑园面积成倍增长相应的， 是蚕茧产量的连续翻番。 1871—1875年，平均年产11798担，到1896—1900年已经平均年产64660担，增长了4.5倍〔28〕。随着明治维新后“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 蚕丝作为日本对外贸易的“王牌”和实现工业化的“摇钱树”，更加受到政府和民间的普遍青睐。
日本政府一直对这张外贸王牌给以有力保护，多方培植这棵摇钱树。明治2年， 日本丝绸业中心的西阵物产会社在商港横滨和神户设立了“生丝检查所”，对出口生丝质量严格把关；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并招聘外国技师来日本指导生产；创建“模范工厂”，提高日本缫丝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丝质量。
引进的先进机械缫丝技术同日本原有的主要依靠手工的“座缫”制丝方法相结合，形成了既简易又实用的“和洋折衷”的制丝技术，即所谓“器械缫丝”，并且迅速推广到全国。1873年，制丝业发达的长野县已经建立起14家器械缫丝工厂，6年后达到358 家， 而在全日本则已达668家。到1896年时，日本全国的器械缫丝厂已经发展到4367家。 在日本生丝产量中，器械缫丝的比重也在与日俱增，明治22—26年为41%，27—31年为52%；到明治44年已超过70%〔29〕。虽然这种“器械缫丝”的技术水平还不很高，只是实行了煮与缫的分工，尚未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因而依靠这种技术兴办的企业，严格说来还只是一些规模不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但它毕竟迅速提高了日本制丝业的生产力、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1873年，日本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满怀信心地展出了国产生丝，据说可与欧美一流产品相媲美，欧美丝织厂家竞相购买。
在日本制丝业技术进步、质量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降低了日本生丝的成本，终于在不长时间内，就以质优价廉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一路过关斩将，压倒了所有竞争对手，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蚕丝生产国。
法、意、中、日四大产丝国里，中国在1871—1905年间一直首屈一指，但是到1906—1910年间，日本已跃居第一位，并在下一个5 年中远远超过了其余3国。40年间，日本生丝出口量增长了14.59倍，而中国只增长了0.94倍，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在日本赖以创汇的产业中，制丝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独占鳌头，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1870年为29.4%，1880年为30.3%，1890年为24.5%，1900年为21.8%，1910年为28.4%，1920年为19.6%，1930年为28.4%，1940年仍占12.2%〔3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外贸结构的根本改变，生丝的出口才大大下降直至基本绝迹。绵延百年之久的生丝出口，为日本的国家近代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丝绸业本身的改造和更新，由“器械缫丝”所开始的技术革命，终于导致了日本丝绸业在20世纪初年广泛采用自动缫丝机，完全实现了生产机械化〔31〕。而直到此时，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坎坷，新式蒸汽缫丝工厂在中国仍像是浮在水面的冰山，在缫丝业中占优势的仍然是传统的小农家庭副业生产形态。
开港初期一度表现得不很景气的丝织生产，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改观。明治初年，一批有志之士为了改变日本丝织业的落后状态，纷纷到当时世界上丝织技术先进的欧洲国家留学，学成归国后，成为推进日本丝织业近代化的第一批人才。明治5年， 日本从法国引进一种无需专人在花楼上操作，即可织出精美花纹的“甲卡尔”式提花织机，并在1874年3月的京都博览会上展出了这种新式织机。在当时， 这并不是最先进的动力织机，仅是一种手工操作的半机械化工具，但已经比原有旧式织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对改进日本丝织业的落后面貌， 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日本又派山内英太郎、坂本菊吉等到中国考察和见习丝织工具与技术，“携去织机内脏全套，并将装置情形摄影回国”〔32〕。经过比较研究，不久，就在法国式提花织机和中国手工提花机的基础之上，创制了更为先进的提花机龙头，并在1877年的内国劝业博览会上展示和推广。明治维新后的20年间，日本改制的新式织机已在丝织业中得到普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许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使日本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由“赁织”形式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
工场手工业注定只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中间形态。就在日本丝织业中手工工场广泛建立之时，明治15年，从西欧引进的动力织机开始在日本出现。到明治29年，随着日本电力事业的发展，“日人在里昂定购‘茄拿式’织机（即电力传动丝织机——笔者）百六十架”。5 年后，津田米次郎完成了对法式电力丝织机的仿制与改造〔33〕，电力织机在日本丝织业中迅速推广，生产效率超过旧式手织机12倍，超过法式手拉提花机4倍。明治37年，日本各种织物生产价额共计1.3亿元，其中丝织物5704万元，丝棉混织物1106万元，两项合占一半以上〔34〕。与此同时，日本丝织工场手工业纷纷向机器大工业转化，西阵、京都、桐生、足利等地陆续成立了织物株式会社，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开始在日本丝织业中出现并扩展。
由传统向近代化转换的日本丝绸业，立即在国际市场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明治后期，日本的纺绸出口已占纺织品输出总额的90%，主要市场是欧美国家〔35〕。就连素享“丝绸之国”盛誉的中国，1890年后也开始有日本丝织品的输入。甲午战后，“东洋缎”“顿成我华市场上最为适销者”〔36〕。
“由于接连引进西欧技术，日本丝绸业快速地推进了近代化的实现”〔37〕。如果说日本丝绸业的近代化是从开港后起步的话，那么到明治后期，已经在桑、蚕、丝、绸各个环节上得以实现，大约用了40多年的时间。在日本丝绸业的步步进逼下，中国丝绸业首屈一指的地位终于岌岌可危了。
三、中日丝绸业不同命运的考察
就在日本丝绸业欢欣鼓舞地品尝成功喜悦的时候，中国丝绸业正黯然神伤地咀嚼着衰萎的苦果，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日两国丝绸业出现了兴衰荣枯的不同结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巨大的反差？
（一）政治变革的同步与错位
探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丝绸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差异，首先不能不注意到“明治维新”的影响。对于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王政维新”，即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政府；更重要的则是“开国维新”，即在开放体制下实行一系列改革，以求实现独立自主和民族振兴。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东方后进国家要想迅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可悲命运，只有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才有可能克服传统社会的内部阻挠和西方列强的外来干涉，推进国家近代化的步伐。尽管明治政府起初也许对西方列强怀抱过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它一旦认识到依靠别人施舍无济于事时，便下定决心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急起直追。日本只用了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先进国家花费一二个世纪才走完的道路，这对日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如果明治维新后经济发展缓慢，或者与欧美国家等速发展，其结果都不仅很难缩短日本同列强之间的差距，相反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想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达到现代化的目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近代中国，西力东渐，新旧激荡，文明古国面临着“开天辟地未有之奇变”。由洋务运动而发轫的社会大变革，经历了从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又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过程，然而却终于止步在政治制度变革的门槛之外。戊戌变法运动和具有政变性质的“百日维新”，企图照葫芦画瓢，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借助皇帝的权威，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光绪皇帝确也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令人惋惜的是，这样的良好愿望和合理设计，却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反扑而归于破灭，使戊戌变法只成为一次对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失败摹仿。政治近代化的进程中断了，经济近代化的努力自然也就收效甚微。
两相比较，可见日本的经济近代化与政治近代化是同步发展，从而相互促进；中国则发生错位，从而相互掣肘。日本的经济起飞，得到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有力扶助与推进，中国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则受到了政治上封建统治的严重阻碍。正如一位海外学者所分析的：“我相信中国传统经济之不得有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或在于制度结构性的窒缚”；而“日本等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之获得巨大发展，主要或在于其社会制度结构获得了有利的解放”〔38〕。此时的中国由于不具备如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成功政治变革，包括丝绸业在内的经济近代化也就缺乏强劲的动力。
（二）对外交接的精明与愚钝
近代化是从西方最先起步的，但它并非西方国家独有的宁馨儿，它是世界范围内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是近代科技的发明和利用。科学可以通过两种渠道（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服务。后起型国家的近代化道路与原发型国家相比的最大有利之点，也许就在于可以现成地利用先进科技、先进文化所造成的巨大推进力。谁最先认识到并自觉地运用这一点，谁就会从中受益无穷。
遗憾的是，在这点上，仍然是日本比中国来得现实与精明。
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丝绸生产技术输入国的日本，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引进先进丝绸科技的时候，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心理障碍，只不过是把选择的方向由中国转向了欧美。日本人已经习惯于借用对手的武器了，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长期来自觉落后的自卑心理，先天造成了一种适应比自己先进的文化的心理准备，它与新形势下民族沦亡的危机意识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实现了由事态到心态的转变，形成了一种追求文明、追求进步的心理态势。“当无论何种继续锁国都变得不可能时，便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日本国民完全改变了行动方向，开始全力以赴去获取西方的先进技术”〔39〕。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开始大规模导入近代丝绸科技，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织造水平，很快便跻身于世界丝织工业发达国家之列。
日本在引进科技和设备时，不仅注意尽可能引进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而且重视对引进设备的消化、仿制与改造，使之“和洋折衷”，适应本民族的需要，从而创造出适合日本国情的新的技术设备与经营管理。尽管有人嘲讽日本人没有发明，但这种摹仿改造，实际上就是发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后进国家实现近代化的一种有效做法。也有人蔑视日本人在技术上没有突破，只是改良技术的集成，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然而发展经济学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在某个阶段或某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尖端的最新技术，而是一种能和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中间技术”或“适合技术”。像日本这样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和改良，的确比从欧美发达国家生搬硬套最新技术要适用得多。这些改进型技术，虽不出类拔萃，却很经济实用，对日本丝绸业在短期内获得显著发展和长足进步发挥了巨大效力。
近代以前，从文明角度而言，中国一直没有遇到过足以与之抗衡的强有力的对手，这就导致了民族精神中盲目自大抱残守缺的消极面，铸成了一种“内夏外夷”的心理定势。这样一种民族心理，使人们执迷于本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从而不大可能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地去学习和追赶其他国家。步入近代以后，这更成为中国社会心态和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负面特征。
传统文化的重负，使“用夷变夏”和“用夏变夷”的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头等重大的是非界限，人们对近代科学技术抱着鄙夷与轻视的态度。“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40〕。就在国外丝绸业脱胎换骨、日新月异之时，国内“尚多墨守旧法，昧于世变， 不知随俗转移”〔41〕。
顽固派认为“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这种认识危言耸听，造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而洋务派对外国近代科技的引进又缺乏通盘考虑与系统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可能零散地引进一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在久经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上打开一道缺口，却终究无法使透过这一缺口渗透进来的先进科技的水滴汇成浩瀚的江河，无法形成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冲击波，从而也就使得中国旧生产方式的构造显得格外顽固，其解体亦显得格外滞缓。因此，尽管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传统缫丝业中即已射进了几缕近代科技的光线，然而直到20世纪初年，这光线仍然是那么稀疏和微弱，而在技术水准要求较高的丝织业中，则甚至连这种微光也迟迟未能出现。
（三）“刀剑换算盘”与“盲人骑瞎马”。
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在夺取政权以后，立即把“殖产兴业”置于“当前政务中最迫切的任务”，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目标，正是“力求工商业的近代化”〔42〕。日本“明治维新的伟大领导者多出身下级武士”，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43〕。武士的刀剑和武功是倒幕战争中的锐器，然而在德川幕府倒台，国内和平到来后，刀剑和武功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效用。身居领导地位的武士们过去熟悉的东西用不着了，发展大工业生产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现实任务迫使他们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去学会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于是“把刀剑换成算盘”，就成为明治政府中各级领导者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明治2 年允许下级武士成为工商业者，鼓动和委派他们到新建立的工商企业中任职，一直到1877年政府公布职业自由法律，宣布特定的武士阶级已不复存在，不得再穿武士服装和挎刀佩剑，不再享有武士的任何特权而必须从事自食其力的劳动。通过明治政府有意识的培养、教育和训练，旧时以武功剑法炫耀于人的武士逐渐变为日本产业革命的技术骨干，成为经营管理近代企业的行家里手。当时去国外留学或在国内就学的学生，多是武士出身。在官营企业中任职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几乎都是旧时的武士，连民间自发移植欧美产业和引进西方技术的成功者，大多也是从旧时武士阶级中转化出来的人。还有大量的旧时武士，则因贫困破产，生活无靠而涌进产业大军的队伍，分布在五大产业的各个部门和工种里。
总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及时而又成功地实现了从倒幕革命到产业革命、从武装斗争到经济建设的中心转移，日本的近代化得以少走弯路，多见实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也曾面临着与日本相仿的局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的旧秩序进行了猛烈的武器批判，改变了地主阶级内部各派别间的力量对比。旧权贵势力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遭到了严重削弱，湘淮军中的某些开明派人士执掌了军政实权，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洋务运动，也许，这正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转移的开端。
然而，这种转移既没有得到清政府自觉的全力推进，也没能得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积极响应，甚至连那些发起了洋务运动的开明派人士，也缺乏彻底实行这种转移的意识与行动。他们所时时关注的，仍然主要是某一派系的军事实力或某一新贵的个人名位。他们所选拔和倚重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多是“不懂商贾之道”，“不知商务利弊”， “非科甲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向无历练之人”〔44〕，指望他们经营企业和管理经济，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因此，如果说近代中国也曾一度出现过把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终究未能成为现实，中国的近代化行程也就难免步履蹒跚，进展缓慢；丝绸生产向近代工业的转换，也就无从谈起。
（四）“民营官助”与“官督商办”。
明治政府为了推进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起初设立了一些官营“模范工厂”，富冈制丝所、京都舍密（化学）局、京都织殿、新町绢丝纺绩所等，就是明治初年有代表性的官营丝绸企业，它们都由国家直接经营，全力维护。在政府官营模范工厂的带动和影响下，民间对近代工业兴趣大增，一度出现过“官营民助”的兴旺景象。然而，这种景象并未维持多久。原因在于官营工厂只着眼于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忽视了经营上的盈亏问题，违背了经济规律，日本学者称之为“政治的移植”〔45〕。
明治政府及时注意到了官营企业所造成的弊端，断然放弃了带有浓厚封建保护性的官营政策，转而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民营官助”政策，这是日本经济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明治14年，新建立的农商务省向全国府县发布谕告：今后政府将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专倚赖法规公平不偏地来作管理上的要务”〔46〕。据此，政府把除部分军事工业之外的大多数官办工厂，都以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大力加以扶植，“以保护和奖励民营企业为目的，将欧美生产技术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输入进来”〔47〕。政府不仅向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银行贷款，还给予巨额补助金，对于与日本国家近代化关系至为密切的主要出口创汇产业丝绸业，政府更在减免税收、奖励出口等多方面给予保护与扶持，有效地促进了日本丝绸业的近代化。
官营企业的种种弊端，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贪污盛行，人浮于事，裙带关系，衙门作风，种种腐败现象不胜枚举，企业实际上成为封建衙门的延伸和扩展，其命运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连当权的洋务派大员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们却不愿放弃官府对近代企业的控制和支配，不肯采取“自由放任”的民营政策，而是给企业套上“官督商办”的紧箍咒，其实仍是“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48〕，如郑观应所说是“总办商董举自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49〕。结果，不仅使民间把“官督商办”视为畏途，而且这些企业本身也多以失败告终。
即使对那些“商办”企业，清政府也要采取种种手段加以干涉，“但有虐商之苛政，并无护商之良法”。最明显的例子，可能要算“厘金”的创设和延用了。江南丝绸产地于1864年后被套上了厘金枷锁，“四面捐卡林立，商界咸称不便”〔50〕。当时，苏州纱缎在本地销售量仅占总产量的20%，其余80%左右须转销国内各埠或运销海外，深受厘卡留难之苦和榷吏勒索之害。苏州至昆山不过50余里，其间厘卡竟有4 处。厘金的危害，不仅在于“禁止商货之流通， 迫其近售而罚其远行” 〔51〕；更在于厘卡人员的刁难苛索，“商民虽已完税，每经一卡，仍复多方挑剔，或指为货票不合，或指为斤两不符，或指为石斗不实，吹毛求疵，留难百出”。〔52〕清政府对民间工商业敲骨吸髓的重征苛敛，对于丝绸业的自我更新，不啻釜底抽薪，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步伐迟迟难以真正起步，无疑这也是原因之一。
（五）“外贸直营”与“间接外贸”。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当它的丝绸工业崛起之时，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剧烈竞争。因为国内市场有限，日本丝绸业必须开拓国际市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丝绸是日本主要的可靠出口产品，担负着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支付资金的重任。如果失去国际市场，那么日本丝绸业的存在和日本近代化的实现都会成为问题。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丝绸业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市场，波谲云诡，应如何斗角钩心，方可争一日之短长”〔53〕？
他们坚定地瞄准世界市场，实行朝野一致的“商工立国”国策，精明而又巧妙地在国际市场上与强大的对手竞胜争雄。首先从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着手，建立了丝绸出口查验所，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声誉；接着加速引进和推广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日本丝绸的产量和等级；并实行减税免税、政府补贴等种种措施，以鼓励出口。90年代初，日本丝绸就打入了中国市场，并源源销往欧美等国。这样，依靠传统丝绸业大量出口所赚取的外汇，保证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装备的源源引进。这种对外贸易中的“以上养洋”，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丝绸业也逐渐实现了自身向近代化的转换。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打破外国商人对日本丝绸外贸的垄断地位，改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明治政府推行“外贸直营”政策，鼓励本国商人直接经营出口业务。政府指令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银行为生丝批发行提供贷款，又于90年代颁布了《生丝直接贸易奖励法》。本国商人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在国外设立出口业务商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贸业务网，除了配备精通外贸业务的人员外，特别注意选派科技人才，及时反馈国外的商业信息和技术情报，以指导商品输出和技术引进。这样“外贸直营”的业务范围就包括了商品交易和技术引进两方面，反过来更加促进了日本的生产和外贸。这些都有助于排挤外商，恢复商权，从根本上挽救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
在制定和推行外贸发展战略时，日本丝绸业对世界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和精心研究，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前往中、法、意、美等国学习考察，根据各处市场的不同需要推出适销产品。对欧美先进国家，出口生丝和纺绸，进口机械设备和机制工业品；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则主要输出廉价丝棉混纺织物，进口农副产品和原料。外贸结构的这一改变，是日本正在走向近代化的标志，也是推进其近代化的助力。
与之相比，近代中国丝绸出口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丝绸的自然需求，而非中国丝绸业努力开拓的结果。迄至清末，中国丝绸的出口自己没有掌握过主动权，而是一直操纵在外国洋行手中。这种“间接贸易”的体制，不仅使外商洋行得以控制中国丝绸业的命脉，掠取了大量超额利润，而且使中国丝绸厂商昧于海外行情，疏于外贸业务，既无从得到及时而正确的市场反馈，自难以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这种“间接外贸”体制迟迟不能打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与清政府实行外贸垄断的心理和政策实际上互为表里，都是对中国民族工商业手脚的束缚。说到底，封建清王朝，是不愿看到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异已力量发展壮大并威胁自己生存的。在这样的外贸体制下，中国丝绸行业万马齐暗，最有希望为推进工业化提供可靠资金的创汇产业一蹶不振；对于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更是闭目塞听，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实现行业更新与改造的机会，仍然沿袭着陈旧的生产方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争夺战中，似这样目盲耳聋，老态龙钟，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其可得乎？
（六）“文明开化”与抱残守缺
近代大工业的移植，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某一传统行业的近代化，也许更离不开全社会的进步。除旧布新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同步进行，平衡发展，才能卓有成效。有些日本学者把“文明开化”与“殖产兴业”并列为明治政府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两大支柱，由此不难看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进步对近代化行程的决定性影响。
对外开放的实施和国际交往的增多，使日本人强烈地感受到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受到与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伦理价值观念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清醒地比较和深刻地反省之下，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探讨日本之所以不文明的原因，首先归咎于风气不对头。于是为了扫除旧习，才着手于进行改革”〔54〕，展开了风靡一时而又深入持久的“文明开化”运动。这与明治政府《五条誓约》中“破旧有之陋习”，“求新知于世界”的政策一脉相承，都是要破除日本社会的种种陈规陋习和落后意识，建立起适应资本主义近代化要求的新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对待西方先进文化，不仅明治维新的领袖们态度积极，坚定地执行文明开化政策，尤为可贵的是一般国民对此也是欣然接受，形成了所谓的“朝野一体”现象。“文明开化”一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成果，不仅体现在一些中世纪风俗习惯的废除和衣、食、住、行方面的欧化形式，更多、更重要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观念的更新。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安贫”、“知足”、“泥古”、“守旧”的思想地盘日渐缩小，代之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开放意识、竞争观念和革新精神，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思想解放和人们创造才智的发挥，尽管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毫无疑问，它会使日本更容易引进西方文明”〔55〕。这一切，对于西方近代科技的引进和机器工业的移植，对于日本的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对于日本丝绸业向近代生产方式的转化，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反观近代中国，虽然也曾掀起过几次思想启蒙的浪头，但都为时短暂，稍纵即逝，且触及层次尚浅，又时时出现反复，因而收效甚微。早已不合时宜的陈腐观念和传统价值标准仍然牢固地盘踞在自己的阵地上，对任何新思想、新事物和新变化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成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巨大惰性力。敬天法祖，安贫乐道，在荒蛮原始的田园里吹奏动人的牧歌，就成为世世代代追求不息的理想生活模式和精神境界。从这样的观念意识中，很自然地便会孳生出“机器与民争利”之说：“议者谓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生计，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56〕。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家乡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时，就曾遭到非议，“亲友危之，宗族议之”〔57〕。从未接触过近代工业文明的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58〕，把机器缫丝看作“不祥之物”，视为“鬼
”、“鬼濩”〔59〕，谁与此发生关系，那简直比下地狱还要可怕。1874年，有人在广州开办一爿缫丝厂，四周地价随之大跌，想必就是风水之说在作祟。
新式丝绸工业不仅要背负着社会舆论的无端指责，还会遭到传统行会手工业者的实际威胁。机器破坏了手工业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丝厂“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60〕。手工缫丝工人因机器缫丝的兴起而停缫，手工织绸工人因手工缫丝供应的减少而停织，于是不约而同地把新式丝厂作为攻击的目标。广东最初的丝厂虽然选择农村作为厂址，以求躲避城市手工业行会的限制，但“机房中人”还是“联群挟制，鼓动风潮”，企图“拆毁丝厂”。1881年，手工业行会“锦纶行”的手织工人，聚众二三千人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了3名丝厂工人，并“尽毁机器， 始肯解散”〔61〕。当暴动者捣毁工厂机器之时，官府衙门却火上浇油，勒令所有丝厂“剋日齐停工作”，甚至派兵把各厂缫丝机器一一查封， 理由是“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贫民不得私擅购置”〔62〕。丝厂资本家被逼迫得在广东内地无法立足，一度纷纷把工厂迁至澳门，连陈启源也不得不迁厂出境，“以避其锋”〔63〕。
在感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受到根本威胁之时，封建官府本能地对缫丝工厂这种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抱有深深的恐惧与仇恨，它的“劝导商民，广为兴办”，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直到90年代，当有人禀请在广东开设丝厂时，两广总督居然仍以“商民设立机器缫丝，专利病民”为辞，不许“擅制”〔64〕。浙江抚台则明令限制设厂设行，“每县只得设一厂，两地茧行不准相距五十里内，以杜纷争”〔65〕。外国商人不由得暗自庆幸：“满大人的愚蠢和偏见便宜了我们”〔66〕。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缫丝业远远不如同时期日本缫丝业采用西方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来得迅猛和普及，机器缫丝业也就未能决定性地战胜传统蚕丝业并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
由此观之，在中国即使连技术上的改进和经济上的变革，也难免遭到旧的社会氛围的掣肘与阻碍。一些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以转变观念，启蒙民众为己任，奔走呼号，著书立说，但是这些宣传发动始终未能超出先进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始终只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孤军奋战，既未对上层统治集团的决策产生多大影响，也未使底层广大民众受到多少触动，从没能形成日本那样“朝野一体”、“文明开化”的格局和气势。这正是包括丝绸业在内的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曲折反复而又步履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见严学熙等《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82页。
〔3〕《菱湖商会会董孙志瀛禀》，宣统元年五月四日， 苏州档案馆藏。
〔4〕《南浔志》卷三十。
〔5〕姚贤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31页。
〔6〕江苏省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1913年5月调查，《吴县纱锻业帐房开业统计表》。
〔7〕《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45页。
〔8〕《南京丝织简史》，《丝绸史研究》第3卷第2期。
〔9〕《苏城现卖机业缎商文锦公所章程》，苏州档案馆藏。
〔10〕参见〔日〕铃木智夫《清末无锡地区养蚕业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87年5月，武汉。
〔11〕《海关关册》，1879年，烟台，第18页。
〔12〕1883年7月6日《捷报》，第19页。
〔13〕1889年8月17日《中国时报》。
〔14〕汪存志：《葵庵年谱》，《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5〕《洋务运动》（8），第536页。
〔16〕陈启源：《蚕桑谱》卷二，光绪二十九年重刊本，第4页。
〔17〕陈启源：《蚕桑谱》“序”。
〔18〕《萧山县志稿》“物产”。
〔19〕《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附录”（十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为建立出口纱缎检查所事云锦公所致商会函》，苏州档案馆藏。
〔21〕参见〔日〕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第37页表。
〔22〕引自〔日〕《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1）， 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版，第136页。
〔23〕〔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161页。
〔24〕〔日〕《世界资本主义和明治维新》，青木书店1978年版，第102页。
〔25〕“座缫”，是使用一种手工操纵的装置进行缫丝生产。
〔26〕参见〔日〕《全订版日本经济史》，御茶水书房1975年版。
〔27〕〔日〕《日本农业史——资本主义的展开和农业问题》。
〔28〕参见〔日〕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第37页表；又见大久保利谦等《近代史史料》第17页表，吉川弘文馆1980年版。
〔29〕〔日〕《概说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78年版。
〔30〕〔日〕《日本经济的成长和结构》，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46页。
〔31〕〔日〕《日本产业百年史》（上），日本经济新闻社1982年版，第151页。
〔32〕《工商新闻》创刊号。
〔33〕〔日〕辻村次郎：《近代日本染织史》。
〔34〕〔日〕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书店中译本， 第96页。
〔35〕〔日〕堀江英一：《近代产业史研究》，1948年日文版，第91页。
〔36〕《东方杂志》第3卷第7号。
〔38〕金耀基：《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季刊》（上海）1987年第2期。
〔39〕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能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40〕《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同治朝。
〔41〕《调查国外丝织品征税率及当地人民对丝绸好尚表》， 1931年，苏州档案馆藏。
〔42〕〔日〕通商产业省：《商工政策史》第3卷， 通商产业研究社1962年版。
〔43〕麦克拉编《日本公文集·序言》。
〔44〕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
〔45〕〔日〕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评论社1969年版，第112页。
〔46〕〔日〕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第121页。
〔47〕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能成功》，第127页。
〔48〕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
〔49〕郑观应：《商务叹》。
〔50〕《纱缎业众商理由书》，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档案馆藏。
〔51〕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5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
〔53〕见严学熙等《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76页。
〔54〕〔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70页。
〔55〕〔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13页。
〔56〕《洋务运动》（一），第389页。
〔5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957页。
〔58〕1874年6月13日《捷报》。
〔59〕《续修南海县志》卷二六，第56页。
〔60〕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六，光绪八年版，页17。
〔61〕《海关关册》，1881年，广州，第9—10页。
〔62〕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六，页17。
〔63〕陈启源：《蚕桑谱》“自序”。
〔64〕《益闻录》第十七册，第417页。
〔65〕《农学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66〕1882年4月22日《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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