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小报视域中的早期中国电影女星——以《罗宾汉》(1926-1929)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罗宾汉论文,小报论文,中国电影论文,女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3年，王汉伦在郑正秋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中成功扮演了余蔚如一角，随后和出品该片的明星公司签约拍摄了一系列影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职业女演员、女明星。从此，各电影公司开始有计划的招聘、培养女演员，明星制度雏形初现。此后的几年间，伴随着国产电影的初次繁荣，王汉伦、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韩云珍、蒋耐芳、魏秀宝等女演员悉数登场，并对都市文化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成为冉冉而升的电影明星。
观众对女明星戏里戏外的表演、生活充满好奇，而大众传媒的发展恰恰适应了观众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随着女明星群体的发展壮大，以往只关心好莱坞明星的电影杂志和主流报纸开始注意国内的女明星。小报作为市民阶层品味的代表，更是对女明星趋之若鹜。《罗宾汉》创刊于1926年，由周世勋、朱瘦竹发起并任主编，报名由周世勋所起，直接取名于当时美国著名电影《侠盗罗宾汉》①。“周世勋题取此名的宗旨，就是要注意电影新闻，他与电影界本来是熟悉，他在电影界的历史，也不能说不深，所以采取电影消息，也比较上来得容易”②。报纸创办后很受欢迎，被称为上海小报界的“四大金刚”之一、“戏报鼻祖”。本文拟以1926-1929年《罗宾汉》对电影女星的报道、评价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中国电影初兴之时流行小报报道中呈现的女星形象、关注的女星相关话题，借此梳理当时大众媒介对女明星“文本”的建构，管窥市民阶层对女明星的想象以及这种社会流行话语所呈现出的价值判断及性别意识。
一、另一种“凝视”：流行小报对电影女星的呈现
中国早期电影以浪漫爱情和家庭伦理为主要题材，作品中布满了女性角色的身影。客观上，电影的流行为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提供了一个愉悦感官、窥视女性身体的“公共场域”。画报、小报一类流行印刷媒介的出现，更让人们对女性形象的消费延伸到了银幕之外。各色杂志、画报、小报上充斥着对女明星私生活的报道，关注她们的衣食住行、刺探她们的婚恋情况，为观众提供了银幕之外对电影女星的另一种“凝视”。
中国最早的女演员大多是漂亮且摩登的业余演员。例如《海誓》的主演殷明珠，她容貌娟秀，谈吐高雅，擅长中西文，又善于交际，跳舞、游泳、歌唱、骑马、骑自行车、开汽车等新玩意样样精通，“以其蛮靴卷发，有西方美人风味，因加以Foreign Fashion西式的徽号，缩写文为FF”③。观众对女明星“摩登生活”的关注，不在对她们电影表演、饰演角色的关注之下。电影公司也刻意宣传女演员的摩登特质，张石川就在《明星半月刊》中称王汉伦是“上海少见的摩登女郎，她的装束新奇时髦，曾经使我们对她大大的侧目”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女影星像西方的女影星一样非常突出地出现在时尚画报上，去推广最新的时装、发型、生活方式、消费商品和家庭装潢”⑤。于是，对女明星“摩登生活”的报道成了小报的一大任务。随手翻阅《罗宾汉》，就能看到诸如《胡蝶之新花头》、《韩云珍的一件衣服》、《杨耐梅秋季起居表》这样的文章。文章不厌其烦地描述女星的吃穿住行，尤其是发型、服饰细节。例如《胡蝶之新花头》，就在胡蝶的新发型上大做文章，说她“整日的在家里潜心研究服装，闲空的时候却在她那发型上大用功夫”，“又新发明了几种头，形式仿佛像横爱司”，但“外表上倒更好看得多”，并在文章结尾处作预告，说下一期报纸会刊登“胡蝶女士”新发型的照片。接下去的一期报纸，就用《评头论足》为题，以特写的方式，刊登了胡蝶的发型照、足照⑥。小报对女星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品评，满足了市民阶层对明星生活方式的猎奇心理，投射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此外，小报热衷于记载女明星的恋爱情况，并对她们的身体进行直接而露骨的色情化描述。例如《杨耐梅的脚》：
杨耐梅是多么漂亮的电影女明星……化妆服色的讲究，是人人知道的，就是几根头发也要别出心裁研究一下，谁知她那双玉脚……居然也时常要扦扦刮刮……要是她叫个女扦脚去做，也没有什么稀罕，可是她偏要叫个小后生，不时替替弄弄……哈哈，小花啊小花，你的艳福真不浅啊。⑦
这种典型的“凝视”和想象，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欲望投射”，通过小报记者绘声绘色的描写，女明星不再遥不可及，她们在公众的想象中成了可以细细把玩、进行性幻想的对象，并且和“浪漫”、“性感”、“风流”一类的标签紧紧联系起来。
对于女明星的“风流韵事”，流行小报更是津津乐道。通常还以“卫道士”自居，对女星进行批判，例如署名“贞洁”的《多夫星》一文：
有女星焉，与本报编者同姓不同宗，生性淫荡。入某影片公司后，抱定四海通商主意，实行门户公开，凡属公司中高级职员，一概欢迎进“宫”。于是乎朱王马周等尽成临时夫婿，计其数，成半打，零碎主顾尚不在此列，人因以“多夫星”称之。⑧
而有个别女星非常乐于也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来为自己“炒作”，例如“骚姐姐”韩云珍。1925年，初登影坛的她在申报上发表《韩云珍启事》，说自己曾经历不幸的婚姻，在情人的诱惑下背弃丈夫，最终又被情人抛弃，号召广大女同胞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⑨。故事活灵活现，博得了读者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紧接着，她又在申报上刊登了《韩云珍更正启事》，说上一则启事中说的都是她在史东山导演的《杨花恨》中扮演的署华一角的故事，并登出电影播放地点及票价，号召观众通过看电影来印证她的话⑩。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种高超的影片炒作方式，可见韩云珍深知报纸的媒介影响力，懂得利用人们对女明星私生活的关注和想象来达到宣传影片的目的。
韩云珍还擅长通过媒介来向观众主动兜售性魅力，和小报编辑一拍即合。她给《罗宾汉》写过不少“骚诗”，例如1927年5月1日《罗宾汉》所登《女明星的怀春赋》：
此怀春赋，由骚星韩云珍有所感而作。词句是否适当，固置之勿论，但以其骚而刊之，赋如后。
时光正是三月春，桃红柳绿动人心。东边桃花红如火，西边杨柳绿成烟。蝴蝶园中采花朵，燕子双双达门飞。光阴如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赶少年。亲哥欲行风流事，快将房门上了闩。
隔期，《罗宾汉》又登《韩孃檀口解春赋》，先是对韩云珍作了一番评价“韩嫔云珍，天生骚质。工作之暇，每好作骚文以自遣，一字一句无不骚气冲天”，当被记者问及诗词含义时，韩云珍“向余作微笑，继曰，三四两句，无非勉励后生努力工作耳。言至此，骤止。余亦不再追问，道谢归”，这一答一评，记者是尽力想要对韩云珍的诗赋进行色情化解读，韩云珍则颇有默契地配合记者的解读，并且欲说还休地留给读者想象空间。韩云珍利用大众媒介，将女星由大众想象的载体，变成了自我表述的主体，主动向观众兜售性魅力。而通过小报记者的“解读”，流行小报就仿佛电影的镜头一般，镜头对准的是利用小报自我展现的女明星，兴致勃勃地进行“观看”的则是流行小报的受众。
二、娼优并论：流行小报对女星的主要价值判断
“五四”以后，妇女的“经济独立”成了一个时髦话题。“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11)，投身电影界，成为众人眼中妇女实现经济独立的一种途径。电影公司也极力宣传电影女星的经济独立，将电影女星和“新女性”联系起来。例如1925年《摘星之女》的导演程步高在明星公司发行的《明星半月刊》上，为主演王汉伦撰写《王汉伦女士小史》：
女士现年二十六……天资聪颖……长于中文，善操英语，能音乐，善跳舞，装饰方面，深具审美观象。幼时来沪后，即肄业于圣玛丽女校，思想日新，逐感人生在世，须有职业，以谋经济独立，而为社会服务……现在《摘星之夜》片中，大饰要角，表现更为进步，薪金每月三百元，为中国电影女明星之最大者也。(12)
小报记者对于女明星的收入、花销非常敏感，《杨耐梅赴汉演剧之内幕》、《女明星之汽车问题》、《王汉伦的养猫费》一类的文章都从不同侧面关注这一话题。如果女明星时髦的社会形象和“经济独立”紧密联系的话，那么，这群“摩登女性”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职业妇女”多少契合了“五四”之后对于妇女解放的部分想象。王汉伦自己在《电影杂志》撰文道：
我们中国旧时风俗习惯，女子是倚靠男子过活，并且往往受家庭中之痛苦，无法自解。究竟是何缘故?就因为女子不能自立……所以做女子要自工，必须谋正当职业。假使没有正当职业，那么自立两字，就成为空谈……我想另寻一条路，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为我们女界在名誉方面争点光荣……后来便想投身电影界……牺牲个人，为女界争一口气。(13)
不论王汉伦的文章是否有标榜自己的成分，这段话至少证明两点：投身电影界做演员，是当时的女性可能获得的正当职业之一；这一职业足以实现女子的经济独立。流行小报孜孜不倦的刺探和报道，也从旁佐证了大众对女演员经济收入的好奇和关心，甚至其中也有羡慕的成分。
而对于有些家境困窘、依靠自己的才华自谋生路的女演员，小报记者也报以同情的态度。如1927年12月12日《罗宾汉》所载《高倩彬是可怜女》，记录女演员高倩彬之身世：“甚为可怜，双亲具已物古，流落春申已九岁，国文颇通顺，未入大中华时，常以投稿为乐。”但她“颇能做戏，与四大明星，互相争辉”，“我愿高倩彬能努力奋斗，战胜此万恶社会。否则，花落人亡有谁知”。
张勉治认为20世纪20年代对女演员的评论并没有发觉女性独立的力量(14)，这一判断似乎太过绝对了。仅从流行小报的报道来看，虽然远非主流，但报道中多少还是给了这一群体某些方面的积极评价。周慧玲则认为“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中国观众，在对待话剧舞台上的新女性新演员，或是银幕上的摩登女郎女明星时，都展现出一种迥异于传统舞台上娼优并论那种对女演员的歧视”(15)。但流行小报对电影女星的评价总体上呈现的依然是一种“娼优并论”的态度。
1928年7月13日的《罗宾汉》上刊登的《一个浪漫女明星》，记载一个从杭州来上海投身电影界的女子的悲惨遭遇：为了来沪和父母决裂，到沪之后演过配角，但再无其他演艺上的建树，只能和人同居，同居后又遭人遗弃，前途黯然。从文章所记和标题来看，“浪漫”一词代表着天真和放浪，“浪漫女明星”的结局让人同情、逼人警醒。“浪漫女明星”并不是值得羡慕和模仿的，相反，是可怜的。此外，女明星还是用情不专、堕落的，她们生活奢侈不知节省，不适合做妻子：
女明星不可谓无情，惟其情也每不专一……其恋爱也，一霎那间之变幻耳。可以友之，而终不能妻之也。至于女明星之性，舍吃、着、玩三者之外无他长，若妻之，殊不啻饮鸠止渴，贪图一时之乐，置家庭前途于不顾，则婚后生活，其痛苦将何如……接受情爱之际，当一辨其意味，是否有接受之价值?是否能维持永久之快乐?不然，我知其今日结婚，明日复将离婚也。(16)
女明星虽然行头漂亮、举止浪漫，也不过是男人的玩物。在《国产影片之弊病》一文中，作者若水将国产影片的第四个弊病归纳为“名声扫地”：
要知道(女明星)行头漂亮举止浪漫，不过供给男子的一个更有趣玩物罢了。我们不是常常在报纸看见吗，某女星和摄影师发生暧昧了、某女星被某导演奸宿了、某女星和丈夫离异了、某女星搽了神女生涯了。唉!女明星的人格堕落得如此，女明星在银幕上的表演，还能值得观众注意罢!(17)
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明星在某些文章中则直接被小报记者和娼妓相提并论，例如《局外人心目中之女明星》一文中的判断：
明星明星，在局中人视之，直等于破屣，固不为贵也。然自局外人观之，此女明星者，真不啻天上安琪儿，固无时不思以一识荆州为荣，无时不思以谈一语为乐，更有无时不思以……为毕生之大幸者……久而久之，局外人自可知局内事，无有不倒抽冷气者，是一经朋辈嘲笑，无辞自解，辄曰，比叫堂差尚合算也。(18)
小报报道中对于女明星“身体”的热衷，对女明星“浪漫”习性的批判，把女明星和娼妓相提并论的态度，都显示了市民阶层(尤其是男性群体)对女明星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沉迷于女明星的性魅力，一方面又自觉将她们和“良家妇女”区别开来。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虽然流行小报对女明星的报道在经济独立等方面给予了一定肯定，总体上说，流行小报对女明星的评价是负面的。
三、明星建构：流行小报作为一种话语
在电影、电影明星尚未在中国出现之前，在晚清的上海，流行小报同名妓、名伶已有说不尽的渊源。“评花品叶，鼓吹风雅，始有小报”(19)，“指南书、回忆录、人称“蚊虫报”的寻访艳迹的小报等大力赞叹美貌的名妓，描写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细节，尽情渲染她们与城里阔佬权势人物之间罗曼蒂克的纠结”(20)。
晚清上海的众多消闲报刊，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民间舆论”，流行小报上的内容，经常成为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谈资。基于这种制造话题、宣传人物的能力，妓女如果能被流行报刊关注，就成了有效的出名途径。因为广告效应显著，妓女争相与报人结交，“报章逐日报道名妓的艳闻、近况，无意中把她们造就成了社会新闻人物、社会明星”，而“在上海的消闲报刊中，捧角是捧妓之外的又一个热点”(21)。
现身流行小报，对于妓女、女伶来说，是一种抛头露面的“传统的方式”，而电影女星加入这一“传统”中来，本身就体现了大众对电影女星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对于当时的妓女、优伶，乃至新出现的电影女星来说，流行小报是有一定的“捧”、“杀”作用的。这也解释了像韩云珍这样的电影女星，会主动利用小报来向公众兜售性魅力，藉此刺激男性读者来消费女性身体。也许韩云珍在当时的做法只是凭艺人的直觉来利用小报，但是回过头来审视早期中国电影，在这个女性基本上只能以演员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的年代，流行小报所提供的这个“公共话语”阵地，无疑对女明星的社会身份建构起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流行小报热衷于对女明星身体的描摹，这种描摹成为女星银幕表演的扩展和补充，并且常常具备色情的意味。无论其介质是电影镜头还是流行小报，这种对女明星的“凝视”无疑违背了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中对良家妇女的规定，使得女星和抛头露面的娼妓、优伶在性别秩序中处于一样的位置。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中，女性被定位为远离公共领域的群体，但娼妓、女伶这样的女性群体，因其职业的特殊性，成了例外。女性优伶进入公共领域，其主要的实质意义，其一在于一种女性之性的展示，成为社会男性的性想象和性寄托的对象。在公共视域下展示女性身体，使男性得以经常、正当地领略女性，女性优伶成为社会共同男性性别欲望的替代物；其二，经过演艺训练的女性，“殊有林下风致”，与寻常女性有着不同的女性韵味，很容易产生“意态从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的效果，产生巨大的女性性的附加值，对男性产生极大的诱惑(22)。
由于电影媒介的特殊性，它将女性身体以特写镜头等方式展现在银幕之上，这一“公共视域”的形成较妓院、舞台来说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听觉冲击力，从对女性之性这一点的展示上看，电影具有其他媒介不具备的优势。而流行小报对这种公共视域下的呈现进行了扩展和补充，在对女星身体的展现上、性别秩序的规定上，流行小报起了辅助作用。
第二，中国电影初兴之时，女演员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家庭，自身的生活处境也各不相同。例如王汉伦出身官宦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不满父母指定的婚姻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杨耐梅出身富商家庭，未从影之前已是上海名媛，因对表演兴趣浓厚，自己选择了从影之路；宣景琳则在十六岁时就为了讨生活卖身妓院，被称为“小金牡丹”，她视从影为自己脱离青楼的一种体面选择。这些女明星的背景不同、经历各异，流行小报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种不同，正如前文所析，它用“摩登女郎”这个通用的标签来概括这个群体的特征，而在女影星的家庭、生活背景方面，更愿意强调部分女星出身的低贱。实际上，选择当电影女演员在当时往往要受到家庭的阻力，例如王汉伦和杨耐梅都和她们体面的家庭脱离了关系，毛剑佩的父亲则更希望她成为一名伶，而不是电影明星。流行小报热衷报道这种“家庭革命”(23)，加深电影演员并非体面职业这一印象。
此外，流行小报对女影星的另一个定位策略是将女影星和女伶等同起来。不管是王汉伦南洋演出，还是杨耐梅登台表演，小报都进行详细报道。1927年8月29日，《罗宾汉》所载《耐梅登台》一文，讲电影《花国大总统》上映，杨耐梅登台唱“寒夜曲”：
大牌楼之外，更加着“杨耐梅”三个点灯大字，风头真是出足。影戏印完之后，点灯一亮，银幕吊上去，接着出现一片荒凉寂寞的布景来。一丸名月几颗枯树，更显得凄凉不忍再睹。又隔了一会慢慢走出一位黑衣女子来，装束的新颖，可说我不曾见过。悲悲惨惨的胡琴、笙和月琴弹处一派优雅的音乐来，过门一过，耐梅开口唱了，从“清夜沉沉泪如雨……”唱到“到那里问去”其中一连哭了两次，“嗑”“嗑”的哭声着实好听得很。看的人满坑满谷，掌声不绝，“耐梅登台”真是“一次红一次了”。
对杨耐梅在电影中的表现只字不提，读者却能在这篇报道中，想象杨耐梅作为一个“女伶”的风姿卓绝。
第三，流行小报关注女明星的时尚生活、婚恋秘闻，关心女明星从事电影表演这一职业对其收入、地位的影响，但很少评论女明星的表演。如果说早期女明星的表演还称不上“表演艺术”的话，至少也是一种“才能”，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流行小报对这种表演才能确实有过关心的话，也集中在对女明星舞台表演的关注上。这种忽视不足为奇，即便是电影本身，在初现之时也不过被认为是种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是种艺术”、“电影具备教育功能”(24)这样的观点随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开始被提倡，女演员也被赋予更多的期待：“我国电影演员尚感缺乏，而尤以女演员为最……由社会人士，尚不能了解电影为高尚之艺术，电影演员为高尚之艺术家，而存不肖为之心也……深信不数年后，经世界潮流之激荡，电影事业之宣传，全国舆论之鼓吹，必能使全国人士，成了解电影演员之地位。”(25)这种期待仿佛在20世纪30年代真的实现了，伴随着电影制片厂制度的兴起，电影的宣传系统变得更加细致，制片厂为了维护它所制造并依靠着的明星，想方设法对明星进行宣传，很多出自电影界内部的针对女演员的评论出现在影迷杂志上，“产生了一种新的以特殊的溢美之词为中心的宣传话语”(26)。
20世纪30年代以后，女明星在公共话语中的地位有了提升，这是和电影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女明星的建构，是在一个具有稳定基础的大众传媒以及高效的宣传系统的范围内完成的。她们的演艺生涯完全是这个系统的产物，而她们占据银幕主流位置之快，则印证了这个新的宣传机器效率之高”(27)。
女明星的出现是和包括电影和印刷出版物在内的大众媒介的流行密不可分的，明星身份的建构有赖于各个媒介不同方位的展现，而流行小报因其在市民中广泛的影响力而成为建构明星身份的有效公共话语之一。通过对其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可见，中国电影初盛时期，女明星在流行媒介中呈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负面的形象：银幕上下，她们的“身体”和性魅力被大众传媒夸张、放大，成了大众欲望投射的载体，并且因为众多观众的“凝视”而成为和娼妓一样将性魅力展现给公众的女性，在流行话语中被和娼妓相提并论。20世纪20年代电影女星的走红，正好和流行媒介中的否定性评价相互叠加。当然，针对早期中国电影女星的评论并非单一的，而是一种代表不同阶级、性别、立场、观点声音的博弈。这种论战针对“电影女星”这一在当时迅速走红的群体，是都市公共话语对于“现代女性”这一演变着的想象体的一种塑形。
注释：
①徐文明：《激情与尴尬——中国影界的争议人物周世勋》，《电影艺术》2011年第2期。
②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③海上说梦人：《海誓中之FF》，《电影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见《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321页。
④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续)》，《明星半月刊》1卷5期(1935年6月16日)，第15页。
⑤张英进、胡敏娜：《中国电影明星研究》，西飏译，《电影艺术》2011年第1期。
⑥参见《胡蝶之新花头》、《评头论足》等，《罗宾汉》1927年11月28日、1927年12月1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⑦《杨耐梅的脚》，《罗宾汉》1927年1月16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⑧《多夫星》，《罗宾汉》1928年2月21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⑨《韩云珍启事》，《申报》1925年10月6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⑩《韩云珍更正启事》，《申报》1925年10月7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1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12)赵士荟、许志浩主编：《中国影星大观，1905-104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13)王汉伦：《我入影戏界之始末》，《电影杂志》第13期，1925年3月。
(14)(美)张勉治(Michael G.Chang)：《善良、堕落、美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星和上海公共话语》，张英进主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苏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15)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67页。
(16)《告将离婚者》，《罗宾汉》1928年2月8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17)《国产影片之弊病》，《罗宾汉》1927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18)《局外人心目中之女明星》，《罗宾汉》1927年9月1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19)陈伯熙：《老上海小报之原始》，上海：上海泰东图书馆，1924年。
(20)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1)许敏：《士娼优——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一瞥》，《史林》1992年第2期。
(22)厉震林：《中国史学对于女性优伶的想象和描述》，《新余高专学报》2007年第5期。
(23)参见《毛剑佩之家庭革命》、《再纪毛剑佩家庭革命事》，《罗宾汉》1927年6月30日、1927年7月3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24)参见《电影杂志(发刊词)》、《影戏与教育》等文章，见《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229页。
(25)悟空生：《电影能为国增荣》，《申报》1925年1月15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
(26)(美)张勉治(Micheal C.Chang)：《善良、堕落、美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张英进主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苏涛译，第151页。
(27)(美)张勉治(Micheal G.Chang)：《善良、堕落、美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张英进主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苏涛译，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