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活论文,明耻教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4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当时，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到群众团体，从身居闹市的国民党领袖、达官贵人到村野的匹夫匹妇及儿童无不卷入其中。运动伴随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隆隆炮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席卷全国。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从1934年2月发起，断断续续推行了十几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较大的一次运动。它曾被称之为“社会建设运动”、“明耻教战运动”、“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心理建设运动”，是“实现三民主义最基本工作。”本文仅就新运与明耻教战的关系作一粗浅探索。
一
蒋介石称新运是准备对日作战的明耻教战运动（注：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日本也称之为“排日运动的结晶”。的确，在新运发起之初蒋介石作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演说及其主持制定的《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中，都标榜新运是复兴民族的基础。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义廉耻”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中国社会现实是“礼义沦亡，廉耻丧尽”；对症下药，须恢复礼义廉耻这一中国固有的思想，激化中国人的思想和民族意识，以达到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的目的。他同时解释，礼义廉耻虽是“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不同，自各成新义。”目前其新义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8页。）而要养成礼义廉耻，绝对不是单靠内心修养所能办到的，外部训练较内心修养更切实有效，礼义廉耻直接表现于国民日常的“食衣住行”之中。所以，蒋介石为新运规划的内容为：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以改造国民“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最终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在“三化”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事化。1934年3月19日，蒋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演讲《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时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军事化运动，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地确实做到‘全国总动员的程度’。军事化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整齐划一’，使全国国民能够共同一致，保种强国。”（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33页。）
蒋介石还认为，中国由一个泱泱大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这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致，而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自己生活不如人的缘故，即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提倡新生活，就是让国民明白这个耻辱，依据礼义廉耻来改造自己的全部生活，增进自己的德性与智能，具备现代国民的人格。这样，“国家便可以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32页。）而威胁我们民族安全的日本，则“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以这样的教育，几十年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种富强的国家。”（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20页。）“日本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吃冷饭。这些生活习惯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因此，蒋介石要求通过新运使人人能实践礼义廉耻，“做到了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六件事，然后可以表示我们是有精神的人，有训练的人”，如此，“人家才不敢轻视我们。”（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33页。）这是蒋介石所阐明的新运明耻教战的含义。
如何落到实处呢？第一期新运（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实行清洁、规矩运动。第二期新运（1935年3月至1937年7月）实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
第二期新运在宣传方面，进一步强化新运与复兴民族的关系。蒋介石在1935年12月底就任行政院长一职时发表演说，要求以新生活刷新民族精神。1936年元旦，他以《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为题演讲，说：现在国家的情形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但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是由我们全体同胞自己决定，换句话，就是要我们全国国民个个能够努力自强。而最要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推行新生活运动，随时随地明礼义廉耻，以礼义廉耻来树立我们自己和整个国家民族的人格。不断彻底地改变我们的习惯行动等，以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1936年2月19日，他在新运纪念周称：“新生活运动不是世界上普遍一般的社会改良运动，而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运动。”（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46页。）到1937年2月新运三周年纪念日，更是大声疾呼：“复兴民族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亦不是一部分少数团体的事业，而乃是全国同胞人人之事，”因此，各位同志对于新运要“（一）切实推行勿事铺张；（二）集中力量贯彻到底；（三）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四）简单朴素表里如一；（五）精诚热烈自强不息。”“现在国难已到了最后严重关头，倘使不是每一个人都负起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责任，国家便减少了很大的希望，民族复兴的日期，便因之延宕下去。”（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60页。）蒋介石的下属邵元冲、钱大钧、吴铁城、滕杰、郭瑞生等人也追随其后撰文，如《培养民族力与新生活》、《新生活运动与国防》、《国防生活与民族盛衰之关系》、《现阶段中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工作》、《新生活运动与全国总动员》、《新生活运动是复兴中国的行动纲领》等等。
实践上，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把新运与南京政府的一些抗战准备工作结合起来。首先发动“劳动股务运动”配合国民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发起“劳动服务团”实行劳动服务。同年4月1日，蒋提出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增强国力。南京政府承旨在全国推行。为推动经济建设成效，蒋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注：《全国新生活运动》第49页。）。当时劳动服务团自倡导以来，发展较快，据统计，各省团团员总数为383370人，各市县团团员总数为81272人，各路团团员总数为30121人。在蒋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运，利用劳动服务团这支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新运劳动服务团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其次是国民军训。第二期新运出现了国民军训热。开始以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军事训练和编组。据记载，当时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干线均以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运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开始，每周二、五下午5-6点钟都集中军训，效果不差。军训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中小学生也组织起童子团，施以军训。1936年各省市专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南京试办社会军训，前后受训25万人。1937年3月1日，新运促进总会改设计、调查两组为学校训练组，训练学生。这连日本人也注意到南京政府“加强对职工、学生乃至儿童的军事训练，学校机关号令不绝。”（注：儿岛襄（日本）：《日本战争》第二卷。）国民军训的广泛开展，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尚武习武的风气，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军事素质和振奋了民族精神。
此外，还普遍进行一些军事常识宣传，如安徽省举办防空运动，每季举行防空宣传讲演一次，实行防空展览。一些省市新运会举办军事看护训练班，召集各机关女职员、各学校女教师受训，教授基本医护知识。绥远抗战，许多省新运会开会宣传声援，举行募捐运动，给抗战将士以精神、物质援助。一些临近华北的省份，在华北走私猖獗时，新运会会同各省党部组织缉私委员会进行缉私活动。
正因如此，日本参谋部中国课的人员向上司报告说：“蒋介石政府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注：《华北治安战》（上），第17页。）
二
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新运，一再强调它是复兴民族的基础，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知道，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与阶级予盾交织在一起，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从民族矛盾来看，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强，明治天皇定“开国进取”为国是，积极实行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从1874年吞并琉球开始，一直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而且也只有它能够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如何对付强邻的威胁，这是自清末以来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蒋介石上台后，奉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产生了矛盾，首先在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矛盾和斗争。紧接着，日本在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挑起“一二八”事件，1933年挑起热河事件。从国民党的阶级利益出发，集中力量对付在其腹心地带活动，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前一事变中，蒋选择了不抵抗政策，结果是东北版图变色；在后两个事件中采取了局部抵抗，但还是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墉沽协定》。虽然，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在抗日与剿共之间选择了剿共，但从“一二八”事变后，他对中日最终一战的前景已确信无疑。1933年10月，蒋在南昌召集师、团长、参谋长举行“剿匪”会议，指出：“我们计划的三年剿匪工作，一定要在半年以内打破其主力，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不容许我们再有三年来剿匪了。”（注：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危亡》，1933年10月。）他认识到中日战争不久将爆发，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必须有所准备。1934年7月，蒋介石告诫他的高级将领：“一定要随时随地赶紧准备，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要记得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之大战，已迫于眉睫。”（注：《蒋介石日记》。）
同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受到了巨大压力。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激烈要求抗日，而且更令国民党决策者为之震惊的是来自国民党军队内部和上层人士的抨击、责难：1931年11月23日，黄埔系将领陈诚向国民党中央转呈了部下请缨抗日的电报，该电报严厉责问国民党中央：“今日帝国主义者竟先发制人，悍然侵我疆土，夺我主权，戮我民众，而我反安然受之，革命意志何在？民族之生命奚存？”国民党前辈何香凝女士转送一件女褂子给蒋介石，斥责：“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长城抗战后，国民党内的部分抗日分子采取激烈行动，如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通电抗日。尔后，剿共前线的十九路军首领蔡廷锴，蒋光鼐多次请缨抗日未成，1933年11月，联合第三党势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与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宣布反蒋抗日。连一些原来主张对日妥协的著名知识分子也改变了态度。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要求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积极政策。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胡适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公开支持国民党这一卖国协定。但到这年冬天，他撰写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痛骂《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并赞扬抗敌的“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注：《大漠荒荒：中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1994年团结出版社，第26页。）这说明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炎黄子孙不忍坐视。在这重重压力下，蒋介石感到如果不理会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呼声，这就会使国民党政权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蒋家王朝的统治难以维持。因此，1934年春发起的新运打起了复兴民族的旗帜。
就国防来说，蒋介石认为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世界上侵略国家在武力、物质方面一定胜过被侵略国家。现在我国的科学、物质和武力不及日本，但我们可以拿我们的精神来战胜它的物质。因为日本的立国精神是武士道。所谓“武士道”，就是日本人把从前在中国学去的“士道”，加上一个“武”字，表示武人也要懂得“士道”。日本人所谓“士道”就是中国的儒道。儒道本来是中国王道的民族精神，却被日本人片断的拿去成为他们的立国精神，到今天用这种精神来侵略中国。所以我们先要恢复自己的立国精神和民族性，把精神国防恢复起来，才可以挽救危亡，涤雪耻辱（注：蒋介石：《中国的立国精神》，1932年6月6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做起。因此，要推行新运，把儒家的“礼义廉耻”贯彻于“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这既复活了民族道德精神，又革新了国民生活，以达到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目的。蒋于1936年元旦称：“一方面推行新运，使个个国民成为现代国民，以建设国家的精神基础，一方面群策群力来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个个人尽到劳动的义务，发挥民族的生产能力，建设国家的物质基础（注：《新运总会会刊》第32期，第8页。）。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把新运作为建设精神国防的措施。
三
但是，在新运推行的不同历史时期，新运中明耻教战的功能不是不变的，它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中日民族矛盾一步步激化，它的这一功能不断得到加强；而民族矛盾解决后，它的这一功能就消失了。因此，新运与明耻教战的关系体现在新运推行的第一、二、三个时期。
在新运的发起阶段，明耻教战的功能未占居重要地位。首先，新运是在江西剿共前线发起的。1934年的中国，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但日寇在北方，并且未挑起大的事端，而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国民党的多次围剿下力量有所削弱，仍在对峙激烈交战。而且由于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政权，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破坏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动摇了国民党统治基础。国民党认为“此种思想的流毒，实较有形匪患尤为甚。”攻击共产党“人欲横流，廉耻丧尽。”杨永泰在新运的总说明里称，在苏区，“我们应该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佐以武力与政权，以排除一切教化之障碍或恶势力，一切政治才能顺利推行。”“启导民众走入思想正轨，所谓正轨，就是要在旧道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范围内竭力实行。”新运在江西行营推行要求官兵“懂得做人道德”，行动整齐划一。在收复区要求人民“明礼”、“知耻”、“守纪律”，这是想在受共产党影响的地区，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影响人们思想的“礼”来约束人民，以抵销共产党影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在苏区重建国民党统治秩序。此时，他们宣传通过新运使江西成为复兴民族基地就带有很大的政治欺骗性，实则是为其反共战争辩护。此期推行的新运的工作侧重点是配合国民党的安内剿共政策，所宣扬的明耻教战以抵抗强邻并没有多少实际内容。
历史进入1935年后，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视为“心腹之患”的红军已转移撤离了国民党统治的“腹心之地”，力量遭受重创后退入偏僻的西北。南京政府认为“围剿”共产党及红军的任务已接近“成功”，共产党已不足为患。日本却加大侵略步伐，在“向打倒蒋介石政权的方向迈进”：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而自治；在华北大规模走私，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海关税收损失2500万元。由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3月开始的第二期新运强化了明耻教战的功能，有了前叙的许多切实工作。日本内阁首相阿部信行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注：《革命文献》第68辑前言。《申报》，1933年10月17日，1934年8月30日。）新运这时才真正成为国民党备战工作的一部分。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新运也进入了它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期的新运由于实际需要，从理论到实践都鲜明地体现了抗日御侮的性质。蒋介石发表演说：“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现在我们几千年的礼义之邦，给敌寇来这样蹂躏糟踏，敌军的残酷禽兽行为沾辱了我们庄严的国土，残害了我们多少同胞，我们生在这一时代的国民，每一个人都担着无穷的耻辱，到今天来谈新生活运动，还有比雪耻复仇更重要的吗？”“今天的时代，正是要求我们国民为国家尽忠，对民族祖先尽孝的时候，正是我们国民发挥爱国爱民博爱的精神，来实现我们民族的固有道德，以抵抗强暴消灭侵略的时候。”（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61-62页。）蒋根据战时情况，对“礼义廉耻”作了全新的解释：抗战中的“礼”应该由原来“规规矩矩的态度”发展成为“严严正正的纪律，即国民在抗战中应遵守共同的纪律，造成共同一致的力量，以适应国家的需要。譬如及龄壮丁应服兵役，这是国家颁行法令的有形纪律，欢送出征军人，和敬爱受伤将士，并且代为服务就是社会公认的无形纪律。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必须一致遵行，在战时遵行国家的法令，绝对不顾私人的利益，才算不背乎礼。”抗战中的“义”，应该由原来“正正当当的行为”，发展成为“慷慷慨慨的牺牲”。解释说：“武装同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各地同胞踊跃从军，自然算是慷慨的牺牲。此外，凡是输财报国，应征作工，以及战区同胞破坏自己的工厂，焚毁自积的粮食，甘受损失，不肯拱手负敌等等，也是极端慷慨牺牲之行为。”抗战中的“廉”，应该由原来“清清白白的辨别”，发展为“实实在在的节约”。并指出：“现代战争完全是人力物力总和的决赛，谁的经济物质能够持久供给，就是谁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他要求国民“不但对于公款之物应当绝对爱惜不可有丝毫的浪费，或几微的侵占，就是各个人的财物，以至路旁无主的破布片纸，我们也应该收拾爱惜，不容任意消耗，以可以多多培养我们的国力。”抗战中的“耻”，应由原来“切切实实的觉悟”，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奋斗”。“譬如我们觉悟到抗战需要最急切的是兵员补充，马上就亲自应征或将子弟送去服役。或者觉悟到前线将士缺乏某项药品，马上就出来宣传捐助，并且首先来做榜样。”（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67-68页。）此时，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成为动员民众参战的思想武器。
这一时期新运的社会实践也充分体现了抗日御侮这一主题。抗战一爆发，南京新运会组织流动宣传团到皖南一带，深入乡村，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参战。“八·一三”事变后，新运总会颁布非常时期事项，掀起发扬民气运动，并通告各省市机关新运会加紧工作，并厉行节约。抗战时期，新运总会号召各地新运会致力于战时服务和后方救济工作。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新运以儒家的“礼义廉耻”这一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指导和鼓舞人民抗战的思想武器，却显得狭隘和落后。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从统治利益出发，认识到需要动员组织广大民众起来抗战，因此，在新运中，他以“雪耻”、“攘夷”相号召，对国民进行动员；但又担心在动员过程中民众的觉醒，害怕“异端邪说”和民众的民主要求会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用“守纪律”、“规规矩矩”、“尽责任”来约束人民，拚命强调“统一意志”、“思想统一”对抗战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想造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领导下的民族抗战。在这种动员中，人民只有俯首听命竭诚服务的义务，而没有过问民主的权利。这恰好妨碍了民众广泛地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耻教战打上了阶级烙印，处处矛盾重重。国民的主体是工农大众，而共产党是工农大众利益的代表。蒋介石国民党把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工农红军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进行军事围剿，削弱抗日的国防力量。新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巩固国防根基提倡国货，可在1935年2月，国民党迫于日本压力，取消抵制日货法令。同年6月10日，发布“邦交敦睦令”，禁止中国人民公开发表反日言论，不许组织抗日团体。充分体现了明耻教战的狭隘性和软弱性。1942年，蒋介石于新运八周年纪念时称：“我们国家已抗战5年了，实在还不曾做到全国总动员，一切还都松弛放任，与平常没有多大区别。”“我们检讨新生活运动成绩时，更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遗憾。”（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86页。）这是必然的事。“儒家思想究是二千年以前封建社会之产物，断断不能适应现代中国的实际需要。”（注：《大公报》1935年2月19日，《新运周年有感》。）用儒家微言大义来担负救国重任，不能不影响其效果。
综上所述，新运在民族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起到明耻教战的作用，是有益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但是，由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阶级性所决定，明耻教战又带有很大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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