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原则的确立和唯物史观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4-1845年期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从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工作，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确立的实践原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相比，最明显的不同就表现在：马克思已抛弃了“类”本质的概念，对人的本质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能够从对人类的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中——从对“劳动”的分析中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此说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即“类”本质的思想）已成了一个多余的假设。人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从他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这一进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标志马克思已不再把人本主义，而是把“实践”确立为新哲学的根本原则。
一、实践原则的确立
实践概念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人的感性活动”或“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就此而言，它的内涵与《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对象性活动”的思想，至少在理论形式上，仍从属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因而也仍从属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基本理解和基本立场；而“实践”则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从“对象性活动”到“实践”的过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理论形式的转换问题。
在《手稿》中，“对象性的活动”的思想不是它的基本原则，而人本主义才是它的主要原则。马克思不仅用它去论证共产主义，而且还用它去说明“对象性的活动”。正是由于人存在着一个抽象的“类”本质，然后才能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去表现它、证实它。人的“类”本质在先，对象性的活动在后。前者是后者的根据，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当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时（即出现了“异化劳动”），这里便出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必要性（只有推翻了私有制，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最终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当马克思从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寻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即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时，他便揭示了一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能由此说明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道路。此时，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抽象的“共同体”的概念，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由于人们先有“类”的意识，人们才开始实践活动，而是人们先进行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然后才有对“一定社会关系”的意识；交往关系是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同时形成的，只不过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关系是以“不自由”的形式出现，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以“自由”的形式出现了。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只有通过对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解才能得到说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被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事实上，费尔巴哈也很重视“生活”和“实践”。他说：“一般说来，生活，在它的各种本质重要的关系中，乃具有完全属神的性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1页。）“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8页。）。但为什么他的人本学未能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呢？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费尔巴哈对对象性存在理解仅仅依赖于“直观”。“弗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在费尔巴哈那里，根据“感性直观”的要求，感性世界只被设定为某种现成地给予主体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这样，他的哲学就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一方面他的哲学所要求的东西是现实的人、和自然完全统一的人；另一方面他的哲学通过单纯直观和单纯感觉所认识到的人又只是“异化”的人。当费尔巴哈用感性的直观去感觉现实世界时，“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因此，为了消灭这个障碍，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只能介于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遍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当费尔巴哈通过普遍的直观看到的是大批积劳成疾的贫民而不是健康快乐的人群时，他唯一能够要求的就是“最高的直观”以及由此而达到的理想的“类的平等化”。只有在这个最高的哲学直观中，才承诺了感性世界的全部和谐。
当费尔巴哈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去解决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时，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对“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哲学意义的真正理解，而且意味着他将最终放弃曾被他一度恢复了的唯物主义原则。当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承认现实生活、感性世界这一前提时，他是正确的；可是，他不能正确地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感性的实践活动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不能从现存世界中找到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时，他不得不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先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然后再用它去指导现存世界。哲学的“实践”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不是指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而当费尔巴哈真正谈起现实的感性活动时，它仅仅意味着是指“卑污的犹太人活动”。当费尔巴哈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真正建立起了感性世界的和谐时，他实际上已放弃了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则。
正是在费尔巴哈困惑不解的地方，马克思寻找到了通向新世界观道路的突破口。当费尔巴哈把宗教看成是现实世界异化的结果时，当费尔巴哈看到现实世界的异化现象时，全部问题的解决并不象费尔巴哈仅仅依赖于高级的哲学直观那么简单。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的理解，找到了世俗基础自我分裂的原因，又正是借助于“社会革命”这另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找到了联结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桥梁。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再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理论终于同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统一起来了（共产主义思想不仅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的感性活动，而且必须通过它来实现自身），实践终于得到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正是由于这种“统一”、这种“理解”，才真正地奠定了一门新的科学——唯物史观。
既然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一般的实践活动，而是作为“哲学原则”的实践活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涉及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十分重视的“实践”、“活动”的概念，并说明它们与马克思的“实践”活动的关系。自费希特把“活动”确定为哲学的基本原则之后（他把“行动”当成他哲学的出发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十分重视这一概念。黑格尔正是借助这一概念，并通过对它的进一步理解（把“活动”理解为“劳动”），才建立起他那庞大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没有“活动”或“实践”这一概念，就无法实现“实体”、“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三者统一，也没有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尽管如此，但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那里，“活动”或“实践”不享有优先的地位，更没有“本原”的含义，它的内容必须从“自我”或“绝对精神”那里才能得到解释。“实践”只是纯粹的精神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同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实践概念，因为他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具体的物质活动。由于现实的人是感性的存在，因此，他所从事的活动也必然是感性的活动。实践首先具有的是“受动性”。只有在承认受动性的前提之下，才能谈论实践的能动性；只有在肯定实践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感性的、客观的活动的前提之下，才能进一步谈论现实的人还具有意识。“意识”是人的感性活动具有能动性的重要标志。但是，“意识”不能离开现实的人，它的内容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对象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这样，马克思通过把意识理解为现实主体的意识，把现实主体的意识理解为感性活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办法，确定了一条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唯心主义的道路。因为唯心主义者不是把实践中的一切归结于感性的物质存在，而是把它们归结于抽象的精神存在，因此，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实践的能动方面。对于马克思是如何用唯物主义的思想去改造被唯心主义者抽象地发展了的实践能动方面的问题，列宁曾作过说明。他说：“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们引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性给予这些能动力。”（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3-104页。）列宁是何等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二、实践原则的“科学化”（注：这里所说的“科学化”中的“科学”，与通常的含义不同，它是指马克思所谓唯一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科学化”也就是指它的具体形成过程。）
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概念的提出，不仅使马克思能够有力地批判唯心主义，而且也使他能够有力地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真正说来，实践原则只是为唯物史观确定了一个原则性的开端，它本身还不等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这门科学的具体形成，还必须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充实和规定。
那么，实践原则是如何引导出唯物史观呢？对于这个问题，仍必须从实践活动自身的特点说起。“实践”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就感性而言，就是指它的受动性；而就活动而言，就是指它的能动性。因此，“实践活动”在一定的意义上便意味着受动的能动性或能动的受动性，意味着一种包含矛盾的存在，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存在。这种存在的表现在现实社会中就是一个使矛盾不断生成、不断瓦解和实现的过程。它可以最一般地表述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7页。）由于它是主体对环境的创造，是对象对于主体的生成，所以它是能动的过程，人能改造环境；由于活动的主体是感性的，是环境对主体的创造，所以它是能动的过程，人能改造环境；正是由于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才构成了历史的发展。另外，正如我们前面已谈到的，根据实践活动自身的特点，我们还会得出一个结论：感性的、客观的活动过程一般地制约着意识或观念的整个过程。
根据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原则的特点，我们至多也只能得出上述一些结论。那么，人和环境是如何作用的，环境的内涵是什么，感性活动又是如何具体形成环境的，以及感性活动又是如何制约观念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又何以解释呢？为此，不得不引入一个最基本的实践概念——“生产劳动”。只有依靠它，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只有依靠它，才能最终确定一个理解历史发展问题的中心轴。马克思之所以能引入“生产劳动”这个概念，自然与他在写作《手稿》期间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大有关涉。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手稿》、《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手稿》中引入了“劳动”的概念，马克思才能把“对象性活动”的原则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正是由于《提纲》中抛弃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概念，马克思才能最终把“实践原则”确定为新哲学的主导原则。当然，实践原则要具体化为一门科学，它最终还是离不开“劳动”的概念。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在《手稿》中常提“劳动”概念，《提纲》中常提“实践”的概念，而到了《形态》中则常提“生产劳动”概念的原因。
就生产劳动而言，它无疑说明了人对自然的关系、人对人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进行生产劳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又如何确定呢？这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引导马克思的认真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马克思终于能正面地表达“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了。在马克思看来，他的学说由此出发的前提是“现实的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构成为历史的“自然基础”。但是，为了使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实际地成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么单纯的自然基础显然是不够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这个出发点的性质无疑是根据生产来确定的。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就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也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对于这一物质生产过程可以进一步分析为：第一，既然历史是以现实的人为前提，那么现实的人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不间断地继续下去，生产满足着需要，同时也生产着需要；已经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所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第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增殖；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需要的增长产生新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生产过程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它作为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始终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
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物质关系，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它的不断发展表现为历史。所谓历史，首先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过程和发展：“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马克思认为，只有考察完了上述关于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只有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以后，意识才获得某种相对的独立性。“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科学、哲学、道德等等。”尽管如此，它们也只能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当他们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时，“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
随着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深入，便出现了分工，而分工又必然会带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这样又出现了国家。当一定的国家无法解决交往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时，就必须通过另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社会革命去推翻它，从而完成社会变革，推动历史的发展。
总之，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原则，通过对“生产劳动”和“社会革命”等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剖析，从而最终形成了一门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它可被具体地表述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产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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