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富生机的生长点，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独树一帜地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度反思和批判。它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存在严重的生态危机。它试图超越二者并建立一种以实施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的“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并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
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的理论的研究，研究视角多集中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部分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但是研究其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模式、民主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一、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运动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对待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以生态为中心的伦理标准。一些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曾深受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瑞尼尔·格仑德曼和大卫·佩珀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控制”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生态问题是由人类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即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他们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生态社会主义只能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格仑德曼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他认为，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既是人与自然斗争的必然性的体现，也是解决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矛盾的方法。他甚至把“控制自然”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提出环境破坏是由于人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为了防止自然的破坏，我们必须增强控制自然的能力，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控制自然”是人类控制自然的最高境界。①
佩珀则进一步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实施人类中心主义。他写道：“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任何各种可能的反人道主义体制。它强调人类精神的满足有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假如人沾染上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使然。虽然不能把人与其他的动物同日而语，但人也是自然存在物。我们所设想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形成的。而人所做的也是自然的。”②
佩珀强调，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自然放在中心地位，认为自然是真正的主人，而人只是自然的奴仆，这必然颠倒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并最终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与压迫。在佩珀看来，人的本性是理性的，人目前在对待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疯狂是由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带来的。只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人就能克服其贪婪性与疯狂性，并恢复其理性。这样人就能够从自己的合理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建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新型关系。
佩珀还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③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不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的前提下，通过集体控制的方式、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通过技术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自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个人利益。
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坚持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充分表现了其超越于一般环境保护主义的理论视野和政治立场，具有比生态中心主义更进步、更广阔的视界。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主张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应该适应自然和自然法则，并以此作为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这样一种反工业化的生态浪漫主义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显然缺乏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它与近代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模式；后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盲目追求人对自然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的态度时，不要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这既突出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期性，又承认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它对绿色运动中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使它与后现代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成为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并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释，挖掘和探索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由于历史原因而附加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些误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摆脱陈旧的教条化的倾向。
二、进行生态重建(生态现代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经济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做法，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全盘否定现代化的态度。它主张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希望将生态保护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建构有利于人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高兹指出，当前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不是现代化本身的危机，也不是理性的危机，而是支配现代化、合理化的“不合理的动机”的危机。因此，要解决当前的危机，必须给现代化划定界限，即给理性划定界限，使现代化摆脱经济理性的支配，而代之以一种新的、更高的理性——生态理性。
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理性追求生产率和利润的最大化，生态理性追求环境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二者是根本对立的。要解决二者的矛盾，就必须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或生态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的生态重建”。他说：“经济的生态重建，包括从产品的设计(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到消费和物质循环，涉及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环节，并要求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的生态重建。”④他还进一步指出，经济的生态重建尤其关系到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例如，化学工业向重视自然平衡的农业方向发展，那么它将大大降低其产品的销售量，因为这种生态农业仅仅使用很少的肥料和杀虫剂。城市和郊区公共运输的发展，优先考虑铁路运输，限制时速，使用易于修理和噪音小的耐用的交通工具将导致汽车生产的下降。公共运输的发展将不再提供同等规模的工业发展。在高兹看来，生态重建的目的就在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
高兹深刻地指出，生态重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走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道路。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企图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虽然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也符合经济合理性服从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服从。如果经济合理性完全服从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那么这种生态重建的目标就应该是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并且赋予经济发展以社会-生态方向，而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它不可能为了生态保护而限制资本积累和减少消费。因此，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引起与破坏生活的自然基础同样多的危险。”⑤
生态重建的另一种方向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高兹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限制经济合理性，并使其从属于更高的合理性(即生态理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生态重建的要求相一致，从而使生态重建的要求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实施生态保护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与“环境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它包含范式的转换，并且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更少但是更好”。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然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它致力于减少经济理性和商品交换使用的范围，并且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在高兹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使经济理性完全服从于生态理性，使技术的运用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生态保护。
总之，高兹的生态重建(或生态现代化)既不同于环境主义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内保护环境的单纯要求，也不同于绿党全盘否定工业文明的“非工业”乌托邦。它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建立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它又主张生态优先，兼顾经济增长。因此，高兹的生态重建在某种程度上说带有浓厚的乌托邦主义色彩，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道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他反对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主张对现代化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当前现代化面临的危机不是现代化本身的危机，而是支配现代化的经济理性过度膨胀，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矛盾。要走出现代化的困境，就必须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而不是退回到前现代去。他主张把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要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经济理性对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抛弃经济理性。与此同时，中国又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传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因此，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坚持经济效率的同时，要尽可能地使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协调；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态理性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既要重视经济理性，也要重视生态理性，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的社会理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理想。
三、建立“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大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不利于生态保护和人类未来的持续发展，因此，都应该废除。他们不太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只要掌握了政治上的控制权就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是，他们比较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试图通过重新分配社会个人财富，建立一种“共同体财产所有制”。少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占有制。佩珀认为，所谓的社会占有制，是指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即对人与自然关系实行集体的、自主的、自觉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社会生产真正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并保证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
在具体的经济体制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作用与地方政府作用相互补充的“混合型”经济。这种要求集中体现在高兹提出的“不自主领域和自主领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
高兹认为，在“不自主领域和自主领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下，既有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又有家庭和个体生产者的自主权。政府在国家的和地方的分散的层面上起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受计划控制而只受市场控制的个人的和家庭的生产部门。政府的经济目标是通过分散和缩小生产单位逐步消除商品生产和交换，这样，每个社区都能至少满足它的一半需要。各种地方性组织，例如每个地区、每个城镇、甚至街区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工厂，以便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和生产，在他们的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使用这些日益精密的设备生产任何他们想生产的东西。高兹强调：“我并不是提倡回到生存农业或地方性的自给自足。问题在于要重建公共机构的生产和主要共同体的自主性之间的平衡。”⑥
格仑德曼批评传统社会主义主张消灭市场、货币和国家交换是不现实的，并明确指出：“市场与计划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是不兼容的；混合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适宜的社会(经济)形式。”⑦他赞同高兹提出的“不自主领域和自主领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和高兹一样，主张在未来社会应保留市场的调节功能和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是行政管理、计划、协调，也就是说，利用计划与管理等方式，按照人的理性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满足人类真正的物质需要。他提倡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生态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既强调国家计划及其调节，又不排斥个人在生产生活领域的自主和市场等现代经济运作手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同起来进行批判，企图建立一种超越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所有制之上的第三种所有制，并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这些主张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原理；而且混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具有回避社会现实的反历史的倾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同体”就是小型的生态区域，“共同体财产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小国寡民式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私有制。他们试图通过重新分配社会个人财富建立一种“共同体财产所有制”。这是不现实的。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混合型”经济思想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忽视中央权威、依照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都遭遇失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重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扩大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又要重视宏观调控，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中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
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曾主张用生态经济模式取代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一种以保护自然和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为特征的“稳态经济”，要求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反对“稳态经济”，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南北两级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已经形成为一个整体，小规模的、分散化的经济是不现实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解决广大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不可能实行零增长或不发展的经济方案。他们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随着人们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必须是理性的、适度的。所谓理性，是指经济增长是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所谓适度，是指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必须限制在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限度内，即经济的增长应符合生态原则的要求。
高兹反对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明确提出：“零增长或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和贫富之间的差距的扩大。”⑧
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是为了每一个人平等的利益的有计划的发展，因此也是有利于生态的。“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和民主管理基础之上的社会，仅仅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出售和利润而生产，那么它将能为人们提供一个为生态环境所接受的满足需求的框架。”⑨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经济的增长既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限度，又要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限度。其目的在于使经济发展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来说，都是可以接受和承受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是适度增长的思想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的发展观、认识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意味着社会的停滞和倒退，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这将最终破坏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最终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样，经济的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也是极其危险的，它会过度消耗和破坏各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人类现在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就是我们长期追求经济过高增长付出的惨痛代价。所以，人类社会要实现永续发展，只能采取经济适度增长的策略。当然，所谓经济的适度增长，并不一定是慢速增长。只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即使是快速增长，也属于适度增长。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不但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维护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经济发展中，既要努力避免发展速度过慢，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要注意防止发展速度过快，破坏生态平衡。
五、重视民主、平等、公正和正义，尤其是生产领域的民主与正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或者说程序性民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极权国家，缺乏民主、平等。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追求的是分配性正义。它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民主、平等、公正和正义的国家，特别重视生产领域的民主与正义。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事实上，法律是由精英制定出来的)。因此，资本主义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不是“生产性正义”。而且分配性正义首先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资本主义的“正义”也可以称作“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正义也是分配领域的平等正义，即“分配性正义”。分配性正义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估计所做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但是，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这就意味着，对于平等来说，“生产性正义”不仅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除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市场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⑩
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社会主义把官僚机构民主化(即大众化)，扬弃了由上而下的计划与工人(以及社区和使用者)对工业的控制，是民主国家。生态学社会主义追求生产的民主管理和生产性正义。
佩珀也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建立在“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社会”。在生态社会主义中，阶级和性别关系必须是平等的而不是不平等的，决策必须是民主地做出而不是精英的特权。公民有权直接参与决策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奥康纳、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民主与平等的批评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与平等的虚伪性，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关于生产的民主管理和“生产性正义”的设想扩展了民主、平等、正义与公正的范围，丰富了民主、平等、正义与公正的内涵，为我们全面理解民主、平等、正义与公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等现象时有发生。总的来说，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集中强调得过多，民主体现得不够。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真正落实民主、平等、正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生产领域，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必须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加强民主建设。
但是，奥康纳、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社会主义归结为极权国家却有失偏颇。他们把分配性正义与生产性正义对立起来，甚至提出彻底废除分配性正义，这却是错误的。这不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社会实际和人民的现实需要。人类社会生活既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分配领域，二者是密切相连的。广大人民群众既需要生产性正义，也需要分配性正义。脱离分配性正义的生产性正义不具有任何真正的意义。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没有分配性正义，就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所需的物质生活条件，无法保证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也就无法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六、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劳动闲暇一元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压迫性、强制性的雇佣劳动。这种劳动本质上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异化劳动。而且为了补偿这种异化劳动，人们又致力于追求过度的物质消费和错位的意义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使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使劳动和闲暇变成同一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必要的条件。
阿格尔反对把劳动理解为“必要劳动”，把闲暇理解为“自由”的二元对立论。他主张改造生产以消灭异化劳动，重新评价人的需求使异化消费变成“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从而克服劳动与闲暇的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与统一，即劳动闲暇一元化。在未来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将不再把劳动当成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对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他明确提出：非异化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通过生产性活动来自我表达”。(11)“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12)
高兹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与现存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为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劳动的进步性的减少将使自主的行为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可能；‘自由时间将压倒非自由时间，闲暇将压倒劳动’；而‘闲暇将不再只是剩余或补偿，而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的原因，劳动将降低到仅仅是一种手段的地位’”(13)未来社会将实行“更少地劳动”、“更好地消费”的原则。“更少地劳动”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从事某种创造活动，发展自己的潜能，谋求自我实现。这种闲暇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即自由自觉的高级劳动。“更好地消费”能改变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阿格尔和高兹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实现劳动闲暇一元化的思想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树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表现，资本主义的消费病在社会上有所蔓延。一些人盲目追求高消费、意义消费，把劳动(工作)看成是获取消费所需的物质财富的手段，在劳动(工作)中缺乏创造性、责任感、幸福感，在过度消费和浪费性消费中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既破坏了生态环境，浪费了自然资源；又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人的精神追求。我们应借鉴阿格尔和高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思想，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从追求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向追求适当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需求；从追求生活物品的数量，转向追求生活的质量；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来追求满足和自我实现，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最终实现创造性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及其生活方式。
注释：
①⑦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11、p.270.
②③⑨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New York:Routledge,1993,pp.232-233,p.222,p.219.
④⑤(13)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pp.31-32,p.42,pp.139-169.
⑥⑧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90,p.7.
⑩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8页。
(11)(1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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