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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增长以中速增长为特点，大致维持6—7%的增长率。1995年经济发展呈现“外热内冷”局面，尽管对外贸易大幅增长，但内部需求不足，金融风波迭起，经济增长率由第一季的6.98%逐季下滑至第四季的4.86%，全年增长率勉强维持在6.06%的中速水平。台湾岛内各界大都认为1995年台湾经济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海峡两岸关系的骤然紧张等非经济因素，1996年随着这些因素影响的减缓，经济景气会逐步回升，台湾“行政院经建会”因此乐观地将199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目标订为6.8%。但事实上，1996年以来，台湾经济景气持续低迷不振，工业生产增长缓慢，企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商业消费活动不景气，第二季度民间投资甚至出现5年来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外贸也由去年的“外热”大幅降温，不论出口还是进口增长均明显下滑。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达5.3%，全年经济增长率预估将降至5.7%，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经济不景气相对应的是，岛内失业人数大增，7月至11月平均失业率达3.02%，创下近十年来最高纪录[①]。失业率已高居“四小龙”之首。当前台湾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已是不争事实，但对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则有见仁见智的说法。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便能够较客观全面地认识当前台湾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引发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是非经济因素
安定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1995年下半年以来，在种种非经济因素的强烈冲击下，台湾经济发展的这一必要条件受到严重破坏，从而直接引发了经济衰退局面的出现。
（一）两岸关系因台湾当局推行“台独”路线而陷入紧张低潮
战后的台湾经济，相当长时期是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特别是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通过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不景气；世界经济区域化加速发展；以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对台湾产品的竞争压力日大等，凡此种种，使得台湾的传统外贸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大幅萎缩，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受到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之下，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尚能维持中速增长水平，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台湾及时将出口市场转移至香港及大陆。近年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量台商到大陆投资发展，两岸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快速增加，1995年两岸间接贸易额已突破200亿美元大关，1996年预估达215亿美元。这对台湾经济至少有两大意义：其一，大陆及香港逐渐接替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台湾的主要出口市场。1995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值占台湾出口总值的比率已超过16%，而台湾对香港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比率则达23.38%，直逼美国的23.65%[②]。其二，大陆成为台湾外贸顺差的最大来源地区。从1993年起，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金额每年均超过100亿美元，1995年达148.1亿美元，比台湾对外贸易顺差总额81.2亿美元还多66.9亿美元[③]。显然，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是维持近年台湾经济稳定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因素若受到干扰破坏，台湾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另外，由于现阶段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与敏感性，双方关系一旦恶化，难免造成台湾岛内政治局势的动荡，进而引起经济衰退。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强化“台独”分离路线，一个时期来两岸相对和平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转折，两岸关系陷入低潮状态，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受到严重挑战。台商投资大陆的步伐趋缓，两岸贸易的增长也放慢。1996年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1至10月台商投资大陆的件数为311件，较上年同期减少23%，核准金额为10.2亿美元，增加12%。贸易方面，1至9月两岸经由香港转口贸易额仅达83.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台湾整体外贸及总体经济由此受到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两岸政治关系的紧张冲突，严重打击了台湾民间投资信心与消费意愿，1995年下半年以来，股票价格节节下滑，房地产市场更加低迷不振，内需市场疲软萧条，而同时，岛内资金加速外流，据台湾“中央银行”统计，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仅短期资本净流出便高达182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5000亿元。所有这些导致台湾经济景气骤然转折而陷于衰退。
（二）岛内选举接二连三，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1995年以来，台湾岛内政治局势充满种种变数，刚刚经过省长选战的朝野各政治力量在一跨入1995年便投入了年底的第三届“立委”选举，随后又全力为1996年初的“总统”大选而备战。接连不断的选举在激化岛内各种政治矛盾与斗争的同时，也使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动摇。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一方面，台湾当局的中心工作是政治斗争，一切为了选举胜利，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无心顾及。一年多来，号称攸关跨世纪台湾经济发展前途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进展缓慢，备受舆论批评，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当局主观上推动不力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对此，台湾的有识之士曾一再呼吁当局“多一点经济，少一点政治”，台湾《联合报》也专门推出“回归经济，疼惜台湾”的专题系列报道，强烈呼吁当局不要只顾自身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台湾经济在1995年下半年进入衰退，当局显然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不安，民心浮动，对台湾的前途信心不足，再加上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的因素，民间投资意愿低落乃不可避免。民间投资年增率由1995年第二季的14.65%逐季下滑到1996年第一季的4.84%，第二季更出现负增长0.87%的局面[④]。
（三）金权政治泛滥，黑道势力横行
金权政治与黑道问题是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1995年以来，伴随着各项重大选举的进行，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与恶化，3月发生黑道“军火贩子”许金德被杀事件，11月又发生高雄县议长吴鹤松遭黑道分子枪杀之事。1996年以来，涉及黑金的案件更是接踵而至，相继有黑道绑架“立委”廖学广；屏东市长因与黑道勾结谋利、贪渎被收押；桃园市长因受贿被收押；台南市长因卷入赌博案件被起诉；11月21日竟然发生桃园县长等9人被黑道集体枪杀的案件，……等。金权政治泛滥，黑道势力横行已日益成为台湾社会的巨大毒瘤，严重侵蚀着台湾社会经济肌体，使其不断丧失健康发展的动力。1995年台湾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先后爆发了20多起金融风暴，对整体经济景气打击沉重。而其中为数最多的基层农会金融弊案，在一定程度便可以说是金权政治的产物。由于农会组织在政治上是重要的选举机器，成为当政者重要的地方选票来源，所以上级监管部门对农会信用部长期存在的非法违纪行为往往并不“公事公办”，从而纵容了一连串金融弊案的发生。近年来，加强公共建设投资是台湾当局刺激经济景气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成效有限，公共投资进度总是严重落后，究其原因，十分要害的一个问题就是黑金政治介入，行政效率低落。在公共工程建设进行的过程中，除了“红包预算”、“兑现选举支票预算”外，黑道围标、黑道承包工程等，常常都是传播媒体报道的焦点。黑金政治泛滥横行，除直接介入经济生活，危害其健康发展外，它更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使投资者失去信心，这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危害则更具长期性。
总而言之，现阶段台湾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受制于非经济因素。尽管当局有不少关于经济发展的计划、口号，但并无心尽力推动，政客们一味争权夺利，立法效率缓如牛步，黑金势力深入政坛，经济发展不仅完全被置于政治目标之下，甚至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当前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就是典型例证。显而易见，现阶段台湾经济的衰退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
二、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是造成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种种非经济因素在不断侵蚀台湾社会经济肌体、造成民众信心危机的同时，也严重激化了台湾经济自身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前台湾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
台湾泡沫经济形成于80年代中后期，当时股票与房地产价格一度巨幅猛涨，涨幅远远超过这两项资产预期“股利”与“房租”的增加，并带动岛内的消费与投资支出的扩增，“假性需求”一时造成了经济繁荣的表象。这种泡沫经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台湾当局长期实行片面性的“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及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导致80年代中期台湾外贸及整体经济陷于严重失衡状态，庞大的外贸出超及外汇存底激增的压力，造成岛内货币供给额失去控制而迅速扩增，在缺乏适当投资管道的情况下，大量社会游资便涌入股市与房市。与日本泡沫经济发展过程有所不同的是，台湾泡沫经济的发展在迅速扩张之后没有立即陷入破灭，造成经济景气严重衰退，90年代以来仅是处于“退烧”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台湾厂商在面临欧美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影响的压力下，及时拓展了大陆及东南亚市场，使出口及经济的增长得以维持。同时，当局大力推动公共投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景气。但是1995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以及骤然恶化的两岸关系等种种不利因素刺激下，泡沫经济破灭的危机便在所难免了。1995年台湾全年加权股价指数下跌1951点，跌幅达27.38%，居全球股市跌幅之冠。股票总市场价值则由约新台币6.5兆元缩减为约4兆元[⑤]。1996年以来台湾股市持续低迷不振，到下半年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才出现回升。房地产市场方面，在泡沫经济扩张时期供给面畸形膨胀，早已埋下供过于求的祸根，但因建筑业供给面形成有较长的时间落差，加上建筑商的资金很大部分是来自银行融通，这就使部分建筑商仍能用“以案养案”的方式支撑数年。1995年以来，供求失衡矛盾加剧，房地产业陷入严重萧条，平均销售率仅达3至4成，大量建筑商发生财务危机或倒闭，其中不乏知名大建筑商，如虹邦、安敦、美又美、长辉、长祥等。1996年房地产持续低迷不振。泡沫经济的破灭，严重打击了台湾整个社会经济。一方面，股市与房市的大幅衰退造成民众与企业资产价值明显下降，民间消费能力与企业投资能力倍受影响。1995年民间消费年增率由过去三年平均8.5%大幅跌至5.2%，1996年约为5.7%。与此同时大量企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于经营困境。台湾岛内需求因此惨淡萧条。另一方面，台湾企业及民众大都向银行贷款进行房地产及股市投资，这在泡沫经济扩张时期曾支撑了金融业的表面繁荣，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银行资金难以收回，呆帐坏帐便不断出现。1995年台湾银行退票张数及金额双双创下近十年最高纪录，银行逾期放款比率亦明显上升。加上台湾金融体系内部本来就弊端丛生，由此便酿成1995年以来一连串的金融风暴，使台湾经济元气大伤。
（二）未从根本上调整改善产业结构。
台湾从80年代起便努力追求产业升级，改善产业结构，而近年来属于高技术密集的电子、资讯与通讯产业也确实增长快速，1995年资讯电子产业总产值达213亿美元，增长率高达33.3%，1996年总产值增为242亿美元。目前资讯电子业已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业成为台湾生产及出口的新支撑点。但是，由于台湾资讯电子业仅是“孤岛式”地发展，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不足，因此无法充分发挥带动其他产业及提升整个经济景气的火车头作用。据台湾新编的产业关联表资料，目前台湾出口最大宗的电子品（含资讯及通讯产品）业，在1991年的总省内投入系数占总中间投入系数的比例为49.66%，比1986年的57.13%下降了7.47个百分点。换言之，电子产品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品，其所需投入的中间原料总产值中内购的比例，在1986年至1991年间由57.13%降为49.66%，亦即进口的比例增加了7.47个百分点。同时，电子产业在1991年所产生的省内产出乘数占总产出乘数的比例为51.3%，也比1986年的54.9%减少了3.6个百分点[⑥]。这表明电子产业的生产可带动全体经济的产出效果只有五成多留在台湾岛内，而且呈减少的趋势。造成台湾电子资讯业产业关联度不足，无法带动整个经济景气的关键原因是，迄今为止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尽管在量上表现不错，但在质上却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于：（1）台湾资讯电子业的发展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依赖从日本进口。一方面，由于研究与发展的投入不足，技术自主性不高，台湾资讯电子业的关键零组件及中间原料，如高级材料及个人电脑里的液晶显示器等大量依赖进口，使资讯电子业的岛内向前关联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电子产业发展体系尚不完整，上游工业较薄弱，对半导体的周边设备及原材料等岛内仍无能力生产，而需依靠进口，使得电子业岛内的向后关联效果受到影响。凡此种种，便形成了历年资讯电子业产品的进口规模随该业生产及出口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的现象。（2）传统产业升级速度缓慢。资讯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应用资讯、电子技术，以寻找高附加价值的市场；或者发展与资讯、电子相关的周边工业，便能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及附加价值，从而提高竞争力，增加出口。但是，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中，当局偏重于扶植高技术产业，对于传统产业多是任其自生自灭，传统产业除了大量转移到海外，剩余的产业利用资讯电子技术来改造升级的速度缓慢，这就使台湾高技术产业的扩散效果受到很大限制。当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百业萧条，仅资讯电子业一枝独秀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产业升级并未真正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机制还不完善。
（三）投资环境恶化加剧。
如前所述，1995年以来，台湾民间岛内投资意愿低落，民间投资增长明显衰退，使整体经济景气欲振无力。尽管影响民间投资意愿的因素很多，但投资环境的好坏无疑是关键性因素。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投资环境恶化的问题，近年更有加剧的趋势。在软体环境方面，台湾实行“民主改革”后，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新的市场发展，当局对经济的管理日益混乱，行政效率低落。众所周知，今日台湾的“立法院”，对于各种法案的审议，即使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急需法案，囿于各党派的利益冲突、各利益集团的牵制，往往是争论不休，迟迟无法通过，致使待议法案堆积如山，效率极低。金融方面，原来的黑暗面在管制放松后对投资环境的破坏作用更加扩大，1995年以来金融丑闻频传，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便是个例证。与此同时，硬体环境方面亦问题重重。由于长期以来投资建设的不足，台湾现有的公共设施，包括电讯、电力、自来水、道路、航空运输及港口设施等，所能提供的数量与品质，均已无法适应企业投资发展的需要。规模庞大的“国建六年计划”在大幅度压缩之后，所剩的几项公共工程至今迟迟无法完工。近年来，岛内缺水停电事件时常发生，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此外，土地成本昂贵、民间环保意识提高及企业负担加重等问题无一不困扰着投资者。1995年有8项新台币50亿以上的民间重大投资案无法如期进行，其中6项的原因即是“土地取得不易”[⑦]。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将本求利，而投资环境的不断恶化使投资者无利可图，其投资意愿自然失去。
显然，台湾经济的发展本身有其结构性的弊端，1995年以来岛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进一步激化了这些弊端，从而导致今日经济发展陷于重重困境。
三、当局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减弱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生活影响重大，在分析当前台湾经济发展困境时不能忽略这一因素。近年来台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均明显出现失当或失灵的趋势，使得当局在刺激经济景气复苏时显得软弱无力。
（一）扩张性赤字预算政策的负面效果日益突出。
迫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台湾当局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放弃了长期奉行的“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性赤字预算政策。客观地说，几年来通过扩增财政支出、加速公共投资，对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带动内部需求、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确起了一定积极作用。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尚能维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经济结构也有所调整改善，预算政策转折性变化的调节作用显然是不能忽视的。然而，随着赤字预算政策的持续扩大实行，其负面作用日趋凸显。首先是沉重的债务负担已使财政杠杆的调节功能失去弹性。近年台湾持续维持庞大的赤字规模，1995年度财政赤字高达新台币5194亿元，占当年度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为25.04%，换言之，台湾财政支出超过四分之一的财源是依靠举债而来。逐年扩大的赤字累积导致台湾财政的债务负担日益不堪承受，1995年度财政债务支出高达新台币3598亿元，较上年度激增121.28%，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骤升至17.35%[⑧]。这种财政状况显然已使台湾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大幅削弱，如果继续实行赤字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话，将严重威胁财政经济的稳定。面对当前台湾经济困境，而其财政杠杆难有作为，关键原因就在这里。不仅如此，事实上，当前台湾财政本身已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台湾财政日益困难，规模难以再扩大，另一方面，受到种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台湾“国防”支出与社会福利支出等则呈加速增长趋势。在此背景下，有关经济发展的支出难免不受到排挤。公共建设规模压缩，公共投资减少，再加上重大建设工程进度落后，经济发展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幅下降，从1993年度的29.3%降至1994年度的24.4%，1995年度再降为21.0%。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支出的绝对数额亦呈减少趋势。1995年度经济发展支出额为新台币4363亿元，较上年度减少6.79%[⑨]。
（二）宽松性货币政策成效甚微。
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日益受到严重制约而缺乏弹性时，1995年以来台湾当局更加重视货币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中央银行”持续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期望通过货币乘数效果的发挥，达到刺激投资意愿，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具体措施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持续五次调降存款准备率；降低对银行业的贴放利率，至1996年5月重贴现率降为5.25%、担保放款融通利率降为5.625%、短期融通利率降为9.625%；加强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市场资金供求。此外，“央行”还采取办理各项转融通业务、放宽选择性信用管制、释出邮政储金转存款本息等多种选择性信用措施，努力营造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然而，台湾这一货币政策成效甚微。尽管“央行”陆续放出大量资金，银行存款、放款增长仍不断减缓，存款年增率由1994年的13.10%降至1995年的7.94%，1996年5月再降为7.46%；同期放款与投资年增率也由15.13%降到9.54%及8.18%[⑩]。“央行”放出的资金并没有产生扩张信用的预期效果，货币供给额增长持续缓慢，1995年M2年增率为8.19%，1996年5月为8.27%，均低于“央行”预定目标区9—14%的下限。“央行”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因此难以达到。造成台湾货币政策无力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从直接的影响因素看主要有：（1）岛内资金外流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资金宽松政策的效果。199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台湾民众基于避险目的，纷纷将钱汇出存放在外国银行，反映在国际收支上便是资本帐逆差额迅速扩大。1995年资本帐逆差额扩增至81.16亿美元，而在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短短的9个月中，仅短期资本逆差额就高达182亿美元。（2）金融体制及管理不健全，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1995年以来台湾金融舞弊案接二连三地发生，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其结果是社会资金大量流向相对安全的邮汇局户和外币存款帐户。而前者不能办理放款业务，后者则提供存户全球提款服务，“央行”货币政策影响效力因此大为削弱。同时，备受金融风暴冲击的银行，授信时更加小心谨慎，这也影响了存放款业务的增长，使货币乘数效果难以发挥。（3）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汇率政策的影响。出于种种考虑，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考虑，1995年以来台湾财经当局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为了阻止新台币贬值趋势，守住1美元兑换27.5元新台币的关卡，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卖出美元，收回等值新台币，这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宽松资金的效果。
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主要政策手段，而台湾当局却无法有效发挥这两个政策手段的作用，使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趋减弱。这是1996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无法摆脱1995年经济衰退阴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经济发展陷于困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一定的政治社会背景，又有内在深刻的经济结构问题，此外也与当局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降低密切相关。展望1997年，尽管出现一些有利因素，但总体说来，导致1995—96年台湾经济衰退的各种因素并没有明显变化，台湾经济发展的前景，仍难以乐观。
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是台湾经济衰退的关键所在。但不论是泡沫经济问题，还是产业升级问题以及投资环境恶化问题等，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不易解决。1996年下半年以来，台湾股市出现反弹，股价指数大幅回升，房地产市场似亦出现由谷底爬升的迹象，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似乎已减轻。但是对此不能过于乐观。近期台湾股市转趋活跃，主要是在摩根史坦利公司将台湾78种股票纳入其新兴市场自由指数（EMF）的刺激下，大量外资涌入台湾股市的结果，而非基于经济景气复苏的实质面，因此这种反弹的基础乃非稳定持久的。至于房市能否走出衰退的阴影，除了受循环周期影响外，还受制于种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1997年台湾经济能否复苏，岛内投资显然是关键因素。从公共投资来看，尽管台湾当局一再表示要大力推动公共建设，但目前台湾财政极其困难，而当局行政效率又十分低落，推动公共建设的成效令人怀疑。1996年7至10月，台湾公共工程实际决标的预算仅占预定开标预算的四成，决标率比上年同期的五成还低[(11)]。这种情况将使1997年公共工程执行状况大打折扣。在民间投资方面，自1996年下半年起，台湾当局就在岛内发起“投资台湾运动”，期望通过排除投资障碍，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回升。同时，采取加速推动工商综合区、开放电信市场、协助建立民营发电厂、加速公有土地释出等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凡此种种将有利于民间投资意愿的提高，但是正如岛内有识之士所指出：“投资台湾运动能否落实，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提供良好经营环境。”[(12)]而要彻底解决投资环境恶化这一老问题，显然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朝夕所能办到。1996年12月，台湾召开了“国发会”，有关经济发展议题方面达成134项共识，其中除了提高行政效率与立法效率等方面的内容外，主要集中在财政收入与支出制度改革方面，这些获得共识的结论，如果能落实推行，对台湾经济的长期发展，尤其是当局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加强，应该说有积极的意义。
在非经济因素影响方面，两岸关系问题及岛内黑金政治问题依然是影响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到目前为止，两岸关系持续处于低潮状态，对于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尽管大陆方面采取了各种促进措施，但台湾方面出于政治目的却屡屡设置新障碍，采取所谓“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资大陆的规模及领域，并冻结两岸经贸放宽措施。“国发会”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僵化倒退的对大陆经贸政策。凡此种种肯定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另外，在两岸关系中长期扮演重要中介角色的香港，在1997年将实现回归祖国大陆，这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很大的不确定因素。黑金政治问题涉及整个社会政治制度问题，也不是台湾当局进行一阵“扫黑”运动就能解决的。
台湾经济是海岛型经济，国际经济走势仍将成为影响1997年台湾经济的重要因素。事实上，1996年全球经济景气循环及亚洲国家地区贸易增长衰退，已经明显影响到台湾外贸增长，特别是电子资讯等明星产业，受到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影响，出现衰退。根据世界权威经济机构的预测，1997年世界各国（地区）经济景气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有复苏的趋缓，这对台湾经济的复苏应有帮助，但因台湾主要市场美国及日本经济增长趋势，加上全球电子及半导体市场衰退，台湾电子资讯业生产及出口的增长仍将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增长。
对于1997年台湾经济的增长率，台湾“行政院主计处”预估为6.22%；“中华经济研究院”预估为6.24%；“台湾经济研究院”则预估为6.53%。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些预测数下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注释：
[①]台湾《工商时报》1996年12月31日。
[②]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1996年5月第73期。
[③]台湾《贸易周刊》1996年第1604期。
[④]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月报》1996年10月第369期。
[⑤]刘寿祥《台湾泡沫经济的发展与检讨》，台湾《经济前瞻》1996年1月，第114期。
[⑥]社论《出口依赖中国大陆，进口依赖日本的省思》，台湾《台湾经济研究月刊》1996年2月。
[⑦]台湾《经济年鉴》1996年版，第3页。
[⑧][⑨]同[⑦]，第112页。
[⑩]台湾“中央银行”《金融统计月报》1996年6月。
[(11)]台湾《经济日报》1996年12月31日。
[(12)]台湾《经济日报》1996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