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软”维度：湄公河区域气候合作的意义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湄公河论文,维度论文,美国论文,亚太论文,气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启动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美国重返亚太体现为一系列的战略措施，从最为高调和强硬的军事部署安排，到经贸领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也包括与部分东盟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的合作。2009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希拉里宣称“美国回来了”，并且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发起了“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LMI），与柬埔寨、越南、老挝和泰国等结成了“湄公河下游之友”（friends of lower Mekong group）。自此以后，每年美国国务卿从希拉里一直到克里都会参加相关会议。在2011年3月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Compbell）明确提出：美国应将“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视为介入东南亚事务的优先选项。从这几年的进展来看，美国与该区域的气候合作越来越深入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机制，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大部分关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研究都侧重于分析美国在军事或经济方面的行动[1]。可能由于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的政治性不强，或者被视为低级政治的层面，美国在这方面的行动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现有不少文献都指出了水资源安全问题在湄公河地区的重要意义[2]。但是，其中较少有文献讨论美国近年在该地区围绕相关问题开展外交政策的意义以及对中国的影响[3]。特别是较少有文献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安全问题对于本地区的挑战，进而指出美国与该地区开展气候合作的战略意义①。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般是被纳入到多边合作议程之中。美国为什么选择了气候合作作为重返亚太的重要领域？这样做的意义何在？这对本区域将产生何种影响？对中美在本区域的软实力竞争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认为，美国选择在环境和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上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合作，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做法。这样做不仅满足了该地区藉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安全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且切中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一个软肋，成功实现了“重返亚太”平衡中国影响力而提升自身软实力的效果。如果从更为广阔的全球气候合作的视角来看，美国展现出积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援助的形象，将其作为发达国家本来应该承担的义务转化为双边外交中的额外恩惠。考虑到气候变化在未来是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天然存在“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而美国与湄公河地区的气候合作已经建立初步的框架。因此，中国正面临着与美国在该地区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问题。
二、气候变化作为湄公河地区的一个综合性战略问题
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当前在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水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特别是在2010年，由于湄公河流域遭遇罕见的大旱，受流量减少影响的下游地区各国因此归咎于中国在上游建设的大坝，一时矛盾比较尖锐[4]。事实上，这种围绕水资源而产生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美国《科学美国人》月刊也承认，“造成创纪录干旱的主要原因是大气环流改变”以及该流域植被的破坏。“云南干旱意味着下游水量减少，这将打击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生态系统。”[5]而且，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河流流量的季节性变化将明显加大。在湄公河流域，与20世纪中期到末期的水平相比，每月最大流量将增加35%～41%，而在此期间，每月的最小流量可能将减少17%～24%[6]。2009年，美国亚洲学会的报告指出：“湄公河水系对中国的安全已经构成现实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与下游邻邦的关系就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而这种关系可能因中国境内大坝的建设而趋于恶化。假如未来气候变化像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发生，湄公河水量的波动幅度会加大，那么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上游的中国对水资源的‘非对称性’控制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顾虑”[7]。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复杂和系统性的，可能对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不仅会导致加剧干旱，也会产生洪涝、极端气候事件、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以及气温上升导致的传染病等各种问题[。湄公河区域本来就是一个生态脆弱，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未来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该区域显然将更容易面临洪灾、旱灾以及泥石流等灾害的影响[9]。而这也将对整个流域各国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造成影响，加剧冲突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如此，应对气候变化可以涵盖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减灾、卫生、减贫、能源安全、农村发展和能力建设等诸多涉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包括适应和减缓，这两方面的行动需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因此，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之中，是非常必要的②。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长期和全球性的，但是湄公河地区受其影响将会更加的脆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该地区（湄公河流域）雨季河流泛滥的风险将加大，而在旱季则可能增加水资源短缺的概率”[10]。就湄公河地区而言，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河流下游盐碱化将使得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放大，这将对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红河地区将有5000平方米会被淹，湄公河三角洲将有15000到20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可能会被洪水覆盖”[11]。2009年12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支持下由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编写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受气候变化影响，湄公河三角洲和红河三角洲这两个越南的主要粮仓以及人口稠密地区在未来面临着严重的洪水威胁。该报告预测：“湄公河三角洲和红河三角洲将是处境最脆弱的地区。如果海平面升高1米，湄公河三角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将被淹没，这里生活着1700万人口，种植的稻米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即使是在采取低碳增长模式、减缓气候变化速度的情况下，湄公河三角洲仍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可能被洪水淹没。”[12]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9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湄公河流域是脆弱地区：在过去的50年里，整个区域的温度升高了0.5至1.5摄氏度。大量人口居住在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和洪泛区，使该区域很容易受到洪水泛滥、盐水入侵和海平面升高的影响。……如果在未来50年内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没有大幅的削减，海平面将上升1米。由于海平面的升高而导致三角洲地区的河流水位抬高，进而使大约600万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口面临洪水威胁。”[13]新的研究也显示，湄公河地区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热点地区之一，它在农业和食品安全、水资源、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及其多样性、住所、生活方式、卫生健康以及交通与通信等方面无一不是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14]。
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对湄公河地区的发展和安全存在着明显的威胁，是该地区各个国家都面临的共同威胁③。各国应该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长期威胁的共同战略需要下团结起来，而不是激化内部矛盾。考虑到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涉及的矛盾主要是针对上游的中国，因此，推动区域合作适应气候变化对中国而言就显得尤其有战略意义。
三、中国与湄公河区域经济与环境合作的不足
营造良好的地区周边环境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战略目标。自十六大以来，中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思想以及“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基本战略方针，努力与周边国家共同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中国通过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积极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使东盟国家从中国的崛起中受益。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547.67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4001亿美元，年均增长22%；目前，中国已经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而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在投资方面，截至2013年6月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1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近300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同期东盟对华投资累计超过800亿美元，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15]。与此同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实行一种非常自信的东盟政策”，因此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非常成功，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称的影响国外社会公众舆论和获取同情的软实力方面，中国已经熟练地追上了美国。”[16]不过，我们在回顾中国与东盟过去“黄金十年”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为其正在对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产生制约。
首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过于侧重经贸方面，忽视社会和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足够关注。从社会问题方面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和有利于共同发展，但是并不意味着伙伴国的所有群体都有福利改善，特别是在减贫方面的效果并不确定。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所推动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必然能够导致经济的良好表现以及福利的增进，具体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17]。特别是像老挝和柬埔寨等国是在全球化冲击下最为脆弱的国家，其中的弱势群体可能无法享受到开放的收益。
从环境生态方面来看，一些中国的企业和投资确实产生了不利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比如有批评认为，中国的投资正在给湄公河下游地区造成生态和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中国投资的大坝会影响鱼类的自然迁徙路径，进而影响湄公河的渔业产量。而为了弥补渔业损失导致蛋白质的缺失，老挝和柬埔寨将被迫进行碳密集型的工业化牲畜养殖。这种批评认为，中国的投资是为了获得低排放零污染的水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将碳足迹转移给了湄公河下游的国家；这正是成为“地区性地缘经济战略产生问题之处”。为此有美国专家批评：“中国以多种方式，将其国家主导的‘增长高于一切’发展模式出口到湄公河地区”[18]。当然这种批评言过其实，不过中国政府确实也已经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④。
因此，不可能指望仅靠市场力量就能加强政治互信和改善关系，旨在提供区域公共物品的政策可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经济方面相互依赖的加强并不必然会导致更加高级的政治和安全的信赖关系。相反，经贸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甚至可能会损害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且，政治信任的缺乏会成为经贸关系升级的障碍。正如有国内学者在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进行评论时指出：“事实上，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各方的合作意愿，经济合作只会是暂时的和随意的，甚至是相互拆台，因为国家的安全利益高于国家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合作将有损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可能危及政权和社会稳定时，经济发展必然让位于国家安全利益。”[1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如果过于倚重经贸联系来深化与东盟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关系，那么所采取的战略手段未能很好地与其战略目标相匹配[20]。
其次，中国与湄公河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存在明显的问题与缺陷。中国与湄公河区域国家主要是通过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GMS）开展环境合作。但是这一机制由于缺乏明确的主导者等原因，以至于存在很多缺陷，包括：缺少生态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开发整体规划；侧重能力建设，转化和实施能力较差；环境合作资金缺口巨大；较为依赖亚洲开发银行等等[21]。中国虽然在其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比如在GMS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湄公河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战略定位不高，参与区域环境合作的深度不足。这同时也体现为国内相关环境合作机制不健全，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第三，中国对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联系的认识，以及对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资金问题上的身份定位方面仍然在发展和转变之中。考虑到水资源冲突是不利于湄公河地区繁荣和发展的一个潜在瓶颈，而气候变化将是该地区面临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框架，中国显然需要及早行动建立湄公河区域的气候合作框架，作为战略性应对措施。但是从某些角度来看，中国对气候与安全关系的认识一度较为局限，相关政策较为被动僵硬，使得中国未能在相关事务中灵活把握和利用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话语主动权。比如中国曾反对将安全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挂钩。2007年，英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时，建议在安理会框架下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对此中国予以坚决反对[22]。国外学者也一直认为，中国过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主要由于国际压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因素决定[23]。中国似乎没有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必要性。另外，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南南合作”。在2010年天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易受不利影响国家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24]在2012年6月召开的里约+20峰会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首次承诺提供气候援助资金：中国将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信托基金捐款600万美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保护能力的项目和活动；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三年的国际合作，帮助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25]。在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上，解振华宣布：“中国已经在2011～2013年连续三年每年拿出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能力建设”[26]。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紧张关系。这也突出地体现在本地区在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领域的战略合作方面产生了缺口。
四、中美在湄公河区域的软实力之争：冲突还是合作
在湄公河地区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需求，而中国未能满足这一需要甚至反而被视为威胁制造者的背景下，美国填补了这一空白。自2009年以来，美国以解决水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迅速地与湄公河区域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在2009年，美国“为该流域地区的环境项目投入700多万美元，其中一些项目将用于促进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森林和水资源，改善获得安全饮水的途径，保护湄公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并“捐赠超过1.38亿美元给湄公河下游四国的医疗卫生项目和教育项目。”[27]2010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河内会见东盟国家高级官员时，代表美国宣布一项为期三年的计划，要援助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在水资源、食品安全和生计等方面的影响。仅2010年美国将支出1.87亿美元[28]。2011年7月，美国一湄公河下游国家框架合作外长会议在巴厘岛召开，通过了《美国一湄公河下游国家合作框架》。2012年7月13日，第五届湄公河下游四国—美国外长会议暨第二届湄公河下游之友外长会议在金边举行。美国承诺在“今后两年内将向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等湄公河下游四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展开到2020年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另外，美国还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专门用于研究湄公河上游水电站项目对湄公河生态环境的影响。2013年7月1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又参加了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第六次“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部长级会议，表示要深化在基础设施、卫生、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并支持湄公河下游国家反对中国在上游建坝。
仔细分析相关进展可以发现，美国在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开展气候合作方面的行动非常高调，其措施也非常富有连续性，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意图也非常明显。而且，如果对比美国近年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表现以及美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相对停滞的局面，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积极气候外交行动显得非常耀眼。
美国之所以选择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并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战略设计。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没有及时向东南亚提供援助，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关系一直较为冷淡。但是在2004年印尼海啸事件中，美国的反应体现出美国及其盟友遭遇特大人道危机时无与伦比的救援能力。此后，美国也一直在试图加强对该地区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关注，当然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迅速上升的势头对美国的影响力产生抵消的效果[29]。2009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曾发表一份报告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其中在对比和评估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增强实现实用双边合作的努力，在东南亚关心的问题上——比如环境保护、能源安全、人口贩卖、武器、毒品、人道援助和灾后救援——有效调整相对所需资源的应用，以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2012年，美国智库气候与安全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and Security）的报告则直接建议美国应该把亚太地区的气候及自然灾害援助置于其“重返亚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因为“通过提供减灾援助，以及在气候韧性（包括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美国可以与该地区的盟友和潜在盟友们建立更为广泛和更加深刻的关系，而这反过来又会帮助美国以一种不构成威胁的方式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简而言之，美国的国家安全领导层面临这种机遇，将人道主义援助与气候投资在其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结合起来。”[30]
美国选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第二方面原因，涉及奥巴马上台后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积极姿态。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因为历史排放责任的原因，本来就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已经承诺到2020年以前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资金。但是，美国结果却是通过本应进行无条件援助的气候资金，用于对中国的周边国家进行战略性双边援助。显然，美国是通过提供区域公共物品的名义，其实却在积极推动实现自身的私利。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要大公无私地推动这一区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予以实现。因为美国和日本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而亚洲开发银行是GMS的倡议者和主要参与者之一。因此美国完全可以推动亚洲开发银行通过GMS在区域气候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与之密切合作“湄公河委员会”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冷战记忆⑤。显然，美国是有意要分化湄公河上下游的国家，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
第三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相关的合作能够以“不构成威胁的方式”与中国竞争。美国的战略精英似乎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东亚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扮演平衡者和调解者”，而不是“塑造一个反华同盟，……其结果会是危险的相互怨恨”[31]。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显然无意于与中国无谓地发生直接对抗或冲突，而是要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从“全球霸权”的战略收缩为成本更小的“离岸平衡”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32]。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和美国在湄公河乃至整个东南亚的竞争关系明显存在，而且未必没有产生冲突的危险。美国建立“湄公河下游之友”集团而将上游的中国排除在外，未必就不是在冒一种建立反华同盟的风险。如果上下游的关系因为利益冲突爆发而导致局面失控，美国也许很难在区域内再充当平衡者的角色。
这种竞争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意味着挑战，因而对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东南亚地区尽管迫切希望美国加大对该地区的关注，以平衡中国在这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同样地，出于对地区稳定的考虑，也希望中国和美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种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风险，显然需要中美加强合作。尽管中美已经在经济与战略对话中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首要议题之一进行讨论，但是关于中美如何在湄公河区域共同开展气候合作的议题，似乎却没有得到双方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一问题上，“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原则究竟又应该如何体现？中国参与的GMS环境合作项目与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又应该通过怎样的形式积极参与到本地区的气候合作中来？
奥巴马政府在湄公河地区的气候外交，可谓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一个“软”的维度。这一战略举措已经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有力地实现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效果。它体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其地区战略的巧妙结合，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灵活运用。其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瞄准了中国与湄公河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迎合了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相关安全问题上的战略需求。这背后反映的根本问题在于，东南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和中国联系更为紧密，但是在安全方面却更多依靠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仍然存在政治上的不信任。
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超越单纯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正在积极向安全和政治认同的方向积极调整[33]。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演讲中阐述了对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构想，特别是提出了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强调，“坚持守望相助。中国和东盟国家唇齿相依，肩负着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应该深化在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方面的合作，为本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
从本文就湄公河气候合作问题所做的分析来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无疑是指导中国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的正确方向，但是也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思考和实践。在湄公河气候合作问题上，正是因为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所以中国更加迫切地需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合作，不过也需要以一种更有创造力的方式切入。
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的初步设想，但是没有讨论美国重返亚太的因素。例如胡怡梦：《从气候与环境问题入手，构建东亚共同体》，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齐峰、朱新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气候合作探略》，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张磊、庄贵阳：《国际气候谈判困局与东亚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第51-64页；李同：《东亚区域气候合作浅析》，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0期，第66-69页。
②这也被称为“气候主流化”，是气候政策发展的重要方向。Kok,M.T.J.and H.C.de Coninck,"Widening the Scope of Polic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Directions for Mainstreaming",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2007,Vol.10.pp.587-599；冯相昭：《应对气候挑战，加快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进程》，载《环境经济》，2012年第1-2期，第42-46页。
③张磊、庄贵阳：《国际气候谈判困局与东亚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第60-61页。其中指出“东亚国家在适应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认为“适应问题首先选择的策略则应当是地区合作”，具体领域“包括气候条件的共同研究、气候系统综合管理、适应技术与资金需求评估、防灾减灾、救援机制的合作等。”
④比如在2013年2月，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其目的就在于指导中国企业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合作中的环境保护行为，并且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
⑤1965年，在美国总统约翰逊（B.Johnson）的“创造和平”（peace initiative）政策指导下，美国开始大规模插手湄公河流域各国的政治和经济，随后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Committee）。美国政府希望通过经济援助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保持该地区的亲美趋向，从而达到牵制中国和前苏联的目的，努力消除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1995年，湄公河委员会更名为“湄公河河流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引自黎尔平：《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信任度研究》，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