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中的“两型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同学科对其内容的认识是不完全相同的。经济学视角中的“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和社会制度主导下的产品分配的公平化过程。前者指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过程；后者指在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使社会的产品分配结果不断公平化的过程。
一、“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经济学含义
显然，由于这里将“环境”与“资源”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对待，因此这里的“资源”必然是相对“狭义”的资源，也就是那些能给特定主体带来经济利益或货币收入的各种有用的经济投入品。那些对社会整体或整个人类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但不能给特定人带来利益的有用物，则不属于资源的范畴。传统经济学中的资源含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资源。
随着主体范围的变化，资源的内容是会改变的。如随着范围的扩大，一些原来不是资源范畴的内容，如一个地区（与周围地区相比）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特定的个人来说不属于资源范畴，但对该地区来说，显然属于宝贵的资源，因为它可以通过旅游和吸引投资而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资源节约”，也就是通过经济与技术等手段，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一定量资源投入获得的产出不断增加（或者是为获得一定产出而不断减少资源的投入）。我们知道，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或者说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经济学视角中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是有效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使资源有效配置到各行业的过程。人类社会是个利益社会，人的行为受利益导向的支配，在资源的利用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各利益主体是“节约”还是“浪费”资源，是看哪种方法能够提供更大的经济利益。一般而论，市场机制会对那些节约资源的行为进行奖励，而对浪费资源的行为进行惩罚。因为，节约资源也就是降低成本，使行为者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竞争力因此会不断提高；而浪费资源则是提高成本而降低收益，竞争力会因此下降甚至会被淘汰。所以，在优胜劣汰机制和人们趋利避害行为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趋势。
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并不存在绝对稀缺的资源。资源问题只是一个价格选择问题。只要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资源问题是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如随着石油资源被不断地消耗，人们都在担心今后某个时候会出现能源短缺。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即使假设技术水平不变，当石油的价格水平超过80美元/桶时，各种可再生能源，如风力发电等，就获得了市场竞争能力；当每桶价格达到150美元时，太阳能发电就获得了竞争能力，所以，某种资源的短缺与否，只是相对于某个价格水平而言的。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不仅这种资源的供给会增加，需求会减少，利用的效率会提高，而且各种替代资源会不断地涌现出来。所以，只要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被扭曲，就不存在绝对稀缺的资源。
从这个角度看，资源利用上的“浪费”或“不节约”，一定是市场机制被扭曲，价格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我国当前矿藏开采中的资源严重浪费现象，是矿藏资源的价格被扭曲，没有真实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如承包权太短、资源产权不明确、政策时常变化、地租过低等，致使人们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开采。我国能源中使用的低效率，与我国长期对能源价格的高度控制密切相关。农业中过量使用化肥产生的低效率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是政府对化肥巨额财政补贴的结果。各地对水资源的大量浪费或使用中的低效率，是水资源的定价过低，没有反映其真实稀缺程度的结果。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者之间相互竞争的场所，在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各行为主体是不会也不敢“浪费”资源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使用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浪费资源，成本就会高于其他生产者，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就会将其淘汰，所以，市场机制有一种迫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压力。这种机制，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具有内生性技术进步原理的体现[1]。
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利用效率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与资源供给的丰裕程度及其价格水平的变化相对应，也与资源利用上的技术水平提高相一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自然资源往往相对丰裕而价格水平低下，同时技术水平也较低，因而会用较多的自然资源消耗来换取一定量的经济财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资源会因消耗而逐渐变得稀缺，市场价格因此会不断上升，而利用资源的技术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则会不断进步，所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的利用效率会不断提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各国的资源利用效率，都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
虽然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但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政府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节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如提高某些资源的使用税；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行为，如实施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等进行资助，降低其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等，将能够使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利用效率方面的功能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所以，“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过程。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虽然市场机制和政府的结合可能明显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在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如何保证后进国家，如我国在资源利用上的有利地位，却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一种严峻考验。因为，受技术条件限制等，在同样的价格水平上，单位资源产出效率，后进国家必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在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后进国家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说，即使政府参与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市场机制作用，在全球性的资源利用中，发展中国家仍会处于一种特别不利的位置。当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竞争环境下对资源的利用，是以牺牲环境和劳动者的利益来获得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的。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就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做法，来获得经济发展与出口竞争力的。如何找到既能有效节约资源，又能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方法，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智慧的一种考验。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学含义
显然，在“两型社会”中，“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是狭义上的环境，也就是生态环境。广义的环境，则还包括人文社会环境。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社会形态，核心内容是人类必须将其活动或对自然攫取的范围与强度，限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同样是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选取问题，也就是生态环境对整个人类是有价值的，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价值自我再生能力，同时人类投资能够增加该价值存量并提高其价值增殖能力。但人类活动在许多方面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而减少生态环境的价值存量，甚至损害其价值修复或再生能力，因此产生社会成本。“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要做到生态环境的价值存量及其再生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不减少，而且能够不断增加。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内容，可以从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一般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所需的社会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社会关系和谐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显然，“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资源的利用，对环境来说就是废弃物的产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减少一定量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由此减轻对生态环境的损害。所以，“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实现途径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原因就是，“资源”与“环境”对微观经济主体来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从形式上看，无论是“资源节约型”社会，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都是效率选择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在它们上面的利用都必须满足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但由于“资源”与“环境”对不同行为主体的内涵不一样，因此使得对它们利用的原则也十分不同。这是因为，“环境”对不同行为主体来说的内涵是十分不同的。对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对它的利用是一种成本支出；但对微观个体来说，它却是没有市场价值的，不属于“资源”的范围，对它的利用，不仅不是成本的支出，有时反而是收益的来源——环境对资源具有替代作用，因此对微观主体来说，“资源”与“环境”利用的经济原则是十分不同的。可在市场经济中，对环境的利用正是由这些“环境无价值”观念的微观主体实施的。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源”投入成本的动机，会驱使他们展开对（自身）“无偿性”环境的使用，由此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使得人类社会难以在此基础上达到环境利用的有效目标①。
这种情况说明，在“资源”利用上有“效率”的市场机制，对“环境”利用而言，不仅是相对无效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这是因为，“环境”具有公共性、运动性、传导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因而其产权不易界定，或者界定的成本极高。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产权的有效界定，所以市场机制在“环境”的资源配置上，不仅无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公地的悲哀”的结局。环境性质的这种特点说明，在公共环境的资源配置上，不能采用市场机制。
要避免生态环境利用上“公地的悲哀”的结局，就需要解决“生态环境”利用上所产生利益的个人性与成本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就是要让每个人对环境利用所产生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相一致。在这方面，可供选取的方式显然是多样的：提高个人使用环境资源的经济成本，如当前各国采用的根据排污量的大小所收取的“排污费”等方式；降低人们在生态环境利用上的好处，如对那些较多使用公共资源的厂商征收资源使用费，或更高的所得税等。然而，这些方式的社会成本都非常高，而且有些根本难以实施。因为无法准确界定人们对环境的利用量和损失成本等，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利用上利益的个人性与成本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建立“收入分配的高度公平化”的和谐社会。因为，如果实现收入分配的高度公平化，或者说程度很高的公平化，那么人们从公共性生态环境利用上所获得的好处就很少——其中的绝大部分要被平均分配，在这样的社会分配制度下，人们没有破坏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生态环境能够得到保护。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公平化的制度保证，每个人、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国家，追求收入分配相对优势地位的努力，就会促使其竞相利用公共性的环境资源来攫取个体利益，由此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就不可避免。
我们知道，收入分配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中最核心的部分，分配问题，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与体制的选择问题（从理论上说，制度和体制选择，也是一种社会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主要是个效率选择问题不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我国正着手建立的“和谐社会”，无疑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笔者曾反复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映衬，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2][3]。只有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是产品分配的公平或相对公平。在产品分配差距较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为追求相对优势的地位，会促使人们之间展开激烈的社会竞争，从而产生比较紧张的社会关系。为在紧张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通过以公共资源来换取个体利益的行为也就不可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也就不可避免。只有在社会关系和谐或相对和谐的社会中，生态经济基本矛盾——生态环境利用所得利益的个人性与成本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4]的作用才能够得到较充分地扼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可能和谐。这种情况说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不仅应该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且应该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它们两者的有机统一。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凡是人与自然关系比较紧张，也就是生态环境状态比较恶劣或者是处在恶化过程中的地区，一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严重对立的地区，如中南美洲、非洲地区，东南亚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那些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从而社会关系比较和谐的社会，如日本、西欧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比较融洽。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地区，一定是社会生产关系恶化的地区；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地区，则是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完善的地区。
社会关系与环境关系的情况说明，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仅仅是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及其单纯的制度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在产品分配上做到公平和相对公平。
（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生态环境，除了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状况的作用外，还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会经历U型运动，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恶化，到一定阶段后则会不断改善。这个过程是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则相一致的。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供给丰裕，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一定量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较低，而一定量经济货物的价值则较高，所以，以丰裕而价值较低的生态环境来换取一定量的经济财富，会被整个社会认为是有利可图的理性行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一定量生态环境的牺牲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量经济财物的（人们心理评估的）价值下降，而一定质量的生态环境产品则因变得稀缺而价值不断上升，这时，以生态环境的牺牲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对社会来说将变得得不偿失，反而以一定量经济财富的牺牲来换取生态环境的改善变得有利可图。这种情况说明，一定量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改变的，由此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来说，对同一生态环境资源的评价值是相距甚远的。如每公顷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专家的评价是每年超过100万美元，而当地居民的评价则不到200美元（他们的实际行为是毁林种小麦，收益是每公顷约200美元）。由此，才会出现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以环境牺牲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时，发达国家则在限制某些产业发展换取生态环境的改善。
对同一生态环境或一定量生态环境产品的评价差异，不仅发生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同一国家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富裕程度的人们之间。如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正在投巨资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而中西部地区则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为赶超东部地区，正在大力度地实施以环境换发展的做法（东部许多污染环境而被关闭的产业正在大量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一地区内，不同富裕程度人们生活周围的生态环境质量差别同样惊人。如印度孟买的富人生活在生态环境良好的环境中，而穷人则生活中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贫民窟中。虽然小范围的生态环境可以通过投资来改善，但大范围的生态环境，如整个孟买的生态环境质量，则一定取决于社会的和谐程度。这也正如我国当前，虽然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而在实施经济换环境的政策，但由于整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整体的生态环境呈继续恶化的态势。这说明，没有区域之间分配上的公平与和谐，整体的生态环境是不会有明显改善的。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因为我国地理西高东低，维系东部经济发展命脉的主要河流全部发源于西部高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必然会驱使西部地区实施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对策，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河流干涸等生态灾难，会对东部中下游地区形成致命的伤害。所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严重阻碍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同时也说明，大范围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不能够建立在局部地区以投入换环境的基础上的。
这种情况说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具有U型特征，但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生态环境的质量则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两者间呈正比关系。也就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社会和谐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质量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更和谐；而收入分配差距较高，从而社会和谐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质量要更差，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就会更加突出。
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态环境的质量会随着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伦理道德改变，而使人们对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改变的结果。现代人类社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伦理道德水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
（三）社会进步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如前所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依赖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具有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同样的U型特征，即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过程中的一定范围内，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会下降；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会提高（这种过程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生产更多财富成为社会的主要目标，“效率优先”会成为社会的主要选择，同时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投入，所以会出现分配差距的扩大；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时，“稀缺”问题得到缓解，社会关注的焦点会转向“财富的分配”和“社会公平”，同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依赖于人的素质和积极性，所以分配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随着时间而提高的。所以，一般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程度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一同提高的。这个过程也是与经济学的原理相一致的。因为，随着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提高，生态环境基本矛盾的作用就被日益削弱，也就是微观个体从牺牲环境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中得到的实际收益越来越小，这也就是利用生态环境基本矛盾作用的激励机制不断减弱，所以微观个体会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不过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分配会趋于公平的这种现象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也就是不受垄断和特殊行政干预，同时社会中心有意推进“社会和谐”建设的基础上实现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众多的垄断势力和分利集团，即如19世纪末期或者20世纪初达到相当水平的南美洲一些国家、20世纪80-90年代达到相当水平的东南亚一些国家或者是当今的一些非洲国家那样，那么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不仅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反而会不断下降。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程度，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与政府努力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在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努力至关重要。例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破除一切阻碍市场机制和资本积累②作用发挥的垄断势力，积极推动产品分配的公平化等，是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
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后进国家不仅在资源利用上因各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处在极端不利的地位，而且在环境方面遭受到更加不利的局面。因为，世界性的环境和谐需要世界性的社会和谐。而当今世界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利用环境负担的转移来获取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因经济发展需要而不得不承受这方面的压力，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日趋好转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却在不断恶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不仅会受到国内因经济不发达而产生的各种阻力，而且会受到发达国家的不利竞争而阻力重重，相当时间内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三、推进我国的“两型社会”建设
由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调节机制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推进我国“两型社会”建设时，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资源利用方面，凡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来说，我国的效率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③。在许多方面，如一些废弃物（废旧塑料、纸张、金属等）的回收利用，我国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这些资源在我国的市场价格较高，而回收资源的成本却因劳动价格低下而很低廉④，所以这些资源在我国的利用或再利用效率非常高。只有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产权不明确或者受到垄断势力及行政干预的领域，如各种矿藏资源的开采利用、公共森林的利用、水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才是比较低的。这方面的范围比较大，程度也比较严重。如矿藏资源开采利用方面的低效率或严重浪费，是因为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与使用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如产权属于国家，控制权和经营权则主要属于各级地方政府，使用权则是企业。由于产权和经营权不属于企业，且政府行为多变，企业为在有限的使用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益，自然会采取采富弃贫，甚至竭泽而渔的方式，因此导致可采资源的严重浪费或破坏。在这方面，必须将产权、控制权和经营权，落实到具体的利益责任人。在许多能够通过市场定价的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他们比国家或政府能够做得更好。许多领域因垄断导致的资源浪费，尤其是阻碍技术进步而造成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速度的缓慢，则是更大的资源浪费。这种情况反映，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不断缩小行政干预的范围和力度。因为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具有迫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压力，它会将一切浪费资源的生产者淘汰出局。所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政府在这方面所要做的就是强化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利用方面的效率，如对节约资源的行为（技术研发和推广等）给予信贷、财政等方面的资助，以提高行为者的收益或降低成本，政府甚至可以直接承担这方面技术进步所需的大部分成本。
虽然作为后进和超越型国家来说，我国在“两型社会”建设上面临诸多的困难，但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如此之快，则充分暴露出我国在分配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如过于强调效率优先而忽视公平，致使我国在各方面都出现严重的二元化趋势，如日益严重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尤其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城市内部不同身份人们之间的两极分化等等，使得我国正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也正是这种两极分化，使得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难以收效。如在淮河、太湖等江河湖海的治理上，由于各地方之间在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方面的严重冲突，以至国家虽然投入了巨资进行治理，但效果却不明显，某些方面甚至在继续恶化。究其原因，就是各方面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太大，由此促使彼此之间竞相采取外部不经济的方式来谋取个别利益，结果导致“公地悲剧”。所以，如果要取得“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明显成效，就必须对现行的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加大“和谐社会”建设的力度，尤其要在收入分配方面加大调节的力度，不断缩小各方面的差距，使各方面做到相对公平，这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容说明，要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市场制度建设”与“社会制度建设”同时并重，使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加强。
注释：
①据《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5月31日报道，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日前发布最新报告，指称金光集团为满足生产纸浆和棕榈油的需求，在印尼廖内省大面积破坏泥炭地森林，每年排放出高达1.13亿吨的二氧化碳，按照碳市场研究机构Point Carbon对二氧化碳平均价格的预测，金光集团每年欠下“碳债务”高达33.9亿欧元，约合320亿人民币，还没有包括金光集团在其他地区毁林所造成的碳排放。据了解，金光集团在印尼廖内省控制了超过78万公顷的油棕和浆纸种植园。2001-2006年，廖内省大约有45万公顷原始森林被砍伐，用来满足金光集团APP的纸浆需求，这相当于4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面积。
②笔者曾在《论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逻辑结论》（《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一文中证明，如果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资本积累的结果一定是劳动者阶级的富裕化和劳动力的短缺。因为，无论从形式还是本质上看，所谓资本积累，就是资本家阶级将获得的利润（用于购买增加的劳动支出）转交给劳动者消费，这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利润）与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矛盾所产生的生产过剩的主要手段之一（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在此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只是获得权力、荣誉和地位，但劳动者阶级获得绝大部分社会产品。所以，资本积累的结果一定是整个社会的富裕化。
③许多人在进行资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时，往往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得出我国在资源利用方面低效率的结论。这种比较忽视了两者间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差异，因此是没有实际价值的。
④近日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看到，东欧的一条河流几乎被各种废弃的塑料瓶堵塞，这种情况在中国当前却绝对不会出现。因为它们在我国是一种具有很高市场价格的重要资源，每天都被许多人专职搜寻，即使偏僻的地方也不被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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