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私人”小说1的自传体特征_小说论文

论日本“私人”小说1的自传体特征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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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645(2008)04-0090-04

0 引言

“私”小说是贯穿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态,以平板地记录作家的日常生活为主题,不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深沉的人生哲理。“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即关于作家“自我”的小说。因此,日本文学界认为“私”小说就是作家的自传,或自传体小说。尽管也有学者否认“私”小说是自传,但往往流于感性评论,而缺乏可靠详实的文本论证分析。引入西方的自传文学理论和作品进行比较,对于阐释“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将具有重要意义。

1 文体特征比较

“私”小说这一概念的最早用例是1920年,作家宇野浩二在杂志《中央公论》九月号上发表了小说《甜蜜的世间》,在这篇小说的序中,作者将类似于自传的小说称作“私”小说[1](p107)。可以说,宇野浩二准确地把握住了“私”小说的主要特征——“类似于自传的小说”。同时,久米正雄提出,比较“私”小说和西方“第一人称”小说,重要差异不在于人称,“私”小说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应被看成是一种“自传式的小说”或最为直接地剖露“自我”的小说[2](p210)。在日本评论界,用自传定义“私”小说,或说明“私”小说的自传性是很常见的。因此,引入自传的定义,对于辨析“私”小说与自传的关系尤为重要。

自传是指“某个人为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历史时,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3](p3)。法国自传学者菲力浦·勒热讷认为,这个定义涉及了三个不同方面的文本标准:(1)语言形式:a)叙事;b)散文体。(2)探讨主题:a)个人生活;b)个性历史。(3)作者情形:a)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b)回顾性视角。任何作品,只要同时满足了以上各方面所规定的条件,就是自传。

在西方历史上众多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并不多,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就思想和艺术的重要意义而论,当之无愧地要首推卢梭的《忏悔录》了。《忏悔录》以第一人称形式叙事,作者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到壮年的种种经历,探讨了自己个性形成的精神历程。卢梭的《忏悔录》在1911年引入日本,在当时自然主义盛行的日本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忏悔”的热潮。“私”小说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后期变异的产物,在文学主题和题材风格上都受到了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但是,“私”小说仍然只是小说,而不可能是自传。因为,“私”小说只能同时满足1a、1b和2a这些条件,即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散文体叙事,而不能同时满足其他条件。

首先,“私”小说不能满足2b的条件,即不注重探讨人物的个性历史。“私”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限定于作家人生中相对较短的一些插曲。它不描写个人发展轨迹,不探索个性历史的形成。如岩野泡鸣的《耽溺》,这部以作者的体验为素材的小说,选取的仅是作者与“女艺者”的一段短暂的情感经历,而且这时的作者个性已经成熟,在作品中没有太大发展,最多只是片刻的摇摆而已。而在卢梭的《忏悔录》中,作者明显地遵从自己个性的“历史”事件顺序进行叙事。

其次,“私”小说作为小说艺术,不可能满足3a的条件,即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不能同一。罗朗·巴特说:“叙事者和人物主要是‘纸头上的生命’,一部小说的作者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同这部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4](P27)另外,仅从人物名字不同于作者名字这一点,就可以排除作者与人物的同一。田山花袋的《棉被》中,主人公叫竹中时雄而不是田山花袋。同样,岛崎藤村的《新生》中,主人公叫岸本舍吉而不是用藤村的名字,尽管读者、批评家都明白岸本实为藤村本人。但只能说明,作者与人物不是同一的,而是相似。所谓“同一,是一种在陈述行为层面上立即被领会的事实,相似是建立在陈述内容层面上的一种关系,易引发争论且千差万别。同一由三个项确定,即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相似必须引入第四项,它是一个文本外的指涉对象,即为模型或者原型”[3](P233)。卢梭的《忏悔录》通过隐含和显在两种方式,来确立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隐含的方式体现在开篇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5](P1)在这里,作者和叙述者合二为一。显在的方式体现在叙述者和人物的名字同于作者名字。《忏悔录》通篇不断出现“卢梭说”,“他人叫我卢梭”,“我卢梭在做什么”等等叙述提示。“私”小说显然不仅不具备这些特征,还采用多种小说的艺术化手法,故意使作者、叙述者和人物拉开距离。比如尽管大部分“私”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跟自传叙事的典型特征契合,但是很多重要“私”小说作品却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尽管人称的区分在本质上没有多少意义,但至少表面上可以作为一种特征),这在自传性的忏悔录文学中是不可能的。

第三,“私”小说还不能满足3b的条件,即不采用回顾性视角。自传有两个变量:一是事件的意义在被回顾时可能会改变;二是描写事件的自我在经历这些事件之后也可能已经改变。[6](P67)这两个变量使作者在表现他的一生时产生反思和改变,也正由于此,卢梭的《忏悔录》往往遭到真实性的质疑,而他自己也解释说记忆力有时是不可靠的。因此,为突现叙事的真实性,作为叙述者的卢梭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记录着自己一生的变化,并不断进行反思,使过去和现在之间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关系。“私”小说显然不具备这种长时段的回顾性视角。利科认为,构成一个故事必须有三个时间阶段,即预构、成构和重构。这三个阶段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事件在受到回顾时其意义可能会改变。[6](p67-68)“私”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往往从距今不远的某点开始,预购某种场景;随着事件的展开人物开始行动,进入成构阶段;但是它的终结就在叙事的现在,而不是深入的重构。如葛西善藏的《带着孩子》,从二房东上门讨要房租开始,到被赶出房间,带着孩子流落街头结束。作者叙述的仅是生活的片断,并没有对事件的回顾性重构以及回顾中产生的反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批评家认为日本“私”小说缺乏对人生广泛而深沉的思考,因而缺乏深刻的社会内涵。

总之,“私”小说是取材于作者身边生活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其结构是作者本人也成为小说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属于也不同于西方的自传,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情节模式。

“私”小说在情节上是单一的,结构上整体也比较松散。尤其是被称为“私”小说高级形态的“心境小说”,几乎全篇无情节,而是类似于随笔性的感想、见闻等,这与西方自传叙事的宏大规模是相去甚远的。卢梭《忏悔录》中,题材多样性的组合方式和结构的灵活变动构成了建筑性的美感。谷崎润一郎说:“日本小说最欠缺的,窃以为便在于这一构架的力度,跟把形形色色的纷乱无序的故事情节加以几何学式组构的才能。”[7](P54)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指出了日本人缺乏这种组构才能的深层原因,即“西洋人的梦里有一种格式塔(structure)似的东西,而日本人的梦则懒散零碎,虽非‘私’小说,却有着很多在哪都可以切断,什么时候都可以结束那样的因素”[8](p160)。因此说,日本文学总是欠缺结构力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芥川龙之介把“私”小说视为后现代性的文学,因为“私”小说将19世纪式的西洋小说非结构化了。

2 契约关系比较

一般人们总是笼统地说“私”小说是拘泥于描写作家真实生活的,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某些小说几乎是作家生活的真实再现,读者却不把其当“私”小说来读,如谷崎润一郎的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而某些小说中作家的生活痕迹很隐蔽,往往只是人物和作家精神气质的契合,读者却仍将其当作“私”小说来读,如广津和郎的《死婴》。因此,“私”小说与其他形式小说的区别,除了涉及作家自身的生活之外,一定还另有原因。在自传的阅读中,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菲力浦·勒热讷引入了一个重要术语——自传契约来解释这种现象。

所谓“自传契约”,就是在自传的开场白部分,作者陈述写作意图,介绍写作背景,反驳异议或批评。这种开场白的重要功能在于提示读者,作者要揭示的真实是关乎他自己的。[3](P66)这样,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就建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作者是把书当作自传来写的,相应的,读者也要把书当作自传来读。卢梭在《忏悔录》开篇就给读者说明,“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这种契约关系约定《忏悔录》的读者,必须把卢梭所叙述的事件当作事实来接受。

那么,在日本“私”小说的阅读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小说契约”?芥川龙之介在《“私”小说论小见》中提出:“必须说‘私’小说之所以是‘私’小说的原因,本质上是全然不存在的,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私’小说中的某个事件被认为等同于作家实际生活中的某个事件这样一个实际的事实之中。”[9](P105)从芥川龙之介的这段评论可分析出这样三个要素:第一,“私”小说在本质上是不存在,它存在于一种类比关系之中;第二,处于这种类比关系两端的是作品中的现实世界与作家实际的经验世界;第三,作为类比关系评价结果的主体是读者。根据这三个要素,实际上就引申出三点要求:第一,作者依据一定的文本信号显现现实;第二,读者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性文化预置或相应的阅读经验;第三,读者与作者、作品三者之间建立起“事实性”的契约关系。所谓“事实性”的契约关系,也就是作家创造出特定的、显现现实的文本信号,读者根据事先预置好的对于这种现实的“信赖”,在作品中开始自己的探索,且在探索中发现作者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同一性”[2](P229)。这时,读者、作品和作者间的契约才得以成立。

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私”小说才是存在的。日本文学评论家伊藤整说:“私小说作家在创作之前,应当说已经有一个约定。即无需在描写中说明主人公的立场与环境,读者必须事先知晓作者=主人公的一般性经历。”[2](p210)由此可见,“私”小说的这种契约关系不同于“自传契约”,它不是显在地存在于“私”小说文本中,而要在文本之外寻找,即存在于日本文坛。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在西方文坛上固然是困难的,但在日本文坛确是可能并且普遍存在的。

日本文艺的特色是作家构成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大都属于中产阶级,并对社会有一种认同感,与普通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正如远藤周作所说的是一群“多余的人”,作家“所生活的世界,就是由写小说的人以及新闻记者组成的,此外可能还包括一些不同的读者集团”[10]。志贺直哉在《暗夜行路》上卷中叙述了这样一个事件:主人公时任谦作对朋友阪口很不满,起因是阪口发表的小说中大部分都是朋友们的事实,并且其中一个人物是以谦作自己做模特儿的,而谦作的不满并不是因为以他为模特儿,而是阪口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他的态度让他更生气。可见,在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坛,这种暴露朋友、亲人甚至家庭隐私的创作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身为模特儿者往往也是无可奈何甚至默许的。

谷崎润一郎说:“把浅薄之极的‘私’小说作品,视为高雅、深刻,这一毛病在作者一边,读者一边都存在。这也是一种规则准绳……就像芥川先生说过的那样,恐怕再也没有比日本更加奇怪的文坛了。”[7](P81)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私”小说,其人物一般都众所周知,要求读者也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经验,因此阅读群体相当狭隘。战后,“私”小说逐渐成为纯文学的主流,而与大众文学渐行渐远。

3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私”小说在探讨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上都不同于西方自传。在日本评论界出现的众多关于“私”小说和自传的关系论证,乃是因为“私”小说的作者往往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他和自己的作品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接受评论家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生活经历和作品所描写的世界互相反射、映衬,从而营造出特有的文学空间。因此,所谓“私”小说“类似于自传”或具有自传性特征,仅仅是用“自传”这一概念术语所包含的特有内涵——叙述作者自身的生活,来指称“私”小说的这一特征,实际上“私”小说与西方自传是相去甚远的。

注释:

①“私”小说大致上是指两类小说:一是指脱离时代背景,如实描写家庭和个人私生活事实的“私”小说;二是指彻底抛开日常生活素材,单纯描写观照人生时所浮现出来的某种心境的“心境小说”。二者概念一般不做区分,经常混同使用,但也经常将“心境小说”看作是“私”小说的高级形态。可参考久米正雄《私小说与心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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