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避讳论文,西夏论文,称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编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时，第十九章称谓和排行，第二十章避讳，都由朱瑞熙先生执笔，无疑是显示了很深的功力。尽管如此，我写历史小说时，仍感称谓不够用。后来自己另撰《略谈宋代的避讳、称呼和排行》，发表于《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此次为写漆侠先生主编的大部头辽宋西夏金断代史， 参对以上两篇，作了不少补充。由于可与朱瑞熙先生的两章详略互补，就另外单独成文。因为当时的史料大部分集中于宋，故本文论述只能以宋为主。
一、避讳
古代避名讳的风俗起源很早，辽、宋、西夏、金朝都继承此俗。辽朝的契丹人、西夏的党项人和金朝的女真人本无避讳的习俗，他们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此种汉人习俗，但避讳只限于他们的汉名，不包括本族名。当时官讳的范围颇广，不仅包括皇帝的御名、曾用名，还有皇帝的几代祖宗、皇太子，甚至某些皇后的名讳。
辽圣宗时，宋朝韩亿充辽皇后生辰使，宋仁宗“诏亿名犯北朝讳，改曰权”，[1](P927) 这是为了避辽太祖耶律亿的汉名，辽朝方面的记载则称“韩翼”。[2](P200) 辽朝为了避辽太宗耶律德光御讳，将官名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和银青光禄大夫改名崇禄大夫、金紫崇禄大夫和银青崇禄大夫，（注：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凝意斋集》第87—8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又将光禄卿和光禄少卿改名崇禄卿和崇禄少卿。（注：《宋会要》蕃夷1之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769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后简称《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588页。）
宋朝的御讳涉及颇广，法律上对犯官讳的字有详细规定，（注：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3《名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标点本，2002年，第8—12页。） 以至一些人名、地名、官名等都因犯御讳而改动。宋真宗冒认道教传说中的人皇之一赵玄朗为祖宗，当时名将杨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为延昭”。[3](P549) 理学家周惇颐本名周宗实，恰好与宋英宗的旧名相同，遂改名惇颐。到南宋时，其名又犯宋光宗赵惇的御讳，于是宋人又将他改名敦颐，这已是他身后一百几十年的事。（注：关于周惇颐的名字，《宋史》卷427《周敦颐传》作“敦颐”（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12709页），朱熹：《伊洛渊源录》卷1周惇颐《事状》说：“姓周氏，名惇实，字茂叔，后避英宗旧名，改惇颐。”（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张端：《贵耳集》卷上说：“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后名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1958年，第11页）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准。按周宗实改名周惇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惇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惇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宋英宗御讳“曙”字，于是官名部署和都部署就改称总管和都总管。顾文薦说：“薯蓣，唐代宗讳豫，改名薯药。本朝避英宗讳，遂名山药。炊饼，本名蒸饼，避仁宗讳（祯），故改。”[4](P327) 北京大名府成安县所属有洹水镇，到北宋亡国前，尽管宋钦宗即位十分匆遽，还是避“桓”的御讳，改名元水镇。（注：王存：《元丰九域志》卷1，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8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7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544页。） 宋高宗上台后，为了避“构”的御讳，将官名管勾文字改为主管文字，勾当公事改为干办公事，管勾机宜文字改为主管机宜文字。汉人姓氏中有勾姓，“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龙氏”。[5](P11717) 但这只是一种避讳方法，如勾涛是“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又有勾光祖，则是“加金字”，改姓钩。[6](P57) 宋宁宗庆元时，据洪迈说：“本朝尚文之习太盛，故礼官讲座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7](P540) 士人在科举考试的各种文字中，若稍有不慎，触犯御讳，就有名落孙山之苦。
西夏皇帝的祖先最初是从汉俗，遵循宋朝官讳，如李彝兴“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讳（宋太祖父弘殷），改殷为兴”。其子李克睿，“初名光睿，避宋太宗讳，改光为克”。但后来也为其最高统治者的汉名避讳，“宋改元明道，（李）元昊避父讳，称显道於国中”。[5](P13982、13983、13993)
金朝特别注重避讳。宋绍兴三年，即金天会十一年（1134），金使初次到南宋，宋高宗“诏北使经由州县，权避金国讳‘旻’、‘晟’二字”，[8](P326—16) 即为金太祖和金太宗的汉名避讳。金海陵王发动政变，杀金熙宗后，宋高宗特命参知政事余尧弼出使祝贺。因为后来称帝的金世宗，其父生前的汉名本为宗辅，金世宗认为，自己既当皇帝，父亲的名字不能用“辅”字，就追改为“宗尧”，于是，金朝国史中的余尧弼也就避讳而改名余唐弼。（注：《宋会要》职官51之17—18，第3544—3545页；《金史》卷60《交聘表》，卷129《张仲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405，2780页。） 金海陵王立完颜光英（阿鲁补）为皇太子，“以‘英’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国号有‘英国’，又有‘应国’，遂改‘英国’为‘寿国’，‘应国’为‘杞国’。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光化军’为‘通化军’”。[9](P1853) 此类事实也是宋高宗屈辱外交的一个侧面。金世宗刚即位，就“御前批送下”，将其父正妻钦慈皇后和自己生母贞懿皇后的名讳，列入官讳。[10](P684—196) 他后来改汉名为雍，于是雍丘县就避御讳，改名杞县。（注：《金史》卷25《地理志》，第589页只说杞县为“宋雍丘县”，“正隆后更今名”，其实是因避金世宗新御讳之故。）
私讳又称家讳。北宋的律文规定：“诸府号、官称有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1](P1783) 但南宋时改为“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嫌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避”。“诸命官，不得令人避家讳”。[11](P13) 如南宋初武将边顺“除授忠州防御使，内‘忠’字犯曾祖讳，合行回避，诏改荣州防御使”。大将张俊“除枢密使，以枢使称呼，俊自陈父名密，乞回避故也”。[12](P2060—2061) 当时还有各种避家讳的方式。
宋哲宗“绍圣间，安惇为从官，章惇为相，安见之，但称享而已”。但到北宋后期，“蔡京在相位日，权势甚盛，内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有一个薛昂，虽然位至执政高官，却献媚蔡京，“举家为京讳”，甚至自己偶而念了“京”字，“即自批其口”。另一蔡经国“闻京闽音称‘京’为‘经’，乃奏乞改名纯臣”。（注：《齐东野语》卷4《避讳》，第64页；《宋史》卷352《薛昂传》，第11122页。） 南宋秦桧权势更甚，趋火附势者为了避他的名讳，“谓‘脍’为‘鱼生’”，甚至还为他的岳父王仲山避讳，“易‘山’为‘
’”。[13](P153) 此类则是官场中以避名讳为谄媚之道的实例。更有甚者，如宋仁宗至和（1054—1056）时，田登任应天府知府，“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胥只能在榜文中写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第61页；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第72页。） 从此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
二、称谓
中国古代的称谓变化很大，各朝各代或同或异，难以一概而论。
据蔡絛说：“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这些是宫廷中的称谓。如宋太祖在诏中说：“钱三贯与娘娘作剧钱。”“娘娘”即是指其母宋昭宪杜太后。宋哲宗未亲政时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娘娘”即是指其祖母宋宣仁高太后。[14](P3、5) 宋仁宗叫刘太后为“大娘娘”，杨太后为“小娘娘”。[15](P79) 宋高宗宠爱两个刘姓女子，“宫中号妃为大刘娘子，婕妤为小刘娘子”。[16](P42) 金海陵王“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第三娘子萧氏封昭容”。[9](P1508) 看来金人的习俗还要排列第几。“官家”和“上”是对皇帝的第三人称，而“陛下”则是第二人称，第一人称是“朕”。[17](P17、32、33) 宫中女子或臣僚妻对皇帝则谦称“臣妾”。（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0页；《贵耳集》卷下，第56页；彭乘：《墨客挥犀》卷8，《笔记小说大观》本。）
宋宫中的许多称呼其实与民间相同。皇太后自称“老身”（注：《宋史》卷471《章惇传》，第13713页；《说郛》卷29《朝野遗记》，509页。）和“老婆”。南宋初苗刘之变时，宋昭慈孟太后只能以伯母之尊，暂时扶立宋高宗的幼子，说：“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婆与他管事。”[8](P325—325) 南宋亡国前夕，“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5](P13726) 宋度宗的杨妃年龄不大，在国家危难之际，使用的是民间的女子谦称。宋哲宗称宋神宗为“爹爹”，而宋宣仁高太后称宋哲宗为“孙子”。[18](P3047) 宋高宗退位后，称宋孝宗为“大哥”，看了宋孝宗书写的《千字文》，说：“大哥近日笔力甚进。”称宋徽宗为“老爹”、“公公”。[19](P118、119、125) 宋钦宗称宋高宗为“九哥”。[4](P509) 宋宪圣吴太后在未当宋高宗的皇后前，称当俘虏的宋高宗母韦氏为“大姐姐”。[20)(P60) 宋孝宗和宋宁宗都称她为“大妈妈”，而宪圣吴太后也称宋孝宗为“大哥”，慈懿李太后称宋宁宗为“儿子”。（注：《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第12页；乙集《吴云壑》，《皇甫真人》，第52，56页。） 宗室亲王，如北宋末，人称康王（后来的宋高宗）为“大王”。[21](P479)
宋朝许多官名、官署都有简称、别名、通称等，例如宋代的宰相办公所在称政事堂或都堂，“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22](卷上) 於是“坐政事堂”就成了当宰相的另一种说法。[14](P49) 副相参知政事可简称“参政”。[5](P3775) 枢密院与“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5](P3798) 所以位至执政以上就可以称二府或两府。但从北宋后期开始，武官太尉算是与两府平列，往往不称太尉，而称两府。大概因为宋时对武人的一般尊称是太尉，为免于混淆之故。例如话本《碾玉观音》称大将刘錡为“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这是避他的名讳。（注：类似称武官太尉为两府的实例又见《会编》卷17，第123页，卷205《淮西从军记》，第1480页。） 此话本又称“殿前太尉是阳（杨）和王”，按大将杨存忠长期任殿前司主帅，死后追封和王。可知确是反映了南宋民间对这两人的习惯称呼。
宋时的“相公”是对高官的尊称，不像后世，颇可滥用。岳飞当低级武将时，给大将刘光世的公文中称对方为“安抚相公”。[23](P944) 他任高官後，百姓或可称他“相公”或“宣相”，[23](P582) 即“宣抚（使）相公”。 枢密院长官可尊称“枢相”。[24](P275) 岳飞后任枢密副使，也可称“岳枢相”。[25](P1577) 话本《西湖三塔记》就说：“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统制官，姓奚，人皆呼为奚统制。”后世演义戏曲中往往称岳飞为“岳元帅”，系讹传，岳飞从未当过元帅。《水浒传》第三回有“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按种氏是北宋三代将门，如依小说所述的宋徽宗时推算，有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据《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和《种师中传》，北宋季年，种师道“天下称为‘老种’”，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曾任知庆阳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环庆路和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经略相公”确是保留宋人的称谓习惯。第七十六回称童贯为“枢密相公”或“枢相”，这也同样是宋人的习惯官称。
宋时的官员简称较多地习惯于使用两个字。以张孝祥的启为例，给“郑大资”者，是指资政殿大学士，“王提刑”是指提点刑狱，“章提举”是指提举常平，“王提干”是指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王运使”是指转运使。[13](P222—231)
《水浒传》第四十六回店小二介绍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古人有避名讳的习俗，尤其是店小二，不应直呼庄主名字。宋朝文阶官有朝奉郎，自金以後无此官名。“祝朝奉”应是官称，为文官。《夷坚支乙》卷7《姚将仕》说：“姚将仕者，纳粟买官。”将仕，即将仕郎， 为从九品末等文官。《说郛》卷37《摭青杂说》中的“吕忠翊”和“广州使臣贺承信”，乃是宋人的习惯官称，意即是吕姓忠翊郎和贺姓承信郎，为低品武官。宋朝的文武官阶有郎和大夫，如朝奉大夫是从六品，朝奉郎是正七品。人们在称呼其官称时亦须有别。宋时武官有亲卫郎和亲卫大夫，岳飞为亲卫大夫，则称“亲卫岳大夫”。[25](P1205) 称文官居朝奉大夫者，亦当为朝奉某大夫。
《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说：“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宋时设司天监，其长官可称大监，大监与太监通用。此处无疑是宋人话本使用本朝的官称。南宋末宗室赵时赏“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5](P13341) 即是军器监的长官。太监一词，宋与明清的词义迥异。如何称呼宫中被割去男性生殖器者，各代不同。大体上说，秦以前称寺、寺人等，自汉至宋元，一般即称宦官、内侍等，（注：《四部丛刊》本孔颖达《春秋正义》卷10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内竖掌内外之通令，皆掌妇人之事，是自内小臣以下皆用奄人为官也。”“奄”与“阉”通。如《诗经·瞻卬》篇：“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国语·晋语》：“（晋）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晋）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自汉代至元代通称宦官、内侍等。如《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第2084页。《汉书》卷2《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应劭注说：“宦官，阍寺也。”，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85页。） 明清时则称太监。宋人“呼中官之次者曰阁长”，“今呼内官阁长以上为大官，亦始于唐”，[26](卷3) 这应是对宦官第二人称的尊称。
王观国说，“汉晋以来，臣下相呼皆曰卿，今唯君呼臣为卿，而臣下不敢自相呼为卿”。“汉晋以来卑者呼尊者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则曰足下，而称尊者为坐下、几下、席下、阁下”。（注：王观国：《学林》卷5《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1—133页；又见《事物纪原》卷2《阁下》，《足下》，第63页。） 另有“下官”，则是“今人或以自谓也”，[17](P63) 大致用作对上级或同级的谦称。
宋代官场还有一些谀称。南宋后期，李全割据山东，一些人“至以‘恩相’称全，‘恩堂’称杨氏”。[5](P13829) 范文虎也称贾似道为“恩相”。[5](P12601) 但有骨气的柴中行却说：“身为大帅，而称人为恩王、恩相，心窃耻之。毋污我！”[5](P12173)
百姓称官一般为“官人”。宋真宗到泰山，百姓“聚观者几数万人”，不能前进，左右建议，命县尉前来“弹压”。县尉奉命“跃马疾驰而前”，百姓惊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27](P141) 金朝女真语“孛堇”一词，汉人就译为“官人”。[21](P18) 但官员不称老爷。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注：《会编》卷137，第996页；《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甲午，第325—471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5《杨么事迹》，第1563页。） 官员称老爷还是后世的事。（注：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李庆安与公人称钱大尹为“大人”。《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张千对钱大尹说：“报的老爷得知。”但元时百姓或下属称官长为“大人”，又与后世在官场中同僚互称“大人”，有所区别。见《全元戏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168，215页。） 宋时称官员的儿子为衙内，“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28](卷四) 衙内相当于后世的公子。宋初“洛下有十衙内，尤放恣”。[1](P152) 北宋“开封富人皆称员外”，员外得名于尚书省各司的员外郎。[29](P425) 如话本《山亭儿》中就称“万员外”和“万小员外”。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30](P1332) 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也与平民一样，称小娘子或女娘子，（注：《夷坚支戊》卷5《任道元》，第1090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第1590页。） 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说杨温“娶左班殿值（直）太尉冷镇之女为妻。择定良时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归”。此处的太尉就是前述武人的尊称，而非官名。富贵之家的女儿称小姐也是后世的事。（注：王实甫《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三折中，崔莺莺被称为“小姐”，而张珙称红娘为“小娘子”。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李庆安称王闰香为“小姐”。见《全元戏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49，250页；第1卷，第157页。） 宋朝设有外命妇的名号，如国夫人、郡夫人、淑人之类，最低等的是孺人。但即使未得外命妇封号者，或者是富家女子，也可尊称孺人、（注：话本《简帖和尚》中称正九品武官、左班殿直皇甫松之妻杨氏为“孺人”，见《宋元话本集》，四联出版社，1955年，第79页。参见《夷坚乙志》卷2《莫小孺人》，第200页。）夫人（注：《夷坚志补》卷18《乐先生》，第1720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金
山》说宋高宗逃难到台州黄椒村，称“村妇”为“夫人”，中华书局标点本，1997年，第82页。）等。
唐宋时士大夫私交，往往互称为“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注：《容斋随笔》卷15《蔡君谟帖诗》，第194页；《容斋四笔》卷2《轻浮称谓》，第630页；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3—638页。）朱弁说，“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曰丈”，“至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31](卷十) 金朝刘祁尊称翰林直学士王若虚为“王丈”。（注：刘祁：《归潜志》卷12《录崔立碑事》，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第131页；《金史》卷126《王若虚传》，第2738页。）文士的贬称则为“措大”、“村措大”、“村夫子”等。金章宗说：“措大辈止好议论人。”[32](P111) 史浩对宋孝宗议论德寿宫的宦官，说：“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33](P89) 章惇瞧不起司马光，说：“村夫子，无能为！”[1](P4532)
某些名人或名臣身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也忌讳直呼其名。于是有的称别号，有的称官爵，有的称谥号，其实并无统一的规范。如寇准死后追赠莱国公，人称寇莱公。王安石曾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文彦博封潞国公，故称文潞公。范仲淹谥号文正，故称范文正或范文正公。司马光死后，追赠温国公，谥号文正，故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或简称温公。其他如名将杨业称杨无敌，理学家程颢号明道先生，或可称明道、程明道，程颐号伊川先生，或可称伊川、程伊川。宋太宗时有参知政事赵昌言，身後人们也称他“赵参政”。[34](P122)
各行各业也有一些尊称。如医生可称大夫或郎中，大夫或郎中本来都是官名。《清明上河图》有“杨大夫”医药铺。 开封马行街上有“银孩儿栢郎中家医小儿”。[35](P2) 工匠可尊称待诏，话本《碾玉观音》中工匠崔宁，即称“崔待诏”。“官私妓女”之出众者称为“行首”。 [36](P13) 朱熹弹劾唐仲友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37](P277) 商业同业组织称为行，而妓馆显然也是一行，故美妓可称行首，即行头。《古今小说》卷29《月明和尚度柳翠》显然采自宋人话本，妓女吴红莲也自称“妾乃上厅行首”。“上厅行首”在话本小说中屡见，应为宋时称谓。
就谦称而言，士人可谦称“贱子”。（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载，张齐贤自称“贱子”，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89年，第132页。）男子的谦称为“鄙人”、[30](P1733) “小人”、[38](P1594) “男女”等，如一名部将对岳飞说：“此男女孝顺耳！”[6](P238) 女子的谦称除前述“奴”（注：按唐时女子已可谦称为“奴”，《太平广记》卷274《欧阳詹》载一“乐籍”女子诗：“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161页。）之外，也可称“奴奴”[38](P205)、 “奴家”、（注：张詠：《乖崖集》卷2《孟孟词》，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第19页；华岳：《翠微南征录》卷10《新市杂咏》。）“妾身”[2](P1474) 等。老人即使在官场，也可自称“老夫”，（注：《宋史》卷258《曹彬传》载，王仁镐自称“老夫”，第8997页。《朱文公文集》卷98傅自得行状载，南宋参知政事李光也自称“老夫”，第1753页。）谦称“老拙”。（注：《会编》卷45，第336页；赵鼎：《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28—747页。）老妇除前述自称老婆、老身外，也可谦称“老妾”。[30](P982) 此外，“妇人无名，[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妇人供状皆云阿王、阿张”。（注：《云麓漫钞》卷10，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校。）如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有《阿李蔡安仁互诉卖田》，标题即是“阿李”，《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有“阿邹”。
亲属之间自然有各种称谓。比较有特色者，妻子可称“浑家”。话本《错斩崔宁》说，刘贵“与同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儿媳妇不论结婚时间长短，概称“新妇”。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揖白夺南原田不还钱》的判案中说：“邓楫托陈五作新妇吴二姑收买。”秦桧独相期间的执政章夏，“斗筲小器，一旦致身宥密之地，议论喧然，皆曰：‘章新妇也作两府。’”这是说章夏“为人踧踖无仪矩也”。[8](P327—293) 此处的“新妇”类似于今“小媳妇”之意。
宗泽在给侄子的书信中有“姨姨”、“翁翁”、“婆婆”、“嫂嫂”等亲属称谓。[39](P813—827) 南宋初，庸将张俊“子亡，遂以其妇再适（田）师中。师中极谄佞，呼俊为阿爹”。[21](P1483) 阿爹也就是爹爹。儿媳称公婆则为“阿舅”、“阿姑”。（注：《夷坚甲志》卷20《曹氏入冥》，第181页；《夷坚乙志》卷7《毕令女》，第238页。） 如此之类，难以悉数。
辽人的称谓今存记录颇少，却也与宋人相似，契丹人萧孝忠“第三夫人南大王帐分女”，“第五汉儿小娘子苏哥”。[40)(P232—233) 耶律万辛为北院大王，“大王先娶达曷娘子”。（注：《文物》1983年第9期第20页，北大王耶律万辛墓志铭。）辽人称祖父母为“耶耶、孃孃”。[40](P196)
三、排行
唐宋时流行着行第称呼，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风俗。行第是指一个家族同辈的人，分男女，依年龄各自排行，但一般又是以同一祖父、曾祖、高祖或房、族排行。（注：参见吴丽娱：《从唐代碑志看唐人行第问题》，《唐研究》第2卷，1996年。） 但各个家族排行的习俗不一，例如有的依同一祖父，有的则依同一曾祖，至于各个家族的排行名目也各有不同。然而如今却没有某个家族排行的完整史料传世，记录宋人排行较多的史料有《夷坚志》、《名公书判清明集》、《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等。从后两部登科录可知，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当时的履历表中，排行也须登记在册。排行的流行应与避名讳的习俗有关，熟人之间往往径呼姓加排行。
宋英宗的高后对曹太后说：“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即不曾嫁他官家。”[14](P1、7) 此处除了娘娘和新妇，已如前所述。宋金的宗室一般不呼姓，宋英宗排行十三，未称帝之前任团练使，故人称“十三团练”。北、南宋之交，有宋太宗之弟赵廷美系的四世孙赵叔向，带兵到开封，后以谋反罪被杀，人称“十五太尉”。[18](P3136)
南宋初的几个大将，刘光世称刘三，张俊称张七，韩世忠称韩五，王
称王三十。在吴越时有个宰相，人称“沈念二相公”，在“二百年后，始得王三十太尉，遂为名对”。[41](P94) 张俊後封清河郡王，故民间习惯称呼为“张七郡王”。[21](P1654) 话本《菩萨蛮》有“高宗皇帝母舅吴七郡王”。但宋高宗的母舅应是韦渊，其皇后吴氏之弟见于史籍者，有吴益和吴盖。宋孝宗虽非吴后所生，但吴益和吴盖可称其母舅。话本《郑意娘传》中有“枢密院冯六承旨”。上引的实例都是排行与官称连用。
前面说过，文士之间互称“丈”，也常与排行连用。例如范纯粹是范仲淹的第四子，但排行为五，人称“范五丈”或“范龙图五丈”。（注：参见邓子勉：《宋人行第考录》第148—149页考证，中华书局，2001年。）司马光被呼为“司马十二丈”。[42](P2258) 苏轼被称为“端明二丈”或“东坡二丈”。[43](卷19、26) “端明”是指苏轼任端明殿学士。
抗辽名将杨延昭，辽人“目为杨六郎”。随其父杨业战死者有杨延玉，“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即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5](P9306、9308) 既称杨延浦为“次子”，则杨延昭应是长子，辽人称他“六郎”，看来他是在大排行中降居第六。
宋仁宗时，宰相陈执中对“弟妇王氏”说：“六新妇，曾三（公亮）做从官，想甚喜。”王氏回答：“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7](P638) 此处连弟妇也是按弟弟的排行称呼。程颢两个女儿，一个行第二十九，另一个行第四十七。[44](P501、640) 宗泽书信的开头是“叔泽书寄民师四一侄承务”，可知此侄字民师，排行四一，任承务郎。信中提及“奉姨姨太孺人安佳，偕十六娘、四一亲妇、七二秀才以次一一平书”，“七二侄、五一哥更不别书”，全是以排行加亲属称谓。[39](P813—827) 文天祥本人排行“第千一”，在一封家书中，称其弟文璧为“千二哥”，妹文懿孙为“百五贤妹”。（注：朱存理、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4《文丞相诗帖·乱离歌》所附信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15—396页；《宝祐四年登科录》，《宋史资料萃编》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说明在文氏家族，他的兄弟辈是依“千”排行，而姐妹辈又是依“百”排行，反映了文氏排行的复杂情况。若依“千”而论，则由同一高祖以下排行，曾祖辈为个位数，祖父辈为十位数，父亲和叔伯辈为百位数，然而妇女又与男子不同，似以同一曾祖以下排行。
《水浒传》第六十一回燕青“排行第一”，称“小乙”，又《警世通言》卷28《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大致应照抄宋人话本，其中说“许宣排行小乙”，他对白娘子说自己“排行第一”。可见“乙”与“一”通。（注：邓子勉：《宋人行第考录》凡例二，认为“乙”当依甲乙的次序，为行二，小误。）宋时排行第一，也可称“大”或“一”。
神怪小说《夷坚志》中就保留不少排行的称谓，如文三官人、沈十九、钱五八、黄十一娘、朱五十秀才等。（注：《夷坚甲志》卷13《黄十一娘》，第114页，《夷坚乙志》卷2《文三官人》，第199页，卷17《沈十九》，第332页，《夷坚支乙》卷3《朱五十秀才》，第818页。）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没有名，更不论字，如见于《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曾少三、邓四六、徐六三等。[45](P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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