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是真、善、美的统一——“三个代表”的历史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活动中既以认识的方式对待历史客体，同时也以价值的方式对待历史客体，既以理论的形态把握历史客体，也以理想的形态把握历史客体。这种状况在历史主体内部便表现为知、情、意相统一的过程。这就决定着历史主体在认识和构建历史客体的过程中，不仅是作为逻辑思维的主体，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情感和意志的主体。由此，历史主体内部的知、情、意统一便通过历史活动转化为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真、善、美关系。[1]（P24）从历史主客体相互对应的结构关系来审视，历史活动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性质和功能。这三种不同的活动形式既具有各自的使命和意义，又相互渗透，通过互补而形成内在统一的结构，完整的表现出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总结我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动中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内蕴着真、善、美，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三个代表”的过程也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行为。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了三者的真正统一。
二、“三个代表”内蕴着“真”
“三个代表”内蕴着“真”。所谓历史活动中的“真”即合规律性，是历史主体探究历史客体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规定，即真的尺度。合规律性作为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反映的是历史主体对于历史客体的认识和受动关系，强调历史客体不依赖历史主体的客观性质。[1]（P25）人的历史活动只有服从于历史活动客体的客观性才能成功，否则就会遭到失败。严格地服从历史客体的客观性，既是人的历史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人在历史活动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社会要求和社会本性。因此，历史活动首先关注的求真，即合乎客体世界的规律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它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十六大报告、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都强调了这一点。“三大规律”是我们党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产物。这“三大规律”处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层面，各自具有不同的重要内容和特点，却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从党的执政主体地位和视角来揭示党的活动和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从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视角来揭示的一种特定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则是从人类自古至今以及向未来发展的宏观视角来揭示的社会活动和发展的总体规律。其中，[2]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般和普遍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则是特殊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我们党经过80多年艰苦奋斗，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党自身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责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因此，我们党必须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概括起来，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党的纲领问题上，要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上，要坚持“五个能力建设”。同时，我们党要不断增强“两个基础”和确立“两个标准”。对党的本质有新的定位：“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在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上，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它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定位、执政资格、执政功能和为谁执政等执政党的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深化了对我们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坚持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基础上，又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理论创新。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更深理解和新的发展。与此同时，江泽民同志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要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他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经济分三步走阶段性发展理论，把“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又分解为三个阶段，是站在新的起点上，迈向新世纪的宏伟规划。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上，指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并且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还提出进一步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素质和全社会的教育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三个代表”，深刻总结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阶段、建设理论等，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上历史舞台的。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解放被旧社会旧制度束缚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行的“三大改造”是为了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在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党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上，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但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实现共产主义认识得比较肤浅和简单。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并应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免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全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求真并不是历史活动的根本目的，它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即对历史活动主体的肯定。这样，历史活动主体的求真意识和行为，本身已蕴含着“善”的规定。
三、“三个代表”内蕴着“善”
“三个代表”内蕴着“善”。所谓历史活动中的“善”，即合目的性或合理性，作为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反映的是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价值关系和能动关系，强调的是历史客体对于历史主体的意义。[1]（P25）历史主体的求善活动，是在求真活动的基础上对于历史主客体关系的进一步拓展。由于“善”体现了历史主体的内在需要与客体外在尺度的统一，求善活动比求真活动具有更高的意义。历史主体活动必须致力于求善，即合乎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合目的性是历史主体自我关照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规定，即善的尺度。人在从事历史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历史现象的客观规律，即按照真的尺度来实现和构建自己的活动目的和计划，而且还要考虑这种活动所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即这种活动对于活动主体本身及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实际性影响。从理论上讲，人在历史活动中必须尽可能的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他人的利益，遵循由社会所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共同利益。
“三个代表”着重从生产力的角度和从历史主体的角度去体现和实现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的。“三个代表”内蕴的“善”集中体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体表现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实际上，“三个代表”蕴含“善”的三个具体表现分别代表着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方面、文化基础方面和群众基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也分为三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01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发展目标，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新三步”战略目标。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包括目标上的“全面”、实现途径上的“全面”以及制度保障上的“全面”。在物质文明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经济制度、城市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几个方面；在政治文明方面，主要体现在民主法制、依法治国、人民权益、基层民主等方面；在精神文明方面，主要体现在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和制度保证等方面；在生态文明方面，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以及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等方面。当然，这几个方面着重都体现了历史主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奋斗目标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3]（P28）可以肯定，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党。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归结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且解决了如何落实的问题，让我们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胡锦涛同志认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真正落到了实处，这也是我们党践行“三个代表”要求的关键，这是历史活动中“真”的进一步拓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求善活动进一步提升。“三个代表”正是从历史主体的角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3]（P115）
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不断实现肩负的历史使命活动的结果，不仅体现着规律性、必然性，而且同时体现者应然性、必要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所谓“美”的存在。
四、“三个代表”内蕴着“美”
“三个代表”内蕴着“美”。历史活动具有魅力和生机，同样能给予人以享受和陶冶。所谓历史活动中的“美”，即合冶情性，反映着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内在统一关系，强调的是历史主体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即美的尺度。历史主体的求美活动是在求真活动和求善活动的基础上强调两者统一的活动。求美活动包含着求真活动，并以真作为本体论依据，但求美活动不仅要求真，而且要体验客体。求美活动也蕴含着求善活动，并以善作为评价性机制，但求美活动不等于善，而是超越于善，即超越于直接功利效应而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1]（P66）因此，求美活动构成历史活动中具有最高层面意义的独特组成部分。
和人的一切活动一样，历史活动本质上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全面实现和确证自我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在终极意义上，历史活动仍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是社会历史及其所内蕴的各层面关系充分协调和谐的统一，沿着属人理想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依据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形态和三大形态。五大形态自不必说，三大形态依次是自然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时间经济形态。社会三形态说，着眼于从客观上反映全社会范围内个别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不仅仍致力于从经济形式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而且把人的发展状态与经济形式联系起来，重视个性自由发展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人的能力的发展状况和人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控制程度作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分期尺度。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不仅是人类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而且也是与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真正地改变现实生存，是自身普遍地发生变化的最实际的革命行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也就是历史主体由自在主体到自立主体再到自为主体的逐步演化的过程。自在主体是历史主体的初级形态，依存于自然经济形态，这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群体社会。在自然经济的历史环境中，自在主体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强制关系，自在主体的发展是畸形的。自立社会是历史主体历程中的中级形态，依存于商品经济形态，这是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化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自立主体之间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自立主体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表征的契约关系。在物的依赖关系中，自立主体的发展具有两重性，主体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仍然受物的控制。自为主体是历史主体的高级形态，依存于时间经济形态，这是一个以时间经济为基础的自主社会。自为主体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以自由人联合体”为表征的和谐关系，自为主体就是以人的能力和个性全面发展为目的，即以理想人格的实现为追求目标。人类社会的进化和人自身的发展，都必须严格地以物质生产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实际水平为依据。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为人的自由自觉本性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的人全面发展学说中，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高度统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P516）
“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三个代表”内蕴的“美”集中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作为人的基本特性的类特征、社会特征和个性在个人那里的具体统一和历史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作为社会的人与个体的人统一的人在自然体力、智力、道德情感诸方面发展的全面性和个人自由地发展的内在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也只能是表现为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思想意识的全面解放与进化。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的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3]（P21）由此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并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予以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
可见，历史活动中的“美”，不是人的虚幻的、神秘的、非理性的玄想，而是“真”的达到和“善”的实现，是“真”和“善”与历史活动主体自由发展在历史活动中的具体历史统一，因而也构成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和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意境。
五、结语
内蕴于历史活动中的真、善、美，分别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人在历史活动中所追求的主、客体统一状态，又反过来各自构成人的历史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尺度。同时真、善、美、作为主客体之间在肯定性形态上的完美统一的一种表现，在本质上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历史活动作为一种完整的、合理的对象化活动，在理想形态上，必须遵循真、善、美相互统一的、综合的、整体的尺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为“真”；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为“善”；在把“真”与“善”两者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美”。事实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本身就内含了真善美，同时，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过程。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真善美的内在统一，同时也是求真、求善、求美实践活动的高度统一。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的统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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