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成本分析与收费治理——美国近十年来大学成本和收费制度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本论文,大学论文,美国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6)10-0001-05
美国公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收费标准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1990-1997年间以不变美元计算的全日制本科生学费年上涨幅度超过4％；美国私立非营利研究型大学1990-1995年间以不变美元计算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学费年上涨幅度也在3.6％，各校平均增加3，783美元。[1]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国会组成高等学校成本和收费委员会，对推动大学成本和收费上涨的力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由于美国的联邦政府不能直接命令大学将收费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因此，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立足对大学成本和收费的研究，分析推动大学成本和收费上涨的力量。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方法说明
近十年来，美国学者和政策分析机构发布的高等学校成本及学费研究报告和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怎样设定观察域才能概括美国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站在制度改进的角度分析美国高等学校学费研究的成果和问题，因此，以制度变迁的起点作为设定观察域的中心，将美国国会的报告和对制度变迁起重要作用的高等学校组织的报告作为主要分析文献，利用成本分析和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归纳、分析制度的含义。
美国的高等学校成本和学费研究，虽然一直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本和学费分析一直局限在学术界内部。1998年2月，美国国会在民众对高等教育学费长期飙升的不满情绪下，发起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高等学校的成本和价格，作为研究的结果，委员会推出了题为《坦言高等学校的成本和学费(straight talks about collegial costs and prices)》(以下简称《坦言》)的报告。该报告在调查大学成本上涨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是教与学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教师工资的上涨推动了成本的上涨。该结论与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们对大学学费上涨的不满情绪。但是，另外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各级政府对大学生的各类资助是否推动了高等学校收费上涨？肯定的结论虽然在理论推导中得到支持，但是，在国会高等学校成本调查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中并没有从实证角度予以支持。最后，该报告提出了有效治理高等学校收费上涨的方案，即进一步加强对高等学校成本的研究，让成本分析成为高等学校管理改进和治理改进的支持体系。
1998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得以通过后，国会又指示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利用现有的数据对美国高等学校成本和收费状况加以分析，其结果形成了《1988-1989至1997-1998高等学校成本和收费研究报告》。[2] 报告详细描述了公立和私立高等学校的总收入、成本和收费水平，为公众提供了分类别的高等学校收费变化趋势、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的变化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报告试图回答国会专门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学费和成本之间是什么关系，现有的统计结构能否满足检验收入、成本和价格之间关系的要求。该报告立足现状描述，和《坦言》报告以调查为基础的分析成互补，力图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完成《坦言》报告中所提出的成本分析框架、学生资助对成本的推动等问题。
《坦言》作为国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是推动高等学校收费变革的起点，也是影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几个重要报告的缘起。本文围绕该报告提出的推动成本上涨的因素分析、成本分析与治理改进两个方向，分析美国高等学校学费和成本研究成果。学费水平与学生资助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是美国近年来高等学校收费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但由于没有较明确的结论，且与其他两个问题相关性不大，故本文并不涉及。
二、关于推动大学成本上涨因素的研究
(一)研究大学成本的理论意义
大学的成本和学费(或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成本标度了大学提供服务所耗费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货币价值，而学费或者说大学服务的价格是大学向消费者收取的费用。在经济学中，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取决于供—需状况，成本只能影响价格水平。一个在市场上能够存活下的某个厂商的供给成本一定在长期基础上低于价格，但大学的组织性质决定了大学的存活主要靠学费之外的收入支撑，因此，大学的学费或价格一般都低于成本。
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厂商的成本决定了厂商能否在市场中存活下去，却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因此，对商品价格的研究立足供求分析，而不是对厂商成本加以分析。然而，大多数大学的非营利组织性质使大学具有不同于厂商的利益格局，它往往具有使成本与收入等同的趋势。用公式表示就是：[3]
R(利润)=I(收益)-C(成本)，
如果R→0，则I→C。
以上虽然是恒等式的简单变形，但它的含义却非常深刻，它一方面说明大学由于没有利润压力，其成本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它还能够说明大学是独立利益主体，大学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它至少能够补偿它的成本，这是大学存在的底线。高等教育市场不是垄断市场，但是高度细分的市场结构使大学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定价权利，而不是完全的价格接受者。这时，成本的上涨会推动大学动用它的定价权，用提升价格来提高学费对大学成本的补偿程度。② 正因为大学在收费问题上不同于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厂商行为，大学价格虽然从长期来看也取决于对大学的供求，[4] 但在短期内，价格与成本密切相关。这一结论，也得到美国教育统计中心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公立四年制本科、公立二年制学院和私立四年制非营利大学的成本和收费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5] 因此，和产品市场的价格问题不同，对高等教育价格的研究和分析要立足于对大学成本的分析而不是供需关系，成本是理解大学收费水平不断飙升的根本。
(二)美国大学成本推动因素分析的成果
早在1998年美国修订高等教育法之际，国会就组织了高等学校成本研究专门委员会，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推动大学上涨因素的分析。而后美国国家信息中心在国会的要求下，根据已有统计信息分类别对高等学校的成本和收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上研究，明确了推动美国大学学费上涨的因素。
结果显示，驱动美国高等学校成本上涨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六类：(1)广泛的学生资助。学生资助虽然不由大学支付，但美国联邦、州和各种基金会提供的各种学生资助客观上抬高了大学的收费标准；(2)人员。学生、管理人员和大学教师都可能引起大学成本的上涨。从1988-1989学年至1997-1998学年的数据看，[6] 人员变动对高等学校成本的推动比较复杂，和人们最初的经验判断有一定出入。大学学生中部分时间制、工作后重新读书的“非传统学生”比例增加，大学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增加了教学成本。而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增加，导致大学中的管理人员增加。和人们印象不同的是，大学的学术人员工资并不是促使大学成本上涨的因素。相反，许多大学为了控制成本普遍雇佣了更多的非全日制和非终身职教师，他们在大学教师中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33％上升到1992年的42％，而同期终身职教授的比例则从58％下降到54％；(3)设施。在美国高等教育扩张时期修建的设施开始进入维修阶段，而为了适应非传统学生的要求，也要对学院设施加以改建，设施是推动成本上涨的主要力量；(4)设备。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从1994年起，美国各个高等学校对设备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导致学生的生均费用上升55-140美元；(5)政府管制。近年来，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增加了7.5％的大学管理成本；(6)期望。学生、教职员对大学期望的变化也是推动大学成本增加的重要力量。学生期望大学能够更加适应他们的需要，无法忍受他们的父辈认为理所应当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而大学教师也期望大学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和从事研究的时间。
研究大学的成本在理论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哈沃德·伯温(Howard Bowen)就曾经根据大学成本的特点，提出“成本的收入决定理论”(the Revenue Theory of Cost)，即在短期内，教育的成本是由高等教育机构所能够筹集到的收入决定的。[7]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大学的成本控制通过制度控制成本，需要进行内、外部治理制度设计。大学的收费管制并不是简单的最低和最高限价的问题，而是对大学成本形成过程进行复杂的交易管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大学的收费管制要以大学成本的分析和比较为基础。
三、关于大学成本分析与治理改进的研究
由于财政拨款的削减，美国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在1990-1991学年学费增长率高达12.5％。同时，学费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从70年代初的40％增加到超过60％，而在中等和高收入家庭，学费所占比例多年以来变化不大，分别维持在20％和10％以下。[8] 美国政府也曾对此采取过价格控制，但是价格管制会出现影响大学的多样性、大学的质量、地方对大学的控制等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和大学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期降低高昂的学费对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带来的影响。例如，区分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的收费标准、学费折扣计划、529大学储蓄计划等，③ 但是这些方法都是在既定的学费标准下探讨如何降低高学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合理管制大学学费的问题。公共服务定价的核心是获取公用企业生产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成本信息，但管制部门对大学内部的信息掌握并不够，因此改善政府对高等教育收费管制的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关键问题。
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国会关于高等学校收费的两个报告都强烈呼吁大学和学院要加强自身的公共责任感，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关于成本和价格的信息。NACUBO(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响应高等教育成本调查委员会的号召，用四年的时间开发了一套简单的、使用可得数据、主要针对本科教学成本进行分析的成本分析和报告模块，希望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信息。
NACUB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透明的大学成本信息机制，开发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可以允许所有的机构，无论类型、规模或性质不同，都能够从现有的财政报告中获得信息，重组或改变信息的呈现方式，以一种更明晰和简单的方式呈现年生均教育成本和学费价格。NACUBO强调这一套方法只是帮助大学计算每年的生均成本，但是并不能用此成本来评价大学教育的质量。2001年在150所高校使用并检验了它的有效性，2002年ACE(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第84届年会高度评价了NACUBO的高校成本分析工具。
该模块一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大学的一般信息。包括大学学生人数、毕业生的人数和比例等。因为有研究显示高比例的毕业率和高生均成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这些信息本身对于成本核算没有什么意义，而是用于对成本的解释。
从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记录的是大学的开支。该模块将大学的所有开支划分为三大类：教学和学生服务、设备和社会成本以及学生财政资助费用。因此，第二部分是教学和学生服务，包括核心教育费用、教员的支出、学生服务、与学术项目直接相关的行政管理。除了直接成本之外，还包括一般管理的费用、工厂和设备的折旧等。此外，该模块将院系研究(department research)的费用也纳入教学类中，NACUBO认为，所有的院系研究费用应该包括在教学和学生服务之中。院系研究非常关键，对提供给学生的教学质量和价值有直接的影响。任何要将院系研究和教学区分开来的尝试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和教学的结合已经成为大学和学院发展的主要趋势，而且也能够使学生直接获益。这部分数据的记录放大了权责发生制，分析成本的大类，既体现了高校培养成本的整体性，又实现了区分支出类别的作用。此类费用是大学提供教学服务的直接成本。
第三部分是设备和社会成本。这类费用包括课外的文化活动和设备(例如，博物馆、剧院和演艺中心)，宗教项目和设施，运动和娱乐项目，例如花园、植物园以及其他一些直接或间接对学生的教育经验有帮助的实体。这包括校园书店、住宿和餐饮服务等。有时这些不被认为是直接的教育费用，但它们的确是重要的教育投资。另外，提供文化学习机会(cultural opportunities)和发展校园社团等费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NACUBO的另一份报告中曾指出，[9] 目前美国大学中部分时间制、工作后重新读书的“非传统学生”比例增加，大学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对校园设施加以改建，同时美国在高等教育扩招年份里修建的设施开始进入维修阶段，因此设施是推动成本上涨的主要力量。这一新的成本构成所占比例的日益增加，说明目前的教学形式发生着变化。此类费用是社会成本，由大学和接受服务的学生及其家庭共同承担，反映了大学和学生、学生家庭共同为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付出了多少。
第四部分是学生财政资助的费用。学生财政资助在大学成本的经济学讨论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资助既可以看成是对教育质量的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价格的折扣以填补空余的座位。财政资助的费用包括大学的奖学金，而学生的贷款则被排除在外。NACUBO的报告中指出，对学生的资助虽然不是由大学给付，但是美国联邦、州和基金会发起的各种学生资助客观上抬高了大学的收费标准。因此监控学生资助水平的变化状况，能够为分析资助是否拉动学费上涨提供数据支持。
最后，设施和资本性费用。传统的会计方法难以记录教学设施完全的资本性费用，它只将原始的成本记入账内。大学设施能够使用半个世纪或更久，但是大学的账目只能记录修建这一建筑的费用，而没有置换成本(replacement cost)，同时也不能显示机会成本。因此资本性费用对生均成本的贡献被忽略了。但是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又会引起争议，所以NACUBO将其作为一个补遗，列在模板上总成本之后。这项补遗使大学能够评估重置所有设备的成本，计算其用于教育功能的部分，然后计算出用于学生教育的费用，除以学生数，能得出生均设备成本的数字。因为这一数字并不像模板上的其他成本组成部分一样精确，所以它是独立的，也不记入成本信息中。虽然会计制度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的变化，但是记录这一数据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思想上将机会成本的概念作为资本性支出的校正引入大学成本中。
信息公布是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政府正尝试性引入成本分析模板，以修正信息不对称，在不影响美国大学多样性和提高质量的努力的前提下，管制大学收费的持续上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所大学公布财务信息，成本不明晰使得通过降低运行成本来降低学费的方法失去了应用前提。美国以同一模板和口径公布成本信息，而不是核算高等学校成本，既回避了高等学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记账方式不适应成本核算的难题，又实现了通过成本信息的相互比较，启动了大学成本控制努力的激励机制，使大学和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培养成本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为公众、大学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既有利于政府合理管制的实施，也有利于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注释：
①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政府对大学收费的管制研究——制度基础与管制策略”(批准号：DFA030129)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②在政府对大学收费设定最高限价的情况下，大学往往会通过降低质量的替代战略去提高学费对成本的补偿程度。
③529计划有两种模式：预先支付学费计划和大学存款计划。所谓预先支付学费计划就是，家庭可以购买将来的教学年份或单元。大学存款计划则允许家庭在任何一个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一个特殊的存款或投资账户，用于学生将来高等教育的开支。参见Paying for College:Prepaid Tuition and College Savings Plans.Loane Shannon,ERIC Clearinghouse on Higher Education,2003.